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两个小故事。
吕太后有个妹妹，叫吕须。吕须有个女儿，不知道叫什么，但她嫁了个人，有名有姓，叫刘泽。刘泽辈分甚高，是汉高祖刘邦祖父辈的人。诸吕用事时，因为己刘妻吕，两头沾光，封琅琊王。又因为诛诸吕拥文帝有功，被徙封为燕王。第二年，刘泽死了，他的儿子刘嘉嗣位。9年后，刘嘉又死了，其子刘定国嗣位。在刘定国看来，他可继承的东西很多，不只是父亲的王座，还有父亲的床笫。他占了后妈，与其生有一男。不过瘾，又占弟媳为妾，还左抱右拥自己的三个女儿。
有人举报，武帝震怒，让新宠主父偃前去查处。主父偃以前“北漂”时到过燕国，但不受待见，这次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便上书说刘定国不可以活。武帝准奏，让其自杀，燕国从此被除名，改为郡县。
无独有偶。齐厉王刘次昌也是专爱自己不应该爱的东西--自己的姐姐，不爱自己母亲为自己选的妃子。刘次昌的母亲是王太后纪氏，她不想让自己儿子这块肥肉掉进别的狐狸精嘴里，于是想到自己娘家的另一个翁主。
碰巧，汉室皇太后王氏与前夫生有一女，该女又生一女，名娥。在皇太后眼里，娥是空中飞蛾，非诸侯王的火，不让她扑。来自齐国的太监徐甲看在眼里，提出到齐国出趟差，让齐厉王自己来求亲。太后大喜，答应了他。主父偃知道了，托请徐甲把自己的女儿当私货塞进齐王后宫。徐甲到了齐国，说明来意，却被纪太后骂了个狗血喷头，先骂徐甲是个贱人，再骂主父偃是个蠢货，当然不敢骂皇太后是个婊子。
徐甲连滚带爬回到长安，回禀太后和主父偃，还说齐王在干燕王刘定国干过的事。于是，太后咬牙，主父偃切齿。后者进谗武帝，说齐王不仅淫乱，且有反心。武帝便派主父偃到齐国当丞相，这下，狼外婆终于进了鸡窝。女儿虽进不了齐王后宫，但自己进了。不过带来的不是口红，而是棍子。一番拷打，坐实了厉王与其姐通奸。厉王年少，一害怕，仰药自尽。齐国从此也被除名，所有封地变为朝廷郡县。
两个故事情节不同，但结果都一样：国王自杀，王国陪葬。或者说，诸侯遭横祸，帝国发横财。不费一兵一卒，也不费一唾一沫，两个大王国的封地就并入了中央政府。
不要以为汉武帝只用了主父偃的言，用推恩法切削诸侯，将诸侯国的大土豆切削成土豆片，或土豆丝，或炸或炒；他还会用两片大磨盘，把大诸侯国放进去碾磨--被碾成粉末并装进自己面粉袋里的，就有燕国和齐国。根据班固的归纳，文景武三朝都切削、抑制诸侯--文帝分齐、赵；景帝削吴、楚；武帝业绩最丰：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这意思是说，诸侯王变成了地主。到了汉哀帝、汉平帝之际，就只剩下皇室远近后裔了：有钱的还是大户，无财的大多破落。
毫无疑问，汉武帝像捏泥巴一样捏出了一种新政治。这种政治，似乎是按照贾谊《治安策》的建议兑现的制度安排，它可能摆脱了贾谊陷入的虎狼之境，但它能为汉帝国带来繁荣昌盛且长治久安吗？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终汉一朝，盛世在汉武之前（文景），不在汉武之后；其次，从汉武大行（公元前87年）到王莽篡位（公元9年），历经八帝，历时九十六年，大部分时间（除了号称中兴的汉宣帝时期），汉王朝的权柄不在刘姓手里，且政治糜烂，社会动荡，“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十二年，终年21岁，除了粉碎阴谋篡权的燕王-上官氏“反革命集团”外，余事乏善可陈；没有庙号的刘贺即位28天，因荒淫无度被废；汉宣帝刘询，在位二十四年，号称“中兴”，但也不过是个微缩版的汉武帝，装神弄鬼，暴虐恣意，草芥百官，连自己的太子刘奭都看不下去了：“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刘奭上台（是为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后用儒生了吗？非也，用了宦官。汉元帝是个典型的庸主，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更亲手栽培了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的第二大著名品牌--石显（第一品牌当然是赵高）。刘奭最爱的能臣兼老师萧望之，其画像被先帝列入“麒麟阁”十一大功臣榜，并且是汉宣帝驾崩前的托孤大臣，被石显害死后，汉元帝也只能绝食痛哭：“果然杀吾贤傅！”汉元帝终身都未能去掉这颗寄生在自己身上的毒瘤。
石显和他的寄主一同消逝后，该喘口气了吧？没有，前来接班作祟的是外戚。要想知道外戚专权到了什么程度，看看这个小故事就明白了：
