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 2013年10月15日

采访地点: 上海王增寓所

王增, 女, 1939年出生。1962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 进入上海瑞金医院神经内科工作。1970年赴上海小三线后方瑞金医院内科工作。1979年返回上海, 继续在瑞金医院神经内科工作。1993年晋升为瑞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2001年退休。

拖家带口赴小三线

我是1970年去上海的安徽小三线的。那时候我和我先生都是医院里的, 我先生1969年先去。因为当时幼儿园还没建立, 我小儿子三岁, 大儿子七八岁, 那时医院说幼儿园和托儿所还没开始, 所以女同志要照顾孩子, 去的话有点困难, 就晚点去。所以我先生就比我早去一年。1969年的时候那边还没建设好, 挺艰苦的, 算是第一批吧, 房子也没造好, 被子什么的都是湿的。去的时候蛮积极的, 听毛主席的指示, “备战备荒为人民”, 就是“626指示”。去的多数都已经有家庭了, 后来我去的时候就把孩子带过去了。

我们那时候的支内和支疆条件大不相同。现在去支边, 去新疆、云南之类的, 都是让好同志去, 去的时候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回来之后给你们升一级, 反正应该挺多优惠的, 具体我也不太了解。我们那时候是一朵大红花, 很光荣地去支内, 什么条件都没有, 去了那边就是过着艰苦的生活, 我们也挺开心的, 因为大家都艰苦, 回来也就回来了。而且回来, 别人都分了3次房子, 我们只分了2次, 比人家晚一步。别人是小房子换中房子, 中房子换大房子, 我们一家4个人, 分到这100多平方。

我们那时候根本没说要去几年, 去就去了, 和插队落户一样, 没想过回来。我们家连儿子都一起带过去了。没有考虑过把儿子放在上海读书, 老人都是外地的, 我们本身也是外地人。在上海读的大学, 之后就留在了上海。一开始没有房子, 然后开始有了间小房子, 然后有了儿子。那时小儿子三岁, 大的那个比他大三岁, 六岁七岁吧, 读小学了。开始那边没有小学和幼儿园的, 所以是晚了一年再去。我爱人先去的, 那边还在造房子, 他就一边看病, 一边造房子, 一边修公路。等到我们去的时候呢, 那边房子、幼儿园、托儿所都造好了, 我就把孩子放在学校里了。学校里呢, 是这样的, 第一年是去乡下的, 我们是上海人参加当地人的学校。后来领导觉得读书是件大事, 所以就给我们办了一所学校。

我们那时候的瑞金就是山坡上造的房子, 风景倒是蛮好的。在安徽皖南山区, 就是找了比较平整的地方, 开始造房子, 又建了一个操场, 可以打打篮球什么。宿舍一般都两种: 一种是集体宿舍, 就是单身的, 爱人和孩子都在上海的。一开始很多都是个人去的, 住了一阵觉得环境条件还可以, 就想着夫妻团圆, 家庭团圆, 那么就一起都过去了, 除非在上海有老人、小孩要照顾, 上大学等等, 实在走不开。集体宿舍就在医院旁边, 就是医院病房旁边的那幢房子, 这边男宿舍, 这边女宿舍, 就和医院混在一起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墙的, 都是山沟沟里, 就在山与山之间平的地方造房子, 旁边还有河, 风景蛮好的, 还有花园, 我们自己种花, 反正什么都是自己来的。我们有个老工人, 就专门让他做园工, 让他种花、浇花, 把园地管理好, 弄得很漂亮的。有些人就养鱼, 把我们那边的池塘拦起来, 等过年的时候就捉鱼, 大家分着吃。这就是男女宿舍。我们这种家属宿舍呢, 因为有孩子什么的, 一直要烧饭, 所以就不能离医院太近, 就在另一个山沟里, 分1号楼、2号楼……一大片呢, 外面是家属宿舍, 里面是单身宿舍, 像我们有家属的就一户一户这样住。两间房加一个厨房。因为是有规定的。那边有个828指挥部, 就在屯溪, 即后方指挥部,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总指挥部, 他们指示小三线造房子要“干打垒”, 不可以造砖头房子, 太奢侈了。我们的房子大概下面有点石头, 上面就 “干打垒”, 屋顶也就是随便铺一下, 高倒是挺高的。厕所不能进房间, 进房间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要上就上公共厕所, 一般三幢楼就有一个。每户人家一个痰盂罐, 冬天到厕所里很冷, 所以大人小孩都用痰盂罐, 一个不够就两个, 一个房间里一个,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公共厕所倒马桶。自来水可以进来的, 可以洗菜什么的。烧菜也没有炉子的。是用乡下人的柴爿, 就是那种砌起来的灶头, 还有烟囱。那我们文娱生活怎么过呢? 因为没有电视, 所以就有文艺小分队、电影放映组等。

