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钱伯城 (1922—) , 笔名钱东甫、钱冬父、阳湖等, 江苏常州人。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华文史论丛》杂志主编。后为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著有《袁宏道集笺校》、《珂雪斋集》点校本, 《问思集》等文史论集。主编《古文观止新编》、《中华要籍集释丛书》等。; 雷群明 (1940——) , 笔名钟严、雨田。湖南耒阳人。著名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9—1981年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工军宣队团部和上海市出版局机关工作, 1981年进学林出版社, 历任编辑、副总编辑、社长、总编辑。编审。曾主编《杂家》、《编辑学刊》和《邹韬奋研究》, 2002年起任韬奋纪念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 著有《聊斋艺术通论》、《聊斋写作艺术鉴赏》、《韬奋与出版》 (合作) 、《编辑修养十日谈》、《编辑应用写作》, 编著有《明代散文》、《中国古代童谣》 (合作) 、《韬奋论新闻出版》等, 译有《幼儿教育思想》等。
1968年8月, 在奉贤滨海地区, 先后出现了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系统各自建立的五七干校。到1973年2月, 电影、新闻出版和文化系统三所干校合并为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 在十年之间, 数以千计的著名作家、演员、编辑、记者、画家、教授等, 被送到那里改造思想, 其中有巴金、孔罗荪、师陀、柯灵、赵丹、孙道临、袁雪芬、丁是娥、张骏祥、白杨、张瑞芳、赵家璧、张乐平、王丹凤、秦怡、黄宗英、仲星火、蒋月泉、徐丽仙、张充仁、程十发、刘旦宅、童芷苓、陈佩秋、周小燕等等。在“文革”的极左环境下, 有些人被逼自杀, 更多人被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 1978年11月, 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停办撤销。1978年秋冬之交, 一个崭新的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杭州湾畔诞生, 12月开始招生。1985年5月, 该校改称上海技术师范学院。1994年10月, 经国家教委批准, 上海技术师院并入上海师范大学, 成为该校的奉贤校区。为迎接2014年10月上海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华诞, 我带领一个团队对在上海文化五七干校中生活过的老前辈进行了口述采访, 以下的两篇回忆便是其中的一组。从中可以一窥在“文革”非常时期, 在“五七干校”这样一个特殊空间中知识人的忧与喜, 苦与乐, 思与情, 彷徨与沉沦, 荒唐与抗争, 探索与期盼。
———苏智良谨识
一 采访钱伯城先生
采访时间: 2014年5月18日
采访地点: 钱伯城先生寓所
钱伯城 ( 1922—) , 笔名钱东甫、钱冬父、阳湖等, 江苏常州人。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华文史论丛》杂志主编。后为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著有《袁宏道集笺校》、《珂雪斋集》点校本, 《问思集》等文史论集。主编《古文观止新编》、 《中华要籍集释丛书》等。
苏智良 ( 后文简称“苏”) : 钱老, 您是什么时间去的五七干校?
钱伯城 ( 后文简称“钱”) : 大概在60年代, 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 是蚕豆出来的季节, 应该是五六月份。我们从上海出版局所在的绍兴路出发, 走着去, 由闵行乘船过江到奉贤, 坐车到柘林车站下来, 再走到干校的。
苏: 那应该是早晨出发的, 出发队伍里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人?
钱: 我们当时的队伍大概前面是“革命群众”, 后面是“牛鬼蛇神”, 路上很多人在旁边看热闹。 大家低着头, 我们古籍社编辑部的都下去了。
苏: 您那时职务是什么?
钱: 我是右派编辑。那时的总编辑是李俊民, 已经打倒了。
苏: 你们这批人到了五七干校后是什么情况?
钱: 我们去之前, 每个出版社都派出人组成尖刀连进行最初的建设, 记得我们出版社当时派汪贤度参加的尖刀连, 他是北大过来的。按照社里的规定, 刚过来的年轻人为了熟悉业务都是从校对开始做起, 这个汪贤度就是做校对的, 后来做了副总编辑。我们去的时候干校的房舍基本已经建好了。
苏: 您记得当年是几个人一间房?
