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民 （一名：琴台散仙）
一
母亲去世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表达我内心的思念。但每每想起，却无法下笔。那种思念，魂牵梦萦，刻骨铭心。它是一幅幅独立的画面，无法成文。我怕我的笔触飘忽、滞凝，承载不起。
母亲去世时，我四十五岁。在此之前，我曾经历过三次亲人的离去。一次是我奶奶，一次是我外祖父，再一次就是我的大舅舅。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和外祖母。他们在我出生以前都早已离开了人间。我奶奶，我外祖父去世时，我都在读小学，之前都没有一点征兆。我那时少不懂事，没有悲痛的感觉。奶奶去世时，我大概7、8岁，家里还做过法事。那时在我居住的积玉桥，一般人家，老人去世，都还时兴法事超度。那是老风俗，一般家庭经济上也承受得起。外祖父去世时，是1962年，三年灾害时期刚刚过去。那时，他在中科院武汉分院工作。我的印象中，他在家，总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终日读书。他总是倚靠在窗户边，借助户外的阳光，拿上放大镜，贴着书本，站着读。他是庚款留英的，很少跟我讲话，从来都没有在家里教过我。那时的孩子，大都是放养，靠天收。他教过我的二舅。二舅是北大的高材生。每到假期回汉，总要跟着外祖父补习英语。记忆中，外祖父只是带我去过食堂吃过几次饭。去的是武汉分院的食堂，隔壁的户部巷食堂，和家对面的积玉桥街食堂，都是“人民公社食堂”，吃的都是“双蒸饭”。记得那天放学，我头戴一顶崭新的，白色红边的小球帽，兴冲冲地回家。进门一看，街坊邻居都拥挤在一起，说着什么。同屋的一位中年妇女，我们叫做姨妈的，看到我，马上说，“平平回家了，他都知道了，已经戴孝了。”我才知道，外祖父已经去世了。
我大舅舅去世时，我在读大四，早为人父，即将毕业。那是八十年代初期，他还不到六十岁，落实政策，事业刚刚兴起，却因肝癌，早早地离开了人间。
在我的亲人中，我一生钦佩的是我的母亲和二舅。二十岁以后，增加了一个，我的大舅舅。佩服他的数学好，知识渊博。文革期间，他偶尔来汉，到我家做客。晚上，一家人到后院乘凉，繁星点点，谈古论今。聊到兴起时，我们冲口而出，一起背诵起鲁迅的名句，“我家的后园有两颗树，一颗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
我少年时代，一点都不佩服我的外祖父。他从来没有教过我。教过我的，是假期回汉度假的二舅。如，鸡兔问题，同船问题，帽子问题，等等。我没有觉得外祖父有什么了不起。尽管他曾是1929年湖北省仅有的两名庚款留英的官费留学生之一。听我大舅生前对我说，留英之前，外祖父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物恽代英同学，甚至同桌。恽曾动员他入党，他没有同意。他要留学，做书生。
至于我的父亲，我在儿时，甚至有一点瞧不起他。不是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去劳改，而是劳改以前，他在小学教历史，回来以后又要他教算术。我记得读小学五年级时，他在得胜桥小学教书。他要我帮忙改学生的算术作业，我要出去玩，不愿意。他用皮鞋踢我。是那种翻毛军用皮鞋，非常痛。我不哭，心里憋着，不服气。到了四、五十岁以后，我才逐渐知道父亲的一些经历。他是穷苦人家出身。很早就被家里送到药房当学徒，从帮忙老板照顾小孩，端屎倒尿做起。以后，听长辈说，他曾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再后成为一名国军教官，旧军人。父亲为人善良，自学成材，爱管闲事，话多了一点。我越到老，越理解他了。
二
母亲的突然离去，让我猝不及防。
她是一个惜语如金的人。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说教。我是贪玩的野孩子，也从没有在家向她倾吐。母亲是一颗大树，我是树旁的小草。我们之间很少交流，但我能感受到母亲的呵护，支撑，和大爱。
母亲出生书香门第。她是长女，兄弟姊妹五人。她的母亲去世很早。她和我的大舅舅是同父同母。我的小姨，二舅小舅，是她的同父异母姊弟。我母亲大我小舅25岁，听我小舅讲，他是在我母亲的背上长大的。小舅在读大学时，一直都是将他的大姐，视同母亲一般地尊敬。
外祖父出身耕读人家，留学英伦，读的是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ES，学的又是经济。回国以后，曾在家乡置业办学，也曾在武汉大学任教，是留英C5的湖北同乡，王世杰先生介绍去的。他在家乡镇上有一条街的房产。家里也有田，给佃农种，租子根据年成收，随意。
鼎革之前，母亲上过高中，读的是收费不菲的教会学校。毕业以后，当过小学老师。从我记事起，街坊邻里就喊她田老师。她为什么不继续深造呢？母亲在世时，我没有问，现在，也许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
