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今年5曰14日是母亲节。大家都在祝福母亲快乐时，我也在想念自己的母亲。可遗憾的是，她在1970年元月文化大革命正酣时就因长期遭受迫害不幸因病去世了。此文萃取于《我的父亲母亲》书稿中的《少年母亲与上海工运》一节。这里刊出以此纪念母亲节和我的母亲。
在我父亲史略（原名史金缄）17岁首次离家到江阴西塘墅布庄当学员时，我母亲吴鹏云（原名吴招弟）那年7岁（虚岁）。扬州江都邵伯乡下弹棉花市场就那么大，外公外婆一年到头也揽不到多少活计。那时大舅已在乡下结婚，夫妻俩也是子承父业：弹棉花。仅靠弹棉花为生，日子过得愈益艰难，但家里又没有田土，租田务农等活计手艺人也不大会干。后听说上海发展快，人又多，弹棉花活计应该不少，于是外公外婆也就领着新婚不久的大舅大舅母、二舅以及包括母亲在内的四个女儿到上海谋生去了。邵伯乡下也就没人了。那年是1925年。
母亲一家到了上海就到棉花最多的纱厂和纺织厂十分集中的杨浦临青路区段贫民区租了一间带阁楼的房子，栖下身来。白天，外公外婆和大舅二舅就给人弹棉花，晚上一家人就搭铺挤着睡在里面。母亲的三个姐姐都在裕丰纱厂做工人。外婆则在裕丰纱厂的工房里给女儿和其她女工们烧饭。母亲小，不可能进厂做工，弹棉花帮不上什么忙，就去附近的一些发电厂和缫丝厂的锅炉房烧过的煤堆旁捡煤渣。一是外婆在厂里给女儿们烧饭还有家里生火烧饭需要，二是倘有时捡的多些，也能去附近早点摊小饭铺换些油条烧饼之类吃的东西回来。捡煤渣这活计不算太累，但很脏，每天都蓬头垢面的。一个女孩子整天干这活也确实不容易。这样的日子母亲一直过到13岁。
1932年，母亲虚报了两岁就到日本人办的上海裕丰纱厂去做童工。先是学徒，当下手，干粗活，但母亲心灵手巧，认真好学，没一年，就被调到细纱车间当工人。细沙工是个细活，整理、牵伸、加捻和成形都要用心去做，所以工资与其他车间比要稍高些，干得好，一月能挣10来元钱。但车间湿度很大，温度也不低，干活是一刻不得停，根本坐不下来休息，收工时经常是全身湿透。母亲说过，干那种活很累。好在母亲很年轻，能挺下来，而且还能为贫穷的家庭分担一些生活成本。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她那时心情很愉快，还攒了一点私房钱。也就在这年的春节前，父亲被江阴布庄辞退回泰州，失业了。
1935年，母亲16岁。就在父亲与何伟、黄兴学他们在武汉组织读书会，团结各自周围的学生、教师和工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13岁就在上海日资裕丰纱厂做细纱工的母亲认识了一个伙伴，叫王菊芳。此人是附近另一家日资纱厂——同兴纱厂女工，好像比母亲大两岁。她有点文化，于是就动员母亲去位于杨浦临青路上的临青中学办的一个识字班读书。识字班读书是业余时间，下班后或休息日都可以。母亲从未读过书，但知道读书认字的好处，加上离家和上班地点都不远，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杨浦临青学校成立于1932年，位于杨浦临青路临青坊里，后迁顺成里，是中共一家外围组织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赞助的。许涤新、何干之等中共早期理论家都是这家“社联”的成员。它的一些教员是中共党员，其中就有刘筱圃（又名刘觉民）和吴新稼等。这个学校设有小学部和初中部，每个学期都有学生200多人在那里读书。他们大部分是周边纱厂的工人子弟以及交不起学杂费的贫穷市民家的学生。这家学校只让他们交书本费，而且如没钱就一分钱也不收。临青学校的老师们除了授课，还经常给学生讲解日本占领东北后的国难形势，激起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晚上学校还办工人夜校，为周边工厂的工人，主要是纱厂工人补习文化，学习英语。实际上这是中共上海工运的一部分以启蒙和训练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实践证明，这一工运策略是正确的。后来，该校不仅很多学生像母亲一样参与了工运罢工，其初中部和高年级的学生也有不少人都参加了上海救国会。那时，全国各地都在组建救国会，似乎是当时民间抗日的一种最普及的组织形式。当然，其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父亲那时在武汉也正与何伟和黄心学等人一起组建武汉救国会。母亲当时没能参加上海救国会只是因为她那时还太小。