关心汉室江山未来是姓刘还是姓王的人，向汉成帝推荐坚韧的挺刘派--刘向的小儿子刘歆，皇帝答应让他做中常侍，叫人去取制服，准备让刘歆来参拜。这时，身边所有人众口一声说：
“还没有报告给大将军呢。”
所谓大将军，就是汉成帝的大舅舅王凤。其时，皇帝的五个舅舅一日封侯，时称“五侯”，还不算王凤。当时，天下灾害不断，而王氏家族奢华糜烂。
“这么小的事，用不着大将军管吧？”皇帝壮了壮胆说。
身边所有的人一起跪下来磕头，坚持要向大将军汇报。没有办法，皇帝和王凤说了。王凤说，不可以。于是作罢。
从此时开始，一直到王莽把西汉刘氏装进棺材里，历经四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少帝），江山都是王家的囊中之物。不过其间有一段短暂的插曲，是汉哀帝演奏的，主题是爱。汉哀帝对性爱的忠诚远远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对同性之爱远远深于对异性之爱。他给予幸臣董贤的，超过任何皇帝可能给予皇后的。他为其大建宫室，将其陵墓修在自己的义陵旁，封其为大司马、大将军（估计其战功主要在床上），犹嫌不足。有一次，美酒当前，哀帝含情脉脉地对董贤呢喃道：
“亲爱的，我想效法尧舜，把江山让给你，好吗？”
哀帝驾崩后，从董贤家抄没的家财超过43亿枚（五铢钱），号称中兴的汉宣帝末年，国库存钱也只有80多亿2，可见哀帝在禅让江山之前，先禅让了国库。
这种政治与秦帝国政治有相同的地方，即中央高度集权（不再有政治意义上的地方诸侯）；也有不同的地方，即继续扩张和专制的步伐都停顿了下来，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高压稳态”政治，而处于扩张和专制循环推进途中的政治，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则是“高压非稳态”政治。
在实施拆细诸侯的“推恩令”前，有个叫徐乐的策士曾经给汉武帝上书说：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他认为秦帝国的崩溃是“土崩”，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是“瓦解”。为什么土崩好于瓦解？徐乐语焉不详。依我之见：一是速度问题--秦帝国土崩在瞬息之间，周王朝瓦解了好几百年；二是归属问题--土崩不可重启，土崩之后，江山一定改姓，瓦解则可重聚，汉初前后七国乱后，江山还是姓刘。不知道汉武帝当时是否意识到，这针对的是贾谊、晁错和主父偃等人，是劝汉武在拆分诸侯的问题上三思。事实上，王莽得以篡权，要归罪于汉武消灭诸侯；而刘秀得以续汉，则要归功于汉初分封在全国广播“龙种”。
显然，“高压非稳态”政治的风险是土崩，“负压政治”的风险是瓦解。那么，“高压稳态”政治的风险是什么呢？是癌变。“高压稳态”政治容易滋长七种毒瘤：1.庸主6；2.外戚，如王凤、王莽；3.太监（其实就是没有那玩意儿的秘书），如石显；4.方士（今天叫活佛或大师），如汉武帝时的李少君、文成将军少翁、五利将军栾大、公孙卿等；5.幸臣，如董贤；6.酷吏，如汉武帝时的张汤（腹诽罪的首创者）、暴胜之等；7.贪官，这不用举例，俯拾皆是。这七大癌肿，或继发，或并发，虽然寄生在皇室身上，但抽取的，却是民脂民膏民血；祸害的，是所有良臣能吏；消耗的，是整个社会的能量和活力。等到生命力耗竭，前来为王朝送终收尸的，不是入侵的蛮族，就是起义的农民，或者两者共抬一口棺材，像明末。
不要以为，这里枚举的主要是西汉故事，实际上，自西汉后的所有王朝，一旦进入高压稳态，重复的，都是这些故事类型和情节，只是剧中人和名号不同而已。这部连续剧，超过世界上最长的肥皂剧，在中国上演了二千年，长久不衰，离现在最近的版本，其实也并不遥远。
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大盛世，都与“低压”或“负压”政治有关
按照徐乐的观点，从可能导致的最坏结果看，“低压”或“负压”政治好于“高压非稳态”政治，因为土崩比瓦解更糟。但它好于“高压稳态”政治吗？回答也是肯定的；不过，不是从最坏结果看，而是从最好结果看。
自有信史，中国历史上可称为“黄金时代”或“太平盛世”的，无非五个：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开（“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合称）之治、康乾盛世和民初“黄金十年”。尽管有各类论者称颂宋明，但两朝都没有一个时期可与“黄金”、“盛世”这些称谓挂上边，更多的是无奈与痛楚，所谓“孤秦陋宋”、“膻元腐明”是也。
