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日记，1986年11月20日与吴象先生在上海一别之后，就再也没有再见面的记载。
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去江苏、上海考察，我们作为为他准备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组成员，在组长郑必坚的带领下，跟随总书记去上海，然后去温州考察。同行的除了郑必坚、吴象和我外，还有于光远、林子力、王愈明、郝怀明、贾春峰、罗建平等，一共10人。起草组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陈进玉有要事留在了北京。
在上海考察期间，我们住在西郊宾馆。宾馆的环境很好，“温度、湿度都宜人，秋叶未尽，草坪微黄，松柏翠青，尚有菊花月季等盛开。”这是我当时在日记中的速记。会前饭后，我与吴象先生多次在宾馆的草坪上散步，边走边聊。亲切低调，是他当时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和他很自然地就散步散到了同一条路上。他是低处的那口深潭，我是流向他的那条溪水。他个头不高，和我差不多，经常穿一身黑色中山装，上装右上边的口袋上，总插着钢笔，有时一支，有时两支。外出时，他会戴一顶鸭舌帽，为其延安老干部形象抹上了一笔海派色调；他鼻梁上架着的透明边框眼镜，则为其脸上常常洋溢着的农民般憨厚的笑容，装点上了书卷云纹。
在起草组里，资历最老、干部级别最高的，是于光远和吴象。吴象当时是现任副部（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及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光远是卸任副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郑必坚、王愈明是准副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与总是高谈阔论的于光远不同，吴象总是默默地倾听别人交谈，脸上堆满赞许的微笑。有意无意之间，他总是回避舞台中心位置和主角角色，乐于当配角。虽然如此，他对在社会戏剧里扮演主角的“演员”们却心怀善意。11月19日，我们与上海文艺界精英人士座谈，出席座谈会的有著名导演谢晋，小说家茹志鹃，女演员张闵等。座谈中，有人提出，由于稿费太低，导演和演员的收入也不高，所以很难出大作家、大艺术家和巨著。次日，组里讨论昨天文艺座谈会时，有人认为某些文艺家格调不太高，只关心稿费。吴象在一旁微笑不语。有人问他有何高见，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正因为他们报酬太低，格调就不高了。”很委婉地背书了文艺精英们提高报酬的诉求。
他的悲天悯人之心经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11月15日下午，我们开完企业家座谈会回来，在餐厅里吃晚饭。一只麻雀从敞开的窗户里飞了进来，于是大家谈起1958年的捉麻雀运动。郑必坚说，当年在十三陵水库抓麻雀，全民动员，敲锣打鼓，麻雀和其它鸟类被驱入天空，整天不敢下落，许多鸟儿活活累死，雨点般地落到地上。吴象插话说，动员力量是亘古未有，后来就轮到人累死了，安徽就累死饿死400多万，有些人并不是没有粮食吃饿死的，而是有些干部谎报成绩，不许开仓救济灾民。我当时只知道他兼做万里办公室工作，但还不知道他和我是安徽同乡，也不知道他跟随万里在安徽所做的事情，更不知道他和我还是休宁吴氏同宗，所以有点诧异他一开口就提到安徽，而且情况还那么熟悉。
20日下午，吴象和于光远、林子力要离开上海去北京、大连调研，临别，我们去宾馆公园里拍照留恋。除了全体同行者都照了合影之外，我和吴象还单独拍了一张合影。我们坐在被秋霜染成微黄的草坪上，以依然青葱的柏树为背景。我半盘着腿，他朝我这个方向微屈两膝，坐姿虽然保持着一定距离，但上身都向对方靠近。吴象前辈不仅倾靠的幅度远大于我，他的腰身还微微前倾，显得比我身形更低。2021年6月3日，我在朋友圈发了这张照片，网友“COB光源13622398200熊生”在下面评论说：“老人家是真的平易近人了，他主动向您这边靠近。一个动作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这个动作，或者说这个姿态，其实也就是吴象一生的一个缩影：平易近人，谦逊自守，甘当陪衬，烘托别人。你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居然是个老革命，于1939年9月就奔赴延安。从他身上，闻不到一丝硝烟羼杂血腥的味道，靠近了，能嗅到泥土混合着墨水的气息。
