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的提出

一定的哲学的产生、发展和终结，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变化来决定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先阐明德国哲学革命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的理由。但是我们之必须注意到，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领域，有其特殊的本性及为此本性所决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哲学的这种相对的独立运动不仅以其产物这样或那样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发展，而且连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对哲学的支配都必须通过哲学自身的内在本性和规律来发生作用。所以，为了揭示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把它作为这样的相对独立的运动过程来考察。

德国古典哲学是17～18世纪英、法先进哲学的历史的继续；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直接以它作为思想来源而产生出来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形态和性质都极不相同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呢?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指出，人类的认识应看做—串圆圈，在哲学方面，近代哲学认识发展的圆圈可以设想为“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①]。显然，列宁的这个没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统—的原理和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为根据的。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来观察德国古典哲学的相对独立运动，而是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为指南，在探索上述两个前后相继的圆圈运动的基础上，来揭示德国古典哲学运动的内在逻辑。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最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为全部哲学所固有，但只是在近代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长期冬眠觉醒之后，才能十分清楚地提出并获得它的全部意义。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随着新的生产力（工业）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封建主义关系开始崩溃，资本主义关系开始形成，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向哲学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这就是，在消极方面，批判“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②]，以便为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作思想上的准备；在积极方面，制定跟猛烈发展着的工业和自然科学相符合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为资产阶级为了它的工业的利益，需要一个研究物体属性和自然力表现形态的科学。这样，在近代哲学中，哲学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日益和哲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溶合为一，而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在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日益鲜明地提出来并逐渐地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恩格斯在总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的基础上，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和意义，并把这个问题区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从认识论上看，就是认识的对象和来源是精神还是物质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属于两个彼此对立的派别：唯心主义派和唯物主义派；第二方面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认识论上看，就是人能不能认识世界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同动摇于它们之间的哲学家区别开来，或者说，把可知论者同不可知论者区别开来。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在近代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基本派别的斗争中，以及它们两者从自己学派的立场出发反对它们的共同对立面——不可知论，即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那些哲学学说的斗争中，逐渐明确地被提出来并得到它的完全意义的。同时，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本派别，也正是在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中而逐渐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大致说来，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这个近代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中，哲学基本问题才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最尖锐、最复杂的斗争中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它的全部意义；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里，这两个派别都产生和发展了自己具有高度理论水平和丰富思想内容的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完全有根据以哲学基本问题为线索（同时也以它为范围），来探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圆圈运动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为了对德国古典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做出完整的说明，首先就要求我们考察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从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过渡的必然性何在?换言之，法国唯物主义是由于自己的什么样的内在本质或内在矛盾而必然地、合乎逻辑地向它的对立面——德国唯心主义转化的?

2．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成就和基本矛盾

以霍尔巴赫为其光辉代表之一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发生和发展于18世纪40～80年代，它是18世纪末欧洲最伟大、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哲学先导。

法国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是在比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更高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手工业工场发展到顶点，即将开始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准备和实行的。陈腐了的封建生产关系同发展了的生产力的对抗与冲突，在这里具有更加公开和紧张的规模，这种对抗和冲突从18世纪初起就日益暴露出来了。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阻碍着法国资产阶级能够像同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开始在工业中准备实行工厂制度和采用机器生产，而在农业中则特别阻碍着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法国的经济上已经强大了的资产阶级，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起，就已经改变了前一时期内同封建君主专制妥协和合作的态度，已经对它表示不满；从18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同专制制度破裂，日益离开专制制度；到40～50年代以后，它就更与充满着革命义愤的人民站在一起，向现存制度挑战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相应地在政治上的这种改变，不能不反映在它的意识形态上，从而引起它的思想体系上的深刻的改变。

