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花夕拾》中 “父亲”、“母亲”的形象

今年是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九十周年，重读鲁迅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关于鲁迅现实生活中“父亲”、“母亲”的散文作品是极为少见的，较为完整的也仅限于《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篇而已。纵观其余作品，多是只言片语，从表象上看，是极其单薄的。是什么因子使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人间至爱者”忽略了“人性”的基本元素“父爱”和“母爱”的呢？对于此话题，鲁迅在其文本叙述里说，“本拟写十来篇‘诗的散文’（《野草》、《朝花夕拾》之后），而且两篇已有腹稿，其中一篇是关于《母爱》的。”[①]此计划后因鲁迅的早逝最终抱憾。由此使“母亲”形象的整体缺席显得无限放大。鲁迅心目中的“母爱”（包括“父爱”）该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又如何理解“母爱”之下包办与朱安的婚姻而给鲁迅带来半生的苦痛？

与“母亲”比较而言，在鲁迅的笔下，“父亲”更是一个极大的空间，至为沉重的话题。阅读鲁迅散文，更能够体味，其对旧人旧事的回忆，是珍重的意思，是自然而然的“人”的情感。“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眼前出现”，[②]包括故乡，包括亲人。这不仅仅是忆旧散文《朝花夕拾》，还有杂感如《论雷锋塔的倒掉》《论照相》《春末闲谈》等。即便早期的小说《怀旧》，和后来的《故乡》《社戏》，也都表现出鲁迅对故乡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心境。有影响、有眷恋、有批判、有决绝，有人生经验，更多的是植入骨髓中，那些永远无法挥去的记忆。

鲁迅散文，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③]。散文合集《朝花夕拾》是《莽原》“旧事重提”的结集，是对自己人生“道路作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虽然是“各自独立成文”，却是一个有“脉落”、有“联系”，有“通盘考虑”的，“有机的整体”。既对“现实”有所“借鉴或启示”，又是作者的自我“认识和理解”的深化。[④]

《朝花夕拾》，小引一篇，正文十篇，在《野草》之后，显示了作者“离奇”而“芜杂”的心境。“旧事重提”的回忆，是《朝花夕拾》的主题。“世事”的“螺旋”，“纷扰”中的“闲静”，“生涯”的“繁复”与“无聊”[⑤]，构建了《朝花夕拾》作为鲁迅散文独特的文本。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鲁迅着意于“叙事抒情，追记往事，怀念故人”，虽不能“幻化”，“带露折花”，但对故乡的情愫，却如“流云”慢慢舒展开来。

《狗·猫·鼠》，从入文曲折的摇摆与世事的纠缠之后，“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一瞬间，鲁迅把我们拉入了他遥远的美丽的“故乡”。“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⑥]这样的历史场景，在中国最传统的乡村，一代又一代人，大都在“祖母摇着芭蕉扇”的故事里，度过美好祥和的童年。鲁迅的童年，同样也有这样动人的乡土风情，美的画面。在“故乡”的定格中，“长妈妈”以一个“我”的心爱的小隐鼠的“谋害者”，这样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出现了。从文章的布局、结构、以及内容上看，《狗·猫·鼠》似是序曲，是真正的“小引”。《阿长与<山海经>》里“阿长”（又是“长妈妈”）的正式出场，在这样一部“篇与篇也有脉落可寻，”“前后联系的关系”也“都有通盘的考虑”的精心之作，我们不能不对鲁迅所构画的“长妈妈”，这样一个特别“妈妈”的角色，其“母亲”美学意象上的考虑。[⑦]