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可以称得上中华文明的怀胎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个说法，认为存在一个“世界历史轴心”，它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而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都形成于公元前600到公元前300年之间，这个时期被他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
“轴心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其标志是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前551-前479）、老子（前571-前471）、墨子（前469-前376）等等。轴心期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8如同西方学者所说，迄今为止的一切西方哲学都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注释一样，秦汉以来的所有中国哲学也都是对春秋诸子哲学的注释，只是注释得不如人家好罢了。
西汉文景之治虽没有这个时代伟大，但它是“汉民族”作为一个世界性民族开始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它内修德政，外息刀兵，轻徭薄赋9，藏富于民，政府廉价，且人才辈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文明模式--河流域地区多民族、超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与小农经济结合。它开始了中华文明的聚变过程，为精神-物质文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第一，缔造了一个以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提供了超民族的文化认同。虽然还没有形成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但农业经济的繁荣接近登峰造极。
贞开之治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的第三座高峰，也是全盛时期。唐太宗及其所治之天下，树立了一个君主和一个王朝所可能达到的治理高度的一根标杆，其高度，似乎不仅中国后世王朝，即使是世界其他国家王朝也未必达到过，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包容性和开放性方面。描述或刻画它，多少字都显轻薄，也不是此节的任务，仅录史家如下一小段记述足矣：唐太宗曾经和大臣们谈论如何止盗，大臣们都说要用重法。太宗说，老百姓不得温饱才偷盗，我节食俭用，就可以轻徭薄赋，再选用清官，不就行了，用重法干嘛？“自是数年之后，海内生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史书这样说。
康乾之治离近代不远，且有那么多文字和影视作品铺陈演义，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清王朝从此时开始实施免征农业税赋政策，这件事汉文帝曾经做过，但没有一个王朝像清王朝那样长期坚持；第二，除了元朝铁蹄短暂踏过的地方之外，康乾时代的清帝国版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
民国黄金十年指的是1927年至1937年，也就是北伐成功到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从经济成就上评估，是黄金、是黄铜抑或是黄昏，涉及意识形态和评价标准问题，见仁见智，见鬼见神，先存而不论；但有一点，不难达成共识：凡是今天在其所在界别可以被称得上“伟人”或“大师”的人，哪一个不是在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
