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沈寂 (1924—) , 生于上海, 原名汪崇刚, 笔名汪波等, 原籍浙江奉化。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肄业。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写作, 曾主编《幸福》、《春秋》等杂志。后去香港任电影编剧, 编写《中秋月》、《狂风之夜》、《一年之计》等十部电影剧本。1952年, 因参加爱国运动被香港政府无理驱逐出境, 回上海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任编辑、编剧, 改编中国第一部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和故事片《开枪, 为他送行!》等剧本。近二十年来, 先后著作《上海大亨》、《上海大班》、《上海大世界》等长篇小说, 主编《上海老城厢》、《老上海电影明星》、《三百六十行》、《老上海南京路》等画册, 并与戴敦邦合作编绘《老上海小百姓》。沈寂被公认为专写老上海题材的老作家。; 武振平 (1927—) , 1946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49年起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 历任编辑、记者、评论员、文艺部副主任。“文革”后, 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0年离休。著有《冲开的闸门——当代文学题材问题》、《敝帚集——文学论文随笔选》、《速朽集——杂文散文选》、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杂文卷》。;

一 采访沈寂先生

采访时间: 2012年10月20日

采访地点: 上海市斜土路沈寂先生寓所

沈寂 ( 1924—) , 生于上海, 原名汪崇刚, 笔名汪波等, 原籍浙江奉化。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肄业。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写作, 曾主编《幸福》、《春秋》等杂志。后去香港任电影编剧, 编写《中秋月》、《狂风之夜》、《一年之计》等十部电影剧本。1952年, 因参加爱国运动被香港政府无理驱逐出境, 回上海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任编辑、编剧, 改编中国第一部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和故事片《开枪, 为他送行! 》等剧本。近二十年来, 先后著作《上海大亨》、《上海大班》、《上海大世界》等长篇小说, 主编《上海老城厢》、《老上海电影明星》、《三百六十行》、 《老上海南京路》等画册, 并与戴敦邦合作编绘《老上海小百姓》。沈寂被公认为专写老上海题材的老作家。

[采访者按] 1968年, 已经44岁的沈寂与他所在的电影系统的同事一起被下放到了奉贤五七干校, 据沈寂回忆, “文革”中开始的“斗批改”, 电影系统首当其冲, 而他所在的天马电影厂又是电影系统搞得最早的, 等到他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 大部分人已经回到“革命队伍”了, 而他仍然是“牛鬼蛇神”。但是那时厂里的包括导演、演员甚至工人等都到五七干校去劳动, 当时领导说电影厂的工人也是知识分子, 也要接受改造, 连厂里的造反派也到了五七干校。在采访中, 沈寂回忆了他在五七干校时的所见所闻, 以及他的同事们所发生的故事。

到干校后, 我们最早开始造房子, 刚开始用芦苇, 后来用砖头; 后来插秧啊, 挖河啊, 什么活都干。冬天挖河泥, 下面的人用铁锹把泥巴往上扔, 上面的人再将泥挑走。

那时奉贤农村经过自然灾害, 没有什么东西吃, 我们电影系统将近1 000人, 没多少菜吃。我们种的菜自己都不够吃。什么活都干。当时的农民对我们干校这些人说过几句话: 衣服最破, 吃得最差, 学历最高, 工资最高, 斗得最苦。

我是在文学部的, 跟美工组一起, 我们将近十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组长是著名演员中叔皇。 当时我睡上铺, 基本上是白天劳动, 中午休息, 晚上开会。

当时干校的造反派也受工宣队领导,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五七干校发生了很多事情, 至今令我难忘。