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塑造了的母亲的性格，勤奋，隐忍，节俭，坚强，恬淡自若，不卑不亢。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在2岁时期。那年，我患上白喉病，需要过江去协和医院治疗。我的病可能很严重，几乎不能呼吸。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我记得父亲母亲抱我坐船过江，失声痛哭的情景。协和医院的医生，开刀拯救了我。我的喉部至今留有疤痕，那是术后的见证。
从那以后，母亲就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在家做裁缝，顺便带我。我记得手术后，母亲将我抱上裁衣的案板上，逗我玩时的情景。那是晚上，我站在一张很大的案板上，板上铺着白布，上面放着剪刀，布尺，和划粉。案板上面悬挂着一盏暗淡的白炽灯。往外看去，积玉桥街对面的几家商铺都已关门。是那种竖直的窄木板门。那条街道狭窄，大约四、五米宽，与现在的得胜桥街一样窄。街上，灯影幢幢，行人寥寥。那是一个2岁儿童看到的外面世界的最初印象。
三
几年以后，母亲进了武昌服装厂。这是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由小业主与个体户合并而成的厂，地址在武昌司门口解放路与大陶家巷交叉处，大成路附近。
大陶家巷很窄，很深，青石板路，2米来宽，两边是高墙。巷子深处，武昌服装厂隔壁，有一个大院落。院子很大，里面有一幢洋气的2层楼建筑。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曾在那里居住，我曾去院内游玩。可以想象，这个院落从前属于富裕人家，里面一定充满了故事。
武昌服装厂临街的，是解放路上的一个两层楼的建筑。下面是比较大的店面，上面是办公室。从大陶家巷一侧进去，是厂门。进门以后，上四五级台阶，里面是一层楼厂房，面积约有200平米大小，那是生产车间，它在办公室的后面。车间里面，平行摆放了好几十台缝轮机，一条一条的，一台挨着一台，下面是长长的轴，连着机轮，不用脚踩，统一的马达驱动，车轮飞旋。那是大跃进时期“技术革新”的产物。这种革新，并没有减轻工人们的劳动负荷，脚虽不动，但手忙眼直，神经高度紧张。
多年以后，我看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会引起我对母亲所在工厂的联想，有笑，也有泪。
小学期间，母亲曾多次带我去过她们工厂，小小年纪，目睹过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大跃进时期，母亲是厂里的干部，在二楼办公，同事们都尊敬地称呼她为田老师，对我，好像也很宠爱。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我印象深的是厂里八人一桌的聚餐，比我们家里得伙食好多了，桌上满满的鸡鸭鱼肉，堆起来吃。那是我对共产主义最初的憧憬。
1959年后，父亲因历史问题劳改，去了我不知道的地方。受此牵连，母亲贬为车间的机车工。短短时间，我看到过厂里许多同事，对我母亲及我，瞬间变色。但也有许多同事，一如既往。其中，令我难忘的是一位青工。她叫什么花，一个美丽的满是乡土气息的名字，记不清楚了。她是我母亲工作过的，缝轮机生产线上的一个徒弟，工人女儿，根红苗正，不到20岁。她家住三层楼，离我们家两站路。在我母亲困难的时候，伸手相助，仗义执言。她经常去我家，顺便带一些吃的给母亲。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对待我的母亲。文革之前，她成家之后搬了家，以后失去了联系。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大姐姐的模样，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黑黑的，长长的辫子。
那位美丽的姐姐，犹如夜空中一划而过的流星，让人无法遗忘。
四
那年，我10岁，读小学四年级。我说过一句我母亲也许一辈子都记得的话，但她一辈子都没有向我提起。
那是母亲刚刚下放车间不久，我去武昌服装厂，看她那么辛苦，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从她们厂回家，一路上我们默默无语，走到解放路雄楚楼附近时，我突然冒出了一句话，像是憋了很久似的，“妈妈，我长大了要好好工作，不让你做裁缝，不要你这么辛苦！”
我不记得，我说这话时，母亲是什么样的表情？我与母亲平素交流很少。即便说话，我们母子之间，从来都没有过眼神交流。我说这话时，能感受得到母亲听到后的震惊和感动。
在积玉桥，我们家兄弟姊妹，从小都是喊母亲为妈妈的。这可能与外祖父留英有关。这在当时的积玉桥很另类，还曾遭受到邻里阴阳怪气的大妈和野男孩子们的讪笑。街坊邻里的孩子们，喊自己的母亲都是叫姆妈的。这让我，在有人的时候称呼妈妈，不自在。