从神经科到全科医生

我是神经科的医生, 去了那里之后就是内科, 没有神经科, 分得没有那么仔细。医院中就分内科、外科、小儿科和妇产科这几个大科, 心脏科和消化科都算在内科。我不能只看专门的神经科病人, 这样的话我每天只看两个病人, 所以我什么都要看, 等于我就是全科医生。

我经常和心脏内科、消化内科的医生待在一起, 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大家在一起值班, 病人也是一起管的。我不懂的就他们会教我, 比如读心电图什么的。基础的我都会, 因为我1962年毕业, 1970年去的, 等于是主任医生, 可是我们那边不说什么升级的, 不分主治不主治的, 大家都是医生, 后来才开始要分级别了。

我们就是大医生、小医生这么说的, 我就算小医生。心脏科读是读过的, 就是大学里的基础课, 到了医院之后, 心脏科的医生就会说: “今天来了一个病人, 你们听听, 这个就是心率不齐, 这个应该吃XX药, 怎么治疗……”边做边学, 还有肺科, 学气胸, 怎么穿气。第一次学, 第二次就自己做了, 那么抢救病人就大家一起抢救。但是我还有担任我自己神经科这个专业的角色, 因为病人是各种各样的。来了一个抽筋的, 昏迷的, 他们内科就吃不消了。那么如果那天我不值班的话, 有线喇叭里就会喊: “神经内科, 有重病人, 请王增医生到病房里来。”那么我衣服一穿就过去了。如果是半夜你睡着了, 就喇叭叫醒吧, 那时候还没有电话, 只有有线广播, 一叫整个医院, 包括病房, 家属区全部都听见了。神经科的东西我来决定, 我觉得应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要是我今天当班, 来了一个心脏科的医生, 一般做心电图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要是要抢救什么的我就不行, 就还是要他来做。他们一听见我叫, 就会过来告诉我病人应该怎么处理, 基本上处理好了后就只要观察一下, 做做心电图, 听听心率之类的, 这个交给我, 我还是可以承担的。我们可以说是统科医生, 但是每个人都是专科的负责医生。

安徽本地人来看病的也有的。我们说是为小三线服务, 但是我们医疗技术好。当地都是农民, 他们身体底子好, 本身体质就不错, 所以小毛病都不来看的, 比如伤风感冒什么的, 熬一下就好了。 送来的都是重病人, 那么当地人的医疗水平比我们差得多了, 我们毕竟是正规的三级医院。有重病人过来治疗, 治好了; 有病人过来开刀, 治好了。总之不断这样以后我们的名气就响了, 以至于扩展到整个皖南山区。

我们那边有个神经外科张医生, 现在九十几岁, 当时只有五十几岁, 他接到的车祸病人很多的。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 都是山路, 又窄又不平, 一个不当心就对撞, 一个不当心就摔出去了, 一发生车祸不是骨折就是脑外伤。神经外科就抢救脑外伤的病人; 要不就是败血症的病人; 要不就是肿瘤病人; 要不就是难产……后来都治好了, 所以方圆几百里的都知道了瑞金医院的医生都很厉害的, 所以之后一有重病人就会送过来, 还有就是有种病人已经来不及送了, 或者已经没钱送了, 因为农民送过来也要有条件送的呀, 那么我们就去会诊, 他请我们去会诊。农民开拖拉机来请你, 有些是开摩托车来请你。不是定期的, 有了急诊就来了, 随叫随到的。要是半夜抽筋了, 晚上跟着他们就走了。我什么车都坐过, 吉普车也坐过, 带个兜的摩托车也坐过, 拖拉机也坐过, 反正有什么车就坐什么车, 都是去病人的基层医院, 去病人家里的少, 不过有些也会去。