顾而已绝望自杀

老演员顾而已与我非常熟悉, 我们关系非常好, 他出身资本家, 长得很胖, 不能劳动, 他开始没有去干校, 在家里接受改造。1970年6月份有一天, 造反派到他家里, 把他押到了干校, 并马上召开群众批斗大会批斗他。我们很多人都感到很奇怪, 说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攻击江青! 这个罪名可是很重。我们都不敢相信。顾而已否认, 结果工宣队就拿出一封信来让他看, 看完信后, 顾而已面露绝望而失落的表情, 一声不吭了。原来这封信是他的老婆写给造反派揭发他, 说他曾说江青的坏话。没想到他老婆竟然揭发他, 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顾而已怎么会说过江青的“坏话”? 这跟当年上海一桩著名的集体婚礼有关系。而这个著名的集体婚礼就是发生在1936年4月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 证婚人是沈钧儒, 主婚人是著名导演郑君里, 三对新人是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和他的前妻杜小鹃, 还有蓝苹 ( 江青) 与唐纳。顾而已曾跟他当时的老婆讲过当年这件事情……没想到, 这却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第二天早晨起来, 我去吃饭, 在外面碰到了顾而已, 他坐在宿舍对面的一个椅子上, 面无表情。 我对他说, 老顾, 去吃饭吧。他说, 你先去, 你先去。等我吃好饭后回来, 听到他房间里有人哇哇大叫, 一个医生正在给他做人工呼吸。原来顾而已上吊自杀了! 就在他去干校的第二天, 他拿了一根绳子, 坐在床上把自己勒死了。

我跟顾而已太熟悉了。在香港我们曾合作拍过很多影片, 在上海他也拍了很多好的影片, 他这个人对人非常好, 没想到竟然是他的亲人“害死”了他。这让我们所有的人感觉到, 白色恐怖就在身边。我知道, 他是绝望了, 他的绝望不在于“运动”, 而在于亲人, 连他最亲的人都这样对他, 他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他老婆过去曾经当过舞女。“文革”之后我们给顾而已开追悼会, 他老婆竟然也来了。赵丹当场把他老婆骂了, 赵丹和顾而已都是南通人, 他们关系也非常好。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性失落, 这场运动是每个人灵魂的大暴露。

桑弧“不爱红装爱武装”?

著名导演桑弧那时在五七干校也是经常被批斗的对象。经常在我们劳动时就接受批斗。记得有一次在插秧时, 天上还下着雨, 工宣队突然要批他, 他没有穿雨衣, 于是他就在田地里淋着雨挨批。

桑弧不太爱讲话。有一次, 我们被一起拉出来斗,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三名三高”, 三名是指有名的人, 三高是高报酬、高工资、高职位。这次为何要批他呢? 原来是因为1965年桑弧拍了一部电影《上海之春》, 这是一部大型的歌舞剧。当时桑弧选用了毛泽东写的一首诗《为女民兵题照》, 因为里面有一句这样写道: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那么如何在舞台上来表现呢? 武装, 可以让演员穿军装; 红装, 他就找了两个女演员穿红色的衣服。于是, 造反派就抓住这件事来批判他, 并当场打他……后来桑弧对我说: “我以后再也不拍电影了。”

汤晓丹“怀念蒋光头”被批

著名导演汤晓丹在五七干校是属于“隔离审查”的对象, 为什么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呢? 这也跟他曾拍过的一部影片《红日》有关。

《红日》是天马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的一部电影, 汤晓丹是导演, 主演有张伐、高博、杨在葆等。 由于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天气很热, 汤晓丹本来是有头发的, 一场戏拍下来他感到非常热, 于是为了方便, 他就把头发剃掉了, 而这, 成为他的重要“罪行”, 造反派说他剃光头是“怀念蒋光头”, 无疑是给他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发生在舒适身上的“人间悲剧”

演员舒适在五七干校中也是“隔离审查”的对象。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妹妹在台湾, 因此他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得多, 我们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 他和汤晓丹是不能回家的。舒适的妻子慕容婉儿也是著名的电影演员, 拍过很多电影。舒适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 婉儿不幸得了癌症, 这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有一天下午, 妻子的妹妹在厂里造反派的陪同下来到干校, 找到舒适说, 他妻子病得很厉害, 想让舒适回家看望一下妻子。当着造反派的面, 舒适说我不回去, 让我回去, 必须把我的问题搞清楚。 没有问题为什么把我“隔离审查”? 我知道, 他是故意这样讲的, 平时不让我回家, 妻子病重才让我回家。