但我那天对母亲的称呼和说话，丝毫没有感觉到别扭。
母亲是那种具有隐忍精神的人。我至今都不知道，父亲当年劳改，是否照常发放工资？母亲的工资是30多元。那段时间，我没有感觉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化。记忆中，我们家的生活，总是我们积玉桥邻里之间最差的。我从来没有在我的母亲那里听到过她对父亲，对家人，对生活的抱怨。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讲过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她只是默默无言地做，不停地做，好吃的，先给我们吃。
这一点，我从大舅的行为中最先感受得到。
大舅每次来汉，都会单独叫上母亲到外面的酒店去吃一餐。大舅想让母亲单独享受，他知道如果带上我们的话，母亲一定会省着让我们吃，她会吃不上。我记得，大舅带过母亲去过几次大中华酒楼。那是当时武昌地区最负盛名的酒楼。 “秋来倍忆武昌鱼，梦著只在巴陵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来自鄂州梁子湖的，学名“团头鲂”的武昌鱼，以这家酒楼的精致烹调，闻名遐迩。
五
在那段艰困的日子，母亲下班以后，还在家做私活，贴补家用。她给邻里之间做衣服，来料加工；也会利用裁剪下来的边角余料，将不同的花色布料，拼接起来，自己设计，给家人制作的独居特色的新衣；也制作过各式精美的小钱包。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那是三年灾害时期刚刚开始，母亲制作的小钱包，让我放学以后，到一纱厂（后来的六棉）门口去卖。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来到了一纱厂门口，那里的地摊，一个紧挨着一个，已有二三十米长。我在靠近大门的地摊上，找到了一个小空挡，插了进去，在地上铺上一块布，将七八个钱包铺在上面，待售。一纱厂门口的那条街，是积玉桥后街的延长部分，在一马路与四马路之间，一边是高高的厂墙，一边是垂直排列的，几栋两层楼高的汉城里宿舍。寒风咧咧，灯光灰暗。母亲的钱包做得精美小巧，纱厂很多下班的女工都要在我的地摊前驻足观看。但那个年头的人，都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看的人多，买的人少。那天晚上，一位下班女工，在我地摊上，看了一眼，也没有买。她去隔壁地摊上买了一个什么物品，便匆匆离去。她走时，不慎将钱包掉在隔壁的地摊上了。隔壁的小贩马上将钱包捡拾起来，放进他装货的大包里，藏起来。不一会，丢失钱包的女工急忙赶回。她问隔壁的商贩是否看到她的钱包？并满脸乞求地说，她刚发工资，一个月的生活费，全都在钱包里了。那商贩居然说，没有看到。我明明看到他装进了他的大包里。当时我紧张得发抖，鼓起勇气对女工说，“你的钱包，他装进大包里去了。”我说这话时，我感觉我的声音在颤抖。商贩见事情败露，只好将女工的钱包还回给女工。当时纱厂的女工，在社会上属于工资比较高的群体，月收入在60元以上。这位女工对我非常感激。马上买了我的一个钱包（忘记价格了。）并额外给了我2块钱。那时2块钱，对于我们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数目。我赶紧收拾好摊铺回家。并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称赞了我，云淡风轻。
六
母亲的云淡风轻，更多地体现在对我的宽容上。
我从小所犯错误无数，老师约谈的，学校警告的，邻里告状的，从来没有在母亲那里遭受过谩骂及批评。那是母亲的智慧，而不是溺爱。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
1961年间，是三年大灾荒时，粮食供应最紧缺的时期。那时，我读小学高年级，刚刚发育，正是长身体时节，却食不果腹，每天放学回来，照例是在家里四处寻找，希望能在什么地方找得到一星半点食物充饥。我们家住积玉桥，前面一楼临街的是裁缝店，二楼和后面平楼，有好几户杂居，楼上楼下，均由薄木板，武汉人称为“鼓皮”的，隔离成单间。我们家楼上楼下各有一间。其中，楼上一间，父母和小弟小妹们居住。那间房里有一柱型木箱，约25cm见方，6、70cm高，上下二层，专门装放家里的“贵重物品”。上面是户口，票证。下面装放粮食，如大米，面粉等。
一天放学回家，我来到二楼，我们家房门已经锁上。我沿着屋内墙壁的“溜桶”往上爬，翻过木“鼓皮”墙，跳进房间，打开装米的木箱木盖，小手迫及待地伸了进去，抓起几把生米，生吞活咽，吃得津津有味。吃罢，便翻出房间，出外玩耍。一时悠哉！乐哉！如此美食，如此美事，我一人独享，有两到三天。
那天母亲下班，把我和我大妹随意叫到木箱一旁，好像是自言自语，说，“怎么木箱的米少了一些？”我，隔壁王二，急忙接上，对母亲说，“可能是老鼠吃了吧？”母亲朝我一看，淡淡地说，“好聪明的老鼠！”。我一阵窃喜，以为蒙混过关，心里一块石头，顿时落地。此时，母亲顺便将木箱锁上。即便不锁，我也不敢再偷吃了啊！
