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我叫陈德业, 生于1913年, 我的家乡在浙江绍兴。绍兴是一个美丽的江南小城, 我们陈家在当地算是有名的望族, 我的爷爷叫陈福田, 曾做过大官, 凡是族里的人有困难, 他都愿意帮忙。由于家中子女众多, 我从小在外公家生活, 外公叫徐凤鸣, 字梅生, 是个秀才, 做过山阴县吏, 人称“梅生师爷”。那时徐家有田地一百多亩, 每亩地价约值铜钱七八十串, 另外家中在绍兴府开设了天生绸庄, 大约有六七千两银子, 是个较为富裕的地主家庭。外公是有点思想的, 骨子里是反清复明的, 从清末开始他便身着汉服。我有六个舅舅, 大舅是晚清著名的革命志士徐锡麟, 他与秋瑾是情人, 也是革命同志, 没有正式结婚。我骨子里有一种激进的革命热情, 也许是受到我大舅的影响。我在外公家族的私塾里念书, 接受传统的教育, 6岁的时候便会背诵《论语》、《孟子》等书。我的四舅是徐锡骥, 他是上海有名的药厂老板1。外公喜欢我, 他对我四舅说, 这个孩子很聪明, 以后一定会成才, 你要培养他。四舅便写信给我父母, 要我去上海, 由他来管我, 于是在他的资助下, 8岁的我离开了家乡绍兴这个江南小镇来到繁华的大上海。

在舅舅的安排下, 我去了英国人办的华童公学念书2, 是公共租界工商部在上海开设的第一所华人子弟学校, 校长是一个英国人, 叫康普。当时校址在北站, 在克能海路 (今康乐路) 。华童公学非常注重英文教育, 它的英文教材是与伦敦的学校教材同步, 英文课程全部是外国教师任教。男教师大部分是英国一次大战的退伍军人任教, 平时十分强调学生的风范仪态, 还要求我们每天的床铺都要铺得又挺又平, 舍监每天都要做检查。我的英文和中文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我的英文基础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

12岁时我转入育才公学就读, 它原名叫育才书院, 是现在育才中学的前身。1912年由英籍犹太人嘉道理创办于公共租界白克路 (今凤阳路) , 同时吸纳犹太人及华人子弟上学。当年经过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议提议, 并得到租界内华人的赠款, 购山海关路445号地兴建新校舍, 并改称“工部局立育才公学”, 性质与工部局立华童及西童学校不同, 兼收中外人士子弟, 但西人子弟大多为犹太人。1925年, “五卅惨案”爆发, 顾正红被打死, 那时我才12岁, 是form one, 按照现在的算法应该是初中二年级, 因为我成绩好又是班长, 我想起妈妈曾经说过, 不要怕, 最困难的时候你也不要怕, 你是烈士的后代, 你的舅舅心都被挖出来了, 你还怕什么, 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就站上讲台对全班同学说, 现在外面的形势这样, 我们还在被日本人、英国人欺负!我们应该做点事情!班上同学说, 我们都听你的, 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就号召大家一起冲出校园。现在想想当时什么都不懂, 只是心血来潮罢了, 一个12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啊, 大家就是喜欢玩, 喜欢热闹, 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爱国。我们试图冲出学校, 那个副校长是个英国人, 便拿着水龙头往我们身上冲, 阻止我们走, 但我们还是冲出去了。出去以后, 我们开始印刷传单, 发传单, 就这样一直没去学校上课。紧接着放暑假了, 我以为这件事情已经不了了之。谁想到两个月后开学, 我去付学费, 学校不让我继续读书了, 要开除我, 我的四舅跑到学校向校长求情, 希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学校坚持不同意, 就这样我被育才公学开除了。四舅非常生气, 说我不好好读书, 只配去做“小木匠”, 也不帮我再找学校了。我的母亲听说这件事情, 只能从绍兴赶来上海, 在母亲的调解下, 四舅又帮我联系了圣约翰青年中学。

