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出了一本并未在各大媒体上进入什么排行榜的文化批评集子，叫做《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2013年12月，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私人定制》粉墨登场，获得不俗票房。在电影院出来之后，我立刻想到了周教授的那本书。周教授痛心疾首批判的现象，最终还是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占领大众市场。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是这些年周教授发表的一些文化批评文章的选编。不过这些文章却有着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并可名之为“裂变”，关于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裂变。裂变，就个人而言是现实处境和社会认知的分裂，是政治权利和个人想象的分裂，是经济状况和消费需求的分裂；就社会而言是问题丛生和花天酒地的分裂，是极权政治的欲望和极权文化的萎缩（伴随消费文化的崛起）的分裂，是国家富强和个人卑贱的分裂。
最令我拍案的是周教授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和判断。在题记中，周教授提醒我们，切不可被那种掩盖了现实中阶层分化和板结的“浪漫主义”文化所欺骗。在周教授看来，大众文化值得警惕之处就在于现实中社会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且难以改变，它却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种种不公的方式。总体而言，大众文化越来越“去政治化”，变得越来越市侩主义和傻乐主义。在《傻乐主义与电影贺岁化》（此文发表于2010年初，其提出的问题却愈演愈烈）中，周教授痛心疾首地说：
我们已经失去了“沉重的肉身”，失去了“沉重思考”和“沉重体验”的艺术能力。我们深深陷入到离开真实人生的美学漩涡之中。在这里，电影的贺岁化所预告的“傻乐时代”，乃是这样一种时代：对于历史和现实，乃是“看，却看不见”；对于快乐与刺激，则是“一定要看”。无形中，人们觉得，只要是崇高的，就是假的；只有那些幻觉的，才是真的——或者直接说，只有快乐的，才是我们要的，这就是傻乐的逻辑。（原书第55页）
看完冯小刚的《私人定制》，对周教授的洞见愈加佩服。可是周教授或许想不到，傻乐已经升级了。在《私人定制》中，躲避现实的傻乐却躲避在“人文关怀”和“讽刺权贵”的牌坊下面。我的一些朋友（都是学习了多年文学理论的硕士、博士）竟然都被这种伪人文关怀和假讽刺给欺骗了。这也不能完全责备他们，在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大片彻底傻乐化的情况下，突然冯导的《私人定制》开始“讽刺”权贵，天真地被欺骗也是可以理解的。
导演冯小刚于2013年12月29日在新浪微博中自负地说：“《一声叹息》突破了婚外恋题材禁区；《天下无佟吠黄屏速不能当角的禁区；《集结号》突破了战争对人性描写的禁区；《一九四二》突破了对民族历史的解读；《私人订制》突破了对权力的讽刺。我尽了一个导演对中国电影的责任，无论创作还是市场。自视甚高的影评人们，我如果是一个笑话，你们是什么？”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在其新浪博客中，针对冯小刚的“五个突破”仔细地做了一番精彩“点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2e2yw.html）。肖鹰认为冯导自诩的五个突破是一个文化笑话，冯导所说“如果我是一个笑话”一句，应该把“如果”去掉。肖鹰嘲笑冯小刚所谓对权力讽刺的突破，称比春晚赵本山讽刺村长的级别要高，讽刺了镇长。然而，肖教授没看到，冯小刚根本就没有讽刺权贵。冯导批判的背后是合谋，是骗局，是一种展现给大众的姿态而已。《私人定制》的第一个主体故事的主人公是出租车司机，第二个主体故事的第二主人公是一个农民，第三个主体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河道环卫工。《私人定制》看似在讲述底层，却似乎是通过底层来讽刺权力和有钱人。这是一个吊诡的手法，也是一种近乎无耻的手段。Magasa在《冯小刚的政治正确与时代错误》一文中，犀利地指出：“冯氏电影的讽刺性开始‘失焦’。比如电影《私人订制》，讽刺的到底是谁？如果说是权势阶层，影片中根本没有出现一个权势阶层的成员，所有权势者都是平民假扮的，真正的权势者看到影片中的蹩脚模仿场面恐怕也并非认为自己被讽刺了。”这是我看到的关于《私人定制》最准确的定位了。实际上，关于下层人乔装愚弄上层人，一直是民间故事的原型，也是讽刺喜剧常用的手法。不过，《私人定制》并非用的这个原型，而使用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个文学原型。通俗来讲，就是把底层牵出来遛遛，出个洋相给大家看看。