我们医院当地病人也会来, 我们对于三线病人是医保单位。我们会规划好, 比如说一三是这个厂, 二四是那个厂。大概有好几十个厂呢, 和这些厂的工人说好, 你们星期几到瑞金医院来看门诊, 你们登记一下, 比如头痛, 胃病, 这些都是慢性病, 不急的。反正都是小青年, 没啥大的毛病, 但是小病还是要给他看的, 对吧。早上一般一卡车的人, 什么万里厂的来了, 光明厂的来了, 都是军用大卡车。来了之后我们就挂号, 看门诊, 看到12点, 他们就差不多都回去了。下午人就很少了, 因为都是8里路、10里路这种的, 很远的, 下午来的话晚上回去就会很晚了。所以下午来的人少, 有的比如肚子痛, 阑尾炎, 或者要生孩子了, 这种比较重的会下午来, 早上大部分都是轻病人。

我们上午很忙的, 每个岗位都很忙的, 下午就比较悠闲, 晚上轮流值班的。我们那边有一点好, 就是大家团结成一个人, 有什么事只要一叫, 全部都会来的。我们都是专科医生, 到了那里担负着全科医生的职务。如果今天轮到我这个神经内科的值班, 但我不是全能的。我万一碰到一个药物中毒的, 我不行了, 就喊内科医生过来帮忙, 老医生带小医生。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 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差不多三十岁左右, 老医生们四五十岁, 他们比较有经验, 我们有时候挡不住, 就喊他们。那时候的化验间真好, 比如在抢救一个病人, 一个不对, 马上一个电话: “王医生, 这个病人血结核很低的, 你看看临床符合吗?”因为有可能是化验做错了, 或者是这个病人确实是很严重的, 那么我就考虑他这个报告对不对, 和临床表现一致吗? 如果我说做得对的, 他就快点用药; 如果说觉得不太对, 那么他会说他再重复做一遍, 是不是他自己做错了。所以我们配合得真是好, 一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就立马过来通知。所以化验间和医生配合得非常好。药房也是的, 如果缺了什么药, 就从上海那边调过来, 基本第二天就到了。

共产主义的生活

我们后方配合得真的很好, 生活也是有保障的, 食堂要采购。我们有专门的职工食堂, 食堂也要供应家属的, 因为家属也要吃饭的, 哪里买菜呢? 食堂里买。他们到县里, 比较近的县城里去买, 采购鸡啊、鱼啊、青菜啊, 都是一卡车一卡车的运回来, 放在食堂里。那么食堂就是我们的小菜场。 家属中会烧的就自己买回去烧, 不会烧的就在食堂里吃, 也是可以的。我们平时上班就吃食堂, 晚上回家呢, 我爱人有时候会烧烧饭, 两个人不可能同一天做晚班的, 他们也有, 不过少。皮肤科的夜班比较少, 我内科的就比较多。

有时候我婆婆每半年或一年来一次照顾我们的生活, 帮我们烧饭什么的, 我们晚饭大部分是在家里吃的, 中午就基本是在食堂里吃的。家里面就做早饭和晚饭。有时候我父亲也会来, 后来他去世了。还有我婆婆, 就这两个老人照顾我们。我父亲是一直跟着我的, 直到他去世, 差不多3年吧。 婆婆因为是两个儿子, 我爱人是小儿子, 所以她就是大儿子那儿待半年, 小儿子这儿待半年。她如果在的话就照顾我们多点, 她不在就我爱人烧饭烧得多些。菜还是在食堂买, 周末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去县城里玩玩, 顺便带些小菜回来换换口味, 但是这是点缀式的, 基本还是食堂。包括水果也是食堂里买, 比如今天吃桃子, 大家就买一篮子。今天吃梨, 大家就买一篮子。我们是共产主义生活, 家家生活都是一样的。今天吃带鱼了, 那边不太有的, 所以从上海来的, 然后家家户户都吃带鱼, 蛮好玩的。