母亲在临青学校识字班读了没几个月，主要学习《国难课本》，做算术习题。母亲很聪明好学，学得也快，很快就学完了识字班的课程。此时，会写字的母亲对读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也懂得了有文化对那些想改变自己的穷人的重要性，于是，她萌生了要去脱产读书的想法。但在与外公和外婆沟通时，母亲却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甚至打骂，有时还罚母亲饿饭。母亲生前曾回忆说，那一次她背着外公外婆将纱厂工作辞掉去临青学校读书，被外公外婆知道了，怒不可遏。他们将母亲打骂一通后，关在楼上的亭子间里足有十来天，不给饭吃，只给一点水喝。在不识字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看来，家里这么穷读什么书？何况母亲还是女孩子。但母亲性格很刚烈。你越是反对，自己就越是要去做。她始终坚持要去读书，被关期间都饿得吐黄水了，也没有屈服。
据母亲说，她的两个年长的哥哥对她这个小妹的态度一直不同。那时大舅和二舅都早已结婚。大舅和大舅母对他们的这个小妹比较爱护和同情，而二舅和二舅母也不知为何，则不大理她，有时还故意在外祖父和外祖母面前说她的坏话，坏她的事。据说，那次母亲被关也与二舅私下里挑拨不无关系。但大舅和大舅母则不同。母亲被关在楼上亭子间时，他们不仅偷偷地给母亲送些吃的和喝的，还劝外公外婆，说小妹与一般女孩子不一样啦，她好强心高，不是错呀。还说，如果给她读书认字，说不定以后还能干些大事啦，等等。母亲对我们说过好几次，说大舅始终相信她的这个小妹以后会有出息，要比他自己弹棉花和她的几个在纱厂做工的姐姐要强得多，还鼓励她去读书，给她的帮助很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母亲已去世，我曾到上海的大舅和二舅家去过。大舅一家仍住在杨浦仁兴街的一间低矮破旧没有厕所的老房子里，而二舅一家则住在临青路附近一处临街口的四层老式楼房里。他家下面靠街处是店铺，拐角侧后是家门。进去后，一个窄窄的红漆木楼梯直上二楼。里面的家具陈设要比大舅家好不少，有些桌椅箱柜是红木做的，房间里比较宽敞，窗明几亮，看得出二舅家境也比较好。大舅继承了外公外婆的弹棉花事业，加上为人憨厚老实，其一生都是一个自食其力、勉强温饱的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二舅虽然也是弹棉花起家的，但为人机灵，头脑活络好交往，与当时的帮会（杜月笙的青帮）有过来往，做过一些小生意，也参加过一些抗日活动。同样是手工业者，但二舅的日子比大舅要好不少，算是城市小资产所有者吧。那时，大舅已经中风，身子偏瘫，腿脚不太好使，但在大舅母或旁人帮助下都还能外出坐在椅子上晒晒太阳。二舅则是肺气肿，说话也喘。所以，我与他们都没有多交谈。后没几年，大舅和二舅以及两位舅母都先后去世了，享年均有八十岁或以上。
在母亲的坚持下，外祖父和外祖母还是让步了。被关了近半个月的母亲终被放了出来。她硬是辞了工到临青学校附小三年级脱产读书去了。这是1935年上半年的事。母亲那年16岁。母亲辞工是为了正规读书，但并不表示读书后就不做工了。否则生活费从哪儿来呢？于是到了寒暑假，母亲都去王菊芳的同兴纱厂穿扣车间做赚计件工资的穿扣工，挣些钱，算是勤工俭学，也补贴一些家用。开学了，母亲再去临青学校读书。开支不足时，母亲还常去厂里上夜班。就这样，聪明而勤奋的母亲竟然还跳了级。1935年下学期就跳读了四年级，第二年初又跳升到五年级。
在临青学校读书时，纱厂女工出身的母亲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剥削的教育，理论上虽不乏懵懂，但听说之后也觉得有道理。联想自己家庭的贫穷现状，渐渐地，少年母亲的思想也开始骚动和激进起来。据母亲回忆，1935年的“一二九”和1936年的“九一八”等抗日纪念日，临青学校都组织母亲她们这些年纪稍长的学生上街参加示威游行。1936年2月初，日商大康纱厂的八千工人为抗议厂方打死男工梅世均，一度消极怠工，终引发了上海沪东和杨浦地区的纱厂罢工和怠工热潮。由于那次罢工主要针对日本资本家，中国社会各个党派，几乎所有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共产党、托派、救国会、基督教青年会等力量皆积极介入，或声援，或支持，或施加压力，或煽风点火，终使之演变成“五卅”后上海工运中对日本侵华表示抗议的最大规模罢工。