“父母”应该是孩子的保护者与“爱”的港湾，无论是否“父母愁米”。爱看图画书则是孩童的天性，而《二十四孝图》这本中国旧礼教的图画读物不仅没有给“我”带来欢乐，相反，是那样的恐怖——在鲁迅幼小的印象里，旧礼教中的“父亲”，竟然为了“孝”，可以活埋自己儿子？《二十四孝图》一开始，“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时代》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图书的精美，自然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认为他幸福。”而幼年的鲁迅的伙伴们，在读着枯燥无味的书时，“偷偷看一叶（页）”，如“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⑧]而那种“眼睛上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是足以让任何有良知的每一个中国“父亲”羞愧与反省的。而鲁迅意外得到一本带图的“鬼少人多”的《二十四孝图》，不仅“老莱娱亲”的“虚伪”而“肉麻”令人反感，而“郭巨埋子”则令人“害怕”。“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因此，不安的“我”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由此，“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然后，“盖上土，踏踏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⑨]一个年幼的孩子，整天陷入生命无常、生死之忧的恐惧和无助，这种不近人情的孝子故事，是多么的“扭曲”与“残忍”。这完全违背了“人的天性，”[⑩]对待儿童则无疑是一种心灵的残害和精神上的虐杀。因此，我们再看鲁迅对旧制度、旧礼教的清算，表示出他的决绝与彻底，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所谓封建的旧制度、旧文化、旧礼教在鲁迅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它无情地摧毁了孩子对于人间“爱”者“父亲”、“母亲”最温情的记忆，由此促使鲁迅作为“人之子”的觉醒与反抗，从而发出响彻百年的呼喊：“救救孩子”！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节日自然是孩子的天堂。而《五猖会》中的“父亲”、“母亲”，在鲁迅的记忆里，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孩子们期盼的“迎神赛会”到了。当“我们”欢天喜地地“笑着跳着”就要出发时，“父亲就站在我背后”，让“我”背《鉴略》，而在文本里素未谋面的“母亲”，竟是一个“默默地静候着我们读熟，而且背出来的”和“工人、长妈妈”站在一起的“旁观者”，一个“无力反抗”亦“无法营救”的形象。[11]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也自然在“忐忑着”，“担着心”背过了，自然，孩子的兴致也因此消失了，并不“高兴”，“没有什么大意思”。事件过去三十多年，“我”还要追问：“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五猖会》因了“父亲”的以“背书”印象冲淡，而《无常》一篇则是回到“记忆”本身所书写的“五猖会”内容），这令人不快的往事，是“父亲”留给鲁迅至为深刻的记忆。那种“父亲”的封建家长式的绝对权威，让毫无反驳抵抗能力的孩子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12]这样的散文文本，则表现出鲁迅式的敏感、觉醒与呼喊。

在鲁迅描述的“压抑”的童年生活里，自然也有不少“孩童的快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亲可爱的“长妈妈”，给我讲“美女蛇”的故事，给我增加了无限“险趣”。值得注意的是，在看“五猖会”后，“长妈妈”又一次出现，。“长妈妈”与“闰土的父亲”，表现出对孩童自然的平等的关爱。而使“我”告别可爱的百草园的，是“家里的人”（是“父亲”，还是隐藏在后面的“母亲”？）把“我”送到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在童年鲁迅的眼里，那简直就是惩戒和管束的意思）。这个细微的环节，也影像出“严父”的形象。好在“方正、质朴、博学”的“我的先生”（寿镜吾先生），在“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很相宜的”。所以，“三味书屋”所表现的，是鲁迅“百草园”美好童年的继续，是一生最为美好的难忘的记忆。一方面是师生“相宜”的温暖的氛围，另外一方面，师道尊严，传统私塾先生的（如同父亲般的）威严，也给予鲁迅深刻的印象。如寿先生不肯解释“怪哉”这虫，“不高兴”且“有怒色”，虽然是极少有的，但这种严师“父亲式的威严”，是否扼杀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恐怕是为鲁迅式的孩子所不解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让我们随着鲁迅的笔锋与快乐”暂离“，依然回到“父亲“、”母亲“为主体的家庭里来。

“父亲”在鲁迅的童年记忆里，是一个威严的“强者”形象。

不久，父亲这样“强者”的形象，因为家庭的变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自然因为父亲命运发生的改变，“我”的命运，自然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变。自从家庭遭遇祖父科考案，以及一系列的家事变故，突发病变继而病倒的“父亲”，由“我”与“母亲”的所“依赖者”，变成“被依赖者”。从传统意义上，父亲“如山”的“强者”，则渐行渐远，进而完全变成一个“弱者”的形象。