后来在妹妹的劝说下, 他同意回家了, 由干校的造反派押着他回家, 并必须当天返回。当时从奉贤干校到他在市区的家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辗转回家后, 他看到婉儿在病魔的折磨下已经疼得昏过去了。于是舒适招呼她一下, 将她叫醒。她掉眼泪了, 没想到舒适会回来看她。舒适心里难过到了极点, 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妻子病重到晚期, 而子女都不在身边。二人就这样相视着, 病重的妻子嘱咐他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他的事情一定会搞清楚。讲完这句话, 妻子又昏过去了。妻子的妹妹让他等妻子醒过来再走, 舒适说我不等了, 我就这样走吧, 再等她醒过来, 我更走不了了。于是, 造反派当天就要把他押回干校了。

第二天早上, 舒适接到电话: “婉儿没有醒过来。”舒适听到后大哭起来, 我当时就陪在他身边, 安慰他。这简直就是人间悲剧。舒适演过很多悲剧, 但却没有比这个更悲惨的了。

董霖床下的一张报纸

我们这里有一个演员叫董霖, 老是演反派人物。他在五七干校时, 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由于我们睡的是木板床, 上面铺个席子, 夏天嘛, 一般会在下面铺张报纸,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 有一天有人把董霖铺的席子拉开一看, 是一张解放日报报纸, 可怕的是, 报纸上还印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 他当场被打为“现行反革命”, 性质相当严重。董霖感到莫名其妙, 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丁景唐打扫礼堂引发的批斗

我们是属于电影系统, 在奉贤时隔着一条小河浜就是出版系统, 因此隔壁搞批斗喊口号, 我们都听得很清楚。

丁景唐是我的老朋友, 上世纪40年代我们就认识了。他当时是出版局局长。在五七干校时属于出版系统。因为我们离得不远, 所以经常一起劳动。

有一次, 派他去打扫礼堂, 他看到礼堂上的石雕毛主席像上布满了灰尘, 于是就用扫帚去扫。 不巧这一举动被造反派发现了, 竟然敢用扫帚扫毛主席像? 这简直是重罪! 于是他立刻被批斗, “打倒丁景唐”口号传到我们这里, 我当时不知情, 还问别人为什么要打倒丁景唐。

我在干校读完了22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我在干校是属于“审查对象”, 白天跟革命群众以及造反派一起劳动, 晚上学习。但是“牛鬼蛇神” 是不能参加学习的, 而我的问题没有解决也不能参加, 于是他们在宿舍里开会学习, 我就到外面去。

夏天蚊子多, 没有灯。我们那里有一个图书馆, 是一个很大的房间, 而且还有电灯, 一个小青年在那里管理, 他下面还点着蚊香。我没地方去, 就跟造反派说我要到图书馆去。造反派同意了。我跟小青年讲了, 他很欢迎我, 他说你来了, 我可以睡会觉了。

图书馆里的图书不多, 大部分是毛选, 还有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什么的, 最让我欢喜的, 是有全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按说“牛鬼蛇神”不能看这种书, 我们连毛泽东头像都不能戴, 他们唱毛泽东语录, 我们就在旁边低头认罪。我想, 我就看这个书吧。

于是, 差不多每个晚上, 我都去看一个半小时。我看得很快, 不久全集22本就全部看完了。我对《资本论》的理解, 也就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写了五分之二的内容, 恩格斯写了五分之三。我被恩格斯深深地吸引了, 他的自然辩证法、社会发展史尤其吸引我, 由于在干校的劳动, 使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了更深的体会。社会发展史我反复看, 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我感到推动社会前进的, 是经济。但是当时不能做笔记, 也不能讨论, 我只能反复看, 反复想。因此, 进干校后我收获很大。马克思是经济学家, 他看到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很科学, 很辩证。