钱: 房间是分上下铺, 按连队住宿。房间很大了, 因为宿舍里还会有一些活动, 比如连队的批斗会就在这里开。但连队人多, 有“革命群众”, 有“牛鬼蛇神”, 一个房间一个连是住不下的。
苏: 还记得您是几连的?
钱: 好像是十一连。
苏: 您对当时的哪个批斗会最有印象?
钱: 后来大家都老油条了, 讲讲空话, 但看上去很激烈很革命的。
苏: 那时吃饭是什么情况?
钱: 在食堂吃, 食堂是要钱的, 要饭票付钱, 但很便宜。吃得不好, 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已经开始紧张了, 后来还减少口粮。上海的供应还稍微好一点。印象深的是在乡下还能吃到新鲜的莴笋。
苏: 除了学习, 还有劳动了。
钱: 主要是劳动。
苏: 劳动中您对什么印象最深?
钱: 当时我是连队的主要劳动力。有一幕记得很深, 就是为了开渠, 我们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把田里快要成熟的蚕豆苗铲掉, 感觉很可惜。
苏: 开渠是为了?
钱: 水渠开好后引水进来。记得当地的乡干部讲政治很有一套, 紧跟形势。那时候已经有军宣队和工宣队。管我们的是一个大胖子工人, 很会讲话, 一套一套的, 管我们管得很严, 名字忘记了。
苏: 那时除了劳动、政治学习、批斗会, 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
钱: 出版局长罗竹风、《文汇报》的黄裳在连队烧开水。在锅炉房内他们算是老弱残兵, 是被照顾的。
苏: 您与谁的关系比较要好的, 有哪些朋友?
钱: 比较要好的一个是原任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曾彦修, 被打成右派, 他有个回忆录, 他现在还在做《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 写一些东西, 年龄比我小。另一个俄文翻译, 马雅可夫斯基的主要翻译者, 本名李毓珍, 北大的俄文系主任, 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 是周扬特批的, 把他和曾彦修调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辞海》。
苏: 那曾彦修先生跟您一起劳动?
钱: 他在养猪场工作。每天经过我们连队拉猪食。他的特点是眼睛直直的, 不看旁边。我们关系比较好。
苏: 那时政治学习主要是工宣队、军宣队布置, 要写思想汇报吗?
钱: 思想汇报回来后写的, 在干校写得少点。在干校开大批斗会很热闹, 人才也多。
苏: 您印象中谁被批得最厉害?
钱: 每一次批斗罗竹风总要被带上去陪斗。还有《文汇报》的总编辑徐铸成, 也被批斗得多。这些徐铸成写过回忆录的。还有陈伯吹。
苏: 批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干什么?
钱: 说他在儿童文学里散布资产阶级思想。
苏: 批的时候要站在前面吗?
钱: 他们要站在台子上的。
苏: 那个时候搭有台子了。
钱: 搭台子很容易的。房子都造出来了。我们那个出版社最“左”。原来一个同事, 是参军回来的, 平时看不出什么。一造反很厉害, 很会讲。后来已经做到相当于出版局的书记了, 要掌权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到别的出版社做领导。
苏: 李俊民也是到奉贤去了?
钱: 记不清了。“文革”前讨论清官贪官时, 他讲过“清官比贪官好”这句话, 于是就要被批斗, 因为当时人认为清官比贪官的欺骗性大。现在想想都是可笑的。
苏: 您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
钱: 从开始起到后来号召“战高温”的时候, 我第一个报名, 就回上海了。当时家住在天平路的一个工厂, 做锁的, 后来改名字叫“四新”锁厂。
苏: 后来再也没有去奉贤了?
钱: 没有去了。“战高温”号召大家到工厂去, 我一个儿子已经到东北插队做农民。我就写信给儿子说, 以后写父亲的成分已经是“工人”了。
苏: 那个时候在干校的生活很枯燥吧, 有收音机吗?
