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福建仙游出了两个姓蔡的名人，一个是蔡襄，另一个就是我——蔡京。今天，家乡人以蔡襄为荣，经常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见人就说咱县出了一个大书法家蔡襄。对于我，他们似乎很忌讳，一提到蔡京便闪烁其词，好像我给家乡丢脸似的。其实，我和蔡襄既是同乡，也是同时代人；若论书法成就，蔡襄并不是我的对手。众所周知，北宋时期有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苏，苏东坡也；黄，黄山谷也；米，米芾也；蔡，蔡是谁？不是蔡襄，而是蔡京。
就算蔡襄书法比我好，也没什么了不起。书法，毕竟是雕虫小技。字写得再好，也不就是写字而已，除了供闲人欣赏外，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拿书法很当一回事的,恐怕只有中国人。人生在世，如果把聪明才智恐怕只用到写字上，即使像蔡襄那样成了书法家，也是非常可悲的。我始终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当大官做大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仔细想来，我觉得我的一生还算成功。能够四度出任宰相，把持朝政二十余年，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当然，作为一个读书人,想要混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必须精通为官之道。否则，便像李白那样，哪怕才高八斗，哪怕抱负远大，也只能在翰林院待上一二年，就让人扫地出门了。经过多年的历练，我感悟到，为官首先要善于权衡利弊，适应形势。神宗在位的时候，王安石当权推行新政，我坚决支持变法；哲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掌权，她起用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我便站到司马光那一边；哲宗亲政之后，那些改革派重新控制朝政，我又转向支持变法。如此反复，也许有人认为，你蔡京是机会主义者，像一根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不能简单把人比喻为墙头草，官场上最讲究站队问题，换句话说，也是跟风的问题。形势总在发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要想在风云变幻的形势下作出有利的抉择，必须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和卓越的应变力。跟风跟得好，好风能借力，送你上青云；跟风跟错了，肯定会摔跟头，不是鼻青眼肿，就是头破血流。跟风固然重要，仅仅会跟风是不够的。官场险恶，稍不留神就会被人算计。可不是，徽宗即位之初，谏官陈瓘等人居然弹劾我，害得我丢了官，跑到杭州闲居起来。
在杭州闲居的日子里，我成天埋头写写画画，表面上悠闲自在，心里却寻思东山再起。一旦遇到挫折，就要学会忍耐，待时而动，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为官之道。因为官场险恶，不是所有人都一帆风顺。闲居不久，便听说宦官童贯到杭州为皇上办事，我赶紧与童贯取得联系，摸清皇上喜好哪些东西。于是，我帮童贯出谋划策，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贵字画弄到手，这些珍品让皇上异常惊喜；与此同时，我还让童贯把我的书画作品带进宫廷，最好的奉献给皇上御览，其他的馈赠皇上的妃嫔、近臣和宦官。果然，这一招很有效，皇上特别欣赏我所画的屏风和扇带，宫廷内外都热衷于收藏我的书画。经过童贯等近臣大力推荐，皇上决意起用我，罢免韩忠彦和曾布两人的相位，让我一人独任宰相。
尽管是独相，可上头还有一个皇上。要稳固相位，必须依照皇上的意头行事。我知道，徽宗皇帝有意恢复其父神宗的改革举措，才任命为我宰相。因此，我打出辅佐皇上“上述父兄之志”、恢复“新法”的旗号，竭力展现一副改革派人物的姿态，向朝野表明我才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继承者。其实，我对推行新法没多大兴趣，之所以把自己标榜为改革派，完全是为了迎合皇上的圣意。至于皇上为何热衷推行新政恢复“新法”，恐怕意在“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出几个大动作，以便给天下人树立一个有所作为的形象。依我看，就变法与书画而言，后者更让皇上感兴趣。不过，既然当了皇上，就要做出皇上的模样。
