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各大网站博客上读到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的文章《向往优雅生活》（2014-5-5），题目是好题目，可是觉得李银河似乎随意就议论了一回“优雅生活”，本身就是不够优雅的表现。难怪，当下中国的学者专家，都习惯急匆匆地发表言论，每日在网络上露脸，已经来不及深思与“优雅”之后再谨慎表达了。—— 我下面要议论的，是说中国现阶段何止远远谈不上优雅生活，而且相反，正如李银河所认为的，这是一个“粗粝的环境”，不忌讳地说，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许纪霖：《礼崩乐坏的时代如何寻求共识？》共识网 2014-5-13）。在一个以喧哗和骚动为“格调”的时代里，议论优雅就有些奢侈。
现时代的中国，正行进在急不可耐地富有强盛的中国梦向往心态中，所以李银河所不堪回首的“粗粝环境”岂止会结束，而仍在变本加厉着，只是在同一轴线上以伪装的形式突飞猛进而已。财富膨胀，浮华夸张，宏大扩张，雾霾蔓延，粗粝在物质过度、人口过剩与环境污染层面恶化，同时在精神层次腐败。按照李博士的社会学专业理论，历史积淀的本色和习惯是会遗传甚至发扬光大的，穷困革命年代的粗粝，会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今日暴发之后缺失品质的“粗鄙”。物质不会变身为精神，但是会毒化或者善化人的心理，关键要看是否有进化的悟性。我认同李银河的质疑：为什么富裕之后，还不进入到一个“优雅生活”的时代？值得人人深长思之。以下有若干答案：其一 ，如果中国梦的主题只是国家强盛、为昔日被侮辱被损害争一口气而不向往普适价值的话，那么国民和社会不仅不会优雅，还会好斗。其二，假如整个社会不在法治和明规则、道德和合作精神上全力以赴努力的话，则不但无雅，且越加奸诈。其三，倘若广泛的不公正、不平等、不平衡和不合理得不到缓解的话，戾气与雾霾交织，想要优雅，缘木而求鱼罢了。其四，只要还是单面人的教育取向，那么没有人文教养的国民，一辈子都会不知优雅为何物。其五，后现代的全球化，一定会普及全人类的“审丑文化欲望”，岂止不优雅，简直就是全面恶俗。
优雅的对头是恶俗。恶俗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以粗鄙真身大摇大摆过闹市的，另一种便是化妆成优雅君子和道德家，施施然向世俗卖笑。全社会恶俗，包括政治、商业、教育、知识界、平民生活、社会舆论，都在权术、潜规则、伪道德、实用主义、金钱、物质的腐蚀下，在生存压力下，竞相腐败。现在离古典时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很难让“优雅”这样的稀有资源得到崇尚。古典时代一结束，“优雅气质教养”便遭遇致命打击渐至湮灭。因为“贵族精神”遇到了两大灭绝者：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两大杀手都是强大无比的恶俗势力，迄今不可战胜，它们具有可以最有利地毒化人性的功能，使普罗大众的魔鬼性彻底释放和堂而皇之地当上历史的主角。从此，包括优雅在内的贵族精神，便从内涵异化为一种装饰主义的形式。“恶俗”成了真正的主人。在后现代社会，无顽劣不欢，唯游戏则刺激；混搭是酷，无赖方民主 ；大丑为美，无知才自由。以大众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庸俗是最大的时尚。当人人都要享用高尚生活之时，那么只能出现遍地的伪优雅，以满足群众的虚荣心。用高科技工业化制造方式大量复制LV和拉菲，还想要精品，那是痴人说梦。
网络信息时代，“信息”是没有意义的“技术媒介本质”，高贵优雅只是作为一种形式风格存在，速朽之下无品质，直接的、赤裸裸的、极速的、爽快的、任性的是信息的本质携带基因，所以，
急匆匆地表态
闹哄哄地参与
恶狠狠地骂人
居高临下地训斥
嬉皮笑脸地调戏
傻乎乎地卖萌
舒舒服服地暴露