资产阶级先进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面临着实践向自己提出的新任务：从制度上和思想上打击封建制度，动摇和粉碎为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旧的思想上层建筑，宣扬适合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新制度和新观点。从17世纪末起，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例如，比埃尔·培尔）已经开始对笛卡尔和笛卡尔派的形而上学——思辨唯心主义进行怀疑和批判，这是资产阶级开始改变自己在前一时期内力求同封建宗教思想体系谋妥协的态度的标志；在20～40年代内，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学说在法国有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在40~80年代，法国唯物主义者，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资产阶级、人民大众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化的形势相适应，完成了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且在战斗中把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观点同笛卡尔物理中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在当时说来惟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世界观体系。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在驳斥鲍威尔等人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曲解时，一方面揭示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理论来源——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笛卡尔的物理学，而更为重要的则是揭露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物质的实践根源，他指出：“……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于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③]而洛克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在法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则是因当时的法国生活“除了否定神学和17世纪的形而上学之外，还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④]。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代，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成就和正在诞生中的工业革命的需要，自然科学也比上一世纪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是从文艺复兴由哥白尼开始的自然科学革命的第一时期的完成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科学的天文学、科学的光学、科学的力学、科学的数学沿着牛顿物理学的道路继续发展了；物理学也开始由于对热与电的研究而具有科学的性质；化学也刚刚由于氧的发现而创立起来；地理学由于地球形状的判明和无数次地理大发现而开始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地质学也开始从荒诞的假设中挣脱出来；生物学在积累材料的过程中已出现了毕丰关于生物变异的自然历史的猜测等等。在社会学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深入，也出现了某种进步。例如，在历史学方面已出现了具有世界通史性质的书刊；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人为基础了；而政治经济学也已为亚当·斯密所改造，并在法国开始形成了重农学派等等。恩格斯把18世纪评定为“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的世纪，同时指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在科学的这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十八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形成过程的产物。”[⑤]可是，恩格斯也告诉我们，在18世纪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和数学，其他的科学都还处在幼稚的状态或处在襁褓中，整个说来，这是机械力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种情况也必定反映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中，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局限性。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就其理论内容来说，如上所述，是深深地根源于那个时代的变革现实的实践中的，它反映着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需要，那一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自然的认识的阶段；但是，就其理论的形式来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则是它的先驱者们的理论原则的更为一贯的向前发展。上面已经指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以洛克和笛卡尔的物理学为其理论来源，并且是二者结合的结果。不过，从其主要的方面来看，正如恩格斯所说：“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⑥]，即是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乃是在洛克那里得到了详细论证而为16世纪末英国培根所提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感觉论）原则的更为一贯的向前发展。事实上，以霍尔巴赫为其系统化者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属于英国培根所创始的近代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在其第一个发展时期中的完成阶段。

法国唯物主义在发展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的成就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上：第一，它彻底击败了与培根的唯物主义感觉论同时产生而又与之对立的笛卡尔所创始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路线。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反对从笛卡尔至莱布尼茨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⑦]中，彻底驳斥了上帝或独立的精神实体是我们认识的最高对象，而一切真知则都来源于思维、理性自身的思辨唯心主义唯理论原则，继洛克之后彻底论证了人类全部知识来源于感觉的基本原则，使科学认识论的第一个重要的前提——知识来源于感觉——获得了胜利。而思辨形而上学的唯理论原则，经过法国唯物主义的斗争，则在理论上衰败和威信扫地。第二，它把唯物主义感觉论的路线同也是从洛克的经验论中生长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感觉论路线鲜明地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它把“基本的哲学派别鲜明地对立起来”[⑧]，驳斥了贝克莱从感觉是人类知识的惟一源泉所作出的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或观念）的集合”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并且明确地、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近代认识论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实质，而把那些只承认自己的存在和我们体内彼此更替着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做唯心主义者[⑨]。法国唯物主义者自觉而公开地宣称“作为哲学家来写作，就是宣扬唯物主义”（拉美特利语），而唯物主义的实质在他们看来就在于：肯定客体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本源地存在着的自然界，人是这个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的认识能力则是运动着的物质所固有的感受性的发展，自然界是人的感觉的惟一源泉，感觉和观念则是物质客体的反映。这样法国唯物主义者就确立了科学认识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前提——感觉来源于客观实在。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反对当时这两种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把培根和洛克的唯物主义感觉论原则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克服了17世纪唯物主义学说的神学的不彻底性和唯心主义的不彻底性，从而巩固地确立了上述两个认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前提。这两个前提的确立清楚地说明：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是站在完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的，而他们所确立的这两个最重要的前提，则是科学的认识论进一步发展的惟一的、巩固的基础[⑩]。

