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醒来，打开微信，被一条消息震惊了：林毓生先生于11月22日北美时间早上7:49去世，享年88岁。
提到林毓生，经历过当代中国思想启蒙的一代人，无不知道他的大名，受过他的思想洗礼。1986年，他的名著《中国意识的危机》在大陆翻译出版，掀起思想界狂澜。当时大陆学界，又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正是如火如荼，批判传统文化，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态度。但林先生的看法，恰恰相反，认定全盘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了“文革”的先河，是以传统反传统，其背后乃是一种中国士大夫“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心态。彼时的大陆学人，尚不能理解林先生的深刻要旨，反对声音居多，王元化先生在五四70周年的时候，还针对他的观点，写过一篇雄文：《为五四精神一辩》，足见林先生在80年代的大陆，颇有点反潮流的姿态。
到了九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方才意识到林先生的空谷足音，王先生在夏威夷初见林先生，一见如故，两位文化老人，遂成为终身的挚友。林先生的另一本经典名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大陆版，在90年代初也由三联书店出版，很多中国学人，通过林先生的著作，开始注意到一种全然陌生的西方思潮：自由保守主义。
八十年代的中国启蒙，主流思想是道德化的高调民主，对民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美丽幻想，彼时的启蒙阵营尚未分化，对自由主义多茫然无知。林先生的著作，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哈耶克的大名，也通过他了解到哈耶克的自由保守主义的基本常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大陆，林先生是引入哈耶克思想的第一人。
林先生有资格谈哈耶克，他是哈耶克的嫡传弟子，终身信守自由保守主义的理念。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史委员会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幸受到多位大师级学者指导：哈耶克、汉娜·阿伦特、希尔斯……他的博士论文，也受到哈佛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史华慈教授的亲炙。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要数哈耶克。自由、法治、宪制、自发的市场秩序，审慎的保守传统，是哈耶克留给世人的思想遗产，林先生也将老师的自由保守主义火种，传播到了中国大陆。
林先生对各种政治乌托邦有尖锐的批判，他告诉我们，民主并不是美丽的乌托邦，有各种民主类型：极权主义民主、民粹主义民主，而最好的民主，乃是与自由与法治结合的民主。他说:“人类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法治之下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最能提供给参与其中的个人免于强制（至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的生活”。林先生在书中所谈的，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常识，但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从90年代至今，有时候匮乏的并非是艰深的学理，倒是这些基于自发生长秩序的政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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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生长的秩序，在林先生看来，既是新的政治秩序，也是新的文化秩序。他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合理、合乎人道的现代化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两大建设缺一不可”。相比较而言，林先生更重视政治与法律的制度重建。胡适在晚年有一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许多人都很赞赏，偏偏林先生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胡适秉承中国“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过于强调道德的气度，而忽视了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制度化条件。林先生的批评是否符合胡适的原意，自然可以讨论，但他对宪制与法治的特别重视，从中可见一斑。
新的文化秩序重建，在林先生这里，乃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自由保守主义尊重传统，尊重社会与文化的自然演化，而非为了某个功利的目的全盘反传统，因而林先生要反思五四，但他与一般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同，又并非全盘肯定传统，也并不认为传统可以简单分为精华与糟粕，再好的传统，也需要在现代的制度与文化条件之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符号与观念，重新加以组合、改造或扬弃，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并在价值转化过程之中继续保持中国文化的认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其超越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二元对立，不愧为林先生的一大卓见
林先生祖籍山东，出生于沈阳，生长于北京，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在台大历史系读本科，追随台湾自由主义精神领袖殷海光先生，后来去美国留学，博士毕业后长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校区任教，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皆是活跃在公共空间的启蒙大家。林先生有着挥之不去的大中华情怀，与他念念在兹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他生命的晚年，由于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政策，他在台湾受到冷遇，在台大讲座几乎门可罗雀，他更寄希望于大陆，几乎每年都来大陆讲学，仅仅以我邀请的为例，林先生就到华东师范大学来访问过四次，每一次演讲，底下的学生皆爆棚满座，他讲到兴奋之处，妙语连珠，常有惊人之论，有一次他批评大学的升等考评制度，说：政治应该投票讲民主，但学术不能一人一票。
林先生身上有一种“知识贵族”的傲气，无论是他的文字，还是他的为人，皆是如此。所谓的“知识贵族”，按照他的理解，乃是“在‘诸神战争’的现代性文化中，始终坚持忠于知性神明而无惧于其他神祗的精神”。他一生的著述不多，因为他提倡“比慢精神”，不是比谁的产量高，而是看是否有品质、有创见。因而，林先生对文章的严苛是出了名的，与他合作过的，无论是同事还是编辑，皆叫苦不迭。他太认真，为每个字的修改都会争执不休。这样的老派学者，如今已经很稀见了。
我想，林先生可以安息了，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中，已经留下了他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