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大之后掀起的反腐浪潮引起了举世瞩目的关注，中国社会思想界自然不会对此保持观望，各种各样的评价“鱼贯而出”；有人认为，执政党此举意在推进更为彻底的改革事业，有人认为它仅仅是一场新的派系政治斗争，还有人认为它只是中国当下的经济困局所倒逼出来的一种临时性应对措施。鉴于时间原因，这些不同的评价暂时还不能获得“检验”，我们只好暂且搁置一旁，而这些争论却引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的这么多贪官是左派还是右派？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贪官属于自己的思想阵营，甚至刻意将他们推向对方圈子里。其实，中国贪官队伍庞大，内部思想分化必然存在，因此很难说清楚他们到底属于哪个社会思想派系；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往往都是没有真诚“政治思想”信仰的实用主义者，所以经常表现出秦晖先生所说的一种奇特言行模式——“讨论权力的时候是左派，强调政府集权；谈论义务的时候是右派，强调市场机制”，也就是说，他们大都希望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却极力推卸本应承担的对人民的政治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贪官群体确实不太容易在“政治思想谱系”上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可以认为，它们本身就是由“老油条”和“墙头草”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无关政治思想的话题！

关于中国的贪官群体，虽然我们可以大概获得以上“基本判断”，但仍旧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首先，中国几十年来的“知名清官”（如胡耀邦、朱镕基等）一般被归为什么思想派系？众所周知，他们属于所谓的“右派”（自由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取向），这是中国左派朋友也早已承认的事实。其次，中国刚刚被挖掘出来的“知名贪官”（如周永康、薄熙来）又属于什么思想派系？地球人都知道，薄熙来属于“经典左派”的政治代表人物（以“唱红打黑”为标志），而周永康的政治言论和行动也完全符合“左派”的风格，且它的亲密朋友大多都是知名的左派思想人士，关于此，似乎已经不必细说。再次，中国的贪官队伍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首要的前提显然是“被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其次才是所谓的“市场寻租”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成为“大老虎”的首要条件是“左派”提倡的国家集权，因此它们的切身利益更接近左派的政治主张。最后，中国中央政府当前正在推进的“改革”遭遇到了贪官群体和“左派”的共同抵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内在亲和力。基于这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贪官群体虽然缺乏明确的政治立场，但他们从整体上说更接近“左派”思想阵营，这应该是经得住历史实践检验的结论。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贪官是左派还是右派”的争论还是很难平息，因为确实也有很多贪官经常会有“亲改革”的政治言行，甚至有人还高调宣扬“自由市场秩序”和宪政民主等政治经济主张，这就为中国“左派”提供了有力的“口实”；特别是很多官员的贪腐行为又经常和市场经营者（“左派”所谓的资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多左派朋友趁机将官员的贪腐行为归因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从而对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更有力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左、右两派就很容易通过对“事实”的刻意选择乃至剪裁获得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从而导致双方的争论处于“自说自话”的境地，而在这样一种话语混沌的状态之下，关于何者更为“有道理”的判断就变得很难做出，除非是再次回到我前文所做的那种对比式“分析道路”上去。进一步说，当争论的一方专门去强调自由市场的优点而逃避对其缺陷的讨论而另一方刻意回避国家的“负作用”而“天然地”认定其具有全民利益代表资格的时候，双方的争论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取得“足够”的论据却难以对其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果之一就是，他们都争相将“贪官”推到对方阵营里去，却懒得去仔细思考这个群体得以生存的“复杂”社会土壤。

无独有偶，伴随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展开，中国左、右两派再次发生了对立思想的“遭遇”，左派批判右派的“取消户籍制度”和“土地私有化”主张，而右派则批判左派提倡的“歧视型”制度设计，双方的争吵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不可开交”。其实，仔细分析他们理论观点的“对立”之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分歧的“核心”所在，右派认为自由市场可以比政府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市场导致的“社会分化”相比于政治制度带来的“社会分化”显得更为“合理”；而左派的论证几乎全部是基于如下的三个理论前提：一、国家具有无可置疑的国民“公共利益”代言权力，二、自由市场体制本质上就是必然带来贫富分化的“不平等”（包括剥削）社会机制，必须受到政府遏制，三、公民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政治公理”。由此不难看出，围绕户籍和土地问题所开展的“左、右”之争看似复杂，其实就是两套政治理念的对立，它属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话题，根本不可能通过“经验（实证）主义”方式加以化解。很显然，这样的争议“根本没必要去争”，即使争论100年，也不会有理论上的终点，它注定是一个政治斗争和实践的过程，而其中的“得失”只能交给未来的历史教科书去书写了。

总而言之，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可能只存在于“事实不清”的阶段，而如果有很多的历史事实已经基本“明确”、只是不同人因为不同的“偏好”而给予不同判断，那么，围绕这些细节展开的争论必然变得毫无头绪，甚至毫无意义。这就好比说，有人抓住文革时期的中国农民贫富分化不明显这一点而公然歌颂那个时代，有人出于民族自豪感而大肆赞扬希特勒的德国时代，有人因为工业产值的“欧洲第一”而怀念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有人因发现拉美的贫民窟现象而主张让中国农民工成为可怜的“候鸟”……他们这些人因为独特的政治偏好而漠视广大民众的生命和基本生存权力，与他们争论，注定只能是“揭露”而难以“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