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把人的认识看做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本源地存在着的物质的反映。法国唯物主义反对一切宗教迷信、宗教神学、宗教唯心主义和一切哲学唯心主义，“忠实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11]，大大地维护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法国唯物主义者力图把当时的全部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概括和总结，并且以编纂百科全书的方式来贯彻自己的这种意图。百科全书的思想，一方面表明法国唯物主义者肯定了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因而所有的自然科学部门也都必然是相互联系着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以自然界是一永恒不变的、机械联系的整体为基础来进行这种概括和总结。因此，他们只是把一种自然科学和另一种自然科学简单地纯粹机械地并列起来，而不能沟通它们。但是，不管怎样，在当时自然科学的客观状况所能容许的条件下，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对各门自然科学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概括，提出了第一个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为依据的“自然体系”，应当肯定是他们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正如恩格斯所称赞的那样：“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12]这就是指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自己的自然观中，没有给自然神论、目的论、第一推动力等等宗教神学、唯心主义观念留下丝毫余地。

法国唯物主义另一重大进展在于，法国唯物主义者们（以爱尔维修为突出的代表）随即把他们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13]，力图论证人的全部心理内容、心灵能力、性格都是周围环境（自然界和社会）的产物，提出了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理性的进步与工业的进步一致等具有唯物主义意义的命题，在社会生活领域方面也做出了有价值的科学探索。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把他们的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生活所提出来的那些具有唯物主义意义的原理，是他们反对封建制度和革新旧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且同后来的空想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14]。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并没有把他们确立的完整的唯物主义路线在社会生活的领域内贯彻到底。因为他们归根结底并不承认人的社会意识（即哲学、政治、宗教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即是说，他们不承认社会存在是不依赖于社会思想、社会意识、社会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并且是社会意识的惟一源泉。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社会历史并不是像自然界那样，受自己的客观规律所决定，而是受社会思想所支配。例如，在他们看来，封建制度的存在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宗教观念所决定的。他们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存在着与空间、时间以及人类历史发展无关的绝对真理、永恒正义、真正理性，只要这些东西一旦为天才的头脑所偶然地发现和为人们所领悟，社会历史就会按照人们改变了的意识而改变。在他们看来，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种“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如果说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反对那种在研究事实以前就先验地去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的思辨形而上学，那么在对社会的认识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却正是站在他们所反对的思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不是把对社会历史的事实进行实际的研究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在这种实际研究之前先验地去臆造关于社会的一般原理当做哲学的任务。

从上面我们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成就的概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确立了完整的唯物主义路线，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把它们贯彻到底，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学说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15]；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显然包含着矛盾：他们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是从根本上排斥他们关于社会思想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的唯心主义理解的。必须指出，矛盾并不存在于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方面承认物质自然界是本源的而另一方面又承认社会思想对社会存在的作用这两者之间，因为这两方面并不是彼此排斥的；矛盾乃是存在于一方面承认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是我们认识的惟一源泉，而另一方面又承认社会思想是第一性的，是以人的理性自身、“人性”本身为源泉这两者之间，因为这两方面在逻辑上是彼此不相容的。应当肯定法国唯物主义者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在其整个体系中只占有局部的、特殊的地位，我们不能因此把他们的体系列入唯心主义的范畴；然而这个局部的和特殊的部分，对于作为整体的哲学来说，却具有核心的意义，它表明法国唯物主义者并不理解他们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真实内容，而且还包含着从根本上破坏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解的前提的倾向。如果它要得到彻底的哲学论证，那就势必否定作为一般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反之，作为一般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如果得到认真的贯彻，那就势必否定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一般与特殊、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具有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的性质。

法国唯物主义体系中包含的这个矛盾，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矛盾，或者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矛盾，而从认识论的见地说，就是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和对社会的唯心主义认识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在本节一开始我们就已指出，18世纪还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生产的时期，还是法国大革命尚在酝酿的时期，生产规模狭小和阶级斗争的深度与广度不足，所有这些都表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的方面和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而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科学的理解，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法国唯物主义体系中的这个矛盾也是社会的现实矛盾的哲学反映，表明了阶级斗争对于人的认识发展的深刻影响：这个矛盾正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矛盾性在人类哲学认识史上打下的烙印。一方面，法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前的时期，它对封建旧制度的正当仇恨和发动工农群众反对旧制度的需要，促使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对旧制度的支柱——宗教教会制度和宗教神学体系以及它们的哲学支柱——思辨唯心主义哲学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工业的利益，要求发展研究物体属性和自然力表现形态的自然科学；为了自己的交换利益要求发展以预期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的直接社会影响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的需要，也促使它的先进哲学家们去制定跟文艺复兴时期觉醒起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的关于认识的理论。这就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般唯物主义的阶级根源。但是，即使是当时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它又有与工农大众利益相矛盾的一面，它对于工农大众的革命觉悟又怀有“先天的”恐惧，在联合工农大众去反对封建大敌时，总是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资产阶级的这种性格促使它的即使最先进的哲学家在如何推翻旧制度上总是趋向于改良，趋向于对统治者抱有幻想，事实上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开明专制”、“立宪君主”的，因此，他们总是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感化统治者。这就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法国唯物主义体系中的这个矛盾当然还有它的理论的，即认识论上的根源，这个问题在下面我们将作专门的考察。

