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留级生

看杀猪，最好看的部分，就是看毛被拔过的猪高高地挂在梯子上，屠夫 (我们老家叫杀猪匠)用一根铁钎从猪的后腿捅进去，顺着某个脉络一直捅到胸前，然后，屠夫捉起被捅的猪后腿，含在嘴里，鼓起腮帮子使劲吹，像吹我们从粪缸里捞到的长“气球”那样——不过，有的大人看见我们吹那东西，都吃吃的笑。慢慢地，猪的肚子就鼓了起来，鼓得像只球的时候，就可以用快刀刮，刮得猪的全身一根毛不剩......

突然，我的耳朵一阵剧痛，回头一看，是大大(家乡话，就是爸爸)扭着我耳朵，他眼睛里喷火，口中的牙齿滚雷，厉声喝道:

“我说你怎么留级呢，原来不上课，看杀猪呀!”

我痛得眼睛小了，嘴巴大了，口水流了一地，但眯缝的眼里，依稀看到姐姐在大大身后做鬼脸，原来大大早已怀疑我逃学，派姐姐做侦探呢。

不怪大大发怒，我9岁上一年级，10岁还留了一年级。当年期终考试，我数学语文均不及格，让我补考，我也不去。母亲早逝，大大又是长江边的渔民，一年至少有6个月不在家，春天到长江边捞鱼苗，秋天在青铜河里捕成鱼。大大一走，就没有人管得了我，哥哥姐姐拿我没办法。

留级之后，大大似乎很苦闷，常常无奈地叹息:

“你这小娃子以后怎么搞哦，瞧你这小身子?，长大了武不能提刀，文不能拆字，靠什么吃饭啦......”

大大其实不用那么悲伤，他可能当时不知道，我上的那所河南咀小学，留级常有，升级不常有。整个学校只有四个年级，两个经常漏雨的教室，三个老师，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每堂课每个年级上15分钟，剩下的时间自己自习。我所在的一年级，一共15个学生，一年下来，13个留级，2个升级。比我大一岁的表兄张老虎，还有杨小凤也留了级。

2、捣蛋鬼

话虽如此说，为什么升级的就不能是我呢?原因还是我对读书没有一点兴趣。我们的学校就在长江边上，我经常背着书包在江边上溜达，有时候还能找到一两枚铜钞或铜钱，那大概是很多年前的客商在商船上数钱时不小心掉到江里的。有时，我去爬桑树，摘桑叶，或桑果，经常吃得满嘴发紫去上课。当然，快过年时，最大乐趣之一就是看杀猪。迟到，早退，是经常的。

一年级夏天，天气闷热，学校所有的老师，当然只有3个，毕老师，王老师，还有姚老师，都到学校旁边的鱼塘里游泳消暑。我跑到池塘边看热闹，看着看着，忽然心生一计，把老师们放在池塘边的衣服和毛巾全都抱走了。你可以想象老师们上来时有多尴尬:那个年代可没有游泳衣穿，老师们(一男两女)穿的都是大裤衩和宽上衣，经水一泡，突然贴身，你想呵。

嫌疑犯并不难找，我很快被叫到老师办公室里罚站。也许是我的罪过太大，也许是老师们受惊不小，注意力分散，反正那天放学时，老师们都忘记了释放我，门咣当一声从外面锁上了。我不是个老实的囚徒，很快发现老师办公桌上方有两个窗户。我搬个椅子放在桌子上，爬上椅子打开窗扇。窗扇是从里面关的，我抽起竖插的插销，轻轻放在插槽的边缘上，我爬到窗户外，猛一关窗扇，插销就从里面插上了。

回到家，哥哥奇怪我回来得比平时晚，我说明了原因，他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乐了。

“你说毕老师为什么瞎了一只眼睛?”哥哥突然坏坏地看着我笑道。我摇摇头。但我知道，哥哥是想调侃老师为我出气。

“那你肯定也不知道姚老师为什么是麻子了?”哥哥又笑着问我。

我又摇头。“是这样的，”哥哥咬了一口小咸鱼，美滋滋地说，“有一次，老师们也像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吃饭，毕老师和姚老师突然吵起架来，毕老师(唯一的男老师)说，我们学校最好看的老师是王老师；姚老师不服气，说自己比王老师漂亮，他俩越吵越生气......”

哥哥停了一下，“这条全给你，”他给我碗里夹了一条鱼，接着说，“毕老师火大，把一碗饭朝姚老师脸上泼去，饭粒留下了一个个小坑。姚老师朝毕老师扔过两只筷子，一只扎到了毕老师的左眼，哈哈......”

说完，他大笑起来。

3、偷书贼

不知道为什么，留了级之后，我突然开始喜欢上课了，尤其喜欢背诵课文，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遗憾的是，这一年我在学校里丢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一件雨衣，还有一样是一支金笔，据大大说，还是解放前伯父做生意时用的。丢了那支笔，大大显得很痛心，到学校找老师赔偿。

“如果赔不了金笔，”大大对不赔金笔只赔笑脸的毕老师说，“今年就必须让我小娃子升级!”