“打倒沈寂”

我在干校和革命群众关系都处得很好, 有一次一个人事科的干部跟我讲, 你不要留在电影厂了, 有机会就走吧。他说运动结束他也走, 电影厂不是好人待的地方。看来, 大家对有些问题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由于我之前在香港写过不少东西, 存下来一些稿费, 是港币, 抄家的时候全部抄走, 被“冻结”了。

在干校的时候, 他们查这个问题, 查来查去查不出问题, 我就被“解放”了。有一次中午我在午睡, 中叔皇叫我说: “沈寂, 我去小便。”我便跟着一起出去了。出去后, 中叔皇对我说: “沈寂, 下午开会要斗你了! ”我问为什么, 他告诉我说: “那些港币啊, 被冻结的港币, 问你怎么处理, 你要表态, 千万不要说还给你。”后来下午工宣队果然召开我的批斗大会, 说: “沈寂, 你站起来, 你去香港放毒, 赚了很多港币啊, 你打算怎么办?”我说: “没收, 没收! ”中叔皇于是紧跟着说: “打倒沈寂”, 好, 批斗会就这样结束了。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

接下来, 是去工厂战高温。由于工厂缺乏劳动力, 我们这些人被派到工厂去战高温, 一听到这个消息, 大家高兴死了, 因为不仅可以拿工钱, 也可以经常回家了。后来轮到我, 工宣队的人对我说, 你不是去战高温, 你是被清除出文艺队伍。我说好, 清除。我当时对电影绝望了, 宁可离开电影厂。当工人就工人嘛。当时整个电影系统就我一个人被清除出文艺队伍。

后来, 我去了燎原化工厂、光明化工厂等, 当起工人来。我在工厂待了六七年, 还升了车间主任, 它们一个生产厂长还让我担任副厂长。后来我回到电影厂做编辑工作, 一直到退休。去年上影厂成立60周年, 发给我一个奖状: “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从香港被驱逐出境, “文革”中被清除出文艺队伍, 现在又是杰出, 我经历的“三出”, 是这个我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不过, 我一生的青春才华没有白付出, 最后得到了肯定。

二 采访武振平先生

采访时间: 2012年11月24日

采访地点: 上海市中山西路518弄

武振平 ( 1927—) , 1946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49年起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 历任编辑、记者、评论员、文艺部副主任。“文革”后, 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0年离休。著有《冲开的闸门———当代文学题材问题》、《敝帚集———文学论文随笔选》、《速朽集———杂文散文选》、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 1949 - 1976) 杂文卷》。

[采访者按] 武振平先生192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入《解放日报》工作, 曾任文艺部副主任 ( 主任为姚文元) 。1979年转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武振平先生曾向笔者讲述了他在五七干校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在他的眼中, 五七干校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惩罚, 但是他们也在那里自得其乐, 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第一次下马威

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天去五七干校我们就栽了一个“大跟头”。1969年11月份, 还没有进入冬天, 《解放日报》派一辆大卡车将我们一车人从市区拉到了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那时奉贤海边完全是一片荒滩湿地, 一大片的芦苇荡。虽然前头部队已经去“扫荡”了一遍, 除掉了很多芦苇, 但还没有正常的道路, 到处是泥地, 卡车开到那里, 一下子陷了下去, 我们在车上感觉卡车渐渐地倒下去了, 幸好全车只有一个同事受了伤, 不过, 这第一天的经历, 还是给我一个始料不及的“下马威”。

我们到的时候, 先遣部队已经盖好了草棚房子, 是泥土房, 芦苇上面涂上泥巴, 上面再用草棚盖上, 很简陋的。我们《解放日报》是17连, 差不多100个人, 一个宿舍有4张床, 上下铺共8个人。