如此的世事变幻，使得“父亲”，在“我”与“母亲”的相依为命、怜悯、屈辱与无助中，逐渐消解了童年鲁迅心目中“父亲”高大而威严的形象。《父亲的病》一文，记载了鲁迅少年时代至为沉痛的一件事。祖父科场案刚过，父亲随即病倒，于是加速了家道的中落。作为家里的长子，每日出入奔波于“质铺和药铺”之间，只期以稚嫩的肩去“救救父亲”。但“医者意也”的所谓“名医”中医，不知道他们是果真如此，还是为了所谓名望与利益，不惜动用“瞒”和“骗”，用“炫奇”的“巫术”的方子，开一些莫名奇妙无法找到的“药引”，“拖”了几年，将“父亲”逐渐推向死亡的边缘，并“日重一日亡故了”。而面对“父亲”的苦痛以及辞世，“我”表示出日益奔波的疲惫与渺茫，无奈、无助与绝望。甚至于后来留学东瀛学习西方医学时，其理想也就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在鲁迅内心世界里，由“父亲”的“病”，继而到“父亲”的“死”，则彻底毁灭了鲁迅的“梦”，一个童年鲁迅心目中最可崇敬的“父亲”，至此消逝了。

关于“母亲”，《琐记》里也有许多琐碎的记忆，如“母亲”因为我们吃冰，“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和蔼”可信的衍太太，竟然用卑下的“流言”中伤，“我”如同“掉在冷水里”，连“母亲的爱抚”都不敢面对。[13]家道的艰难，“父亲”的病逝，“母亲”的无助，故乡的令人失望和难以容身，迫使鲁迅决计走出这个给他带来无限绝望与伤痛的故国，由南京而东京，开始了鲁迅新的人生的路。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回忆”，有“情趣”，有“疗伤”，有关于“父亲”、“母亲”的“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它“叙述了童年时代的私塾生活”与快乐的“百草园”时代，记录了“父亲的患病及其悲惨的死亡”。作者背井离乡谋求新路，去“南京上学和东瀛日本的种种经历”。它既有“辛亥革命最后的社会状态，风俗人性”，又有对亲人、伙伴、“良师挚友的怀念”。[14]《朝花夕拾》“展现了的是一个人间至爱者，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爱’与‘死’的童年体验的追记，与成年的思考”，[15]但无论家道的中落，还是“父亲的病”和“父亲的死”，“母亲“的无力无助，留给“我”生命记忆的，都是极其灰暗而绝望的。这样一个生命与爱的空缺，在尤其幼小鲁迅的记忆里，似乎唯有那个具有“伟大的神力”，和“发自天性的质朴的爱”的“长妈妈”，与给予他“不倦的教诲”与伟大的“博爱”的“藤野先生”，以及可爱的 “百草园”，才是鲁迅生命里最可追念的亮色。

二、“藤野先生”、“长妈妈”——关于“父亲”、“母亲”的文化想象

在寻找“父亲”、“母亲”的影像里， 《朝花夕拾》最有代表意象的是两位人物，就是“长妈妈”与“藤野先生”。下面我们就此问题，从文本开始入手。《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一开始就大谈如何“憎恶”长妈妈，而“一连串充满贬义的词语（实在不大佩服，不耐烦、烦琐之至）里，读出一丝温馨，一种爱恋”。[16]那些“貌似严重”的带有一些可笑的缺点，恰恰显示出长妈妈那么“善良可爱”，于此我们可以读出鲁迅那一些内心深处情感的温暖与温度。[17]

在鲁迅童年时代，“长妈妈”——一个保姆，却承担了“母亲”的角色，不仅哺育了“我”，而且在精神世界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慰籍，起到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鲁迅那时候非常“渴慕”有一部《山海经》，而那位虽喜欢“小友”又“和蔼”的远房叔祖，又无法满足孩子这份渴望。在“可望而又不可及”的时候，可敬可亲的长妈妈竟然为他买回了鲁迅儿时“最心爱的宝书”。在鲁迅意想不到的时间，只听到“长妈妈一声高喊”，迅速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从‘哥儿’的称呼，‘三字经’的误读，快人快 语的说话语气中”，我如同“霹雳”、“震悚”，这真是“伟大的神力”。[18]“我大喜望外”，长妈妈“并非学者”，但“别人不肯做的，或不能做的，她却能成功”，对于“哥儿”的“疼爱”与“慈爱”，这里寄托着鲁迅“深沉强烈的尊敬与怀念”。[19]从理论上讲，最可能满足孩子愿望的，应该是“父亲”和“母亲”。不知是他们忙于生计，还是漠于关心孩子的情感需要。这期间，鲁迅的情感虚空，“父亲”、“母亲”的缺席，使得“长妈妈”作为童年鲁迅身边最亲近的长亲，显得格外重要。