当时母亲是临青学校仅有的几名在纱厂做女工的学生之一。她的一个老师叫刘觉民，又叫刘筱圃，是傅钟先生妻子，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比母亲大十来岁，对外身份是临青学校教师，其实是中共地下党交通员。她对母亲很关心，学习上经常辅导母亲。母亲学习进步快与其帮助有很大关系。大康纱厂工人梅世均死亡事件发生后，大康纱厂工人开始怠工抗议。刘觉民就指导母亲到她曾经工作过的裕丰纱厂去串联，找曾经熟悉的工友姐妹们，要她们不好好干活，也怠工，以此支持大康纱厂工人的怠工运动。
因母亲在裕丰纱厂做工多年，小伙伴比较多，都是纱厂各车间的女工，与母亲关系向来很好，母亲在她们中间也有威信，所以经母亲一说，就起作用了，女工们也开始磨洋工了。也许还有其他政治力量在起作用吧，因为很快裕丰纱厂就出现了大面积怠工。工人们学会了磨洋工，出工不出活，纱厂工效一下子滑了下来。裕丰纱厂怠工起来后，年轻的母亲兴犹未尽，又跑到同兴纱厂去协助王菊芳做同样的工作。据母亲回忆，她还受刘觉民老师派遣，到大康纱厂找过该厂起头怠工的几位女工，跟她们碰头开会，串联组织杨树浦地区这三家日资纱厂工人的大罢工事宜。在母亲等女工的共同努力下（当然，这后面可能还有其他政治组织和派别的人，如某些中共地下党员或国民党党员的共同作用），结果这几家纱厂工人果然罢工了一个星期。数以万计工人的怠工和罢工，再加上上海当局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几经周折，终于迫使这几家日资纱厂老板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不准打骂工人和提高工资的罢工要求。这一年，母亲年仅17岁。在回忆起母亲曾与我们说过的一些话并阅读到母亲文革期间亲笔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简历的资料时，我对母亲少年时抗日热情如此之高以及抗日方式如此巧妙而感到很是惊讶和由衷的钦佩。
罢工胜利后，这几家日资纱厂老板开始报复，日租界巡捕房也开始抓罢工带头人。刘觉民就叫母亲与王菊芳两人暂时离开上海去避避风头。王菊芳与母亲是小同乡，也是扬州江都乡下人，所在乡叫仙女庙，离母亲老家邵伯不远。但因母亲老家已没有人，母亲也就与王菊芳一起到她家乡躲了一个多月。当年11月份回的上海。但此时刘觉民老师已不在临青学校了（可能也转移走了），其他熟悉的老师也几乎全换掉了。母亲找不到老师了。这时，外祖父得了肺病（估计与他的弹棉花职业有关），很多活不能干了，家里经济也紧张起来。外祖母给母亲施加了压力，要其做工去，不要再读书了。母亲无奈之下，只好忍痛放弃继续读书的念头，选择回纱厂做工去。至此，母亲的读书生涯也就结束了。母亲的履历上学历一栏也就填得是：高小。
此时的母亲已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会读报纸，也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很多字了，也知道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情况和抗日的必要性。这一次，母亲可能觉得仍以自己的名字报名进厂会惹麻烦，于是便自作主张将自己原来的名字吴招弟改为吴鹏云了。母亲显然很喜欢这个名字。没多久，母亲还用自己多年在纱厂做工的积蓄打了一个戒面刻有“吴鹏云”字样印章的足金戒指，以志纪念。母亲生前，我们曾问过母亲为何要用鹏云二字作为名字，母亲说，刘觉民（刘筱圃）老师曾告诉过她，大鹏鸟其实就是凤凰。凤凰多美啊！而且，鹏云就是大鹏入云的意思，让日本人发现不了我。经查， 根据《说文》、《字林》等典籍，“鹏”字确实就是“凤”字的古字（《说文》曰：“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朋党字。”可见，之所以以“鹏”来表示“凤”，是想从字面上突出其群鸟之王的地位）。