作为宰相，仅靠皇上支持是不够的，还必须打击一批，拉拢一批，以巩固自己的势力。上任不久，我就鼓动皇上发布了一道禁止元祐法的诏书，由此揭开了清理元祐奸党的序幕。所谓元祐奸党，就是在哲宗元祐年间把持朝政的大臣，像司马光、苏东坡和陈瓘等人都属于元祐奸党。那些元祐奸党，大多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对我蔡京不感冒，总是跟我过不去。为了扫除障碍，活着的元祐奸党一律清理出朝廷，去世的元祐奸党也要肃清他们的影响，对于他们的后裔和著作不能随便放过。凡是奸党的儿子或亲戚，就是参加礼部考试入选了，也得取消他们的功名；凡是奸党的文集，都得焚烧不能在市面上流行，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不是神宗皇帝为它写过一篇序文，也得付之一炬。
通过开展清理元祐奸党运动，反对我的势力基本消除。不过，要进一步扩大相权，达到大权独揽，还得把当今皇上搞掂。搞掂一个风流倜傥的皇帝，其实很简单。皇上不是喜爱书画吗，我便投其所好，竭力吹捧他富有艺术天才，历代帝王无与伦比；每当皇上完成一件绘画或书法作品，我和童贯、高俅等近臣都赞叹不已，称其绘画构图巧妙，栩栩如生，美仑美奂；赞其书法笔势挺拔，独具匠心，出神入化。受大臣们的赞赏和崇拜，皇上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主要精力用于绘画和书法。皇上痴迷于书画创作，没有心思过问朝政，老夫只好代皇上处理军国大事，长年累月日理万机，忙得不亦乐乎。毕竟人有七情六欲，书画创作也许只能满足一方面的嗜好；为了让皇上活得更加快乐，我经常向皇上灌输这样的思想：“陛下当享天下之奉”、“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何不尽情享受？”为了让皇上心安理得地享受荣华富贵，我从《易经》里面找到了理论依据——“丰享豫大”之说，意思是在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帝王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要敢于消耗钱财，敢于贪图享乐。与此同时，我经常向皇上汇报，国家形势很好，是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听了我的灌输和汇报，皇上非常高兴，也非常放心。就这样，皇上不必为国事操劳，可以专心玩艺术享安逸。皇上不愧是大玩家，玩艺术玩出了水平，字写的好，画绘的好，没有哪个帝王能媲美；玩女人玩到了青楼，后宫粉黛佳丽似乎不够刺激，还要与名妓李师师频频幽会。
皇上风流倜傥，爱好广泛，做端王时就爱玩奇花异石，即位后痴心不改。为了满足皇上的雅兴，我于崇宁四年派朱勔到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江南收集奇花异石，组织“纲船”运送到京城，供皇上观赏把玩；政和七年，道士刘混康建言，京城东北角正处八卦的艮位之上，若能将其地势垫高，皇上便有多子之祥，如果修建假山园林，国家必将繁荣昌盛。这个主意不错，我和皇上都同意在那里大兴土木，果然地势增高之后，皇上接连喜得皇子；之后，从全国抽调大量工匠和士兵，历时六年建成了方圆十余里的园林——艮岳。艮岳建造非常精巧，亭台楼阁，奇峰异石，茂林修竹，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如此美妙的园林，总是让皇上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由于竭诚为皇上着想，精心为皇上服务，我们君臣相处非常融洽。有一次，皇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我比作齐桓公的贤相管仲，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卿乃朕之贤相，国之良臣。承蒙如此信任，老夫感激涕零，当即叩谢洪恩，并请皇上御笔赐字，皇上龙颜大悦，挥笔以瘦金体写下：朕之贤相国之良臣，还以草书落了款。随后，我让人把御赐的墨迹裱好，做中堂挂在自己的府邸。
