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反邪教、抵制传销之类的宣传教育活动经常成为机关事业单位特别是高校的主题活动。联想到身边发生的事实，这些活动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在机关事业单位和高等学校这样的地方邪教和传销也能生存，甚至如鱼得水，成为为害一方的洪水猛兽和政府的心病，却实在让人费解。

1999年的《新华文摘》第9期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警惕和辨别粗俗形式的唯心主义”，那时候主要指的是法轮功。从那时开始，笔者就开始注意法轮功。但无论我怎么用心，都看不出法轮功成功的诀窍，这样一个简单低劣、前后矛盾的东西能让那么多人着迷，我只想到一个词，那就是不可理喻！

但时隔多年之后的今天，粗俗形式的唯心主义依然猖獗，继续给我们制造了巨大的麻烦。近十几年来，法轮功问题一直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政府的心病。一个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邪教，其教义、组织手段简单、粗俗到了拙劣的程度，然而它却能让那么多人痴迷以至疯狂，其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的所谓理论不仅迷惑了相当数量的普通群众，甚至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党的领导干部也不能幸免。法轮功还与境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使邪教政治化，将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动摇我们的政权和政治制度。看来仅仅不可理喻是远远不够的，真的是必须认真对待了。

那么，法轮功这种粗俗形式的唯心主义何以如此猖獗，怎样防止粗俗形式的唯心主义猖獗？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表面看来，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与一般封建迷信和邪教一样用极为粗俗拙劣的手法，宣传唯心主义，兜售神鬼迷信，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操“摄魂大法”的“神”。李洪志极力宣扬今天的社会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甚至到了接近毁灭的“末劫”的边缘，因此他要出来“拯救”人类。尽管这些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是模仿许多流传已久的迷信教义中的旧货。但李洪志在今天重说这些话，并蓄意把它与政权、政治以及权力腐败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与一般邪教迷信有了极大的不同。他抓住了人们由于改革和社会转型而引起的心理失衡和社会失范，特别是人民群众对权力腐败的深恶痛绝，从而使其歪理邪说貌似公正，使李洪志这样一个心理阴暗，道德败坏的宵小之辈成了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主。法轮功之所以让那么多人神魂颠倒，甚至风靡一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干部制度上的弊端，在于我们党的一些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腐化堕落，骄奢淫逸，为法轮功之类的敌对势力准备了子弹。

历史的教训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二十多年前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我们记忆犹新。事变中，向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本已日渐势微的宗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突然异乎寻常地繁荣起来，成了演变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庇护所和大本营；策动政变的那些所谓政治精英们本来也并非个个圣贤，有些甚至劣迹斑斑，但在政变中他们却一呼百应，煽动起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人误入歧途。今天的法轮功其理论的粗陋，手段的低劣更是不言而喻，可它却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风靡一时，至今阴魂不散。这与二十几年前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是多么“惊人相似的一幕”。如上所述，当年苏联东欧演变时的那些“旗手”们多数并非真正的精英，像哈维尔那样的领袖和大师凤毛麟角，甚至相当一部分与今天的叙利亚反对派一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以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为例，此前他不过是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名普通电工，在许多人眼里甚至就是一个小混混。但瓦文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敢于“抗上”，不承认当权者的权威。然而这却恰好就是构成瓦文萨号召力的最重要的两个东西。正是瓦文萨这个在过去一般人眼里的小混混组织“团结工会”，借助西方的力量推翻了共产党的波兰政府，并当选演变后的波兰第一任总统。表面看来是阴沟里翻了船，小混混成了“民族英雄”，是历史的误会，实际上这却不幸正是历史的必然。究其根本，共产主义的“真经”被歪和尚念瞎了是根本原因。在当时的苏联东欧和我们今天的一些地方一样，许多当权者官僚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猖獗，真本事不大，官架子不小。在他们的统治下，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被任意践踏，事业发展一塌糊涂，个人利益完全被漠视，而少数人却骄奢淫逸，醉生梦死。演变前的苏联东欧，许多人包括那些曾为社会主义浴血奋战的英雄们，并非不了解和信仰社会主义，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具体单位的“社会主义”被一些“犹大”们糟蹋得面目全非，这样的社会主义成为许多人不堪回首的梦魇。如此情况下人民信仰社会主义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过去信仰社会主义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今天要保持信仰付出的一点也不比过去少！在这些地方，干部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公仆”，但人民作为主人对谁来当公仆却没有任何发言权，按组织程序“选”上来的“好干部”总是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甚至在一般人民群众眼里连基本的人格都不具备，更不要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应当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吸引人民群众跟党走，但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除了以权谋私和媚上欺下外别无所能，这样的干部怎么有吸引力？又怎么能成为一面旗帜？