到干校后, 我们就开始劳动了。一开始是去挖河, 因为那边是盐碱地, 不能种庄稼, 因此要挖很多河沟将水引进来, 挖差不多三四米深, 四五米宽。天天挖, 越挖越深。在下面将泥巴甩上去, 我那时四十岁不到, 有的是力气, 但是甩多了, 后来肩膀就疼了。后来挑粪, 插秧, 盖房子, 养猪, 种田, 什么活都干。我们自己盖房子。干校里面原来没有大食堂, 我们就盖食堂。因为我们都是新手, 就跟着干校的一些老师傅盖, 他们比较有经验。盖好后的食堂看起来有七八米高, 因为没有水泥和钢筋, 我们就用木头。我们原来都没有做过体力劳动, 不会种地, 不会盖房子, 因此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当时文艺活动也很多, 打乒乓球啊, 每个连都有乒乓室; 唱歌, 还有舞蹈队。大家也在大礼堂组织放电影。后来我们就读书, 读马列主义等。

马达掉到河里去了

劳动也有危险。当时五七干校的许多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都是从市区运过去, 有的用卡车, 还有的要用船载, 从黄浦江的小河道运到奉贤的柘林, 那里当时是一个港口。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生产和生活物资从船上运到岸边, 然后挑回干校。然而从船上到岸边要经过一条又细又长的木板, 我们就踩着这条木板来回扛东西。由于跳板很窄, 而且我们肩膀上还扛着很重的东西, 因此这段路非常难走, 也发生过危险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 《解放日报》总编辑马达在扛东西的时候从跳板上掉下河了。那天我正好不在, 突然听到有人喊马达掉下河了, 马达当时劳动也很卖力, 因为他是走资派。我很吃惊, 工宣队也很害怕出事情, 马上把他送到医院了。当时我们觉得很危险, 但是也不敢讲, 因为当时号召我们劳动要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张乐平爱“吃老酒”

在干校时我跟张乐平一个宿舍, 他在《解放日报》负责画连环画。他这个人蛮有趣的。

张乐平有一个特点, 他要吃酒。他嗜酒如命, 晚上他在编辑部美术组画插图, 有时我找他聊聊, 聊到很晚, 他就喝老酒。当时他在编辑部里当着我们的面讲话时, 酒气熏天。我说你又喝酒了, 他就笑笑, 我就调侃说他是酒鬼。到了干校后, 每天还是喜欢喝酒。那时喝酒是违反纪律的, 但他不管, 天天喝。这也没办法, 他不喝不行。他的酒从哪里来呢? 当时干校附近有一个镇 ( 名字我忘记了) , 在柘林附近, 他就经常去买些酒来喝。当时工宣队啊军宣队大家心里也都有数, 知道他爱喝酒, 也管不了, 也就算了。

后来我问别人, 张乐平什么问题来干校啊, 那个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他在抗战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 不过他那时主要是画漫画抗日。

“你救了我一命”

“文革”后, 有一次我陪香港一个朋友去家里看望张乐平。谈到“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时, 张乐平对我说: “武振平, 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你救了我一命! ”我感到很奇怪, 我说我怎么会救了你一命呢? 原来, 张乐平有小肠疝气这个毛病, 很麻烦的。有一次在干校, 他的小肠疝气复发了, 他这个毛病定期复发, 发了之后就要马上抢救治疗。那时我们一个月可以轮换着回家一次, 他突然疝气发作了, 必须回去治疗, 这次正好轮到他值班, 不能回上海, 我正好要回上海, 他就跟我商量说: “武振平, 你帮帮忙, 你替我值班, 我要回上海去! ”我说可以啊。后来他回到上海后马上抢救, 要是耽误了就糟糕了, 所以张乐平很感激我。