长妈妈是一个“没有了孩子，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乡下妇女”，保持着“生的坚韧”和对生活的热爱。对于“我”一个幼小者，更是表现出长妈妈作为“人之母”，给童年鲁迅所带来的“不会重来的童年时光”。[20]在与“长妈妈”平等的相处中，“往往心中涌出那人性中固有的的，早已被压抑了的亲情。”这让我们不由的想起现代诗人艾青的诗，那种对“我的保姆——大堰河”的满怀深情，那种深切“呼唤逝去的母爱”。这种鲁迅对“长妈妈”的追念，也正是追念 “独有这一份慈爱”。[21]而最后的仰天长啸：“‘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这在鲁迅作品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22]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不止一次从鲁迅的语句里读出这样的误读：“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您怀里永安我的灵魂”。不仅仅请求“地母”来“永安她的灵魂”，还有“我”的灵魂的安置，这种“她”与“我”的置换，体现了作者对“摇篮一样安全宁静的母亲”，巨大的想像。

“想像”，是我们利用原有的表象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人脑在外界刺激物的影响下，对过去存储的若干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成。人不仅能回忆起过去感知过的事物的物象（即表象），而且还能想像出当前和过去从未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但想像的内容总是来源于客观现实”。所以上文中，鲁迅对于“长妈妈”，还有下文对于“藤野先生”的“想像”，是建立于真实世界的“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与升华。

如果说对于鲁迅有深厚情感的“长妈妈”是一个“母者”的形象，那么，另外一位人物“藤野先生”，在鲁迅精神世界更象一个“父者”。据俞芳的回忆，“被称为‘老虎尾巴’的那间房子挂着一张陌生人的照片”。鲁迅先生告诉她，“这是他在日本读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特别是藤野先生对他的关心”，“言谈间流露出他对藤野先生无限敬仰的深情”。[23]在鲁迅丰富的人生历程中，为什么能够对“藤野先生”念念不忘？在《藤野先生》这样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里，鲁迅倾注了最为深厚的情感，最为深切的怀念。他用超越理性的曲笔，抒写了自己对恩师的记忆。在鲁迅真情的笔下，他是那么“不完美”，着装马虎，不拘小节，甚至平凡。但是他亲切，和蔼，而又严谨，善良有“爱”。他对鲁迅的教育与修正，关注与关爱，有师者的关怀，更有长者的情谊。从某种意义上讲，“藤野先生”，更象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父亲”。

从宏大的意义上来说，“藤野先生的精神则在于他是为了中国和为了科学，希望新的医学在中国能得到发展。这在当时还普遍存在歧视弱国人民的日本，确实是难得可贵的”。从鲁迅个人的意义上认为，“他（藤野先生）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24]

我的阅读和研究，在这次重读李欧梵先生的专著《铁屋中的呐喊》中至为惊喜并得到验证。“藤野或许是鲁迅心目中第一位模范教师，对他的影响或可与章太炎（寿镜吾先生）可比。鲁迅整个童年缺少父亲的形象（在“病”与“死”之后已消逝的父亲），在藤野身上似乎找到了“父亲”的代替人”。[25]

在我们细读文本时，我们不难发现，面对藤野先生，鲁迅的“任性”、“敏感”和少年式的“自以为是”，更象一个儿辈所面对的“父亲”。他平等待人，循循善教，热诚恳切，关心他的学习和心理状况，对“周君”的国家（中国），也充满了好奇，同情和焦虑。而他尽努力培养一个有德有为的中国青年的时候，鲁迅却选择了离开。他不仅惋惜，“悲哀”而倍感“惜别”，那种无奈、无力、不舍与失落，无不令人动容。

