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报刊上看到对我们的文艺批评现状的批评，好像总体上都是不满意的。这样的判断准确吗？如果这一批评的对象是发表了同类文字的主流媒体的批评，那么我同意。但是，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批评能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文艺批评呢？我以为不能。

事实上，不少远更重要的批评并没有发表在主流媒体上。它们或者是“评委”、审片者和文化领导部门的会议室里的口头评语，包括某些关键性专家、领导的电话指示——那是最具权威性的批评；或者是流传于弄堂茶室、棋牌桌上、录像厅里的赞誉和嘲讽、牢骚和怪话——那似乎是无足轻重的草民闲话。和大多数无关痛痒的媒体批评相比，权威批评可以决定不少文艺作品的命运，而草根批评则可以反映广大老百姓的真实心理。可惜的是，这两类批评都极少在主流媒体上露面。领导和专家的关键性批评往往是保密的，人们只能看到这类批评的结果——某些作品的通过、得奖或遭毙、落选，至于那结果背后的推理、争论甚至某些交易，外人完全不得而知。例如电影《色•戒》的先热捧后封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草根批评倒是人人都可以听到的——只要你愿意“下去”听的话，但这样听来的信息传播范围太小，因为主流媒体极少反映这些“ 下里巴人”批评家的声音。

应该说还有一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力量，而且时不时会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那就是网络批评。前些年胡戈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陈凯歌的大片《无极》之后，无意中一夜成名，网民对胡戈和陈凯歌的种种评论很快就溢出了网络世界，进入了主流媒体。记得我就曾接到好几个记者的采访电话，问我对此事的看法。但这样的例子总的来说相当少。有过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事件，大学生孙志刚在广东一个收容所里被殴打致死以后，众多网民纷纷发出了强烈质疑收容制度的声音，以至于促成政府迅速作出了取消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决定。但那是属于社会批评的范畴，并不是文艺批评。而且，据说中央政府在做出那个破天荒的决定之后，听到了一些下级政府的不同意见，说取消收容制度的后续措施还没有酝酿成熟，突然取消后冒出了不少新的问题。这会使政府在听取网络批评意见时更加谨慎，网络批评进入主流媒体的渠道也会受到更多的监控。

比起弄堂茶室、棋牌室、录像厅里的草根批评，网络上的批评毕竟需要比较高的教育水准，未必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能让草根批评也接通主流媒体？

这种接通需要特殊的渠道。最近在上海看到了一条非常特别的渠道——新出现的名为“海派清口”的单人脱口秀，把草民百姓对社会百态、对文化艺术的接近于原生态的评论呈现在座无虚席的剧场的舞台上。周立波是第一个得到主流媒体承认的草根艺人兼草根批评家。不久前一位报纸编辑打电话给我，说到周立波现象——一个人一张嘴让一两千人的剧场夜夜爆满，吸引了包括上海市长在内的大批官员买票去看，但他又说，虽然许多报纸都在热炒周立波，上海的两家大报还没有报道过他，不过，现在时候到了。我欣然赞同，于是就给他写了可能是第一篇上海大报所发的周立波评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文化的开放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几十年来在严肃的政治环境中动辄得咎的喜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以前只能在民间流行但不得登堂入室的喜剧语言艺术终于开始被主流文化接受了。通过周立波的这种特别的艺术形式，草根文艺批评和社会批评终于得以接通了主流媒体。这一来，前些年也曾经在民间演出场所火爆过一阵，但一直没有得到主流媒体承认的蔡嘎亮等草根艺人兼批评家应该也有了“升级”的希望。

用艺术形式来接通草根批评和主流媒体，这是艺术家的成功；然而，对于民间批评来说，是不是应该找到更加直接的渠道来“晋入”主流媒体呢？这个目标靠民间批评者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希望主流媒体和专业批评家更多地“屈尊降贵”，深入下去，“垂询”、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不仅是那些只要打开电脑就能看到的网民的意见，更重要的是那些你必须深入下去才能听到的草民的声音，包括他们对电视节目的看法，对通俗文学的看法，对各种民间娱乐甚至黄段子、脱衣舞的看法。他们的口头评论也是文艺批评，而且往往会比媒体上的官样文章更为中肯，更应该引起文艺领导部门的重视。

此外，那些关在密室里的权威批评和争论是不是也可以走出封闭的大门，用署名方式尽量不加修饰地发表在媒体上，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有道理呢？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领导人对几个剧本有些意见，亲自主持剧本创作座谈会，把发言全文公开发表出来，与作者平等交换意见。在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今天，这种做法更应该成为常态。一个社会要想有健康的文艺批评，决不能局限在现在经常看到的狭隘的媒体批评上，只有当主流媒体还能够反映出其它三种形态的批评——权威批评、网络批评、草根批评——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批评才会真正有希望。

《解放日报》2009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