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22年3月8日作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斯文在线”讲座的讲稿
“90后”一代人正出现在当代中国的各行各业，成为青年文化的标志和生力军。去年我接受了《上海文化》的访谈，曾通过“后浪”问题谈到如何认识当代的新人类。在访谈中，我曾表达过对当代中国的代际更替的理解：“50后”和“60后”是启蒙的一代，“70后”“80后”是过渡的一代，而“90后”“00后”是普遍世俗的一代。我指出，用来分析不同年龄层的代际更替的“前与后”模式，已经取代了表示政治倾向的“左与右”和指向阶层流动的“上与下”模式，成为我现在比较关心的问题。过去我以为“70后”“80后”属于“后文革”一代人，然而等到“90后”一代出现以后，我才发现他们是真正的新人类。因为“50后”和“60后”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这代人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激情和理想，这种激情的寄托对象过去是革命、后来是改革。出生于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第二代人既有上一代的理想主义，也有下一代世俗和功利的一面。
此处重点想要分析的是第三代人即“90后”与“00后”这一代人。所谓“Z世代”指的就是从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一批人，他们出生于中国崛起的时代，是世俗时代与网络时代的产物。代际更替速度加快的最重要因素是不断迭代更新的媒体。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巨大的网络革命之中，上一次的媒体革命是印刷术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革命性改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网络革命之中，“90后”“00后”高度依赖社交媒体，在今天这样一个“后真相”时代，他们所接受的资讯密度太大，使他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密集到了让人无从选择的程度。而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各种短视频形式出现以后，知识愈发信息化和碎片化，知识不再是整体性的系统存在，同时信息的即视感和图像化又使人类的抽象符号思考能力不断退化。
所有这些媒介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代际之间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都有着本质不同。首先，我们“50后”和“60后”相信自我与家国天下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嵌关系，但对新一代人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相对松散。一方面，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崛起年代的“90后”一代被称为“自然红”，他们相信中国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国家、世界层面的宏大叙事兴趣不大，相比之下关心的是一些环保、动物保护、“MeToo”运动之类的小叙事。同时新一代青年因对个人前途无从把握而充满了焦虑感，因此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对个人前途忧心忡忡，这两件事彼此却丝毫不“违和”。其次，这一代人更习惯于秉持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态度，看起来他们很善于像经济理性人一样为了实现小目标而生活，合理地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精确地计算如何通过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综合下来的话，“90后”一代的生存方式可以称之为“小目标式的生存”，他们非常理性化地将人生理解为由一连串小目标所组成，一步一步走向终点——这个终点是什么？显然不一定是我们这代人所熟悉的“诗与远方”。
不过，新的一代青年真的没有自己的“诗与远方”吗？我想也不是。所以在这里将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从“90后”与当前的各种新潮文化现象的关系入手，最后过渡到如何与“90后”一代相处的问题。
一、虚拟世界：新人类的“诗与远方”
我认为“90后”一代已经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诗与远方”，那就是网络所建构的虚拟世界。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它的出现取决于人性同时具备的“动物性”和“神性”这两面。所谓的“神性”乃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老一代人的超越世界是一个各种美好价值都得以圆满实现的乌托邦，但是新一代年轻人的“诗与远方”，则是在虚拟世界之中去实现自己的“神性”。