这些便是“庸俗主义主角化”的形式。商业、市场、民主、群众、娱乐、消费等等，不也是平民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么？托克维尔当年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早就警示过世人，这种新民主未来一定会带来“多数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这是多数人追求幸福权利必然带来多数暴政和品质恶劣之二律背反的困惑，优雅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消灭的。90年代保罗-福塞尔写书批判美国的恶俗，书的副题是：“或美国的种种愚蠢”。愚蠢是肯定的，不仅仅是商业、市场化的利益驱动，重要的是世界上80%以上的多数成了主角，哪里还会有贵族范儿的精品和智慧？你不服也不行，无产阶级大多数从来就不喜欢贵族的讲究，只有舒服的发泄和粗鄙的人性化才是本色。不讲理的戾骂就是本时代最流行的粗粝口淫娱乐发泄。
李银河在文章中提到的北大教授孔庆东，是这个时代社会粗粝狂言与口淫思潮的一个导师。在上一次香港地铁大陆人和香港人发生冲突时，孔博士曾经借传媒破口大骂，被称为“三妈先生”。孔教授还说：“到现在呢我们香港回归了，人心并没有完全回归，还有很多这个殖民主义留下的狗崽子，啊。他在殖民主义者面前是狗，但他对待内地同胞面前他忽然觉得自己是狼。”“当年英国怎么对付香港这帮狗呢？拿着鞭子不老实就抽啊，生生给抽老实了知道吧。就是用老百姓的话……用北京人的话说就他妈欠抽，啊，就是欠抽。”孔博士继续发扬阶级斗争观民族主义情绪冷战思维，带着仇恨表达族群、地域歧视，粗暴便也顺理成章了。教授说脏话，不再是蔡元培、胡适时代北大的传统，而是后来革命粗粝时代的习惯性延续。孔庆东还不算很极端，今年香港街头便溺事件，再度激发更狂热的群体咒骂。“粗鄙”作为一种集体癫痫情绪化发作，是在地域文化冲突背景上越演越烈的野蛮文化。教授骂得，天下人也都可以粗鄙得。网络咒骂，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代表作。甚至有学者专门论证，可以公开骂人才是民主社会开明的信号。
其实不讲道理的粗鄙谩骂与狠辣诅咒只是一种恶俗反应，更大的粗鄙还在粗鲁语言的背后，是对自我粗鄙行为理直气壮合法化自我认同心理，即对于数量不少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横冲直撞任性自由之行为方式的价值观捍卫：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流氓是我的自由，我为什么要按照你们制定的行为方式和普世价值观来做人？你认为我是恶俗，我也同样认为你们都是恶俗，彼此尔尔，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大略梳理一下便可以清楚：中国现时期的粗鄙文化表现，具有几重文化基因底子：传统的墨侠流氓文化，革命时代遗传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习性，商品化市场化背景下的平民性流露，富裕暴发和国家强盛之后的嚣张释放，信息时代民主自由心理的泛滥，严重缺失法治约束教养的习性，等等。福塞尔说：“伟大的恶俗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东西。”（《恶俗》P4,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这句话移用到中国人身上，也是合适的。
我们万万不可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给我们深入灵魂骨髓的影响力，随手举一个例证。陈丹青说道：“我在三联书店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 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等于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陈丹青：《笑谈大先生》，P14-1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在长期接受侮辱与损害的待遇下，便是一种粗粝暴躁的习性，残酷斗争的性格和执着仇恨的心理，一报还一报的互害相处方式，和极端主义的思维定势。习惯性的盛气凌人，渐渐升温的气急败坏，毫无顾忌的粗鲁呐喊，以及竞相不讲理的吵架作风。