钱: 没有, 不许带的, 书除了《毛泽东选集》也不能带。
苏: 有娱乐活动?
钱: 可以看一些革命群众打乒乓球。
苏: 有乒乓室?
钱: 也就是在大会场放一乒乓球桌, 每次的观众中都有徐铸成在, 我知道他是体育记者出身, 爱好看球。
苏: 除了打乒乓球还有什么活动?
钱: 还有晚会, 当然都是讽刺走资派。比如有一次由一个革命群众扮演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劳动, 什么都不会, 洋相百出, 引起观众笑声。
苏: 看电影有吗?
钱: 不大看, 也不喜欢看。
苏: 您对赵丹、白杨等电影明星有印象吗?
钱: 他们跟我们隔条河, 没有往来。
杨琳琳 ( 后文简称“杨”) : 钱老, 您刚才提到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还有当地农民的参与?
钱: 他们每次要给我们训话的。
杨: 与你们五七干校的政治理论学习也有相关性吗?
钱: 有的。当地的农民还与我们联姻过。有干校学员做了他们的女婿。当然不是我们出版社, 是其他出版社。因为农村女孩子很革命, 劳动力强。
苏: 那时有一个农村妇女叫顾阿桃, 就被林彪、叶群树为典型。当时五七干校就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牛鬼蛇神”要改造的, 一部分是“革命群众”, 您是属于前面一种。
钱: 牛鬼蛇神呀。
杨: 批斗的时候农民参与吗?
钱: 不参与, 主要是劳动的时候训话。训话讲政治性的, 比工人还革命。这些人也是当地的农村干部。
苏: 当时讲究工农联盟。工宣队也会找一些农民来助威。
钱: 训话的时候地主富农要跪着的。那时到市里面去买毛主席像的时候, 都要说“请”, 说“请宝像”。
苏: 五七干校要不要早请示晚汇报?
钱: 都要的。尤其是“牛鬼蛇神”。我们在办公室也要早请示晚汇报。古籍出版社在绍兴路的办公室进去就放一尊毛主席的像。有一天晚上我们留下, 就坐在毛主席像下面交代与“牛鬼蛇神” 的关系, 不准回家。我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 一人一张桌子, 就这么一整夜的交代。结果, 造成了古籍出版社在“文革”中三个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关进提篮桥监狱、两个人跳楼的悲剧。所以我们不希望“文革”再来。现在还有人认为那很浪漫, 认为“文革”再来最好,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家属受到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苏: 当时中国六亿人一共有两亿受到牵连, 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能再来了。您有那时候照片留下来的吗?
钱: 没有。
苏: 那钱老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祝您身体健康。
二 采访雷群明先生
采访时间: 2013年10月31日
采访地点: 雷群明先生寓所
雷群明 ( 1940———) , 笔名钟严、雨田。湖南耒阳人。著名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6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9—1981年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工军宣队团部和上海市出版局机关工作, 1981年进学林出版社, 历任编辑、副总编辑、社长、总编辑。编审。曾主编《杂家》、《编辑学刊》和《邹韬奋研究》, 2002年起任韬奋纪念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 著有《聊斋艺术通论》、《聊斋写作艺术鉴赏》、《韬奋与出版》 ( 合作) 、《编辑修养十日谈》、《编辑应用写作》, 编著有《明代散文》、《中国古代童谣》 ( 合作) 、《韬奋论新闻出版》等, 译有《幼儿教育思想》等。
苏: 请雷老师介绍一下, 您是怎么到干校去的?
雷: 我是1968年4月份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 分配到解放出版社 ( 原“古典文学”) 工作。 第二年 ( 1969年) 5月份被借调到工宣队团部。干校的宣传队是在1968年底进驻, 进驻没多久我就过去了。1969年林彪发“一号令”, 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由上海市出版新闻系统组成的第一批尖刀连到干校去, 称为“尖刀一连”。后来第二批下去, 称为“尖刀二连”。
苏: 当年解放出版社挂过牌的吧?