五个时代，跨越二千七百年，有共同之处吗？有！它们的母体都是负压或负压与高压混合政治，或母亲，或祖母。春秋不用说，文景之世也不用说，都是中央政府弱于侯国（景帝时梁孝王几乎与中央分庭抗礼），有所不同的是唐初。有趣的是，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史大循环：从负压（春秋）-战乱（战国）-高压非稳态（秦帝国）-负压（文景）-高压稳态（汉武）；从魏晋到唐宋，则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史大循环：负压（魏晋）-战乱（五胡十六国）-高压非稳态（隋帝国）-负压（唐初）-高压稳态（宋）。第一个循环历时近700年（前770-前87），第二个循环历时也是700年（220-960）。
宋元明三朝，又700年（960-1644），出现了高压稳态与战乱分裂的单循环，再没有出现负压政治，因此也就与黄金时代无缘，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从顶峰开始滑落、进入下行通道的700年。
活力之“鱼”与稳定之“熊掌”：如何才能得兼？
能从上节的讨论得出结论说：理想的政治，就是负压政治吗？非也。负压出“黄金”，但也出战乱（假如控制不住，如春秋之后的战国、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或者出高压稳态政治（假如控制得住，如汉武帝、北宋、元、明等）。
负压之所以能出盛世，因为它释放了活力；高压稳态之所以会长毒瘤，因为它禁锢了生机。虽然既有活力又能稳定是所有政治追求的目标，但在中国四千年的政治框架里，这种状态虽然有过，但其存续时间很少超过一到两个帝王在位的时间。要活力，就要牺牲当下或未来的稳定；要稳定，不得不牺牲当下或未来的活力。
不难看出，中国政治的活力与稳定问题，从政治操作层面来看，其实是个分权与集权问题。政治不稳定或动乱时代，稳定的价值被置于优先考虑，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倾向于集权，倾向于肯定郡县制，否定侯国制，比如战国时期的法家、中唐安史之乱后的柳宗元16等。在无法中央集权条件下，则主张“宗室”集权，如曹魏时的曹囧。17有意思的倒是陆机，见西晋统一好于三国之乱及重建侯国惩于后汉专制之祸，故极力称赞五等封侯的圣王之制18，但他所称赞的分封制下的西晋全国统一政权，只生存了52年。
到了宋代，中国的政体之路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连大儒朱熹也都进退失据。看到了宋朝高度中央集权带来的“七毒”19、“两祸”20横行，朱熹当然会想到封建与藩镇21；但他博古通今，知天识地，不可能不知道侯国制度曾经造成的祸乱22。那怎么办？朱熹想出了一个妙法：将“封建”杂建于“郡县”之间。23这其实不过是对汉初体制的理想化，在他生活的年代，已经行不通了。
批判中央集权最激烈的，要算明末和清代政治思想家。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朝政治特别黑暗，也因为清朝是异族少数统治汉族多数。最著名的批评者，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袁枚等，还有被钱穆评为“30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大师中的大师”的颜元。
五位大师虽然都反对中央集权制，但坚决为分封制辩护的，却只有袁枚和颜元，这里先略过不提。顾炎武沿袭朱熹，试图调和封建制与郡县制，提出在郡县制下分权，想搞县令“政治承包”25；黄宗羲认为封建、郡县皆“私法”，故提出“公法”，要“君臣平等”，建议构建类似于立宪体制下的“内阁首相”制26的体制；王夫之也批评封建制和郡县制皆私天下，类似黄宗羲，但更激烈，其解决方式是分权于“兵民”和“列藩”27--这个主张出于“公天下”的理想，但在非立宪民主的君主制下，只能重走唐代藩镇的老路；在无君权、也无民权且只有军权的辛亥革命后，它演变成了“联省自治”，结果就是军阀混战。
这就是中国四千年来的政治困境：中央不集权，地方分权，虽有活力，但容易处于低压或负压状态，不稳定，容易“瓦解”；中央一集权，集急了，高压不稳定，容易“土崩”，而集慢点儿，最好也就是高压稳定，慢慢“癌变”。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活力之于中国，有如孟子所说的“鱼”和“生”，而稳定则是“熊掌”和“义”，比如，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在舍活力而取稳定。难道中国真的就不能超越“负压”、“高压不稳”、“高压稳态”三种政治状态，从而达到一种更为理想的政治状态吗？
我以为能。
中国人的稳定在于“分权”和“集团”，西方人的稳定在于“统一”和“独立”