我曾借用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观点讨论过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将现实世界分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由权力和市场支配的世界，包括学校、职场、官场等，它们有着非常严酷的交往规则和主宰逻辑，如今流行的“困在系统之中”指的就是这个世界。但哈贝马斯认为在此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生活世界，这是在官场、职场和学校之外的个人交往空间，包括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等。这个生活世界中的交往逻辑不再是权力和金钱，而是自由的、快乐的和人情的逻辑。哈贝马斯认为，今天的世界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即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上一次访谈中我也提到，当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里面被大量渗透了权力与金钱的因素，好比说，交一个朋友也要先看看这个朋友有没有用，这就使得私人的人际关系也随之发生了许多蜕变。
现在新一代青年普遍困在系统之中，为各种“KPI”考核所束缚和煎熬。对他们而言，系统世界的生活里只剩下“苟且”，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也找不到自由、真诚和梦幻感，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诗与远方”投入了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如今正以排山倒海的规模、层出不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科幻、动漫、游戏、剧本杀、密室逃脱，还有刚开始就已经大红大紫的元宇宙。这个虚拟世界在科幻大片《黑客帝国》《头号玩家》《失控玩家》里面已经展示给我们看了。为什么新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沉迷于虚拟空间？因为这是他们的“神性”世界，是他们的“诗与远方”，只是这个世界在一个虚无缥缈的虚拟世界之中，成为他们在面对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如意之后的避风港。人总是要寻找避风港的，没有避风港的人生是一个痛苦的人生。老一代人的避风港，是小说、诗歌、阅读、旅游，或者打牌、麻将、广场舞等；而新一代年轻人的避风港就是逃到虚拟世界里面。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可以任意选择一个代表自我的角色，既虚拟又真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挫折与委屈，都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得到补偿。比如说，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很胆怯的人，但是在游戏当中却可以成为一个杀敌无数的勇士，虚拟世界补偿了生活当中的不足和缺憾，让人得到一种既虚幻又真实的满足感。
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越来越沉湎于网络游戏和各种剧本杀？这与现实生活中“困在系统中”的那种匮乏感是有关系的。匮乏的一切都可以在虚拟世界当中得到心理性和感受性的满足。马克斯·韦伯曾说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祛魅”的时代，似乎不再有令人敬畏的神灵。但虚拟世界形塑了一个新的“神魅”时代，那是一个没有神的“神魅”世界，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天命，有的只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乌托邦，乌托邦有些是美好的，也有很残酷的——就像《失控玩家》里面，两种乌托邦存在着紧张的冲突。游戏也好、VR（虚拟现实）也好、科幻片也好，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创造了网络时代的乌托邦。人是需要乌托邦的，没有乌托邦就很难有生存的勇气，上流社会的富豪赌博，下层民众热衷于买彩票，都是为自己营造一种乌托邦的期待感。我将其称为“神性的替代物”。虚拟世界虽然没有神，却替代了神，提供了一个你愿意去想象的空间。元宇宙出现以后，虚拟和真实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亦真亦幻。不知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自己变成了蝴蝶？人的内在都是有缺陷的，但是每个人都会追求自身的完美性，既然虚拟世界让你得到某种既虚幻又真实的补偿、满足和升华，那么这个虚拟世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就不断在实现着另一个超越的自我。