圣约翰青年中学、圣约翰附属中学、圣玛丽女子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 他们是一条线下来的, 青年中学是初中部, 附属中学是高中部。青年中学的毕业生可以直升到附属中学, 初中毕业第一名可以免费在圣约翰大学读到毕业。青年中学也是要考的, 入学考试时要考英文、国语和算术, 我虽然喜欢调皮捣蛋, 但学习还是不错的, 所以入学考试对我来说并不算难。初中毕业我考入了沪江大学的高中部。

从沪江到圣约翰

1929年我考上了沪江大学3的化学系, 沪江位于沪东的军工路上, 校园风景如画, 绿草如茵, 夏天杨柳依依, 冬天灌木常青, 教学楼都是美式建筑。当时的校长是刘湛恩, 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非常年轻, 才30多岁, 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他工作兢兢业业, 改革教务, 削减宗教课程, 改必修为选修, 倡导师生团结、学术自由, 他平易近人, 深得师生们的爱戴。他对学生很好, 他的太太王立明也热情好客, 我们这些学生都受到邀请去他家吃饭、喝下午茶, 大家聚在一起, 谈笑风生, 热烈讨论, 气氛十分活跃。1937年抗战爆发后, 他为宣传抗日, 支援前线, 救济难民, 安抚流亡学生, 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日伪妄图利诱他担任伪教育部长, 他断然拒绝, 后惨遭日伪特务暗杀, 以身殉国。

在沪江大学读了一年半以后, 因离家太远, 舅舅让我转学到圣约翰大学4, 他帮我联系以后, 圣约翰校方承认我在沪江读的课程, 让我直接转去化学系读二年级。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是教会学校, 对于英语同样也非常重视, 要说这两所大学的区别, 以我的亲身体验来说, 沪江大学比较偏重工科, 圣约翰有名的是商科, 沪江的学生中平民比较多, 而圣约翰更多的是贵族子弟, 有钱人家的公子、千金, 与圣约翰相比, 沪江的学费没有那么贵, 我记得圣约翰一个学期的学费就是几百块。虽然学费昂贵, 但圣约翰设有不少奖学金, 例如孟氏奖学金, 一些家境不那么富裕的学生也能靠奖学金读完4年的课程。针对那些支付不起昂贵学费的学生, 学校还设有学费借款, 我记得有James Gantlie爵士借款、牛氏借款、刁氏借款, 学生可以从借款基金中预借学费, 并立下合约, 离校四到五年内连同利息一并还清, 但学校规定必须是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才能借。另外, 学校每年有免费读到大学毕业的名额, 这些免费学额一部分是给指定教会中学里直升上来成绩优秀的学生, 有桃坞中学、圣约翰附属中学、美汉中学, 这些学生不用缴纳学费, 但仍需交膳宿费和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还包括病院费、特别费 (用于校刊、年刊的出版) 、毕业证书费等等, 杂七杂八加在一起也不少。

大家都觉得英语是圣约翰的一大特色, 的确如此。在圣约翰, 除国文课, 其他课程都用英语进行教授, 课堂间师生的问答、课外同学的对话都用英语, 学校的布告栏、校长下发的通知单也是用英语的。当时的上海还是半殖民社会, 英语成为一项必不可缺的技能, 这也成为很多学生要来圣约翰读书的原因, 因为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走到社会上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拿到丰厚的薪水。还有一些同学, 他们在去圣约翰读书以前就打算去国外留学的,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圣约翰的学生都是英语讲得很棒的, 英语不流利的也大有人在。但经过4年的训练和熏陶, 走出校园的学子们基本都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课程的设置上, 圣约翰也是别具特色的。举个例子来说, 当时比我高两级的沪江大学同学已经毕业进了英商纶昌印染厂工作, 他们告诉我纶昌厂的待遇不错, 我便暗自决定毕业以后也要去那里工作。因为有了目标, 我开始向校方提出要读“染料化学”这门课, 为今后去纶昌厂工作做准备。当时系里并没有开这门课, 系主任请示了卜舫济校长, 他专门从英国请了一个教授来教我, 这个教授是专门研究炸药的, 在化学方面染料和炸药的原理是相通的。那时他就我一个学生, 我们那时的大学教育与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以书本为主, 老师照本宣科, 我们那时都是以讨论为主。