总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体系中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和对社会的唯心主义认识的矛盾，是人类哲学认识在其前进发展中产生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把对自然的认识同对社会的认识统一起来，我们可以看做是法国唯物主义在人类哲学认识的前进运动前面提出的一个新的任务。事实上，法国唯物主义体系中的这个矛盾，乃是当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法国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反映：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唯心论，是它还无力完全摆脱和战胜的、它所深恶痛绝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思辨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因此，解决法国唯物主义自身中的这个矛盾，对于唯物主义来说，就意味着要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历史观里驱逐出去，把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正确地推广于对社会的认识，从而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对于唯心主义来说，就意味着唯心史观的巩固和发展，进一步在法国唯物主义已经占领了的自然观中复辟。这种情况就决定和预示了，唯物主义向更高级形态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只能是沿着前进与倒退（“复辟”）相重合的、近似于圆圈的道路前进。

3．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理论根源

法国唯物主义在对自然的认识上坚持了唯物主义，而在对社会的认识上自己背叛了自己，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为客观条件所决定，而且有其理论上内在的原因。我们知道，法国唯物主义特有的，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就是它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这种局限性在他们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表现为：（1）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坚持物质先于意识、存在先于思维时，指出了精神、思维受物质、存在的限制的唯物主义真理，但是却过于片面地强调自然界、物质对人的制约作用，以致忽视甚至抹杀了意识对物质、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就是人对客观世界、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认识论上看，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坚持思维、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时，片面强调这种反映的受动性，而否认了它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忽视了人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一面。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种机械论的解决，鲜明地表现在他们把人看做是为客观世界片面决定的感性印象所推动的“机器”（“人是机器”）上。（2）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坚持物理世界的规律性、必然性也同样是支配精神世界的规律性、必然性，从而无论客观世界和主观思维都服从同一规律时，他们一方面忽视了同一规律在客观世界的不同领域中的特殊性和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在思维认识中的特殊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忽视了同一规律在客观世界和主观思维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内的特殊性和质的区别。总之，他们把客观世界和主观思维的一致看做机械的一致，从而对于这种一致，他们只是就思维、认识的内容上从感性经验这方面来予以证明，而未能提出既从思维的内容，也同时从思维的形式方面来研究这种一致的任务，换言之，他们没有提出把客观规律的内容的研究同人对这种规律的反映形式的研究两者结合起来的任务。这种对主观和客观一致的机械论解决，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它们由于没有认识是由浅人深的过程的思想而陷入到绝对主义，即独断主义中去了。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独断主义或绝对主义，使他们对认识毫无批判的态度，例如，他们肯定数学到他们的时代已经再不能进步了，而哲学需要认识的绝对真理则已完全无遗地包含在他们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了。

总之，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他们否认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从认识论上说，他们主张的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确是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反映论。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在面对着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复杂性等等现象和问题时，就自然地显示出自己的软弱性，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从而必然重新陷入到唯心主义里去。其实法国唯物主义者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在对社会的认识上，而且即使在自然领域内，在对自然的认识上，特别是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上，也往往不能把他们确立的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而陷入他们所反对的唯心主义里去了。例如，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光辉代表狄德罗在他《对自然的解释》的名著中，在谈到高等数学时，就出人意外地认为，这种数学的“抽象”和赌博家的“东西”一样，都是同等地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都是一种由人约定的事，是从属于理智的世界等等[16]。

