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前，有一位纽约来的资深文化人，满怀对上海的各种想像，来这座城市寻找东方的纽约。最后他失望地离开了。上飞机之前，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只有巴黎，而没有纽约?我理解他的疑惑是：中国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合二为一的北京，为什么当今的上海仅仅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不复是曾经的文化大都会?
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令世界的目光云集于黄浦江两岸。世博会将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会带来文化复兴的希望吗?又是什么阻碍她至今成不了纽约，也不是法兰克福?在世博会成功举办之际，城市需要反思，我们更需要想一想。
计划经济留下的文化垄断
上海文化曾经辉煌过，在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曾经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著名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东京、香港都无法与之比肩。民国年间的中国，除了学术中心在北京，报业中心、出版中心、电影中心、演艺中心、娱乐业中心统统扎根于上海，金钱加上文化，造就了半个世纪的海上风华。
1949年新中国在北京建都，中央一声令下，将文化中心从上海平调到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观察》杂志纷纷北上，还过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如今在京城非常活跃的“在京海派”，就是当年奉令进京的上海文化人。尽管如此，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文化无论是电影文学还是新闻出版，依然有全国“半壁江山”的美誉。我经常如此向老外这样描绘中国文化精英的地理分布：一半云集在北京，其余一半中的一半在上海，剩下的25%分散在广州、成都、西安、武汉、南京、杭州等二线城市。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在经济上二度崛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复兴寄予了厚望，毕竟上海有这份传统和家底。20年快过去了，国际文化大都市没有见到，倒是民间的“上海文化滑坡”的盛世危言，至今依然余音绕梁，不仅上海与北京的文化距离没有缩小，二线城市也赶了上来，比如广州媒体的活跃与发达，已是上海远远无法与之攀比。
为什么在上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会有如此的落差?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财富是她的历史，最大的包袱也同样来自传统。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城市传统，一个是1949年之前的近代文化传统，另一个是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传统。近代文化传统形成于殖民时代，崇尚开放、自由和竞争，与国际规则接轨。上海之所以1992年之后能够迅速崛起，与这一独家的文化底色有密切关系。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还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封闭保守、依赖政府、崇尚权威、恐惧竞争、垄断性经营。这不仅成为这座城市挥之不去的体制惯性，也深刻渗透到人们的心理深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属于国家垄断，虽然近十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将大批传媒、出版社、剧团和作家赶向市场，但他们依然像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断不了奶，习惯于向体制内部寻租，争取补贴资助或垄断性特权。上海的大部分文化资源至今依然被事业单位垄断，文化市场的发育与活跃远远比不上北京。文化人普遍地惧怕竞争，循规蹈矩，一种典型的“事业单位人”心态。以电视业为例，过去有上视、东视和卫视三家，形成一定的体制内竞争。后来频道分工，圈定势力范围。出镜采访手里拿的话筒呈菱形三面，每一面都是不同的台标，记者却是同一个，晚上各新闻台的报道自然变成“同一个上海，同一种声音”。
不仅节目，连人才也有垄断的传统。北京、广州的媒体不拘一格用人才，大量体制外的民营文化公司以各种方式参与节目制作。但上海媒体内部许多重要位置，其人员皆出身于上海本地的“某校某系”，长年累月的近亲繁殖，形成了单一、僵化的固定风格。近20年来各地英雄豪杰、名校毕业生涌入上海，占据了外企和民企的精英层，但在文化事业单位，流行的依然是上海话。愈是接近上层，外地精英愈是凤毛麟角。
“文化在上海”与“上海的文化”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呈区域经济势头，但文化发展相反。一切以国家标准为衡量尺度、以获得国家的某某奖项作为考核部下、衡量政绩的终极目标。仿佛文化与竞技体育一样，真的有一个统一的“部颁标准”，可以在国立竞技场上分出高下。上海文化之所以丧失了地方自主性和内在尺度，乃在于国家行政意志大规模、直接地参与文化建设、决定文化资源的分配和制定文化竞赛规则。
希望在于文化体制的改革。一个由国营事业单位垄断的城市，自然缺乏舒展的文化空间与繁荣的文化市场。当年上海文化独步天下，乃是因为存在多元化权力空间的租界，有着混乱却自由的文化市场，因而吸引了大批五湖四海的文化人汇聚上海。如今的上海整齐划一，管理规范。水至清则无鱼，各地文化人纷纷北上，在京城安营扎寨。北京有大批的“北漂族”，全球闻名的798艺术区最初不过是“北漂族”的聚集地。但在上海没有“海漂族”，不是怕在黄浦江里淹死，而是怕在上海滩上枯死。俞正声书记多次感慨为什么上海留不住马云，上海的民企做大做强何其艰难，其实文化问题也是一样。
说“上海文化滑坡”，会让一些上海人不服气，他们会拿出一串漂亮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上海的文化是何等繁荣。的确，如今在上海足不出户，就可以坐看全球顶级的明星演唱会、百老汇歌剧、冰上芭蕾、F1赛车、大师网球赛、凡尔赛宫名画。特别是这次世博会，更显示出上海已经成为万国来朝的文化大码头。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世界主义都市。只要是好的、有品质的，特别是西洋的、摩登的、时尚的，一律拿来主义，东西通吃。生活在上海是有福的，因为等于生活在世界，一个流动的、橱窗一般美轮美奂的世界。不过，真正繁荣的与其说是“上海的文化”，倒不如说是“文化在上海”。外来的文化愈是热闹，自家的文化就愈是苍白。