超越自我的自我实现还有另一个空间，那就是追星。这几年非常火爆的“饭圈”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对很多粉丝来说，他们追求的偶像就是自我不能实现的那个理想的自我。所以人有两个自我，分别对应着人性中的“动物性”和“神性”。“神性”的那个自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一生中都无法圆梦，但内心又极度渴望，因为这是梦想。粉丝就把这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自我，投射到他们所膜拜的偶像身上，偶像象征着那个完美的自我想象，崇拜偶像也就是崇拜理想的自我。然而任何一个偶像毕竟不是神，而是活生生的凡人。欧洲有个说法叫“国王的两个身体”，意思是说像路易十四那样的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另一个是他的肉身，而有时候国王的肉身会背离他的精神象征，从而发生错位。同样，偶像也有两个身体，一个是“铁粉”们所寄托的理想的自我，这就是所谓偶像的“人设”，偶像主要靠“人设”来“吸粉”。然而任何一个偶像也都有肉身，具备凡人的七情六欲，假如偶像无法做到自律，他们的肉身就背叛了“人设”，“人设”就会崩塌。不过，一个偶像倒下去，也会有更多偶像被制造出来，因为这一代的粉丝们心中永远有一个有待实现且寄托于偶像的理想自我。
二、从文化现象观察“90后”文化
“90后”青年的深层心理可以通过几个文化现象来观察，也就是“国风”文化、“网红”“打卡”文化以及“盲盒”文化。这些现象可以很好地用来分析其背后的情感爱国主义、“后物质主义2.0版”和体验性消费这些当下备受瞩目的问题。
第一，“国风”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情感爱国主义。这几年在“90后”青年之中，汉服非常流行，“李子柒”也在全球大红大紫。去年，地处中原的河南电视台推出的“国风”春节晚会和元宵晚会都在年轻人那里成为“爆款”，类似的《唐宫夜宴》《天地之合》等节目在年轻人那里同样很风靡。
不要以为迷恋“国风”的都是三四线城市的青年，现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里许多名校出身的学生、国外回来的“海归”，也都是“国风”迷。他们都是全球化时代的产儿，但竟然在情感上非常迷恋“国风”，这是近年来新出现的颇具悖论性的现象。我将这种现象称为技术的全球化与情感的本土化，这是两个看起来冲突、其实平行不悖的层次。在技术层面，那种适合中老年人观看的“晚会模式”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人了，河南卫视的晚会节目之所以让他们叫好，乃是科幻技术叠加了传统文化，体现了一种非常时尚的博物馆式的全景展示。一方面，这是与全球化接轨的时尚；另一方面，其内容又能唤起年轻人“DNA深处”的文化记忆，或者说，中国文化中的“血脉记忆”被新的技术手段激活了。
对他们来说，“国风”是情感层面的记忆，“国风”文化的背后是一种情感上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有好几种形式，政治爱国主义只是其中一种，“90后”青年的爱国更多是一种情感，是对一个具有文化底蕴的文明大国的情感。从中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的想象是一个文明大国的想象，这个想象不一定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也未见得纯粹是思想教育的结果，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各种各样的视频、音频、图像等媒介所感受到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是可以直接诉诸视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触觉并且被呈现出来的情感对象。今天，短视频已成为时代的主流记忆载体，年轻一代的记忆、情感寄托往往都和短视频有关。
短视频时代的主流记忆与文字时代是不同的。文字诉诸理性的想象能力，但是视觉直接打动的是心灵。一个是大脑，一个是心灵，这是两块不相干的领域。究竟是理性还是情感更重要？过去有一种错觉会认为现代人的理性更重要，所谓“我思故我在”。然而英国思想家休谟讲了一句名言：理性永远是情感的奴隶。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真正打动受众，捷径就是诉诸心灵和情感。短视频时代所塑造的对象，无论是其消费选择还是日常生活选择，都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更多时候会是一个“情感的动物”。一旦人类的情感被俘获，那么也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网红”文化背后所反映的“后物质主义2.0版”。年轻一代会为了一款新出品的奶茶去“拔草”“打卡”，甚至不惜排两个小时的队。这一现象让老一代人完全看不懂。北京新开的环球乐园推出了“威震天”，上海迪士尼立即相应推出“玲娜贝尔”，一只粉红色的小狐狸形象立即成为更红的“爆款”，玩偶在网上炒到几千元一个。许多女生以拥有这只小狐狸为荣，一旦买到手，就可以在朋友圈中晒图。