上面我们指出了法国唯物主义不能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从理论的内部原因说，就在于他们机械地理解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应当指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正是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共同的特征，而并非法国唯物主义所特有。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个特点并不是当时的唯心主义所具有的，因为唯心主义之为唯心主义，正在于人为地把意识的能动性绝对化了，从而以意识去代替离人而独立的客观实在。为了说明上述论断的正确性，我们必须区别开两种情况：从一切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及其理论实质来说，他们都是毫无例外地只看到思维、意识的能动方面并且用一切方法将其片面地发展了，这是一种情况；但是，一切唯心主义者是否自觉地把思维、意识、主观能动方面确定为哲学的原则而包括在对思维与存在相互关系的理解之中，则是另一种情况。对于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及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而言，他们正是一方面把思维、意识、感觉绝对化为第—性的；另一方面，他们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实际上并没有把思维、主体的能动性作为原则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认识论来看，例如，思辨唯心主义则把人的认识看做是人的理性消极地、被动地直观或知觉所谓精神实体（上帝或单子），而贝克莱则把它看做是人的心灵消极地、被动地感知自己的感觉。两者都同样抹杀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说明这层道理，对于进一步明确下面几点是必要的。

首先，我们不至于在被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了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去发现法国唯物主义所缺少的主观能动性的原理。法国唯物主义，作为在形而上学世界观占统治时期内近代哲学发展的总结，它的贡献正在于同当时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作斗争中，论证了物质限制意识（包括感觉限制思维）的真理，从认识论来说，即确定了人类认识来源于感觉和感觉来源于客观世界这两个认识论的最重要的前提。换言之，在17～18世纪近代哲学的发展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基本派别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基本问题时，都一致肯定了思维与存在是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即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他们都对这种同一性作了形而上学的片面的理解，都只看到、肯定并发展了存在对思维的制约方面，也就是客观对主观的制约性方面。而法国唯物主义则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总结了那一发展阶段中哲学对于这一方面的认识，驳斥了对于这一方面的唯心主义的理解，证明了认识论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客观对主观的制约性的理解基础上，才是同从文艺复兴时期起重新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相符合的，因而这种理解乃是科学认识论的基础。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的另一面，也就是主观能动性方面，在17—18世纪的近代哲学认识发展过程中，除去某些萌芽性因素外，从本质上和整体上看则是属于尚未展开的一面。

其次，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法国唯物主义这个前一发展过程的终点何以被看做是哲学前进的新起点。这是因为法国唯物主义者在把他们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时产生了他们体系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和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认识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产生的理论根源，我们已经指出，正在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法国唯物主义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自觉到自己体系中的这个矛盾，这从他们始终公开地、无畏地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当然，为法国唯物主义者击败了的，同样也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者就更加不能理解这个矛盾了。因此，揭露、理解、解决这个矛盾，无论对于唯物主义派还是唯心主义派，都只能在重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或者说，都只有在把主观能动方面加以展开并力图把它提高到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上来才有可能。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体系所包含的那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上面说过，只可能有两种解决的方式：或者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解决，那就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正确地推广到对社会的认识，从而发展出更高级的唯物主义哲学形态——这是对于这个矛盾的惟一正确的、科学的解决；或者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把唯心主义对社会的认识加以彻底的哲学论证，从而发生唯心主义的复辟。如果这种唯心主义在唯心主义范围内真正做到把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统一起来了，那它就会是唯心主义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就会产生出更高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态——这是对于这个矛盾虚假的、形式的解决。所以法国唯物主义可以看做是更加高级、复杂、丰富、深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由以开始发生、发展的起点。