很多年以后，我为人父，面临孩子教育，有时难免心急，才猛地想起，当年母亲的一幕。她那时哪里是被我蒙骗，毫不知情？我们这代人，与我母亲一代，在人的教育理念上，差距何止千里？！
七
母亲的话很少，但她对我讲过的话，我都记得。如，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学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不看人对己，只看人对人。”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等等。
这些话，都是母亲年轻时，学到的，听到的，有些是先哲名言，有些是人生感悟，有些干脆是经验之谈，现在讲给我听，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对我而言，言简意赅，终身难忘。有一次，甚至让我的青年朋友们都感到震撼。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神话破灭，社会上形成一股读书潮，我是钢铁厂工人，也被裹于其中，在社会上交了一些读书的朋友。
武汉的夏天，居民有在外乘凉的习俗。那时，我的这些读书的朋友，都没有结婚，甚至没有恋爱，每到黄昏，都会来到我们家后院，交流读书心得。
我们那个后院，有三四十平米，是几家邻居共有的院子。每当这些年轻人到来之际，邻居间的大人们，包括我的母亲在内，都在一旁静静地坐着，听我们高谈阔论。
那时我们读《约翰.克里斯多夫》，《牛虻》，《塔曼果》，《茶花女》，《怎么办》，等等。有一天晚上，大家谈这些书，谈到了书中的生与死，这是千百年来永恒的话题。我们那时年轻，浑身充满活力，一个个像烧红了的络铁，丢到水里都会直冒白气，哪里会懂得死的意义？于是故作高深，争论不休。母亲突然插话，“我视死如归。”
母亲讲到视死如归，我们一下子都静了下来。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前听到这个词，都是革命烈士慷慨赴义时的场景，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死与归，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八
母亲的云淡风轻，源于她骨子里的孤傲。她是一个普通的裁缝工，背负沉重的阶级包袱，生活在底层民众之中，在那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不卑不亢，从不趋炎附势以改变家庭的困境。
我们家住积玉桥桥街17号。从2岁我记事起的一条窄街，到50年代建设武钢时的扩宽马路，到文革时期改名为和平大道，门牌号码变成23号，再到八十年代中期，旧屋拆掉重建，三十多年，曾住在这个门牌号码中的，武汉人称为同屋的，总共有十多户人家。这些住户，始终在流动，较左邻右舍更为频繁。同时居住的，保持在六七家的水平，只有我们家自始至终，在这个门牌号码内居住。
这十几户人家，各色各样，具有不同的政治面貌。这里先后居住的人家有，旧时的官吏，街上有名的文化人，杨重清家；根正苗红，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家庭，赵家、春桃家、咪咪家、小韩家；江湖上的，长江打捞队的搬运，老马家；街道居委会负责的，项伯伯（女）家，等等。母亲与他们都和平相处。他们都对母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尊重。只有曾经住过，以后搬走，街坊邻里称谓“姨妈”的王家妇女，对母亲不以为然。她看不上母亲的节俭。
王姨妈年轻时曾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属于被侮辱的群体。新政以后，被政府安排在一纱厂工作。以后嫁人，找的是老实巴交的王师傅。再以后，领养的一个漂亮的女儿，在裕华纱厂工作。又招了一个模样端正的裕华职工，在厂工会工作。一家人有5个人在纱厂工作，都是那个年代的高薪职工。60年代初，她们家就有电子管收音机。记得26届世界兵乓球在北京举行时，街坊邻里的青少年，在她们家听过中国队获得男团冠军男单冠军实况直播的情景。她们家，属于那个年代，我们积玉桥街上“富裕”的家庭之一。
王姨妈也不是坏人，只是很势利。她嫌我们家穷，看不上母亲的节俭。但她不知道，我们家并不穷，我们只是没有钱。穷是一种心态。没钱则是一种状况。
母亲心态平和。贫穷不属于心态平和的人。
九
母亲对我所讲的很少话语中，还有一句，我从小耳熟能详。那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母亲讲这句话时，既有对知识的膜拜，也有现实的考量。不久，当现实和理想发生冲突时，母亲做出了对我一生至关重要的选择。
1965年，我初中毕业，中考在即，需要填表，并面临志愿的选择，是填报高中，还是中专呢？ 那时的选择权都不在学生，由家长和班主任根据学生的状况，商量确定。