在高等教育界，传销和邪教的漫延和猖獗面临同样的社会背景，高等教育自身的问题一样不容回避：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高等教育吸引不了学生，邪教和传销却轻易俘获了莘莘学子。在一个以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使命的高雅文化殿堂，粗俗不堪的邪教和低劣粗陋的骗术却轻易攻破了我们的防线。邪教和传销是怎么成为我们的主要对手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行政化登峰造极，空前绝后，在一些高校，教学计划、招生录取、设备购置、人员安排、人才引进、学术活动等都成了行政权力长袖善舞的私密后花园。甚至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教学安排等这些日常的教学活动也都成了权力上下勾结和利益输送的道具，成了权力祭坛上的牺牲，学术、学生和教师都被邪恶的权力和阴暗的自私所绑架。

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了成就和进步，但因此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更加不堪回首。教育规模突飞猛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却举步维艰。如果不是拜高等教育产业化所赐，不是指望在规模和生源上获得的巨大优势，以及高度行政化拉高的生师比，大学排名早已惨不忍睹；学费上涨的同时，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满也水涨船高，读书无用论越来越甚嚣尘上；逃课作弊、无聊颓废、迷茫自杀、传销经商、鸡鸣狗盗、打架斗殴甚至杀人放火、毒杀室友都越来越失去新闻价值。过去不自由毋宁死，现在也可以不给高分就自杀，甚至可以诬告老师反革命，可以因为管得太严弑杀老师……。大学不仅早已成为娱乐梦工场，也成为没有道德和操守、不要规矩和约束的丛林角斗场。

上有权力异化，下有社会不满，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大学教师们被迫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艰难穿行。不仅有经济的困窘和生存空间的逼仄、学术自由的钳制，更要面对误解和污名甚至危险。仅仅为了保护一个专业的前途和学生的教育权利，一个教师可能就要面对压力、怀疑和污名，甚至成为所谓的不安定因素！在今天的中国大学，稍有良知就只能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逼上梁山。这样的高等教育被社会抛弃和鄙视，打不过法轮功和传销毫不奇怪！

几年前有一个电视剧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把掌握权力看作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途径”，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哀！“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知识分子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弄权，而在于利用知识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但在一些单位，少数当权者疾贤妒能，滥施淫威，飞扬跋扈，无恶不作，严重败坏政府形象，对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逼得一向清高孤傲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曲线救国”。因为现实使他们认识到，“选拔培养一个医生关系一个人，选拔培养一个好的（医院）院长关系几千人”。——什么是逼良为娼？让一向清高孤傲、迂腐率真的知识分子为了能继续自己的职业被迫去像政客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有比这种再社会化更糟糕、更艰难、更痛苦的选择吗？这种现象如果再不引起重视，危及我们的恐怕不仅仅是法轮功和传销了。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改善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事关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成败得失的大问题。

今天执政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要求，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宗旨教育也不仅需要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更需要设计合理、切实有效的制度保证。否则不仅粗俗形式的唯心主义猖獗，一切形式的敌对势力都会联起手来向我们进攻，高等教育会变成低等教育，共产主义最终也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