活力与稳定难以兼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与中国春秋时代同处历史“轴心期”的古希腊，也受同样问题的煎熬。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一、雅典三哲未知“天下”
公元前431年前的某一天上午，雅典，天空应该晴朗，远方海浪相逐，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微风荡漾，像微醺的女神雅典娜躺在花丛中从口中吹出的气息，橄榄树叶飒飒作响。雅典城中心广场上人头攒动，公民大会正在举行。这是一次特殊的大会，会议结果，将决定雅典和整个希腊未来的命运。
“雅典人！”科基拉城邦派来的一个代表上台演说道：“我们遭到了科林斯人的侵略，前来请求与你们结盟，并希望得到你们的援助，这样做对你们有很多益处……”
台下一片嗡嗡声。
接着上台演说的，是科林斯城邦的外交官，他说：“科基拉是我们的殖民地，但我们却反而受到他们的侮辱。对他们作战，不是我们的错误。你们有理由保持中立，或者加入我们一方，不要支持叛乱者。而且请记住，在波斯入侵之前，你们在埃吉那作战，舰船缺乏，我们为你们提供了20艘船……”
有人叫好，有人发出嘘声。
这场辩论，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而且是点燃那场战火的火星。当时，科基拉是科林斯的殖民地，有个小城邦，叫爱皮丹奴斯，又是科基拉的殖民地。换个说法，科林斯是科基拉的母邦，是爱皮丹奴斯城的“祖母”邦。爱皮丹奴斯城的平民驱逐了贵族，贵族投靠异邦人，并和异邦人联合袭掠爱皮丹奴斯。情急之下，它派人到母邦科基拉的赫拉神庙里陈情，请求保护，但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到德尔斐问神。神谕说，可以把城市交给“祖母”科林斯保护。科林斯人欣然接受。这触怒了科基拉，从而爆发了“两科战争”，双方动用舰船共155艘，结果，科林斯战败。
战败的科林斯开始大规模备战，这让科基拉人感到惶遽。当时希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以雅典为首的同盟--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同盟--伯罗奔尼撒联盟。科林斯属于斯巴达同盟，而科基拉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它知道一个城邦不可能战胜一个同盟，于是派人到雅典要求结盟。科林斯知道了，也怕希腊世界的两大海军强邦联手，派出代表到雅典，试图阻止这件事发生。
雅典人听了双方发言后，召开了两次公民大会。第一次大会上，民众倾向于支持科林斯；第二次大会的民意变了风向，决定与科基拉结盟，但是一个防御性同盟，只有当科基拉领土受到侵略时，雅典才有义务援助并参战。长达30年的希腊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此拉开序幕。这场战争，最终把整个城邦国家引向崩溃，把希腊文明推向悬崖。
上述三个城邦（科林斯、科基拉、爱皮丹奴斯）和两个同盟（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纠葛，是古希腊世界花豹身上的几个斑点，通过它们，可以窥见整个古希腊城市国家在希波战争后的政治生态全貌：“不是无止境的城市间爆发战争，就是城墙之内的内乱。”
这种状况，促使希腊世界的伟大哲学家们陷入沉思，并纷纷发言。不幸的是，他们努力的结果，非但未能使城市国家的体系复兴，反而加快了其残余部分的朽坏。这是因为，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城邦哲学家们，没有看到，对于希腊政治而言，实现政治稳定，“并不在于依照一种理想的城市制度来改革各城市国家的宪法，而是要扩大国家的范围，把所有的希腊小国都合并成为一个整体”。
换句话说，在树枝上风雨飘摇的鸟巢里，无论如何努力地完善各个鸟蛋的内瓤或外壳，都不可能防止其破裂，它们如果不是相互撞破，就是在鸟巢倾覆后，一起摔破。按照柏拉图规划建立起来的城邦，至多是个军警国家，即使神圣，也不过是个蚁穴，洪水来时，难免灭顶。
可见，对于周王朝以后的华夏民族而言，政治稳定主要是个集权与分权问题，这种稳定，我们称之为“内部性”稳定；而对于古希腊的城邦世界而言，则是一个独立与统一的问题，这种性质的稳定，可称之为“外部性”稳定。“外部性”稳定，其实是个国家安全问题。当国家安全内部化后，就会变成“内部性”稳定问题。这个过程，就是统一过程，也就是扩大国家范围把小国合并成一个整体的过程。