坚信没有过不了的坎

我晚班很多的, 又是急诊又是什么的, 他皮肤科的比较轻松一点, 看门诊为主, 病房比较小, 医生又多, 10个医生轮一个病房。我们是10个医生三分之一做急诊, 三分之一做门诊, 三分之一做病房。我是3个月一次病房, 他们是10个月才一次两次的。

人是能伸能屈的,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没有过不了的坎, 不单单是工作。工作上, 我一个专科医生做了很多全科医生的事, 学了很多别的科目的技能。生活呢, 就要挑起家务的担子。那时候的衣服不像现在, 只要买买就行了, 那时候就是用布票买布给孩子做衣服, 衬衫、军装什么的。“文革” 的时候都要求穿军装的, 就上海买好纸质的样式, 晚上用缝纫机把孩子衣服做好。理发的话, 刚开始没有理发店的, 后来有了, 一开始小孩的头发就我自己来剪, 我和我爱人就互相剪。我儿子经常和我说: “妈妈, 不要帮我剪成马桶盖子就行了。”我说: “好的, 我尽量。”生活上一切的事情, 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我同事的妹妹在制鞋厂里工作, 做什么鞋子她都是有式样的, 就自己做。什么都自己做, 挺开心的。大家就在一起, 我不会织毛衣, 别人会织, 但是我有缝纫机, 大家就互相帮助。护士们很喜欢织毛衣的, 她们上班比较无聊, 又不能睡觉, 只能靠织毛衣来打发时间了, 一星期大概可以织两件, 那我就用缝纫机给她们做衣服。她们织得很快的, 上班8小时没事就织, 下了班回家也没事就织, 一会儿一件就织好了。我觉得在那边的生活还是挺开心的。

男女平等, 全心投入工作就是好同志

我们后方小三线没有男女歧视的。我们有个行政楼, 3个领导3把手, 都是男的, 人事科就有女同志了。行政领导女的也有, 大部分还是男的, 科室领导男的女的都有的。相对来说医院里女同志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科主任男的也有, 女的也有, 就看你的工作能力了。当时还是提倡男女平等。 没有什么男尊女卑的。他们做医生我也做医生, 他们上门诊我也上门诊, 他们做病房我也做病房, 没有什么区别的。那时候都是平等的。不像现在, 有竞争, 有要当主任的、教授的, 名额很少, 很难晋升的。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我们做了17年的住院医生, 没有升职的。要是现在17年早就当副主任了。就是全心投入, 没什么别的想法的。病人能够抢救过来, 就很开心的, 大家就交流啊什么的。

回来还是有改变的。回来之后就有专业要求了, 有竞争。除了要完成常规的医疗工作, 科研之外, 还要英语过关, 要写文章。像我这种情况很多的, 我们回来的这批人差不多的, 都要加倍努力。 但是回来的人有部分也没有晋升的。还有一些是当过护士, 工作了一个阶段后再来读大学的。这些人相对年纪就比我们大一些, 学习英语也更困难, 我们四十岁左右的还不算大, 有的都四十七八岁了, 你让他再读也没什么用了。

我婆婆先回到上海来, 然后把孩子委托给她, 让她负责照顾的。我婆婆是农村妇女, 不识字。 她说她带孩子可以, 但是功课什么的她不负责。我说可以, 孩子读得好不好是他自己的事, 和你没关系, 你只要烧好饭, 洗好衣服, 在生活上照顾好就行。1976年“文革”结束, 我孩子们都挺爱读书的。这两个孩子都不用我们操心的, 都是老师教出来的, 一分钱不花, 现在都大学毕业。我也不怎么教, 就是大家一起念书, 我念书, 他们也念书, 那时没有电视机, 也没有游戏机。