教会学校的生活还是丰富精彩的。上课之余, 我参加了不少团契, 如学生剧社, 辩论会, 记得那时候我们排演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 大家都是用英语演出的, 平时剧社的同学常常凑在一起讨论剧本, 修改台词, 制作服装道具。我们也会聚在一起打篮球, 踢足球, 圣约翰的体育是出了名的, 当时学校有足球队, 每个月都会与其他大学进行比赛, 《申报》等报纸都会对赛事进行详细的报到。同学间的关系也颇为融洽, 大家常常三五成群去校外的小饭店打牙祭。我这个人还算大方, 有一次大家的pocket money (零用钱) 都用完了, 只有我还剩几块钱, 他们就叫我请他们吃饭。我们到校外的小饭店, 点了排骨加蛋炒饭, 四毛钱一份, 当时吴铁城儿子也是我们同学, 店里给他的猪排是臭的, 他拿去换, 我们就叫他“臭猪排”, 后来他去了台湾。孔祥熙的儿子David孔令侃也是我的同学, 他比我小3届, 我们曾在一起上世界历史, 虽然他进出都有保镖跟随, 但对同学非常客气, 我们也不会因为他是财政部长的儿子就特意去巴结他、奉承他。学校的学生有三种人是大家真正佩服的, 受人尊敬的, 一种是体育好的, 一种是擅长音乐的, 一种就是学习成绩出色的。大家只看真本事, 不看家庭背景。要说到家庭背景, 圣约翰子弟中就我认识的人中, 其父辈不乏市长、财政部长、大资本家和社会名流, 每到周末学校的门口便挤满了高级轿车, 但这些人从来没有因此而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校方也并未因此而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

记得在1931年的冬天, 我正在圣约翰化学系读二年级, 传来了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消息, 学校里好多同学群情激愤, 嚷嚷起来。与我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学校里那班公子哥儿, 他们对此无动于众, 就在东三省沦陷的当晚, 他们还照旧在social hall (交谊厅) 举办舞会。“商女不知亡国恨”啊, 祖国被侵占了, 这些麻木不仁的富家子弟依然沉浸在歌舞声中, 我们几个爱国学生非常气愤, 于是在化验室里自制了蒸馏催泪液, 当众人轻歌曼舞之时, 我们冲进去一面扔催泪弹, 一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三省”!交谊厅里一片大乱, 男男女女们一边叫一边往外逃, 舞场里面留下一大堆皮鞋和漆皮舞鞋, 我们几个哈哈大笑, 大呼过瘾。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第二天上海的各大报纸都用大字标题报道了此事。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校方对我进行三堂会审, 卜舫济、沈嗣良三番两次审问我, 希望我把同伙供出来。我坚决不把其他同学供出来, 校方无可奈何, 不了了之。我觉得学校在管理上是严格的, 但作风颇为民主, 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还是很宽松的, 并不是看得很严, 校长卜舫济也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 虽然表面严厉, 但内心爱护学生, 处处为学生着想, 也许正因为有这种宽松的氛围, 圣约翰毕业的学生才会表现出如此多元性吧。