再次，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唯物主义向更高的唯物主义形态的发展和已为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复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对主观能动方面的理解。当然，这个问题对于这两种哲学发展的倾向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于唯物主义来说，问题在于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要唯物而辩证地来理解客观制约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这是极为困难的，如果不能彻底辩证地思考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就会这样或那样地离开唯物主义而动摇到唯心主义方面去。对于唯心主义来说，问题不仅在于必须在保持唯心主义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即唯心而辩证地来理解客观制约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而且它特有的困难还在于，它不能把法国唯物主义为之而战斗并已取得胜利的科学认识论的两个最首要的前提置之不顾，否则它就不能成为“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了；因此，在唯心主义复辟的过程中，就随时有暴露自己的根本弱点而发生这样或那样有利于唯物主义的情况。但是，无论对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当前最主要的困难都在于：它们由于自己的形而上学性还不能觉察到有主观能动性这个问题的存在，从而还不能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而且它们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如果它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它们就不能贯彻自己完整的唯心主义路线或唯物主义路线。这种自觉只有当形而上学的哲学把自己的片面性，即把客观对主观的制约性片面地发展到极端，从而使本身的完整的路线达到自我否定时才会发生。我们知道，无论是唯物主义路线或唯心主义路线，都只有在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条件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只有在主张可知论，即世界是可知的条件下，才会是彻底的、完整的路线。因此近代哲学的发展只有在由于自己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而从可知论向不可知论转化的条件下，从理论思维发展的角度看，才有可能自觉地把它过去所忽视了的主观能动方面提上哲学的议事日程。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近代哲学从可知论向不可知论的转化，看做它（近代哲学）从其形而上学的形态或发展过程（法国唯物主义是这个发展过程的肯定的结果）向其辩证法的形态或发展过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这个发展过程的肯定的结果）过渡的中间环节，或者，如果我们愿意只就整个近代哲学发展中这两个发展过程之间彼此最接近的两个阶段来看的话，那就可以说，这种转化构成了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之间的过渡环节。

4．从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过渡——休谟的怀疑论

从17世纪初起，在认识论研究中就形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派别——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培根为其创始者）和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唯理论（笛卡尔为其创始者），在这两派争论的进程中，每一派别内部又都发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化，这两个派别站在彼此对立的立场上，力图论证自己的可知论而驳斥与自己对立的可知论。从17世纪开始的这两个基本派别的矛盾运动，产生了一个积极的、肯定的结果——法国唯物主义；但是它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消极的、否定的结果——休谟的怀疑论——近代哲学中第一个古典的纯粹的不可知论。休谟以前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诸派别都是肯定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尽管他们是从对立的立场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唯理论肯定人类认识的来源是理性自身。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肯定理性自身中包含有天赋观念，而天赋观念归根结底是来源于最高的精神实体——上帝。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则认为理性不依赖于经验而得到的真观念是认识的基础，而真观念归根结底是来源于作为实体的自然界。经验论肯定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肯定感觉来源于不依赖感觉而存在的物质自然界。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肯定物体就是我们感觉的集合，不依赖于感觉的物质世界是不存在的。

休谟哲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拒绝肯定地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还取消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根据的、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休谟的怀疑论是从承认知识来源于感觉出发的，因而是同唯理论相对立而属于经验论的。但是，休谟既没有同贝克莱一起，进一步唯心主义地承认世界是我的感觉，也没有同法国唯物主义者一起，进一步唯物主义地承认物质世界是感觉的源泉。休谟十分明确地宣称：我们不能超出感觉的范围，不能确实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也不能确实知道感觉的源泉或原本；并且强调，要知道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在阐明这一点时，他写道：“知觉是我们的惟一对象”，但是，“用什么论据可以证明：我们心中的知觉必定是由那些虽和这些知觉相似……然而又完全不同的外在物唤起的，而不是从心本身的能力中，或者是从某种看不见的、无人知道的精神的作用中，或者是从我们更不知道的其他什么原因中产生出来的呢?”休谟从经验论立场出发，认为这个问题和其他一切类似问题一样，要由经验来解决，但是经验在这里却是无能为力而不得不沉默了，因为“显现在人心中的，除了知觉绝没有其他的东西；心无论如何不能产生有关知觉和客体的相互关系的任何经验。因此，设想有这种相互关系，那是没有任何逻辑根据的”[17]。休谟依据同样的论据，认为经验也不能回答和证明因果观念的客观源泉和因果关系的必然性问题，因为经验只能告诉我们“在这以后”，而不能告诉我们“由于这”。总之，休谟的不可知论断定，超出感觉的范围是不可能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关于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存在的思想是不能容许的。