几十年来，藤野先生一直是鲁迅心中“最为我感激，给我鼓励”，又“增加了生活和工作的勇气”的人。

鲁迅逝后，藤野严九郎先生（藤野先生的全名）在1937年3月20日的《中流》，发表了《谨忆周树人君》。虽然他有意淡化和模糊过去，以“淡忘”，“记不起来了”为由，“或是推托到去世的妻子”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位深明大义的老人，他深知这其中利害。他不想自己和学生（如今是伟大的中国文学家）的关系，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被日本军方和政治势力所利用[26]。在藤野先生的文章里，我们读出老人与鲁迅的心灵相通，以及为了“周君”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爱、关怀，与不尽的思念。

三、鲁迅精神世界及文本里的“父亲”、“母亲”

无论是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还是《朝花夕拾》中“父亲”、“母亲”的影像，鲁迅在其精神世界和灵魂挣扎中，在新旧传统的纠缠中，总有一个中国文化的革新，与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的“文化想像”，一个关于“父亲”与“母亲”的想像。

是“亲”，还是“敬”？是“孝”，还是“爱”？这个饱受旧礼教、旧传统、旧制度摧残的鲁迅，试图彻底摧毁旧堡垒，同时也构建出更加合理更加人性的新的秩序。所以，在《朝花夕拾》这个较为成熟较为系统的文本里，始终出现着人物与“父亲”、“母亲”的镜头上的交错切换，由“藤野先生”和“长妈妈”所引发而构建的“文学想像”。

这种“人间至爱者”的形象，无论朋友、保姆、老师，还有隐藏乎其间的若隐若现的“母亲”。在生与死的之间，被爱与爱之间，是一种“父亲”、“母亲”与“我”的心灵对话，从而在灰暗的渺茫的废墟里构建出“我的所愿”：

“我们该如何做父亲？”“我们该如何做母亲？”“我们该如何做人？”——这样一些现代中国沉重的谁都无回避，且不能不面对的审慎的话题。

因为“母亲”按旧风俗给鲁迅娶了朱安，在情感生活上几乎毁了鲁迅一生，所以鲁迅晚年一再强调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27]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不合理的“必然死亡”，而合理的自然的健康的“爱”必然新生。而真正的“爱”是非社会因素的，非功利的，没有条件的，那是建立在“自然、亲切、和谐、宽松的”平等的基础之上。而因旧制度、旧礼教而促使“父亲”、“母亲”灵魂的缺席，“长妈妈”、“藤野先生”作为“人间至爱者”，是作者记忆中最可宝贵的慈爱的记忆。

离开散文文本，在现实生活中，鲁迅是一个孝子。对于“父亲”、“母亲”（尤其是母亲），他是一个能尽责的长子，能尽孝的儿子，能听话的小辈。我们不能二元对立的说，鲁迅对“父亲”、“母亲”没有“爱”，而这种“爱”加上“敬”，是视觉上的错觉，还是情感上的隔膜？而在鲁迅文本和记忆里，“父爱”、“母爱”又是怎样的呢？

“我很爱我的父亲”。[28]鲁迅对于父亲的记忆里，“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长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而且还有一个“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的孩子们就来和玩耍。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自然，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原因。”[29]鲁迅是一个敏感而伟大的“爱”者，对他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关爱，他都终生记着，时常念起。但同时，他也从来没有膜视过任何一个“爱”者，他对于“师母”的“爱”，是童年鲁迅“母亲”影像的瞬间转移。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爱”者，多半都有点所谓“缺点”的而又平凡的人，如这个师母，是一个寡妇，无意中，师父误闯入她的家中，就嫁给了自己的“和尚师父”。但是他们真诚，勇敢，甚至有些勇猛。这种善良的敢爱者，在鲁迅的笔下，是真正的“人者”。

鲁迅三岁时，父亲为他办了一个“种牛痘”的仪式。“我的父亲抱了我”，还“送给我两样玩具”，其中有“最可爱的万花筒”，[30]“前几年回北平去，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的唯一的记念”。[31]儿童时代，在关于“父爱”有限的记忆，鲁迅都记得极为清楚。在周作人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严正”、“寡言笑，小孩少去亲近”的人。[32]鲁迅十六岁那年，“父亲“病倒后，又“捱”了四年，“父亲”病逝，年纪才三十七岁。