时移世易，从绅士阶级到无产阶级，再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剩下的是怎样的能耐呢？现在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点能耐：除了钱，没有了。从没有想过优雅是什么，骨子里剩下顽固执着的无产阶级化基因。有一个判别标准很容易看到这种无产者的灵魂性情：在一个Party上，那个人只捡贵的、好的东西放开了大吃大喝，他的全神贯注全在饕餮的享受上了，一面吃，一面往富人和年轻美貌的艳女堆里钻。多数人都被一种唯一欲望完全垄断了，赤裸裸地洋溢出来，肆无忌惮地张扬。“吃得多”就是长期饿坏了穷惯了而需要填充的生理和心理习惯的条件反射 —— 优雅者吃得很少，少而精，非常少，恰到好处 —— “吃”这种口腔欲望期性格，变成一种扩张的吃（饕餮）的行为模式：贪食、吞噬，外延到金钱、房子、女性、奢侈品、护照国籍等等，海量占有，因为骨子里有一种“穷困缺失恐惧心理”威胁，所以要不停地吞食。
中国许多已经富裕的和小康阶级的人士，对于高级格调和精神生活还是很外行。各阶层的本质都一样：中国大妈，土豪，暴发户，贪官，叫兽，砖家，屌丝等等。大妈在社区大院跳舞，刺耳之声震天，逼迫得周围住户泼尿淋粪，这广场舞还冲出纽约，到达巴黎卢浮宫花园，很放肆地愉悦了，但没有理性和节制。作家韩东有一个说法挺准确的：“中国社会确实比较浮躁，各行各业，包括作家也是。这个会议，那个会议，你要有成功，你就得有人脉。为什么中国没有高端的作品，就因为我们不能全神贯注。中国人不缺少智慧、不缺少阅读，也不缺少眼界，现在中国人在全世界蹿来蹿去。中国人缺的就是全神贯注。”（南方周末2013-11-7）讲人脉就会拉帮结派，拉拢人情关系，跳广场舞，集体抢购，蹿来蹿去，没有全神贯注是因为缺失独立自由的心性，缺失单纯和宁静。
现在时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在政绩战车上的官员，疯狂圈钱的土豪，抢占一线资源的中产阶级搏斗者，在底层挣扎的民工屌丝，过度养生的退休大妈大叔，在教材参考书考卷压迫下神经质的学子，集体狂欢，互害浮躁，动荡不堪。一个驻扎在中国的法国时尚记者写道：“生活在摩登的中国，对于我来说就好比生活在美国‘咆哮的二十年代’。它让人振奋，狂热， 各方的机会让人甚至没有休息喘息的机会。”（gabrielle-in-北京，新浪博客 StyleIconFashion,2014-5-5)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无产阶级精神化的专业工作者。某教授在教室对着学生吼叫：“将来你一年挣不到4千万，你别回来见我！”—— 这架势让我想起《高老头》的结尾：拉斯蒂涅在埋葬完了高老头后，远眺巴黎，只见巴黎蜿蜒曲折的躺在塞纳河两岸，慢慢的亮起灯火。他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旺多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窿之间。那便是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区域。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好像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同时他气概非凡的说了句：“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
其实李银河是正确的，中国实在太需要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优雅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优雅吧。最有资格论述优雅的应该是古典主义美学家和贵族了。温克尔曼如是论述：优雅，是一种理性的愉悦。它通过培养和思维加以发展，并能转变成特殊的、与其相适应的自然属性。它不需要勉强和杜撰，但需要细心和努力，使人的气质在一切行动中达到相当程度的轻松，而它在一切行动中的表现又与每人的天才相适应。它包含在心灵的单纯与宁静之中。它赋予人的一切行为和动作以愉悦感，并在优美的人体中以其难以超逾的魅力独占鳌头。（【德】温克尔曼：《论艺术作品中的优雅》，参见《论古代艺术》一书，P1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