毕业以后, 我还参加了圣约翰的同学会, 同学会的目的在于使毕业生们保持对母校的兴趣, 在将来积极地参与到母校的建设中去。这是一套西方的校友会制度, 被卜舫济移入到圣约翰。按照卜舫济的设想, 同学会每年集会一次, 听取校务报告, 并协助学校筹募款项。他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 大致意思就是今天我以母校为荣, 明天母校以我为荣。每次同学会的形式都不一样, 有时候是冷餐会, 有时是重新回到校园, 基本上每次活动我都参加, 每个校友都会向母校捐钱, 数额多少不限, 由各自经济情况而定。记得我有一次捐了1000元, 我们对母校是不会吝啬的。卜舫济校长亲自倡导同学会, 只要他在中国, 每次他都会到场参加, 并作演讲, 他对这所大学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职业生涯

1934年我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毕业, 便想到去英商纶昌印染厂试试。这个厂是当时上海开埠以来第一家印染厂, 总部在英国的曼彻斯特。面试那天, 我西装笔挺, 乘坐小火轮前往浦东白莲泾, 英国厂长亲自面试我。他要我当场写出盐基性绿色的化学合成, 我花了10分钟写出来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让另一位厂长带我去调色车间, 车间主任看到我西装笔挺, 问我, 来做啥?我说来做事的, 他讲, 做事不能穿西装的。我马上脱掉西装, 只剩下背心短裤。就这样, 我被录用了, 职称是练习工程师。当时每天早上7时上班, 中午休息1个小时, 下午6时下班。3个月的试用期, 月薪75元, 试用期满后, 月薪125元。当时上海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 一般每月工资是50—60元, 我这样的工资算是很高的了。

我搬出了学校, 和另外两位大学刚毕业的同事合租厂对面的房子, 租金是每月8元, 3个人平摊, 一日三餐包给附近一家小饭店, 每月12元。公司常给表现好的人发奖金。有一次, 我一连做了四个月的夜班, 公司发给我1000元的奖金, 令我喜出望外。结婚以后, 我在中山公园附近的兆丰别墅一个白俄那里租了底层一大一小的两个房间, 由于离工厂太远, 我只能每天6点钟出门, 从中山公园乘公共汽车去外滩, 再坐厂船去白莲泾上班, 路途遥远, 非常辛苦。我的职务提升一级后, 厂里便分给我一间带浴室的房间, 我每周在厂里住4天, 周末回家与家人团聚。开始工作时, 按照英国人的规矩, 我在漂染、印花、雕刻等各车间都做过, 对印染的各个流程都非常熟悉, 我从一个练习工程师开始做起, 3年后升为工程师, 5年后升为总工程师, 抗战期间, 纶昌厂停业, 日本人占领了英资的纶昌厂, 所有的英籍职员都被送入集中营。我没有工作, 日本人通过荷兰领事介绍来找我做顾问, 被我拒绝了。我宁可失业没有饭吃, 也不愿做日本人的走狗。那段时期很艰难, 我只能做些棉布生意勉强维持生计。为了节约开支, 我和妻子不得不从租的别墅中搬出来另外租了一个单间, 妻子把结婚钻戒也给当了。抗战胜利后纶昌厂复业, 我被提升为技术负责人 (技术经理) 。我首创不用熨烫的纶昌麻纱, 还用还原染料做到了面料不褪色, 又加入英国进口的增白剂, 解决了印花麻纱的底子不白的问题, 经过这一改良, 印花麻纱的底子变得特别白, 纶昌麻纱得以畅销全国, 出口到欧洲、美国、印度等, 是纺织界的一项革命性发明。我还废除了煮布锅, 用连续退浆煮炼的技术, 达到了节省时间的目的。共和国成立后, 我为福建省三明市设计纺织印染工艺, 一年后回到上海。1972年我正式退休, 无锡印染厂花了600多万美金向德国、荷兰、日本、意大利印染机械厂订了许多印染机械, 请我做顾问, 我在协助他们装机器之余, 主要还负责与外方打交道, 避免了很多差错。我是靠技术吃饭的, 所有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我在大学里打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家庭生活