一般而言，随着政治体规模的扩大，其外部稳定性会增加，但内部活力会下降（这是本书第六章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活力与稳定问题其实就是活力与规模问题。当一个政治体规模大到这个程度，其外部不稳定性接近于被消除，这个政治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天下”。雅典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未在这样的政治体里生活过，所以他们不知道“天下”为何物，因此也就没有提出用“天下”模式来解决城邦问题。
二、何物“天下”？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这是元代大诗人元好问写的一首词的开头一句。他自己在序中说，在去并州（即今日之太原）应试途中，遇到一个捕雁人，说今个儿早上捕杀了一只雁，漏网的那只不肯飞走，悲鸣不已，最后撞地自杀。诗人买下了那只情种，葬在汾河岸边，以石为碑，称之为“雁丘”。同行者纷纷赋诗，他写下的就是这首名词：《摸鱼儿?雁丘词》。
作者当时16岁，情窦初开，悠悠万事，唯情为大。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即使不比情更让人迷恋，至少也和情一样教人相许生死，这个东西叫“天下”，也叫“江山”。自古，“江山”和“美人”就相提并论，更爱谁，就看当时情景和当事人偏好。
汉景帝就曾经面临在二者之间做选择的两难处境。有一次，他带爱妃贾姬逛皇家花园。贾姬内急，上厕所，一头野猪也冲了进去，大概是想要进餐，里面传出美人的阵阵尖叫。当时，有个叫郅都的警卫局卫队长（中郎将）随侍左右，景帝用眼神示意他赶快去救，但郅都假装没有看见。于是，景帝起身，准备救美。郅都急忙匍匐在皇帝脚前，说：
“死一个妃子，再进一个妃子，天子只有一个啊。”
景帝想了想，只好作罢。
“天下”是张网 善于捕获“稳定”，而不善于捕获“活力”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美人不是唯一的，但天子是唯一的。所谓“天子”，就是“天下”之王。天下之王又是什么呢？就是“嫁”给天下的人。据说商汤还是部落首领的时候，曾经问当时的智者伊尹：
“我想取天下，怎么样？”
伊尹回答说：“您老人家想取天下啊？取不了，天下只能取您。”
这里的“取”，完全可以看成是“娶”。伊尹本来的意思是说，个人不是选择者，选择者是天下。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天子是唯一的；但相对于天下来说，天子不是唯一的，天下才是唯一的，是天下选择天子，而不是相反。
天下的这种终极唯一性，来自它作为一种存在，在时间上是长远的，在空间上是广延的，因此不可能被任何人或其家族长期排他性占有。在中国古老的典籍中，“天下”的原始含义，就是“凡天空所能覆盖到的地方”，与“海表”（所有海洋表面所能抵达的地方）同义，也就是“光天之下”的意思。这其实是指我们祖先当时的认知能力所能经验到的世间万物的总称。这种意义上的“天下”，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接近于德国哲学的“生活世界”概念，可以被当作日常语境中的“世上”、“人间”等词语来使用，比如，“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可以写作：“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不过，当天下与天子发生关系时，它就成了一个政治概念。与空间相关的政治概念有两种，一种是“同质共同体”，另一种是“异质共同体”。“同质性”，指的是物质或事物内部具有均匀相同的性质或成分；“异质性”，则意味着该物质或事物内部缺乏这种均匀或统一。同质政治共同体，指的是该政治体具有单一的地理因素、民族构成、文化模式和统治结构；如果一个共同体在这些方面是多样和多元的聚合，就是异质政治共同体。
不难理解，政治体越小，同质性越高。村庄，可能是同质性最高的社会单位，但它不可能是具有独立主权的政治体。人类历史上最早且规模最小的同质政治体，是古希腊的城邦。每个城邦有独立主权，公民是同一个民族，崇拜同一个神灵，有相同的文化，说同一种语言，实行单一政制。虽然，同一个城邦在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间的不同城邦，存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同一城邦在同一时期里通常只实行同一政制体制或治理方式。