如果分析一下《私人定制》的笑点，上述判断会更加确凿。第一个主体故事是范伟饰演的司机想要证伪“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影片的笑点都集中在司机作为一个小人物如何无聊、无知甚至是愚蠢，尤其是最后司机要挑战“色戒”的时候，观众们的一片笑声到底是冲着司机假装的镇级领导去的，还是冲着权力本身去的，亦或是冲着司机的颟顸去的？第三个故事是宋丹丹饰演的一位环卫女工梦想成为有钱人。当环卫女工一睁眼说出“有钱”两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冯导玩砸了，这个故事肯定比第一个故事更烂。，果然不出所料，整个故事的笑点集中在了穷人如何蹩脚而夸张得模仿有钱人。当环卫女工把香水喷在脖子，观众们开怀大笑的时候，他们到底笑得是什么？通过笑点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冯小刚还是在利用“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故事原型，以居高临下的大院子弟心理，嘲弄底层的小老百姓。这种笑绝不是讽刺，而是周教授所说的“傻乐”。冯导演跻身上等阶层太久了，已经不知道下层人究竟面对什么了吧？司机可能为父母的身体忙得焦头烂额，环卫工可能为子女的婚房东拼西凑。他们的生活绝非是关于权力和金钱的欲望。说实话，《私人定制》正是因为它对待底层的态度激怒了我。你可以不讲普通底层的事儿纯傻乐，如《非诚勿扰》两部；但是，既然讲底层，就请真诚点儿，不是所有关于底层的电影都能称为“有人文关怀”。
《私人定制》关于底层的讲述是伪人文关怀，而所谓讽刺，更是赤裸裸的假讽刺。除了导演“求雅”（实际上我没见过哪个导演因为“俗”而被影评界或学界所诟病）的故事外，小钢炮好像火力十足，在另外两个主体故事中向着权贵发射。司机的故事好像在讽刺权者，环卫工的故事好像在讽刺贵者。向着强权开炮，向着资本开炮，颇有点儿公知的味道。不过耐心地看完电影，让人不得不鄙视并佩服冯导的精明。北美《好莱坞报道者》的文章批评《私人定制》“拙劣的社会批评” （http://fz.ifeng.com/ent/zxw/detail_2013_12/23/1626872_0.shtml），实际是外国友人没有设身处地看清，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任何社会批评。整个电影其实就是市场、主流意识形态、导演的一场合谋，这场合谋使得电影在现行体制下安全过关，使得电影票房大丰收，也使得电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驯化大众的“帮闲”。对于第一个故事，有些影评人说《私人定制》“背叛了群众”，认为“群众里有坏人”，这显然太过了。还是《好莱坞报道者》的文章批评的到位，“把社会的风化沦丧推到百姓身上，将老百姓不是省油的灯作为贪官猖獗的理由之一，价值导向显得简单可笑。”而最后一个有钱人的故事，则更是不见任何讽刺；若说有讽刺，则是讽刺了底层环卫工的“装大尾巴狼”。
总的来说，关于“讽刺”权贵，《私人定制》有两大无耻的伪公知逻辑：一，腐败问题，群众不是省油的灯；二，都不容易，有钱人也不容易。第一个逻辑，把制度性结果转变成所有人的素质问题。这实际是国民性批判的延伸，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好了，一切都好了。这是一种非常有迷惑性的和稀泥思维，把制度问题、权力属性问题除以十三亿，于是责任稀释了。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励的“讽刺”方式。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国民性是随着浪漫主义兴起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很多学者拒绝国民性这个概念，即使承认国民性，也必须认清它的建构性，绝不能将其作为本质主义的存在去讨论。马克思的名言，就其现实而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行为需要从社会关系中需找原因。第二个逻辑，把政治经济问题转变成伦理、境界问题。抛开现实中的制度上的不公，经济上的压迫，专谈每个人都不容易，有钱人都不容易，这实在让人费解：冯导究竟要讽刺什么？当然什么都没讽刺，又是和稀泥。所谓容易不容易，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具体说来，每个人都不同意，山村里的留守儿童不容易，李天一也不容易；再一细想，恐怕自从进化成智人以来，也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市井草民；再一细想，恐怕自单细胞来，进化过程中一直到现代，没有任何人或生物是容易的，不管是享受高科技的我们还是上树摘桃的猴子。《私人定制》的“不容易”说，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行文至此，《私人定制》的伪人文关怀和假讽刺已经昭然在目。上等阶级嘲弄下等阶级逗中间阶级笑，即使结尾弄一点保护环境的公知情怀，也掩盖不了这个电影的恶俗。《私人定制》其实是一部傻乐喜剧，而绝非讽刺喜剧。作为2014年首部贺岁剧，它非常好地成为周教授提出的“精神裂变”的注脚。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制度性不公的恶果越来越突出，底层生活越来越艰难，社会冲突越来越严重；而大众文化却越刻意营造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美学。这种傻乐美学在《私人定制》中变成了升级版傻乐美学。这个升级版傻乐美学和周教授的傻乐美学比起来，基本原则不变，然而却是通过虚假的引入现实从而达到逃避现实的目的。恶俗地把底层纳入傻乐范围，以伪人文关怀与假讽刺获得“老百姓”的喝彩，获得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青睐，制造一种升级版的虚幻泯灭人们心中的抗争念头，投入温情脉脉的傻乐逻辑，这是作为升级版傻乐美学的《私人定制》的最大特点。
完稿于2014年1月26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