雷: 挂过牌的。
苏: 工宣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雷: 当时工宣队队长是吕应潮, 工作人员有4个。在干校, 我们既是领导又从事干校和上级的联络工作。在干校工作一年多, 我又回到城里团部的办事处。工作地点就是现在绍兴路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77年干校解散之前, 我参加了干校最后一期的轮训, 时间大概有半年之久。所以说干校的开始和结束我都有幸参加了。
苏: 您还记得在五七干校的主要工作吗?
雷: 我主要从事文字整理、革命思想宣传工作。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次大的活动, 一个是要求知识分子到上海各个工厂去体验劳动的“战高温”, 另一个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外省市去工作的“四个面向”。
苏: 您在这一段时期也碰到一些大的批斗吧?
雷: 1973年批判黑线回潮的时候, 有一个画家刘旦宅。
苏: 对。刘老是我们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名誉院长。刚刚去世不久。
雷: 是的。他当时是隶属于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画家, 画了一幅画叫作《琵琶行》, 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 于是, 针对他掀起了“批黑画”运动。还批斗过一位上海煤气公司的职工, 名字记不清了。
苏: 批刘的时候是在哪里批的?
雷: 当时刘本人就在干校学习, 这幅画也是在干校画的, 所以批斗也是在干校批的。
苏: 当时的批斗很残酷吧?
雷: 是的, 记得有一个年轻人姓陈, 是党员, 遭批判, 妻子还怀孕, 就在靠海边的地方投河自尽了。他怕自己挣扎, 还把自己的手脚绑上。对于他, 我是很同情的。出版系统因批斗而死的大概就他一个人了。还有桑伟川跳粪坑自杀没有成功。
苏: 陈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
雷: 他是解放出版社的。说他篡改毛主席著作。因为他喜欢收集资料, 把《毛泽东选集》的不同版本收集起来, 前后对比不同之处, 然后把改动的地方进行考证, 于是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苏: 我们从材料上看当时干校的规模还是挺大的?
雷: 当时干校分两个营。一个是新闻、报社、电视台, 一个是出版社、书店, 一个营又分若干连。 我们出版局机关是12连, 全校鼎盛时期有20多个连, 2000多人, 军代表是韩忠礼, 工宣队领导是沈鸿寿, 都长驻干校。当然, 出版局机关还是留了人的。但都是些老弱病残, 组成一个上海市出版革命小组留在绍兴路了。我有时也把出版社的一些工作带到干校去做, 比如做一些毛主席的大字本。
苏: 当时住宿情况是怎么样的?
雷: 作为工宣队成员第一次到干校去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 住的都是尖刀连盖的茅草房, 用芦苇隔开。后来条件好一点, 是砖瓦房。我们工宣队稍微好一点, 四个人一间房, 学员大概七八个人住一间吧。学员大概一个月能回城里的家一次。
苏: 学员里面有没有夫妻分开住的?
雷: 肯定有, 因为条件有限, 没有夫妻房。像人民美术出版社有一对夫妻, 名字记不清了。其他肯定还有。
苏: 平时开会在什么地方?
雷: 就在学校的食堂, 比较大, 茅草屋。
苏: 有洗澡的地方吗? 有男女之分吗?
雷: 后来应该有的。在食堂附近, 有水塘, 有锅炉房。但澡堂开放时间有限。一般大家就在锅炉房里打点水回宿舍稍微洗一下。一开始也没有男女之分, 后来应该有的。
苏: 干校收尾的时候有财产吗?
雷: 有一点。但具体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苏: 在奉贤的时候那里出版社里作家也不少。
雷: 是不少。像刘金。因为大毒草《战斗的青春》被批。还有少儿作家陈伯吹, 但对他的批判不是重点。
苏: 雷老师记性真好, 很多细节记得很清楚, 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