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消费心理与老一代迥然不同。老一代人是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通常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习惯了存钱，在消费的时候特别注重性价比。值得注意的是，在地铁里面会急着去占座的通常都是老一代人，但是年轻一代对此似乎特别无所谓，有空座也不一定要坐，对“占便宜”没有什么兴趣。另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老一代人通常精神的归精神、物质的归物质，这两个层面是互不相通的两码事，但在年轻一代那里，精神与物质没有截然的区分。新的一代人特别是一线、二线城市的青年，在他们出生、成长的年代里，中国已经开始崛起。物质条件越来越富裕，导致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以上出身的人对物质匮乏几乎毫无感觉。老的一代人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代，特别在意物质的重要性，但是“90后”青年更在乎精神层面的体验和享受。他们的消费体现出一种“自主性理性消费”，不特别注重物质，而更多地注重精神层面的体验。
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写过一本名著《静悄悄的革命》，首先提出了“后物质主义的一代人”，但是他所说的后物质主义者，主要关心的是外部的整体环境，如环保问题、自然生态等。但是，今天中国出现的是后物质主义的“2.0版”。“2.0版”的后物质主义者发生了“内在的心灵转向”，更在意内在的精神感受。所谓的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化在他们那里已经破局，精神物质化了，物质也精神化了。所谓的精神物质化，可以比较一下老一代人的明星崇拜，当时的崇拜就是纯精神性的，不会倾家荡产去打赏，但年轻一代当中一些“铁粉”对偶像的崇拜，一定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打赏行为来表达，好像不用物质和金钱就是不真实的，这是精神的物质化。另一方面则是物质的精神化。老一代人的消费习惯讲究实惠、性价比，但是新一代青年不一定特别注重物质本身，而是注重物质消费过程中的那份精神愉悦感。在这方面，上海特别突出，很能满足上海年轻一代的精神需求。上海的许多中高档餐厅，装潢设计特别讲究，营造出独特的精神情调，因为没有情调的空间不足以吸引年轻人。比如，在香港很“草根”的茶餐厅、在广东很平民化的顺德餐厅，一来到上海立即变得讲求格调，色彩、线条、光影各方面都特别讲究，甚至还有钢琴伴奏。所以现在的餐厅也要讲究“颜值”，“颜值”高的产品就有文化附加值。所以产品不是死的，它是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不仅有外在的“颜值”、情调，也有内在的气质和灵魂。眼下上海的餐厅和产品在彼此之间比拼的就是这些与精神有关的元素。
如今许多“90后”青年，会经常去一些有精神品味的餐厅、咖啡馆、酒吧和书店“打卡”，我将其称为“周期性的身份认证”。他们到那里消费的不是一杯咖啡或鸡尾酒，不是那种味觉的享受，而是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以此确证自己是一个有品味的人。他们特别注重“仪式感”，所以一定要在朋友圈晒出美图。去年上海有一场公众讲座，请的是法国某哲学家，结果发现现场竟然不是大学的研究生，几乎全部是职场年轻人。他们听不懂哲学家在讲什么，只是去“打卡”，享受这种场所仪式感给自己带来的身心愉悦和自我满足，这就是“后物质主义2.0版”。
第三，“盲盒”现象背后的体验性消费。为什么“盲盒”在年轻人群体中特别流行？前面提到，如今的“90后”都“困在系统之中”，每个人只是程序的一个分子，而程序本身是很单调的，且周而复始，没有新奇感。但人是靠希望活着的，特别是各种惊喜、意外之喜。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热衷于抢红包？不是因为真的缺这点钱，而是期待着一种运气，假如抢到了一个大红包，会感觉特别惊喜，产生一种特别的愉悦感，仿佛一天的烦恼、单调都会被洗刷掉，顺带还有一种“转运”的感觉。这种心理，我称为“在确定性当中寻找不确定性”。
“盲盒”的心理效应有点类似于抢红包。能够凑齐一组6个，要有某种运气的成分，特别是买到了稀缺的隐藏款，更是像中了彩票一样，必须欢天喜地地去朋友圈晒图和炫耀。不确定性是令人恐惧的，但在确定性中寻求不确定，既安全又快乐。所以“盲盒”的设计符合人心中最脆弱、也最温暖的那部分。对于“困在系统中”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每天都期待着这种小惊喜，他们获得的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精神上独特的愉悦感。父母们看不懂他们为什么会买这么多“盲盒”，或许会觉得完全是浪费和发疯，但对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只是精神的喜欢就已经足够。
一个产品，老一代人注重的是其物质的质地和消费功能，但新一代人在乎的是品牌背后的文化，而品牌背后必须具备独特的故事和文化。由人民网研究院、腾讯营销洞察（TMI）和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CDC）联合发布的《00后生活方式洞察报告（2021）》中有一个深圳的高一学生说：“我在消费产品的时候，非常注重品牌背后的故事，特别是创业者的故事。如果我被感动了，就会下单。”所以故事很重要，每一款产品背后都应该有故事，有故事就会有品牌。新一代年轻人购买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
年轻一代注重内心的感觉，而不一定是消费的层次。老一代人为了证明自己有身份，一定要消费名牌，最好用一身的名牌来证明自己是“高层次”的人。社会于是通过消费品牌的形式实现了社会分层。但今天的年轻一代不特别追求名牌，只要他们自己感到喜欢、“有感觉”就足够了。不同的消费层次都能产生独特的自我满足感。虽然消费档次不同，但内心所获得的感受却是同等的，而这个同等的体验和感觉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衡量。只要能够征服心灵和感觉，就形成了一种体验性的消费主义。