朕之贤相国之良臣，虽然只有八个字，但一字千金，一句顶一万句。有皇上这句话，老夫什么都不怕。我是宰相我怕谁，皇上都对我言听计从，还有什么事情摆不平。宰相是否当得有权威，关键在于驾御文武百官。因此，我十分重视官员的选拔和任用，牢牢掌握重要职位的升迁和考核权，切实把好用人关。具体地说，就是做到两个结合，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政策和策略相结合。原则上讲，应当选拔忠于朝廷而且德才兼备的人，可是德和才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一个具体的尺度，特别是对于读书人来说，哪个没有熟读圣贤书？哪个不能把仁义说得头头是道？哪个不会表态效忠皇帝为国出力？不过，这个原则要坚持，关键要灵活掌握。说白了，我蔡京所用的人，必须对我蔡京忠心耿耿，没有什么异心。像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李邦彦、张邦昌这些人，对老夫非常敬重且顺从，一切听从我的旨意办事，我就乐意为他们加官晋爵，有的一直扶到宰相位置上；至于儿子和亲戚，该选用的还得选用，这叫做举贤不避亲。长子蔡攸给他一个节度使当当，小子蔡九到江州当知府锻炼一下，女婿梁世杰让他到北京大名府挑重担，姻亲胡师文做户部侍郎比较合适。按照朝廷有关政策规定，获得功名、为国立功或捐赠钱财的人，可以授予相应级别的官职（实职或虚职）。但是，实职官员的编数有限，符合条件的人那么多，都按政策兑现不可能。所以要将政策和策略相结合，让谁补缺，给谁升官，老夫心中有数，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破格提拔。像山东阳谷的西门庆，老夫过生日的时候，他送来许多珍贵的寿礼，如此孝敬老夫，老夫不会亏待他，封他一个山东提刑所副千户（享受正五品官待遇）。
明眼人都清楚，尽管皇帝贵为天子，实权却掌握在宰相手里。无论文官或武官，也无论京官或地方官，要想混出大好的前程，不靠我蔡京提携不行。人一旦拥有权力，别人自然向你靠近。在四度入阁拜相期间，老夫几乎成为文武百官追逐的焦点，他们成天围着你团团转，指望你从权力的大鼎里舀一羹汤给他们分享。逢年过节，老夫府邸更是门庭若市，实在应接不暇。每年老夫生日，各地官员从四面八方进京，向我贡献生日礼物，由于礼物众多而且珍贵，必须组织专班押送，故称作“生辰纲”。有一年，女婿梁中书进献生辰纲，半路上被梁山泊草寇劫去了，真是胆大妄为，竟敢抢劫我的生辰纲。几个小毛贼，居然在梁山泊聚众造反，老夫本想派官兵彻底剿灭草寇，后来还是采纳太尉宿元景的建议，用招安的办法降服他们。一伙乌合之众，成得了什么气候，下一道招安的诏书就消停了。
成天替皇上分忧，为国家操劳，确实很辛苦。老夫可不能亏待自己，光阴荏苒，人生苦短，该享受的还得享受。皇宫里粉黛三千佳丽如云，这是天经地义的。身为宰相也有七情六欲，尽管早已妻妾成群，可是对于下面送上门的美女，老夫来者不拒，欣然接受。在书画古玩奇花异石方面，我的兴趣像皇上一样浓厚，皇上有美妙的“艮岳”休闲，老夫也不妨修建自己的后花园，规模没有艮岳那么大，设计布局并不逊色，朱勔为皇上调运“花石纲”的时候，顺便赠送不少奇珍异石给我家。俗话说，食不厌精。作为一名美食家，老夫对厨房的工作要求很严，五六个厨师专门负责炒菜，几十个婢女负责配料，切葱的专门切葱，捣蒜的专门捣蒜，杀鹌鹑的专门杀鹌鹑。老夫特别爱吃鹑羹，每吃一碗鹑羹，起码要杀二百只鹌鹑。天上神仙，人间宰相，生活就得讲究，这才上档次，够品位。
我本想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一辈子辅佐徽宗皇帝。哪知道，世事变幻莫测，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宣和七年，金兵分两路南下进攻汴京，徽宗皇帝一时慌了神，急忙传位于钦宗皇帝。钦宗皇帝即位后，反对我的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御史及太学生竟然上书弹劾老夫，强烈要求惩办老夫；害得我既被贬官又遭流放，最后病死在去潭州的路上。谢天谢地，总算免遭典刑的处决，保留全尸离开世间。去世以后，后人一直对我颇有非议，普遍认为北宋灭亡与我脱不了关系。真是岂有此理！用现在话说，徽宗皇帝才是大宋的老板，我不过是替他打工的总经理；企业破产了，老板应当负首要责任。再说徽宗当二十多年老板，国家形势大部分时间相当好，城乡到处显现繁荣景象，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是真实写照；可惜，钦宗缺乏雄才大略，当二年老板，就让大宋破产了。不过，历史的是非谁能说得清楚？外国好像有一位国王说得好：我死后，即使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我蔡京位极人臣，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活得够潇洒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或山崩地裂，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摘自拙著《灵魂笑忘书——水浒人物心灵探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