毫无疑问，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天下”，是一种最大化的多种地理元素、民族构成、文化品类和治理体制的异质聚合体。这种聚合体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多”--规模大，元素多。天下的这两个特点，在华夏古老的典籍里一般都用“极而言之”的方式来表达，极言其大，或极言其多，比如，可以替代“天下”，或可与“天下”相提并论的词有：“九族”16、“百姓”、“万邦”、“九州”、“四海”、“四方”、“万民”、“兆民”、“万姓”、“万方百姓”等。与这些概念交替使用的，是“天下”。在六卷五十九篇的《书经》或《尚书》里，至少有13次在政治体意义上使用了“天下”这个词。
把玩上面11个用来称谓华夏地区最大化政治体的词，发现除了“天下”之外，其余10个复合词都是由一个数字加一个名词构成：两个“四”（四海、四方），两个“九”（九州、九族），一个“百”（百姓），四个“万”（万邦、万民、万姓、万方百姓），一个“兆”（兆民）。这些数字，只有一个是实指，那就是“九州”，其余的都是形容词，表示很多，或很大。作为前缀形容词使用的数字后面的名词，有三类：第一类是地理空间，比如“海”、“州”、“方”；第二类是民族人口，比如“族”、“姓”、“民”；第三类是前两者的统一体，比如“邦”。把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可以得到作为政治概念的“天下”的初步定义：所谓“天下”，就是具有不确定边界的大规模和多民族政治共同体。
这样的共同体，在世界史上就是世界性帝国；在中国地区，它被认为最早由大禹开创、西周创造性继承，称为“华夏国家”。29此前尧舜时代所谓的“天下”，更接近于地理空间概念或部落联合体概念；此后没有“天子”的战国时代或后世出现多于一个“天子”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则是一个多区域、多民族共享的统一生存空间概念。
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六月，天象异常，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座，又返回来，停留了两个月。梁武帝有点慌张，因为当时有谚语说：“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为了消灾，他光着脚下金銮殿走了几个来回。后来听说北魏孝武帝拓跋修（鲜卑族）从洛阳避难到长安，于是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胡酋也能应天象。”这等于承认各民族分享“天下”世界和“天子”称号符合中国语境中的“自然法”，即“天象”。
中国的“天下”规模大、元素多，表明它异质程度很高：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多神崇拜，这些都不用细说；值得一说的是，夏开创并由西周继承的华夏国家体制，被称为“五服”治理体系--这是一种多元复合政治体制，在华夏国家成长的历史进程中，还对内间歇混合实行封建和郡县二元体制，对外实行朝贡体制。
如果中国的“天下”是张网，从上一章最后一节已经得知，它捕获“稳定”之熊掌的能力，远远大于它捕捞“活力”之鱼的能力。它的优点，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政治体的外部不稳定性，因为它网罗天下，可以把大多数外部战乱内化为秩序；缺点是不能消除内部不稳定性，有土崩、瓦解之虞，而最大缺点是内耗、癌变和吞噬活力。
虽然成型于西周的天下体制，以其具有最大包容性的“五服”共治体制，让异质民族和文化和谐共存，让活力迸发，但华夏文明对国家规模的依赖（此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最终使自己走上了同质化专制主义道路，活力耗尽，治乱循环。
而古希腊城邦，则是一群畅游世界海洋的活力之鱼；但这群鱼不是相互攻击，就是遭受更大的鲨鱼猎食，或者被其他天下之网的编织者所围捕：先是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前490-前480），接着是马其顿帝国的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前338-前336），最后是罗马的执政官们（前200-前196），波斯的网被雅典、斯巴达为头鱼的古希腊城邦鱼群撞破了，古希腊的鱼却被马其顿的网围了近一个半世纪，最终连同马其顿的残余之网被罗马更大的网一网打尽。由此可见，古希腊城邦的优点是活力四射，缺点是既没有内部稳定，也没有外部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