在美学上，特别有一个艺术象征来形容什么是优雅，那是一种平衡姿势，“当人体处于宁静状态时，重心落在一只脚上、另一只脚不承受重量，它稍稍向后挪动，为的是身体脱离垂直的状态。”“对现代艺术家们来说，宁静的姿势似乎是不重要的和没有生命的；因此，他们把那只不承担重量的脚安排得很后，目的是创造理想的姿势，减弱支撑身体中心的那只脚的部分重量；并且，他们再次破坏了宁静的状态，把身体的上半部和头部处于一种转折状态，好像被突如其来的雷电惊吓的人那样。”（【德】温克尔曼：《论艺术作品中的优雅》，参见《论古代艺术》一书，P1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
艺术作品的“姿势范式”就是时代生存范式的心理象征。优雅就是宁静，以一只脚支撑生命的重量，而另一只脚处于闲逸状态。生命只需要用一半的紧张去竞争，另一半余地去获得精神的自由。而现代艺术范式则是全体处于高度紧张的竞争状态，破坏宁静，在时刻被突如其来的雷电震撼的刺激下生存着。在如此过度奋斗的境遇下，只有粗粝和狠辣的出击才可以保持不被打败，于是就不再有优裕从容和轻松优雅的心境，不再有端庄高贵与独立自由，整天像一只受惊的老鼠和神经质的狼。现时代由“美国梦”开启的范式，导向的是“赢家通吃”的强势竞争模式，作为它的变种之“中国梦”，肯定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之优雅”无缘。
优雅第一是态度，第二是品质，第三是形式。从容不迫，知所进退，不卑不亢，尊严从内力透发出来，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为态度。用好东西而不苟且，是对品质的执着。形式是“格”，态度是“调”，二者都讲究，那是品质。在适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与面对合宜的对象做得体的事、说恰如其分的话，是态度品质和形式都到位，也是优雅。特别讲究，是不瘟不火，不过度，无不足。优雅不优雅首先是人性，然后才弥漫至环境。人性凝注在心理状态里，如果有一种理智的沉静和宁静致远的修养，便很淡定从容，气度自我包容。既要进取，也要保持平衡的宁静。—— 这些优雅对于目前中国来说，不是很值得处处讲究吗？
优雅靠什么生长起来的？靠有闲阶级和优越心理。继承贵族精神的阶级以及优裕的知识分子，有足够反思的时间，没有过度的压力和恐慌。这样才能讲究。“优雅”是一种格调，格调就是要执着坚持和修养入骨的东西，养成一种规矩习惯，泰山崩于前而不惊（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绅士，还可以喝完最后一杯威士忌，听着室内小乐队为永别送行），千金诱惑而无所动于心，不贪不婪，因为有独立的自信和足够的自我在，既不仰望别人雪中送炭，也不贪慕他者锦上添花。这是一种骄傲或曰傲慢，才可以优雅得起来。
说到底，优雅确实是贵族精神的内涵，在今日一个平民大众文化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在不优雅的时代向往优雅，值得深思。今日不再需要特权的贵族阶级，但是大众需要贵族精神来做范式。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有一个认知误区，以为贵族是作威作福压迫普通人的恶霸，所以务必以革命来清除贵族。实际上，没有平民就养不起贵族，没有贵族就没了一个民族的主心骨，二者和谐共处、相得益彰。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痞子心性、奴才精神，平民同样可以具有贵族精神的良好内涵，即尊严、规则、诚信、责任感、理性和自由精神。一个社会富裕以后，特别需要富裕阶级建构一个有修养的文化范式，逐渐脱弃浮夸虚荣、剑拔弩张的态势，以有闲之心境，修养文明的尊严和自由之精神。
中国的富裕阶级和知识阶级应当联手为再造中国的优雅文化范式而努力。世界上除了“美国梦”的范式之外，还有“欧洲梦”的另一种范式呢。“中国梦”值得承继传统“斯文”的合理内涵，学习欧洲梦的榜样。“斯文”是中国式优雅的说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余何？’”（《论语-子罕第九》）前人虽逝，而斯文犹存。思想生活是被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所包容着的。斯文是来自古代的规范性价值观和形式传统，来自世界文化传播的优雅文化，一定要在原著地的斯文基础上嫁接生成。借鉴着美国梦、欧洲梦的文明精神，中国梦在本土斯文的根上才可以渐入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