多数人不喜欢经常被人看――当然，演员、推销员、西方政客和芙蓉姐姐们除外，可就连这些人多半也不大喜欢被人看以后还要被人说。然而，在当今社会里，被看和被说都成了越来越经常的事情。农耕时代的农人常年见的都是家里村里的熟人，工业时代的工人则像机器一样模式化了，而现在的都市里每天要看到多少新的人新的事？反过来看，看人说人也不容易，一张口就有可能“祸从口出”，到底是说“是”还是说“不”呢？说好话听的人当然高兴，哪怕知道人家说的不是真心话，说批评的话就有风险。所以人发明了幽默，轻松的调侃可以比严肃的批判更容易被人接受。当然也不是绝对� 模�要是说的人尺度把握不准，或者听的人缺乏幽默感，幽默就会变成讽刺，甚至比正面的批评更刺耳。所以，不喜欢被看、被说的人，最不喜欢的还是被笑――尤其是被外人笑。

不久前我们被美国大使骆家辉的“平民化”举止震了一下，赞美的愤懑的议论都不少，有的说他给我们的官员们做了个榜样，也有的说他是在故意作秀刺我们。我看骆家辉是个一脸严肃的政治家外交官，他只是低调地（当然很可能是作秀式地“低调”）展现了他和我们很多官员的不同做法，好像并没有“笑”我们奢侈。不过受他的启发，我们倒不妨来点幽默的回应：其实我们的外交官在美国远比骆大使节俭多啦，下次逛跳蚤市场之前也来点新闻发布怎么样？要是美国的电视台没兴趣，咱就派央视去拍下来，全程直播！

最近倒真有一位著名的美籍华人在“笑”中国的官员了，而且是在商业戏剧之都百老汇。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喜剧《中式英语》（Chinglish）不久前首演后，观众笑声不断。剧中讲一个破了产的美国商人，到中国来找机会咸鱼翻身，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闹出许多笑话，却因他曾经和安然丑闻有过瓜葛的背景而被东道主视为“名人”，又因“入乡追俗”和女官员产生感情做成了生意。这个故事不能算十分独到精湛，反映的是中国开放初期的一些相对表面的现象。但由于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很有点“陌生化效果”，特别有趣；作为一个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作品，更是百老汇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当代西方主流艺术市场的第一次。

黄哲伦是当代世界剧坛赢得最高荣誉并得到最多演出的华人剧作家。父亲是上海去的移民，他生在美国，曾多次访问中国。他1988年推出的《蝴蝶君》尖锐地嘲讽了西方人的沙文主义和大男子主义，却得了百老汇托尼奖，在几十个国家演出过。《中式英语》讽刺的对象仿佛主要是中国人，所以他觉得中国人可能不会欢迎。

我们会把这个戏看成是美国人笑中国人吗？其实未必。中国人也知道，幽默可以是社会的减压阀。当然，跨文化的幽默会特别敏感，关键看调侃的对象是否平衡。《中式英语》里的两个美国商人和中国官员都有毛病，也都有笑话，这就大致平衡了。有了这个前提，在笑声中暴露外商拉关系、官员开后门等等社会弊病，喜剧又可以是解毒剂。有幽默感的中国人不但会时不时笑笑自己，还会笑着接受别人的笑――那能让我们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一面。

幽默和讽刺的界线不大好划，二者常常有重合。讽刺是单向的，鲁迅说“把人生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就是抨击式的讽刺；但如果在讽刺对象中把自己也包括进去，那就有幽默了。光看鲁迅的杂文，好像全是匕首般的讽刺；而他的小说就很幽默，探讨国民性的“阿Q”是最好的例子――毕竟作家自己也是中国国民之一。幽默就是笑别人也笑自己。

把自己放进去，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被看的人最好自己也看――看了自己工作的录像，旁观者清，才能改善提高。被说的人最好自己也说，这就是和人对话、交流；被笑的人最好自己也要笑――这最不容易，交流中善于得体地自嘲是人类表演的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