那一年我果然升级了。但在大大看来，功劳不是我的，是金笔的。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坐在课堂里，经常能听到有嘈杂的口号声从江边上传来，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们的学校其实很偏僻，既远离大路，也远离渡口。但经常有一队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戴着袖标，背着背包，满脸疲惫地列着队从江边走过，不时振臂高呼。据说，他们是从大城市来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串联。不久，就听说大通镇的五年级学生成立了红小兵造反队。

有一天夜里，大大拿着一把铁锹被生产队里的人招走，说是要去武斗，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结果，被打的并不是人，是所有的狗。我不知道村里的狗为什么破坏革命，对狗还很同情。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社员挥起一只木棒，朝一条我熟悉的狗的头部猛砸下去，狗并不逃，哀鸣一声倒到血泊之中，我的心揪起来了。迄今为止，非万不得已，我不吃狗肉，可能与那次经历有关。

挨打的当然还有菩萨。镇子上有个尼姑庵，突然有一天冒起烟来，我们去看热闹，看到的是几个木头菩萨像被烧焦了，扔到江里，随着激流向下游漂去。那姿态，让我当时想起几年前一具漂在河里的女尸，仰面朝天，两只手举出水面，不知道是在申诉，还是在吁求，抑或是抗议？波浪一上一下，那两只手一起一落，手掌捏成拳头，仿佛一次又一次拳击着虚空......

接着就是停课闹革命。依稀记得，那时我已经到大通镇读小学五年级了，但还经常到河南咀小学玩。学校里没有了老师和学生，只有本村的民兵在那儿练习打靶。当靶子和垫枪托的，都是从各家各户搜来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唐诗300首》，还有一本《今古奇观》，我很喜欢，偷了回去，但不知道放在哪里 才让我放心。于是，找来一个瓦罐，把两本书塞进去，埋在我家东南边的茅坑附近。

不料那一年，长江发大水，我们整个村子成了水泊梁山。天天向东南方的九华山菩萨祈祷，希望那罐子里的书完好。洪水终于退下去后，我挖出罐子，没有看到书，只看到一团烂泥。大概是九华山的菩萨当时自身难保，哪能保佑得了我的书呵。

4、溺水者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靠水的人也被水吃。我三岁时掉进池塘，一个路过池塘的工作队员救了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一直念叨着这个恩人，不知道怎么能找到他，是父亲一生的一个遗憾，也是我的。

大概是小学五年级时，我又溺了一次水。那次是因为到江边煤码头周围拣煤块，为了消暑，和同伴们跳到江里游泳。我们的父辈是长江边和青铜河边的渔民，做饭和取暖的燃料短缺始终是生活难题。因此，我们村的小孩，不是上山打柴，就是到驻军营地找边角木料，或者，到镇上运煤的场地周围，连偷带摸，如果运气好，不被抓住，半天能挎一篮子煤块(有烟的)或煤粉(无烟的)回家。

那次煤块已经装满了竹篮，心里高兴，我们一个一个像青蛙一样，扑通扑通跳进了江水。我一直被父亲禁止游泳，因为家门口的小河里几乎每年都淹死人。我只好在上学时偷偷跑到鱼池里自学游泳，先游两条相邻的边，也就是一个塘?，距离最短，扑下去，狗刨几下，就到了；然后游宽边，再后游长边。从未在深水和活水里游过。

跳到江水里，我马上就没有了方向，只看见浑浊的江水在鼻子上下波动。不行，赶紧上岸，我拼命地向岸边划去。突然有一只手把我向相反的方向推。我急了，大叫一声:

“你怎么把我往江心推?”

但是，并没有喊出声来，声音没有出去之前，水先进来了，呛得我鼻子发酸，眼睛发花，手脚发软。

那只手停止推动时，我胡乱踢蹬的双脚突然够到了软软的江泥，睁眼一看，到了岸边。回头看推我的人，原来是高小毛，我表弟高长生的堂兄。

这次溺水的经历对我的一生都有启迪。人生很难不遭遇“溺水困境”，这时最大的危险，是自己心智迷乱：认贼作父，或疑友为敌，把悬崖当作坦途，或者把江心当做岸边，离地狱越来越近，还以为离天堂已经不远，结果是把救你的人当作害你的人，或者把害你的人当作救你的人。

我小学二年级时看过一本蒙古民间智者的故事《阿拉巴根仓》，依稀记得故事里有一个沙漠中口渴的旅客，拿木碗在一个悬崖下好不容易接了些滴下来 的水，正要喝，突然飞来一只鸟，用翅膀打翻了他的碗。旅客大怒，捡起木碗朝鸟击去，鸟哀鸣一声落地而死，但惊动了悬崖上的一个生物：一条从梦中醒来的毒蛇朝他吐着毒信，刚才被鸟打泼的水，其实是它睡眠时滴下的毒液......

我心里一直有对那只鸟的哀悯。

前些年，我再次回到故乡，别说原来的渔村，就是曾经被称作“小上海”的和悦洲，都几成废墟。30年前可与城关镇相比的大通镇旧镇，也是千门萧索， 百窗蓬莱。至于那所河南咀小学，如今连一片瓦、一砾砖都找不到了，仿佛那里从来就是荒草与蟋蟀的领地。

我的童年与曾经装载它的小学，已随江水流逝。不过，逝去的是江水，不是长江；不再的是我的童年和我的小学，我不过是江里的一滴水而已，我的身后是永不停息的生活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