我们医患关系都很好的。有时候输血输错了是有的。这是很难得的, 有时候药也会发错了, 所以就要三查五对。

恩师支持下努力奋斗赶上时代的脚步

回到上海已经是1979年了, 形势大变了。我们在后方是不能学英语的, 因为学英语是要听录音, 听广播的, 这算是里通国外的, 所以不能听, 不能学的, 如果被别人发现是会检举的。1979年回来后一切就恢复正轨了, 要晋升主治医生, 要晋升住院医生, 5年要升一升, 要考试, 要考英语翻译的, 写文章什么的, 那时候就急了, 就赶快学英语。晚上学, 再参加瑞金医院里组织的学习班, 主要是自学。我的学习班老师就教我翻译, 她给我一篇文章让我翻译。当时非常吃力, 因为我的英语水平只有初中水平, 我们以前学的都是俄文。所以我们学的时候就是翻词典, 但是语法又不懂。错了, 老师就会纠正。先从医药英语开始学习, 通过翻译课程, 自己的词汇量就越来越多了。像我神经科的一些词汇我很懂的, 生活用词不是很懂的, 文法不懂, 什么主动咯, 被动咯, 什么进行时, 过去进行时, 非常搞。医学上的多数都是被动时。反正挺吃力的, 一下子要学那么多。

从后方升到医院的主治医生、副主任、主任, 要写论文, 逐渐正规化了。我回到的还是我自己原来的老的科室, 老师还是原来的老师, 同事还是原来的同事。但我和别人差距其实挺大的, 我在后方等于做了10年的全内科医生, 他们是做了10年的神经内科医生。我的老师徐德隆教授曾经给毛主席看病, 他对我特别厚爱, 他认为只要喜欢读书的学生, 他就喜欢。他很同情我, 觉得我是到后方工作了10年, 本来是可以待在他身边的。

在小三线时, 我有时候抢救病人抢救不过来了, 一个电话打给他, 他不管12还是16个小时, 就会赶过来教我怎么抢救。现在我在想哦, 你在小三线请会诊, 你没有500块1000块的, 人家真不去的。那时候一分钱都不用的, 一个电话他就过来抢救三线的病人了, 随叫随到, 医德好得不得了, 一分钱也不要的。坐车到皖南很苦的, 冬天非常地冷, 夏天非常地热。他冬天被叫过, 夏天也被叫过, 十几个小时, 整个人都成了“灰人”。因为车子后面不是水泥地, 是灰地。

徐老师看到我从安徽小三线回来, 就开导我说: “你要加倍地努力哦, 你不要和他们有差距, 你十年肯定有差距的。人家休息两小时, 你就休息一小时; 人家读八小时书, 你就读十小时的书, 你一定能够赶上的。有什么问题来问我, 我来指导你。”因为当时可以晋升, 要是后来的人比你先晋升的话, 就面子上挂不住的。反正就是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于是我回答他: “是! 我一定加紧努力! ”

回来之后我也没有脱班, 经过老师指导和我自己的努力。那时我住的是9个平方的亭子间, 有个4尺半的床, 4个人住。当时怎么读书呢? 有个蓝色的小桌子, 我两个儿子都要上学做作业, 我们就三个人围在一起学习。我的大儿子大了, 有背诵的东西, 就在那里呱呱呱的背。我就让他不要背了, 我书都看不进去了。他说他不出声就读不进, 不然也就背不出了。

徐老师就和我说: “我这个医院的办公桌, 白天是我的, 晚上是你的, 我给你一把钥匙。”于是我就晚上去那边看书。我老师说我最好的条件就是离家近。地方是小, 但是很近的。我6点回家, 7点吃完饭, 7点半开始上课, 到医院里去, 去我们主任的桌子上看书, 读到11点钟回家。我家里人都睡觉了, 我就悄悄地走到床边, 躺在最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位子上睡觉。十年如一日, 我就升到副教授, 再升到正教授。不这样努力的话哪里来? 我比别人艰苦得多了。我回来1979年, 到1993年升到主任医生。虽然靠自己努力, 但同时还有老师提拔我的结果, 老师真的非常的认真, 有什么问题你问他, 他马上帮你说啊说的。带我去图书馆看书, 带我怎么写文章, 包括看病, 学习英语什么的。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很重要, 当然你自己的努力也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