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往事，是一场早晚要下的雨。

每次给母亲上坟，我恨不得在母亲的坟头上，点上世界上所有的好烟，但我知道，这不可能，也无必要。母亲，她早已不需要它们了。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倾向于把第一次睁眼看见的东西，当做妈妈。我很幸运，第一眼看到的，肯定是妈妈，而不是被当做妈妈的别的东西。但也很不幸，在所有与我发生关联的事物里，关联程度最高的母亲，反而在我脑海里，没有刻下一点影像痕迹。母亲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画像。她的容颜，只有父亲对她终身不渝的爱可以勾画。母亲就像飞过我天空的鸿雁，留下了翅痕，但我不知道到哪里找寻。每每让我想起她来的，就是被人抛弃在地上的烟蒂。

母亲的父亲是当地士绅。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姐姐从小抱给别人抚养，她自然成了家里的大小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母亲想必是她那个时代的时髦少女，而抽烟，可能就是当时最领风骚的韵事。我不能确切知道，母亲从何时，与那指间之物结为知己，但她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正是这个她不能舍弃的“知己”，最后要了她的命。

母亲当年的“粉丝”并不少，但她最后把绣球抛给了父亲。父亲弟兄4人，他排行最小，人称“小开”。所谓“小开”，就是小公子哥，或小老板，或小衙内，或小纨绔子弟的意思。其实，叫父亲“小开”，意在调侃。他们弟兄4人，不过是在大通镇街上，开了爿小杂货店，门面不过两丈，纵深也就五、六丈，小楼两层，楼下铺面，楼上铺床。父亲鼻直口方，唇薄眉长，读书不多，也就私塾两年，但颇有书卷气，母亲心许于他，想来自然。

父母1946年结婚，应该就住在那爿小店的楼上。虽非好景，但也不长。1951年左右，公私合营，杂货店，连同楼上的卧房，统统收归“合作社”。在上街头某个店面上面，分得一小间卧房，我的大伯父和大伯母住了。父亲兄弟4人，从此星散。大伯父仍住街上，二伯父全家迁至铜官山特区，三伯父和我父亲，流落到大通镇对面的河南咀，成了渔民。

对于母亲，这是第一次“失乐园”。

含辛茹苦4年，母亲打草捞菱，节衣缩食，腹中怀着胎儿（我），手里操持家务，终于在村子的最南头，建起三间瓦房，一明两暗，坐北朝南，黑瓦白墙，徽派风格，甚至还有翘檐的防火墙。屋前插柳种杨，屋东小河长流。我就是出生在这里。那一年，想必母亲感到幸福，她的两件作品同时问世：她的幼子和她的房子。

1958年刮“共产风”，我们家的房子被刮中，被征用为村里的妇产院。我们全家5口（父母，哥哥，姐姐和我），被迁入一处茅屋里的一间房里。房主是队里的会计，因贪污，被判有罪，在普济圩劳改农场服刑。我们住前房，后房住着会计的妻子和他的女儿。那女孩患先天性精神病，只笑不哭。但那笑声，听起来更像哭泣。

这是母亲第二次“失乐园”。茅屋阴暗潮湿，唯一的小窗户，只有两本书那么大。而且屋门朝西，远离青铜河，夜间躺在陌生的床上，听不见河流潺潺之声，母亲恐难入眠。她再也找不回过去的自己，和过去的生活。唯一能把她，和逝去的少女时代，以及失去的两个“乐园”维系起来的，大概只有两指之间冉冉袅起的那缕青烟。但那个时代，饿殍满地，食不果腹，哪有钱买烟？于是，到政府办公场所捡烟蒂，就成了哥哥每天的第一道家庭作业。哥哥当时在大通镇读小学，当他回到家里，从小裤兜里掏出几颗灰头土脸的烟蒂时，那可能是母子俩最快乐的时光。

母亲什么时候染上肺结核病，我不知道。但那种烟蒂吸下去，得肺结核病是迟早的事。搬出村头瓦房1年多后，母亲病重，因为无法遏制的咳嗽，母亲夜夜不能成眠。她尝试过以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由于用来上吊的带子不能承受，她坠落到地上的巨大声响，惊醒了我们。父亲外出打鱼，我们三个孩子抱住母亲的双腿，释放最大分贝的嚎叫。母亲的双腿，一定在瑟瑟发抖，但我已毫无记忆。

不知道是哥哥姐姐的事后叙述，留下的印象，还是我真的对当时的场景，有点朦胧的记忆。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母亲感觉尚可，带着我和姐姐，偷偷回了一趟我们以前的家，当时的妇产院。当母亲看到墙上悬挂的产妇招贴画后，回到床上，就再也没有起来。父亲记得，她临离开我们，被抬去县医院时，很坚定地对父亲说，“房子笃定会还的，我是看不见了……”

1960年某日，母亲病逝于铜陵县医院，享年30岁。1年以后，我们回到了她梦牵魂绕的那3间瓦房。

2009年11月28—29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