休谟的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的否定，这种否定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特定的阶级内容。我们知道，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18]。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已经是“18世纪意义上的”“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19]。洛克详细地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原则，他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反映着英国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尽管英国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妥协政策也曾经在他们的学说上打下了烙印，但是，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业革命这个更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来临，无产阶级和破产的农民队伍逐步壮大起来，并同新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进行越来越厉害的斗争，英国资产阶级就逐步地转向了，它开始确信，为了巩固自己同过去的封建大土地所有者的联合专政，必须把普通人民控制在宗教的罗网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这样一种认识论，它要能够满足自己对于阶级和平、宗教和自然科学的需要，而又能够同危害“和平与宗教”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作斗争。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就是英国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的反映。由于休谟的不可知论比起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来，以更精巧的形式否定了客观真理，并且更圆滑地宽容了宗教教义，因此，从此以后，它便成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最有影响的哲学。休谟的不可知论就其理论内容说，是根源于它的先驱者们的学说中，是从17世纪开始的近代哲学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所必然达到的结果之一。因此，就哲学的特殊范围而论，休谟的不可知论对近代形而上学的可知论的否定，就应当合理地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可知论的自我否定。休谟不可知论的胚芽、因素、成分，早已存在于它的对立的一极——形而上学的可知论中了。

唯理论与经验论都是作为可知论出现的，这两个派别在论证自己的认识论时都忽视了和不理解认识的主观能动方面，即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和认识从理性到实践的飞跃，从而把感性与理性，认识与实践割裂开来了。唯理论者使理性脱离感性、认识脱离实践，他们把科学和哲学的概念、原理看做来源于理性自身的天赋观念，把观念的清楚和明白当做真理的标准。但是，他们不能说明为什么依据天赋观念进行的推理能够与客观世界相一致。为此，他们最终不得不把天赋观念看做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而主观思维与客观世界的一致，则是上帝这样预先安排好了的，是“前定的和谐”。在唯理论者这样地主张主观与客观一致的条件下，他们诚然是可知论者，但是，第一，他们陷入了极端的独断主义；第二，他们是神秘主义的可知论者。一当人们抛弃这种与宗教神秘论密切联系的思维方式，而用非宗教的普通理智方式来表达这种可知论的观点时，那么，“上帝”就被翻译为“无知”，而且这种关于认识的源泉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原因的回答就被翻译成“我不知道”了，这样，神秘主义的可知论就会直接转化为不可知论。

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以一切知识来源于外物作用于感官所引起的感觉这个惟一的科学原理，来对抗唯理论的神秘主义的知识来源于理性的思辨原理。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的最深刻的根源是人类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强大发展，并且它也为后者每日每时所证实。但是，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还不能自觉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把认识从实践那里孤立出来加以考察和论证。然而全部的问题就在于，离开了他们原理产生的真实基础，孤立地从认识本身来发挥和论证这个原理，是不能科学地阐明它和彻底地贯彻它的，因此在进一步论证和发展这一原理的过程中，就有可能转化到它的对方——唯理论、唯心主义感觉论，不可知论中去。我们看到正是在详尽论证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原则的洛克那里出现了这种可能性。这表现在他关于观念的两个来源、第一性性质的观念和第二性性质的观念、名义本质和实体本质不可知、对来源于理性本身的普遍真理（数学和逻辑公理）的承认等等上面。洛克学说中出现的这种怀疑和动摇的情况，在唯物主义对认识本身的辩证认识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怀疑和动摇是必须在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中来克服的。我们看到，正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从唯物主义出发克服了洛克学说中的不彻底性。

与法国唯物主义者相反，贝克莱把洛克学说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发展为体系，他为了区别实在与虚假，却转向了唯理论的神秘主义，把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作为观念的最终原因，然而这样一来，他就破坏了自己的经验论原则，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休谟继贝克莱之后，为了在理论形式上把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就一方面从贝克莱那里回到洛克，把洛克学说中的不可知论因素予以强调；另一方面则利用怀疑论的形式把贝克莱的作为观念的最终原因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上帝翻译成“我不知道”，达到了彻底的不可知论。休谟的不可知论就是主观唯心经验主义的神秘论的非宗教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正如理性主义的神秘论是由于割断思维与自然的联系，从而无从理解思维与客观世界的一致一样，经验主义的神秘论是由于割断感觉与自然的联系，从而无从理解感觉、观念与客体的一致的。两者都同样是把认识与实践分裂的结果。休谟的怀疑论最明显地暴露了这点，例如他指出：“最能推翻皮浪主义或怀疑论原则的，乃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业务和工作……因此，怀疑论者顶好是守住自己的范围，并发挥出由较深奥的研究而发生的那些哲学的反驳。”[20]也就是说，休谟力图使认识论完全与实践割裂，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即感觉与思维的源泉问题，主观与客观一致问题，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些在人们实践中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决和证明的问题，就会变成神秘和不可理解的了。由此可见，把认识同实践分开、孤立地去论证唯物主义的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原则，以至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争论中产生休谟的怀疑论，作为对两个对立派别的否定，就不是偶然的了。