对于“父亲”美好的印象，在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中，尤其是“父亲”的病中消逝。“父亲”在病中的印象，对于鲁迅是极为惨烈、无助而惶惑的。“当伯宜公（父亲）病到医药无效的时候，”他就常常到一个本家烟盘里“去吸鸦片救急”。这时鲁迅的母亲，“就牵着幼小鲁迅的手，到那家窗外去暗中察看，看到伯宜公确实在那里，母亲仍然牵了他的手，擦着泪回到了自己家中。”

“由于祖父的官司，父亲的医药，经济状况早已破产，加上鸦片的负担，”对于本应是“泰山”一样可以依靠的“父亲”，不仅不可能给他们母子可以依靠的肩膀，相反，少年鲁迅这双稚嫩的柔弱的肩，要扛起这无法承受的整个家族破败后的重负。“父亲”强有力的形象，在少年鲁迅心目中的倒塌，对于他内心的悲凉、无助、绝望，是可想而知的。而“父亲”曾经是作为一个绝对权威的“家长”存在的，而前后两者形象的悖立，是摧毁鲁迅对人生理想沉没大海的碑石，其内心黑暗的沉痛，也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母亲”，在鲁迅的散文里少有提及，小说《故乡》的母亲平静而安祥，《社戏》里则是一个年轻妇女的形象，是非常可亲可爱的。在鲁迅曾构想的“母爱”一题的散文，因早逝而缺席，留给我们巨大的悬念。阅读俞芳等鲁迅母亲晚年的亲近者所记叙的材料来看：鲁迅曾对母亲说过：“阿娘，是苦过的。”这是鲁迅对少年时代“母亲”不多见的评价与印象。在生活当中，鲁迅对于老人，是非常的“敬”而“孝”的。关于鲁迅婚姻，“母亲“是这样回忆的：“当时我为大先生（鲁迅）订了亲，事后才告诉大先生。他当时虽有勉强，但认为我做了主，就没有反对”。结果，鲁迅，和朱安——“那位心地善良的旧式妇女”，同样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者”。而后来“母亲”对“主持这门亲事很后悔”，但也“无能为力”。在旧制度和封建礼教面前，再也无法“挽回和改变这个局面了”。朱安孤寂一生，落落寡欢，郁郁死去。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厦门，以及到广州，最后到了上海，和许广平在一起生活，也仅仅过了十年真正“人”的生活。

曹聚仁在《我与鲁迅》中记载：

一九一九年，鲁迅曾接到过一位少年写来的一首新诗，题名《爱情》……“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父母给我讨老婆……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鲁迅看了说：“对于我有意义”，认为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真声音。他写了一段随感录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几千年的旧帐”。[33]

鲁迅一生，因为“母亲”所“送”给自己的一桩婚姻，给他带来的苦痛难言，是一生无法正面言说的话题。而鲁迅在忆旧的散文中，也多写“关于‘爱’与‘死’的体验与思考”。鲁迅在介绍珂勤惠克的一幅版画时，认为“这妇人则是全作品中最伟大的一人”。那种对生命由“生”而“死”的幻灭与绝望，“可以看作是鲁迅散文的象征与缩影，这里的‘妇女’、‘慈母’无疑是‘人间至爱者’”。他的散文既有对“长妈妈”（《阿长与<山海经>》）和藤野先生（《藤野先生》）“人间至爱者”的“爱”，也有对亲人“父亲”（《父亲的病》）由“病”而“死”的无助与伤痛，还有面对“母爱”的无言。在鲁迅丰富的内心世界里，“弥漫着‘慈爱的主题’”，而当他的“心境”芜杂、阴暗和寂寞的时刻，更需“要用‘爱’来医疗心灵的创伤”。[34]这也是《朝花夕拾》在鲁迅精神世界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四、“父亲”、“母亲”、“立人”——我们该如何做“人”？

从一九○七年鲁迅发表论文《文化偏至论》，首次提出“首在立人”思想，到一九一八年在《狂人日记》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一年后，他又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再到一九二六年，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出版——