我的太太马浙生是复旦公学经济系毕业的, 认识她的时候她还在读大学, 一年以后毕业去了德国洋行做出纳。我虽然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 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却是非常严肃的, 我们是自由恋爱, 从相识、相爱到订婚历经了3年时间。我的丈人是英商卜内门洋行的建筑主任马兰舫, 来自这样一个西式开放的家庭, 浙生生性活泼, 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有修养, 当时追求她的人很多, 财政部长的儿子、杭州百年名店高义泰的小开、警备司令的儿子, 但最后她还是认同我这个没有什么背景的穷小子。那时的女大学生思想独立, 没有依附于男人的念头, 早在30年代就实行女方付账了。她请我在复旦附近的小西菜社吃西菜, 4角钱就可以吃一客公司大菜, 那天她穿着一件彩格的薄呢旗袍, 奶白色的高跟皮鞋, 一套大家闺秀的打扮。我也会请她去百乐门跳舞, 去国际饭店跳舞、吃大餐。在没有跟我确定关系之前, 她还和其他男性朋友去听音乐、跳舞, 我虽然心里吃醋, 但从不表露在脸上, 认识一年之后, 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又过了两年我们才订婚, 当时我已小有积蓄, 我买了一只2克拉多的钻戒作为结婚戒指, 并在北四川路的新亚饭店订了20桌, 每桌20元, 那天, 我穿着“踢死兔” (燕尾服) , 浙生穿了一件法国白绸缎旗袍, 高跟皮鞋, 光艳照人。结婚以后, 浙生辞职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家庭主妇, 有人很为她可惜, 觉得一个解放前的女大学生做全职太太是一种浪费, 我明白浙生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原先租借了白俄的别墅, 抗战胜利后, 当时上海房子的租金十分昂贵, 高级的公寓三房一厅光是顶费就要3万美金, 我的岳父是著名的设计师, 他说3万美金可以造一座小洋房了, 于是他替我们设计草图, 我在西郊虹桥路买了一块一亩七分多的地皮, 花了一年的时间建成了现在这座三层楼的小洋房。

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 工作之余我一定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我和太太一共生了3个女儿, 周末我们带着她们去大西路的陈记马房租马骑, 到后来我们买了一匹小马, 有专门的马师训练, 备有专门的马靴和马裤, 骑马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我们每次都骑一个多小时, 既可以锻炼身体, 又能呼吸新鲜空气。除了骑马, 我们还去纶昌厂的游泳池游泳, 游完以后我们就在西餐部喝下午茶, 十分惬意舒适。教会学校教会了我一种积极端正的生活态度, 引领我们创造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业余活动, 对我的一生都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一直认为, 一个真正的淑女是要弹得一手好琴的, 因此我们家的3个女儿从小就学琴, 为的是培养她们对音乐的欣赏能力, 而不是作为一项技能去学习, 1946年我用20两黄金 (16两制) 向上海琴行买了一架英国谋得利牌5尺半的三角钢琴。冬天的午后, 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 壁炉里生着熊熊的炉火, 从窗外透进一缕缕暖暖的阳光, 女儿们轮流演奏钢琴协奏曲, 乐声琅琅, 沁人心脾, 我们时而开怀大笑, 时而小声交谈, 享受天伦之乐,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

注释

1 徐锡骥 (1883—1953) 字季荪, 徐锡麟四弟, 曾一同留日学制药, 加入光复会。皖案后帮助徐锡麟夫人王振汉化装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后从事药业, 开设大生制药公司, 曾生产千金汤、杏仁精。

2 华童公学, 创建于1904年, 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办, 专门供华人小孩读书。学校位于虹口爱尔近路与克能海路相交处, 占地约14亩。工部局实施华人教育由此开始。

3 沪江大学, 沪江大学始建于1906年, 初名上海浸会大学, 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南北浸礼会联合创办的大学。1914年经校董会决议, 学校正式确定中文名为沪江大学。

4 圣约翰大学, 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 1906年在美国注册, 正式称圣约翰大学, 1952年院系被分拆并入其他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