法国唯物主义是17～18世纪哲学发展的积极的、肯定的结果，而这个哲学发展不可避免地又带来一个消极的、否定的结果——休谟的怀疑论，跟前一结果相对立。休谟的怀疑论，虽然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但他的认识论本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是针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我们看到，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同唯理论的思辨形而上学进行了公开而鲜明的论争，同时把自己的唯物主义感觉论路线同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路线也鲜明地对立起来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对休谟的不可知论进行同样公开而鲜明的论争。这是为什么呢?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论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反对脱离生活的思辨哲学、反驳主观唯心主义、论证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等，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针对休谟学说的本质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路线同休谟的路线公开对立起来。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可以考虑：第一，休谟的不可知论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公开地拒绝唯物主义，而在暗中则是偷运唯物主义，同时休谟在当时也对思辨形而上学进行了斗争。这种情况使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不能深察其本质。其次，在前面我们指出，法国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纠正了洛克并彻底贯彻了洛克的唯物主义原则，但他们的认识论本身仍然是消极被动的反映论，在一系列认识论的问题上，他们自己也往往陷入混乱。他们的可知论，同17世纪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可知论一样，是独断主义的，他们在遇见各种对立的主张时，往往陷入莫衷一是、无可奈何的软弱境地。法国唯物主义的最高的光荣就是它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唯物主义路线，而把有关问题的洋细证明留给未来的科学，没有陷入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迷途；但是，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固有的形而上学性和机械性的局限，它无力胜利地反驳休谟的不可知论，这也是极为明显的。

总的说来，近代哲学从培根起至法国唯物主义者止的矛盾运动产生了一对彼此对立的双生子——法国唯物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虽然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本身的内部矛盾，即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和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认识的矛盾，是唯物主义哲学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但是，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因休谟的不可知论而受到威胁的时候，突出的主要矛盾就是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矛盾了。既然休谟的怀疑论在理论上也同样地动摇着唯心主义的基础，因此，反对不可知论对于唯心主义的胜利复辟来说，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休谟不可知论的矛盾的解决看来面临着一种难于克服的困难，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说无力驳倒不可知论。可是，由于思辨唯心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衰败不堪，也很难设想它有力量来反驳不可知论。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当然还是只有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即它们两者反对不可知论的论争来解决。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取得经验和教训，才能认识对方和认识自己，才能创造出新生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曲折的和复杂的过程，克服对方，发展自己。

但是，这个斗争和发展的过程已经不是发生在法国了。因为当法国唯物主义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法国资产阶级也就经过法国革命而取得了统治权力，随之法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也就丧失了继续推动人类哲学认识向前发展的理论兴趣。正如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曾经继英国先进哲学家之后推动哲学向前发展一样，现在，只有那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里的先进哲学家，才有可能继英、法两国的先进哲学家之后，继续推进人类的哲学认识。以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为起点的近代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过程，反映在同法国唯物主义一起并继之发展起来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同时也正是在德国发生了近代唯物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上升过程。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和休谟不可知论的矛盾、关于法国唯物主义自身中的基本矛盾，是怎样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展开、被理解和被解决的，这些我将在下面讨论。

原载：陈修斋、萧箑父主编《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

附：

旧作 《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这篇5万余字的长文是为1963年湖北省哲学学会第一届年会撰写的会议主题论文。它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列宁所说的“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这个近代哲学认识发展的圆圈运动。论文所体现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哲学史研究的最本质的任务应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探索哲学认识由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进展的内在逻辑规律，辩证逻辑地再现哲学史的发展，笔者认为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理论的意义和价值。

原文的第一部分曾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年第2期。全文于1984年问世。

为便于与网上学友交流，此次分为“论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转化”及“论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两篇相对独立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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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8页。

[③]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7页。

[⑥]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⑧]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⑨]狄德罗语。参见《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⑩]关于认识论的这两个重要前提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见《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 125页。

[1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2页。

[1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页。

[15]《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4页。

[16]《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3页。

[17]休漠：《人类理解研究》，译文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19] 《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20]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