之前，我的成分一栏，填写的都是“职员”。但这次被学校告知，需要填写“旧军人”。父亲知道这个栏目的份量。因此他极力要求我填报中专，那时的教育界，对学生的前途有三句话概括，叫做“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班主任黄老师家访找到母亲。母亲毅然决定，让我报考高中。
以母亲的智慧，审时度势，当年她不可能不知道，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读上高中也肯定考不上大学，她只是想让我多接受一些基础教育而已。我们初中班，是那时学校的重点班。中考结束，班上有10个同学考上高中，其中有4位同学考上省重点中学，5位同学考上市重点中学，还有好几位同学考上重点中专，只有我一人考上非重点的市第9中学。当时的沮丧，我至今记忆犹新。五十年后，我的初中同班彭同学，还在同学聚会中当众提起。他说，“夏新民那么聪明的人，中考前帮我复习了一个多星期，结果我考上了33中，他只考上了9中。”我没有彭同学说的那么聪明。但这话听起来让我哭笑不得，于是冷冷地回了彭同学一句，“夏匀生品学兼优，什么学校都没有考取，下了农村。”
夏是班上的一位女同学，中队委，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她父亲曾是旧吏。当年中考落榜，老师和同学们都很震惊。
母亲当年的决策，十几年后得到回报。1978年恢复高考，我从三班倒的钢铁工厂考取大学，改变了我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十
母亲的不卑不亢，基于她的价值取向。她是一个崇尚知识的人，邻里同事之间，尊重知书达理的人。她喜欢爱读书的孩子，无论是自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我的街坊儿时玩伴，我的汉阳钢厂年轻同事，只要是爱读书的，她都喜欢。
母亲的这种喜好，荫及到她的第三代。
女儿两三岁时，母亲就做了许多识字卡片，教她认字。母亲的字，写得比我好太多。她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极为工整，让女儿在上幼儿园之前，就认识了好几十个字。也可以背诵好几首诗。
母亲一生不爱求人，但为了孙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也曾登门，请求人家。母亲当时已经是70多岁高龄。我清楚记得那个晚上，万松园路上灯光下，母亲佝偻的背影。
那是女儿小学考初中时期发生的事。当时报考全市招生的武汉外国语学校。有1万多人报考该校，仅仅只招收120人。女儿的语文考试，在1万多人中考到前40名，但因考场出现“故障”，女儿误以为隔壁学校的铃声，是语文考试结束的信号，提前15分钟交卷，以后下一节数学考试，监考老师怕承担责任，开考伊始，噼里啪啦，狠狠地批评了我12岁的女儿，致使她的小学强项数学，考试发挥失常，数学成绩“损失”在20分以上，总分差了5分，未被录取。
我陪母亲找到该校的教导主任，阐明事情经过。希望校方酌情破例。
这位教导主任是60年代的大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的母亲曾是外祖父家的女佣，也是母亲的本家。他答应全力帮忙。我从他对母亲的态度，感觉到他对母亲的尊敬和亲情。丝毫感受不到我在从前书上读到的“阶级烙印”。
这事后来因为市教委亲自把控当年外校的招生而使女儿与该校失之交臂。教导主任为此亲自上门，向母亲道歉。那也是晚上，他来到我们家时，正好看到女儿一个人在家静静学习的情景，不禁发自内心的感叹，“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孩子。不要紧，三年后再来靠外校。”
女儿三年后中考，她的考试成绩，都远远高于华师一、外校和省实验的录取分数线。我们就近，报考就读了省实验中学。母亲生前看到了这一幕，这让母亲很欣慰。
但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看到更多。她没有看到她心爱的孙女，几年以后负笈大洋彼岸。更没有看到她的孙女一边学习一边打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职场上取得了与同龄人相比，不俗的成绩。
母亲如果看到了这一切，她会怎么样呢？我想她仍然会是云淡风轻。就像八十年代我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静电复印机用铁氧体球形载体，当地报纸曾有一条简短新闻报道，父亲买了一二十份报纸发放给他的熟人，而母亲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但我想，这云淡风轻的背后，一定是深深的欣慰。那是一个长期经受苦难磨炼的人，所能得到的，最丰厚最深醇最朴重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