批尚古山房老板

当时我们每周开大会, 连里开小会, 搞批斗, 后来由于我表现好, 被调到了尖刀连。尖刀连由各个单位抽出来的人组成, 主要成员是上海书店和新华书店的, 还有上海解放初期很多私营书店的老板也到干校来接受再教育。批判他们什么呢? 他们卖书的有什么好批判的呢? 我记得有一次批一个书店的老板, 特别有趣。

解放前上海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书店叫尚古山房, 专门印字帖的, 他的老板 ( 名字我忘记了) 是个光头, 因为当时每个连队每个星期都要开批判大会, 那么找谁来批判呢, 这要动脑筋的。大家当时都找他批判, 这个人也无所谓, 已经麻木了, 每次都只有一句话“我有罪, 我有罪”。大家都偷着笑。 这个人有个爱好, 就是喜欢旅游。有一次, 他去蒋介石的老家溪口去旅游, 当时去旅游的人也不多, 他还带了一个小青年, 后来工宣队问他, 你为什么到那里去旅游? 他只好说: “我有罪, 我有罪。”

批判刘金大会

刘金是文艺批评家, 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气。有一次干校召开了全校性的批判刘金大会, 这是比较严重的。为啥呢? 因为江青点了他的名。

他当时是文艺出版社的编辑, 编了一本小说叫《战斗的青春》, 是写河北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 江青为何点名批判他呢? 这个小说的作者是天津文联主席雪克 ( 原名孙振) , 江青批他是“走资派”, 是“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 江青批他, 也连带着批判刘金, 说他是三青团。实际上刘金是抗日时期的三青团, 后来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鉴于此, 到了干校, 刘金也成为一个很好的批判对象。 他“档次”很高, 到全校批判, 各个连队组织发言, 批判他的材料到处都是。当时我们连长让我写批判材料, 当时这种事已经是家常便饭, 我一边写材料, 也觉得好笑。后来我们连长念, 我们都偷着笑, 感觉像是一场闹剧。刘金由于被批得多了, 他也不在乎了, 只是说“有罪有罪”。

记得开刘金批判大会时, 是在我们那个大饭厅里, 大家都带着一个小板凳, 围坐在一起, 一边批判一边喊口号: “打倒小爬虫! ”为啥说他是“小爬虫”呢, 因为江青当时批评他是“小爬虫”。

戴季安写《干校的黄昏》

译文出版社的戴季安, 大家叫他“十八戴”。在干校也有过几次小批判。有一次我们在干校里办墙报, 办墙报我们编辑是拿手活, 因此就叫我们来办。戴季安当时写了一篇稿子叫《干校的黄昏》, 描写在干校里每到黄昏大家劳动归来的景象, 为了扫除一天劳动的疲劳, 大家有的唱歌, 有的拉手风琴, 有的跳舞……一片热闹景象。本来也没什么问题, 突然工宣队要批判他, 问他怎么不写 “干校的早晨”? 为何要写“干校的黄昏”? 是不是希望干校到末日了? 于是, 他也很无奈地接受批判, 其实这本来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柴子豪插秧“碰钉子”

柴子豪是当时上海宣传部文艺报刊处的处长, 他也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记得当时我们在干校插秧时, 他碰了一次“钉子”。当时我们插秧的地方在海边的水田里, 水田是人造的水田, 虽然经过清理, 把水灌到里面一遍一遍地冲洗, 但是泥土里仍然不干净, 有一些“杂物”。因为插秧时要赤脚下去, 脚难免会受伤。有一次, 柴子豪刚刚脱了鞋把脚踏入水田里, 就哇哇地大叫起来, 把脚拔出来一看, 木板上一个铁钉子插入了他的脚底板, 痛得他要命, 后来马上被送到医院去了。后来他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干校。

当时在干校接受改造的还有《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 文艺出版社老总江曾培; 还有郝铭鉴, 他是政宣组的组长。

我于1974年年初回到上海, 在干校里待了四年。经历了这些事情, 我们对干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本来是对我们的一种惩罚, 但是也让我们学会了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