新一代年轻人是在社交媒体中成长起来的，反而使他们具有一种两极性内在矛盾：一方面非常追求个性化和差异化，在新一代年轻人里面最流行的是小众品牌，特别是那些新锐品牌；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又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00后生活方式洞察报告（2021）》还发现，“00后”群体的消费行为受到同类人群的影响率达到89%，他们很怕被时尚抛弃，并且总想赶上时尚，这个时尚就成为今天人际交往的“社交货币”，社会交往是通过这些时尚得以实现的。比如今天很流行的“种草”现象，本质上既是一种独特的时尚，又反映出他们希望被更多人接纳的心态。
三、如何与“90后”一代相处
综上所述，“90后”一代的青年不只有“苟且”，他们内心依然有自己的“诗与远方”，只是这个梦想的兑现空间转移到了虚拟世界。因此，我相信这依然是有梦想的一代，只是这个梦想不是像老一代人那样全部寄托于家国天下的大梦想，他们会更关注与个人有关的各种小梦想。
2020年10月我在杭州参加了《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高峰论坛，在一个15分钟的对谈里详谈“90后”的文化。世界500强企业如今的底层员工基本都是“90后”，他们大多都是毕业于国内外名校的青年精英。但如今企业老总最怕的是，这些青年精英一言不合就辞职，优秀员工流失现象很严重。一般的管理者都以为，只要用高收入就能留住人才，但我却觉得不一定，因为“90后”这一代人虽然重视钱，但比钱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并能够在公司里实现自我。我建议说，优秀企业要为优秀的员工提供“梦幻感”。今天年轻一代的“梦幻感”全部到虚拟世界去了，而在现实的职场里，如果只是打工赚钱，那么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缺乏激情和愉悦。但是如果能为他们提供“梦幻感”的话，他们会感到在从事喜欢做的事，即使工作辛苦也心甘情愿。于是核心问题就变成是否可以在职场提供一个“梦幻”的环境，让年轻员工做符合自己心愿且可以放飞理想的事情。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提出，人在做事的时候有两种对利益的追求：外在利益和内在利益。外在利益是指对权力、金钱、名誉等外在物的追求，这种利益有个特点，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可以替换和交易的。为了追求更高的外在利益，一个人可以跳槽甚至改行。但是内在利益就不同了，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的追求。也就是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会有一种内心的召唤。这样的话，即便换了个行业可以赚更多的钱，但如果因此失去了内心的快乐，反而会感到得不偿失。凡是有追求的优秀精英一定是由内在利益驱使的。对一个企业来说，要将员工的内在利益发掘出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在工作中实现自我，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一种“梦幻感”。全世界最有“梦幻感”的公司之一是谷歌公司，谷歌只有10%的部门负责赚钱，其他90%的部门在干什么呢？负责“胡思乱想”，也就是自由创新。虽然大部分“胡思乱想”未必有实在的结果，但只要有几个成功了，那就像天使投资一样可以赚回实际的利益。
所以，如何与“90后”一代相处？除了为他们提供“梦幻感”之外，另外有两个词非常重要：分享和陪伴。这是我这些年在与年轻一代的交往中，从他们那里学到的。首先是分享。老一代人的姿态总是将自己放得很高，要去教育和启蒙下一代，但年轻一代最不耐烦的就是被教育、被启蒙和被规训，不管是父母、老师还是领导，凡是以权威姿态出现的人都让他们感到厌烦。最终厌烦就会化作敷衍，变成拒绝交流，也就很难向他人真正敞开心扉。年轻一代的主体意识都很强，不希望成为老一代人的客体，但当我们改变自己的姿态，以平等的
分享方式与他们交流自己想法的时候，“90后”一代就比较容易接受。其次是陪伴。所谓陪伴就是放下身段，陪伴年轻一代一起成长、工作和生活，甚至要跟他们一起“玩”，去熟悉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游戏。“玩”在一起是最重要的，这会让他们感到老一代人和自己是同类人，而不是对我有主宰性和控制欲的权威。
时代在变化，但是我所理解的人性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人的世俗性和超越性永远是同时存在的。今天这个时代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是在不确定的时代里，新一代年轻人依然有自己的人性展现，只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对“90后”一代文化的理解，就是对新的网络时代下的人性的重新认知。
刊于《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2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