这个标志性建筑的经典其象征意义，从时间和空间上给予我们的想象空间，就是他与朱安的旧的死的婚姻走向坟墓，而他与许广平“人”的生活刚刚开始。

这些特别的文本，在我们的阅读体验里，形成一个关于“人”、关于“孩子”、关于“父亲”（包括隐在其后的“母亲”）的特殊意象。

在鲁迅散文文本，尤其我们的阅读经验里，“父亲”、“母亲”，以旧礼教、旧制度、旧文化因子的“牺牲者”呈现。而“五四“以来的话语，旧礼教、旧制度则必须要打破。新的文化，需要构想与建立，那种活泼的、健康的、平等的、“人”的代表者，则建立在有别于现实世界中的文本建构和文化想像。这样的“爱“的形象，无疑是“藤野先生”、“长妈妈”。他们都是平凡的人，无私有“爱”的“人”。而这样的文化想像，给鲁迅一生带来至为美好的回忆。由此也给我们提出一些关于“人”的命题：我们现在该如何做“父亲”，我们该如何做“母亲”，我们该如何做“人”？

鲁迅深知，自己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35]但他作深刻的思想者、旧中国文化传统的接受者、继承者和批判者，他担负了“思想者”“启蒙者”的角色。中国是一个“铁屋子”，只有“呐喊”才可以使“民众”自觉，只有“启蒙”才可以“立人”，通过“人”的“个性解放”，进而达到“国民”乃至社会群体的“觉醒”，使中国青年做“真的人”，“完全的人，过自由和平等的生活” [36]。

而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主义运动，正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深化与发展”。[37]

鲁迅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这种“不撄”的理想，“规定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让“人们既不要去直面或改变严酷的现实，又不要坦诚地披露或触动内心中真实的思想，而只沿着一条既定的思想和精神轨迹，按照早已定型的道德、伦理规范与思想”，人就成了“硬化的精神状态。”尤其在旧的中国的社会秩序，“植根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基础上，它维护着父系家长制度”的绝对权威，“尊者和贵者的旨意，无论有多么的荒谬，也都不能加以违抗，”由此“独断性所造成的奴性主义”与“人间悲剧”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制造了一个极端痛苦的世界。[38]

鲁迅在现实世界饱尝苦痛，所以在唯一的“回忆记”《朝花夕拾》里，“父亲”身影的单薄与“母亲”的缺席就不足为奇怪了。

鲁迅在评论他一向很推崇的译《天演论》的严复先生的言论时，表现出极为激烈的很不以为然的言辞。他认为，中国的“父亲”，“小的时候，不把他（孩子）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39]他认为，中国的“父亲”不是“人”的父亲，而孩子也不是“人”的萌芽。“教育孩子”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是“人”的“父亲”所应当担负的责任与历史使命。

鲁迅一直强调“人”的“精神领域的彻底解放，”解救那些在“封建专制制度束缚”[40]下的“人”。对“精神独立”和个性解放，和“科学启蒙”的讨论是终其一生的。鲁迅的“立人”思想的根本确立，对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子的“破”与新文化的建立，对“启蒙主义”的高举与深入，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做了异常深刻的思考与切实的工作。这正是“五四”文化与现代精神的深入与“落地”。因而，鲁迅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启蒙思想相遇的历史关头，在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的历史作用。从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同时，从鲁迅散文、文论到鲁迅小说，从鲁迅杂文又到的鲁迅散文诗，都表现出鲁迅此思想极其丰富的一面。

鲁迅散文《朝花夕拾》，作为鲁迅一生唯一的“回忆记”，其情感生活的丰富性与文化内涵的多样化是不言而喻的，他即有“智性的批判，”也有“理性的记述”，更多是“自然的渗透”。无论是“故乡”，还是“社会”，无论是“鬼”，还是“人”，无论是“藤野先生”、“长妈妈”，还是“父亲”、“母亲”，都表达出鲁迅作为“人之子”，追溯到人类最为终极的“人者”（甚至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回归到人类最为本真的“爱”。这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的“父爱”、“母爱”，也是人间的至爱与“大爱”。