上海人的模仿能力强，但原创能力弱，这是一座没有根的城市，缺乏西安、北京那样深厚的本土文化之根。没有根不要紧，一个移民为主体的大都市可以借助外来人的多元文化，创造出杂交的城市文化。纽约是如此，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如此。上海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她八面来风，中西兼容。上海文化，一字以蔽之，就是一个“海”字。海何其辽阔，何其博大，容纳得了百川。百川入海之后，就不成为川，而汇合成一个文化大海。所有的地域文化和外来文明，到了上海之后，最后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同一个“海派”，所谓海派西餐、海派西装、海派英文(洋径浜英文)、海派川菜、海派京戏，等等。
今天的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地方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生存，相互独立，又彼此竞争，成就了文化大都市的多元繁华。但上海城市的文化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都市性的上海文化改造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上海文化若不深入开放，大力吸引和留住外来文化人，她的“没有特点的特点”“缺乏多元性格的单一性”将进一步恶化，最终毁了上海文化本身。
这几年的上海“文化危机”，另一种表现是上海话的危机。语言是存在的家，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存在于地方方言之中。多少年卓有成效的普通话推广，已经使得年轻一代上海人不会说或说不好上海话。与广州不同的是，上海话如今在公共空间被全面禁止，惟独保留的是电视台的沪语节目“老娘舅”，但其庸俗和琐碎，令稍有品味的家长们不敢让孩子观看。普通话是一种人造语言，缺乏日常生活的生动表现力，当上海小孩子习惯于使用僵硬的人造语言时，也就创造不出真正具有地方韵味的上海文化，难以与京片子文化、东北话文化、西北风文化和粤语文化相匹敌了!
“大上海”与“小市民”
朱镕基当上海市长的时候，给上海人下过一个断语：“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上海人即使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一等聪明之人，见世面，会算计，浑身充满着城市人的机灵劲。
上海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时势。上海人是最懂得时势的，识时务者为英雄。上海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历史和文化根基的现代都市，其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便是顺应时势，不断求变、求新。上海人无论出国，还是到外地，适应环境的能力，永远是最强的，不会固执于某些理论的教条或传统的伦理，总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生存也好，发展也好，个中的秘诀就是不断求新，求变，与时俱进。上海人很少恋旧，拘泥于传统，对新的东西、新的观念总有跃跃欲试的兴趣，总是愿意走在时代的前面，喜欢把握潮流、领导时尚。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发挥到极致，所有的文化、观念、建筑与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我在大学任教近30年，发现新一代上海出生的年轻学生，只有两种类型：要么是超一流的，要么是三流的。前者是少数，他们见多识广，有宽广的胸怀，又具有理性与实干精神，如同姚明、刘翔这几张城市名片一样，即使拿到世界上去比，也是超一流的人才。遗憾的是，大多数上海学生自小在父母庇护下长大，生活环境比外地同学优越得多，胸无大志，不思上进，小富即安，只求毕业之后在上海求一个太平稳当的职业，婚房由父母首付，气象格局小得不能再小。
不仅学生如此，学者也是如此。上海学者大部分只关心眼皮底下、苏州河边那点琐碎小事，课题立项多为地方性主题，观点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政治永远正确，学术不知所云。今天的上海人不像他们的前辈，缺乏的是文化冒险精神。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却不偏激。城市精神中的中庸性格，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因为不偏激，不走极端，那些真正有大才气、大制作、大疯狂的传世之作，很少诞生在上海，上海文化被中庸、被平面化了。在民国时代，上海文化有多元的两歧性趋向，既有布尔乔亚的中产阶级保守传统，也有波西米亚的左翼激进文化，两者形成上海历史传统中的可贵张力。如今时光岁月磨去了上海人的锐气，只剩下温吞吞的中产阶级文化。
这种中产阶级文化是彻底的世俗化和去政治化的，远离政治的公共领域，紧贴市民的日常生活。在上海，与时尚、休闲、饮食有关的报刊特别繁荣，办得也特别出挑，雅中有俗，俗中见雅。上海文化的主流是市井中的市民文化和洋房里的小资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余秋雨和周立波是上海文化的典型代表，一个代表小资文化，另一个代表市民文化。上海人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他俩身上有所体现。上海文化正出现一种虚饰化与粗俗化的趋势，余秋雨小资风格的文字，愈来愈缺乏真实和真诚，内中充斥着虚假、做作与拙劣的卖弄，然而在上海，余氏作文竟然成为语文老师倾力推荐、中小学生竞相模仿的应试范本。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与他的老师周柏春比较，已经失去了老上海话中那种淡淡的儒雅，而多了一点油滑气，上海人挟洋自重、自以为是的文化傲慢也在“海派清口”之中暴露无遗。
“大上海”，“小市民”。作为中国最大、世界一流的工商业大城市，上海假如不能像纽约那样同时成为文化大都会，恐怕永远摆脱不了世人的讥讽。世界博览会给上海带来的不仅有好看的西洋镜，更重要的是多元的异域文化。上海能否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痛下决心，开始新一轮的文化复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