母亲通过改名将自己比作云中凤凰，可见其当时人虽小，志向还是不小的。不过，母亲自行起了“鹏云”这个很靓的名字，虽然当年没有被日本人识破，但在其后的革命生涯，特别是中共革命成功建政后的日子里，她过得并不舒心。相反，她在后来的一些政治运动中总是遭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文革期间，母亲更是屡经造反派野蛮批斗和欺辱，结果身患重病，于1970年元月还未年满50岁时就含恨去世了。更让人感到愤懑的是，合肥市关于母亲冤案的平反和党籍的恢复的决定是在她去世后几个小时的遗体旁边被宣布的！
1936年底，母亲终于又一次回到沪东的工厂里去做工了。这次母亲选择的工厂正是母亲曾暗地里去煽动罢工做过工运的大康纱厂。而在这里母亲遇上了她的一个熟人，也是她后来入党的介绍人——佘敬成。母亲回忆说，她那年早些时候受刘筱圃之托到大康纱厂鼓动罢工时就认识佘敬成了。那时佘敬成是大康纱厂织布车间工人。佘敬成只比母亲大三岁，但显得很稳重，也很有主见，大康纱厂工人抗议日本人打死梅世均的怠工运动就是他暗中领头的。佘敬成与母亲再次相逢之后，佘敬成就经常去找母亲，有意识跟她说一些有关工厂情况以及他对发动工运抗日的想法。母亲也将她自己的抗日观点和想法谈给佘敬成听。这两个年轻人那时在抗日问题上似乎共同点很多，很是谈得来。母亲在文革期间被审查时其亲笔所写的供交代用的材料中说，那时，佘敬成和她经常在纱厂中午吃饭的时候碰面交谈。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大半年。但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打仗，外公外婆所做的一次带领全家到乡下去逃难的决策将这一切打乱了。不过，4年后佘敬成还是成为母亲的入党介绍人，并最终介绍母亲到新四军淮南路东根据地参加抗日了。
也可能是年头太久或不太了解吧，母亲回忆中没有多谈她的这位抗日和共产革命的引路人——佘敬成后来的情况。但经查，佘敬成先生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人领袖。上海地方志将其列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最为著名的工人领袖之一，与王根英、张浩（即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和王孝和等齐名。其实，就在母亲进厂认识他之前的1936年4月份，佘敬成先生就曾因那场罢工而在工人中威望较高，社会知名度也较高，所获得的社会各界的支持也多，从而在上海市参议员选举时在沪东区（包括杨浦、闸北等地）的工人界别中得票最多。虽然最后因当局阻扰和有人作弊，结果依然当选为上海市的候补参议员。这就是说，在母亲进入大康纱厂做工认识佘敬成时，后者虽然年轻，就俨然已是具有一定身份与地位的工人领袖了。那年，佘敬成年仅二十岁。
根据记载，当母亲因1937年“八一三”上海打仗而随外公外婆全家迁徙回扬州江都邵伯乡下避难时，而坚守上海工运阵地的佘敬成则于1938年初加入了中共。这就是说，等到母亲那年底返回大康纱厂继续做工时，佘敬成先生已是该厂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了，对外身份则是上海沪东大康纱厂所属织布厂的高级副领班。抗战时期，佘先生在上海一直以这个身份暗地里宣传和组织工人进行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佘敬成因组织工运被国民政府逮捕并由上海市地方法院判处6年徒刑。此时佘敬成的身份是上海沪东区十二家中资纺织厂工会理事长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佘敬成出狱，先后在市纺织工会、市总工会劳动工资部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他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80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