重读鲁迅的忆旧散文《朝花夕拾》，就作品本身而言，是鲁迅“谈自己的过去的追怀”，因而“个性特征和感情色彩都很鲜明”，作品不仅“热情坦率，纵意而谈”，同时，“在平静朴素的叙述中渗透了作者真挚的感情，在简洁洗炼的文笔中有深长的韵味，虽为个人回忆，但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因此，“在为数众多的现代散文创作中，它的艺术成就是创造性的，是中国现代散文中“文化遗产”与“典范”。[41]从思想的内涵与外延，语言艺术风格而言，它有“从容自然”、“纵兴闲谈”的“雍容风格”，“平静而善意”的“幽默的情趣”，“典型”而“显著”的“洗炼和简单味”。《朝花夕拾》所表现出来的“格式新颖、艺术手法多样而高超”，不仅“丰富了现代散文的表现形式”，[42]而且也表现出他作为思想家与中国现代散文大师所带给我们近百年来的巨大的收获与“馈赠”。

鲁迅在散文写作的“功力，”表现出他超凡脱俗的“卓越才华，”他“驾驭散文的修养”来自于他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和平等、自由的西方民主思想。“他不仅有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而且对各种社会现象有敏锐的观察力”，[43]因而是“十分全面”的“既能写出具有抒情意味的散文，又能写出具有哲理气息和喜剧格调的散文，他既能写出展示内心感受和图景的散文，又能写出描画社会人生和风俗世俗的散文”。

鲁迅，“不仅表现于他卓越的天赋，”深远的“社会理想，”而且根植于现代中国之上，他“接受了西方近代系统的启蒙主义理论主张，使他具有充分的可能牢固地贯彻现代观念”，[44]所以，重读鲁迅散文，其作品的深刻、思想的深远，就不难理解了。

《朝花夕拾》和相关风格的鲁迅文本，作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和鲁迅小说和杂文一样，是现代中国中最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这也是撰写本文的目之所在。鲁迅所著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为中国现代散文最为重要的文本，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学营养，在思想史，美学以及哲学观念上，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以讨论鲁迅散文的思想与文学现象为契机，希望引起更多学术界、思想界的前辈与同仁重视、研究与讨论，以展开鲁迅研究的新篇章。

[作者江力，此文为2008年—2009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内访问学者期间撰写的论文，2021年修订完成，指导老师：温儒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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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片段回忆》，鲁迅博物馆：《鲁迅回忆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95-696页。

[②]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版，第3页。

[③]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④]王瑶：《鲁迅作品论集·论<朝花夕拾>》、《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304页。

[⑤]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235页。

[⑥]鲁迅《朝花夕拾·狗·猫·鼠》，《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221页。

[⑦]王瑶：《鲁迅作品论集·论朝花夕拾》，《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⑧]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⑨]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⑩]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11]鲁迅：《朝花夕拾·五猖会》，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12]鲁迅：《朝花夕拾·五猖会》，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73页。

[13]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14]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1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51页。

[16]钱理群：《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页。

[17]温儒敏：《<朝花夕拾>风格论》，《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99页。

[18]钱理群：《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页。

[19]傅德岷：《中外散文纵横记》，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20]孔庆东：《正说鲁迅》，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21]黄乔生：《阿长与山海经解说》，《走进鲁迅世界（散文卷）》，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2]钱理群：《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页。

[23] 萧红等：《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24]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论<朝花夕拾>》，《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25]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26] 同③

[27] 钱理群：《鲁迅散文全编序》，汪晖等：《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年版，第249页。

[28] 鲁迅：《朝花夕拾·父亲的病》，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29] 鲁迅：《且介亭杂文未集·我的第一个师父》，《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96-598页。

[30] 李何林等：《鲁迅年谱》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31] 钱理群：《鲁迅散文全编序》，汪晖等：《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年版，第249页。

[32] 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故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n 萧红等：《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33]曹聚仁：《我与鲁迅》，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4月总第100期。转引自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鲁迅回忆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

[34]钱理群《鲁迅散文全编序》，汪晖等：《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251页。

[35] 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55页。

[36] 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修订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37] 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修订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38] 林非：《中国文库·鲁迅和中国文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7页。

[39] 鲁迅：《热风·随惑录二十五》，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11页。

[40] 张梦阳：《中国文库·中国鲁迅学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628页。

[41]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论<朝花夕拾>》，《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20页。

[42] 温儒敏：《朝花夕拾>风格论》，《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03页。

[43]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论<朝花夕拾>》，《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44] 林非：《林非论散文》，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