我们去温州继续考察的这一路于11月29日回到北京。12月4日，郑必坚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小平同志在听取胡、赵汇报政治体制改革情况后，提出十三大报告分为两个，一个是政治报告，另一个是改革与建设报告；前者胡做，后者赵做。……我们这个起草组，只负责胡做的政治报告部分，任务大为缩减。12月13日上午，我完成了自己承担的五至九年总结的起草任务，约7000字。中午，万里办公室秘书孟晓苏来电话，请我过去谈谈中宣部的情况，我猜想万里是在为十三大举荐意识形态负责人作准备。现在回想起来，吴象前辈向万里推荐我去反映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在上海期间，我多次向他谈了中宣部的情况，谈到朱厚泽的出色之处，和目前工作的困难……作为万办负责人，吴象前辈的心里，大概一直牵挂着这件事情，于是做出了这个安排。
……1月16日，……做报告的人下去了，报告起草组自然没有必要存在，郑必坚关了起草组的门，准备向新任总书记移交报告草稿。1月25日，赵召集我们原起草组成员谈话，郑必坚和陈进玉商定只去5个人，除他俩之外，还有林涧青、龚育之、王愈明，我和吴象自然都没有去参加新起草组。赵班子里有几个核心成员都是我的朋友，通过XX想调我过去。我认为这不是恰当时机，建议一个折中办法，让我继续参加13大报告起草组，于是我就去了，但吴象却没有再出现。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两年前，故乡的一个同宗打电话给我，说发现了我们铜陵吴氏的族谱，正在修订，想请我写篇序言。一看谱，才知道，我所属的铜陵吴氏，是休宁左台吴氏的一个分支。铜陵吴氏一世祖吴恪夫，是唐代吴少微的第84世孙，谱上说是属于莲塘派翊公（七公，少微第71世孙）宗支，但从翊公到恪夫公（包括恪夫公）之间，有好几代祖先，按名讳在史书上无从查考，不能确切认定究竟是谁最早从休宁迁到了铜陵。于是，我找到休宁吴氏总谱修订人，并到休宁拜会他，期望释疑。他热情接待了我，分手前，拜托我一件事，帮他找到吴象先生。他说吴象先生是左台吴氏金竺派望宗商山支祖之后，是休宁吴氏在当代声望最高的名士（除了地位更高的吴邦国），希望吴象先生为新修订的总谱作序。
回到北京，我便找人寻求吴象前辈现在的联系办法。一个朋友告知我，前辈已生病住院，让我与他的女儿吴阿丽联系。阿丽说，等她父亲病情缓解点后，我可以去医院。但最后等来的，却是前辈驾鹤西去的消息。遗体告别时，治丧人员给了我一本吴象前辈的遗作：《大写的人——吴象怀人记事文集》。捧读此书，恍惚与前辈对坐晤谈，听他说别人的故事，情深义厚，不得已提到自己，都是轻描淡写。在他的轻描淡写里，他的形象在我面前渐渐清晰并高大起来，读着读着，有一行字在我大脑的底片上慢慢显影：时空爆发点上的拯救与自救。
吴象前辈一生中至少经历了两次时空爆发点，一次是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国破家亡，他在这个爆发点上爆发了一次：1938年9月投笔从戎，时年不足18岁。或许，国军的溃败，让他失望，他没有去重庆，而是奔赴陕北，而后太行山，为了保家救国。这次爆发的结果，一言难尽，国家是被拯救了，自己似乎陷落了，回顾起来，难免唏嘘：
“我们这一代人，往往自以为一直是有理想有追求，并不浑浑噩噩，最后发现几十年一切努力、奋斗造成的竟然是历史的倒退。一些最珍贵的东西荡然无存了，一些曾经那么毅然抛弃、彻底决裂的东西必得再拣起来，几乎要从头做起。每思至此，是何等的茫然若失，五内俱焚！”[1]
与他同时代同命运的人，成千上万，能像他这样反思的，凤毛麟角。自己奋力挖坑，累得腰酸背痛，满头大汗，还耗尽了青春，结果发现，这个坑并非用来筑基高楼，或栽种大树，而是被用来活埋自己，这大概便是吴象前辈书写上面那段文字时的心情。吴象后半生，至少被埋过两次，一次文革刚开始，1967年6月被造反派关进牛棚；一次是文革刚结束，1977年，陈永贵在山西的代理人以“反大寨”的罪名，先将吴象拘押，后又将其发配干校劳教。到1978年，在广东、北京等地的老战友们听说吴象受困抱病，合力救援，终于让他逃出山西。关于这次“逃跑”的最后情节，传记家丁东是这样描述的：
“这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正要率团到美国访问。吴象1966年6月就认识万里。他调到《北京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万里当面拜托他，我这个名字绝对不能见报，不管什么东西，一定要撤掉。万里到安徽主政时，文革中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省委决定，找原籍安徽，多年在外地工作，和两派没关系的干部回来工作。吴象原籍安徽休宁，正在考虑之列。万里说，我要出国，不能跟你谈了。你找赵守一，他是我们第三把手。
“赵守一对吴象说：我们的一致意见是，你不要再回太原了。回太原不知道王谦放不放你走。不放你走，硬扣着你，比较麻烦。你赶快走，就有办法。吴象说，党的介绍信都没有。赵守一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山西是共产党，安徽就不是共产党了？我们省委组织部给你发调令。吴象说，保险柜的钥匙还在我手里，我还要去拿几件衣服。赵守一说，你悄悄去，悄悄走。千万不要再和王谦纠缠了，你纠缠不过他。你是一个党员，山西省委是党的高级组织，完全有权力处理你。你在山西，把你摁到那里，没人救你，救不了。你到安徽，我们给你任命了，你就是我们的干部了。你的问题，就变成两个省委对一个干部的不同看法，我们就有发言权了。
“吴象回到山西，果然被赵守一言中，扣着不让走。万里看到调吴象有阻力，只好找胡耀邦。胡耀邦开会时亲自找王谦说，让这个人到安徽去。王谦说，他有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还弄不清楚。胡耀邦说，那好，你把材料交给中组部，中组部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王谦这才松口。”[2]
这一逃不得了，吴象逃进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时空爆发点。实际上，这个爆发点，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他的故乡安徽省的，甚至是整个中国和世界的。英国经济学家马丁.雅克说，“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几个月之后的1979年，吴象调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实际上是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助手。马丁教授说的话没错，是中国的改革将人类21世纪开始的时间提前了22年。但中国改革从哪里开始的呢？吴象本人断然认定：“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3]。1979年的安徽，就在这个时空爆发点的核心地带。
与第一次时空爆发大不相同的是，吴象从战争中无足轻重的小卒，变成了改革先锋阵营举足轻重的军机。从1979年初被救到安徽，到1980年5月随万里调回北京，吴象虽然在安徽只呆了一年，但他对家乡父老的报恩与贡献，超过绝大多数杰出皖人的一生。他协助万里保护并扩展发源于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仅让故园百姓，也让天下农民免于饥寒，将他们从大寨模式的枷锁下解救出来，遏制住历史的倒退，开启人类未来的21世纪征程。他发表于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上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是他在这次时空爆发点上盛开的最璀璨的花朵。
护航包产到户，是吴象对芸芸众生的拯救，也是一次自我拯救。与某些被自己挖的坑活埋，又侥幸获救，再登高位的大佬不同，他追求的不是官复原职，或位极尊荣。那些人将“平反”视为得救，对自己前半生的挖坑行为毫无反思，甚至阻止填坑，让其继续活埋更多的人。吴象前辈则不然，他追求的是“觉醒”：
“十年文革动乱是民族的大灾难，但也促成了最普遍的大觉醒。我觉醒得很迟，缺乏独到见解，常在茫然愕然恍然之中，拾人牙慧来表达自己的反思，常常因为不能摆脱思想的混沌状态而生自己的气。但时代的大潮总算感受到了，但也在警惕不要再盲从，催促自己不间断地继续思索、继续追寻。”[4]
不再盲从，便是一个人的精神自救，吴象前辈做到了。
我的前同事左方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她与吴象前辈一行去南方农村调研。在西双版纳时，听说前方的小河边本常有象群去饮水，但因文革破坏，象也来得少了。生性率真的他竟远远地呼喊起来：“大象，大象快出来呀，我是吴象，我来看你们了！”
去年3月，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旅行，大概是听到吴象前辈一直在心里呼唤它们吧。它们大概不是来看吴象前辈，而是来为前辈送行的，所以它们的旅程历时1年零5个月，到今年8月才回到西双版纳。
万物有灵，同悼斯人。
23年6月9日 星期五
注释：
[1] 引自吴象：《永远难忘的时刻与长期不解的困惑》，载《大写的人——吴象怀人记事文集》。
[2] 丁东：吴象千古，载丁东小群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19日。
[3] 吴象：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张广友与他的《抹不掉的记忆》。
[4] 引自吴象：《永远难忘的时刻与长期不解的困惑》，载《大写的人——吴象怀人记事文集
（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