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七个寒暑完成了对康德“三大批判”百万字的合作翻译工程之后，我虽然松了一大口气，但却不敢懈怠，就马上投入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翻译工作。这时我已77岁，由于长期处于一种不正常姿势的伏案工作，原有的缠身腰疾又雪上加霜，出现了严重的脊柱侧弯，神经压迫带来的疼痛令人难忍，致使在几十米、百把米的行走中已被人看出是一个行动艰难的“半残体”了。肖静宁带着我在各大医院专科就诊。在这里我只说一下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三次就诊的情况。第一次是骨科专家Z大夫来武汉大学校医院应诊，看了CT片对我说只有手术才能解除神经压迫，别无它法。恰好，一张《武汉大学报》放在桌子上，上面有段德智教授写的“师德乃教风的第一要素——从陈修斋、萧萐父、杨祖陶批改作业谈起”的文章，肖就顺便对专家说，这位老先生就是报上写的杨祖陶，专家马上说，“哦！是知名教授！如果是社会上的，我们就不管那么多，先收住院再说”。感谢医生对我还不是一味讲市场化效益的。他让我连续两周静脉滴注激素以缓解症状，然后再到中南医院复诊；第二次我们去中南医院但没有见到Z教授，由罗主任应诊，他要我再做一个核磁共振（MRI）以进一步确定病变情况；第三次去取结果再看专家门诊，由X副主任医生应诊，他也看到我的MRI片子的严重变形，并说不是做一次手术所能凑效。肖静宁忧虑地说“这一把老骨头怎么办”？X专家拿着我的另一张普通的大的平片说，你别说是老骨头，他的骨密度还很高，没有骨质疏松，一般情况也不错，很适合做手术。他说做了减压手术就能消除症状，至于手术怎么做，是大的、中的、小的，住院后再研究，并马上开了住院单。由于来校医院应诊的Z专家有话在先，我这时压根没准备作手术，就说还要与在国外的子女商量一下，X专家一听更坚决了，说子女在国外那费用没有问题了（材料是进口的，昂贵而不能报销）。肖静宁又辗转到病房找到了罗主任，他拿着MRI片子不断地看，不断地摇头，核磁共振（MRI）片子显示的影像的确令有经验的专家惊讶不已！没有一节正常的腰椎，全是变形的，脊椎侧弯这样明显，排列异常紊乱。他轻声地对身边的较年轻的医生说，门诊X医生开了住院单要患者作手术，这手术还真不知从那里下手？怎么做？他想了一下，一听说我已是快80岁的人了，就劝我走不了路就不要走了，这么大年纪还在外面走什么？能够生活自理就不错了，并劝我不要再搞什么研究了，不良姿势久坐只会加重病情，我非常感谢罗主任的坦诚和忠告。这样几个回合的求医问诊，我只有认了。我的胞兄胞弟、还有其他亲人都觉得我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再搞什么翻译了，他们对我退休这么多年、又没有一分钱的补助、还抱病长期伏案工作实在是难以理解。
虽然如此，但我无论如何也要译出这部著作，完成我的老师贺麟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实现我40年来的夙愿。好在我的适应性的“以歪就歪”的不正常的坐姿反而不是很疼痛，继续伏案是我心中的命令！也就顾不得站立、行走时日益加重的神经压迫之苦了。2006年初，我将刚刚出版的《精神哲学》首译本邮寄送呈给贺师母黄人道先生，她感激地把它供放在贺麟先生的遗像前。当师母告知我这件事时，我不禁热泪盈眶，心情难以平静，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谢谢师母”的呼声。她真是善解我的心意：她这么做，就好像是我亲自把这个首译本送呈到先生面前，请他过目，请他教正，也请他原谅，学生这样迟，竟然晚了40年才得以把它呈献给先生 。
时光似乎在倒流。那是1962年，在北京成立了“黑格尔哲学全集编译委员会”，经贺先生推荐，我也忝列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我调来武汉已三年，从未参加过这个委员会的活动。不久，贺麟先生来信，要我承担黑格尔全集中《精神哲学》一卷的翻译任务。我从内心深深地感到，我虽然已经远离先生，但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信任着我，就欣然接下了这一艰巨的任务。1962年，全国高等院校正处在为贯彻国务院颁发的“高教60条”的热潮中，大家为 “脱帽加冕”，重申“双百方针”、“学术自由”、“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而奔走相告。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充分地利用这可贵的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进一步促进外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我认为“学术自由”只能从对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中获得。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在继续完成40万字的教材的基础上，对贯彻在这本教材中的发展线索进行再反思、再概括、再典型化，经过这样艰苦的思维，日以继夜，写成了一篇5万余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作为主题论文提交给1963年1月召开的湖北省哲学学会第一次年会，引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学术争论。同年，湖北省委宣传部召开了贯彻“高教60条”、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专门会议。我有幸与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的王熙纯同志、历史系彭雨新教授一道参加了这个会议。之后，我们哲学史教研室（包括中、外哲学史两个教学小组）的行动也很快，当时就确定以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讨为核心作为我们贯彻双百方针的基本途径。1962年9月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冯先生在“绪言”中提出和讨论了，如何正确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涉及到哲学史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一鼓作气地写了一篇与冯先生“商榷”的37000多字的长文，集中而系统地讨论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它们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以及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历史观的问题。文章虽说是“商榷”，其实是对冯先生观点的某种赞同和深化，其实质是力图依靠唯物辩证法对学术界、包括自己在内的唯物唯心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思想的反思、甚至清算。这篇专论由当时武汉大学著名学者刘绶松教授推荐作为《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的首篇论文全文发表。
1963年，我在当时为贯彻双百方针忙碌和紧张的条件下，对于《精神哲学》的翻译也没有放松。首先是花大力气认真读原著，在大致弄清楚《精神哲学》一书的宗旨和结构的基础上就开始着手进行翻译工作了。
当时，我住在珞珈山上的一区5号，有一间小小阁楼作为我独立的书房，望出去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生活也大为改善。心想这一下就可以安心做学问、搞翻译了，我的译事的进展自然是比较顺利的。在我着手翻译后不久，贺麟先生主持选编《黑格尔论矛盾》（1963年商务印书馆第1版），其中所选的“精神哲学”部分就顺理成章地由我来完成了。这时，我已经译出了《精神哲学》全书的导言和主观精神部分的导言的初稿。我在《精神哲学》译后记中写道：“此后风云变幻的几十年中，由于各种难以逾越的主观、客观的原因以及任务的变更，我本该继续完成的全书的翻译工作就一再被搁置。这不能不说是我心头的一大憾事。”
1964年，阶级斗争的弦再度紧绷。无论是《精神哲学》的译事，还是学术研究与争呜，都不得不为突如其来的“四清运动”而彻底中断。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于1963-1966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简称，这个大规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气氛高度紧张，由各机关学校抽调、派遣成千上万个工作队下到农村，被抽调的人员家中有天大的实际困难也一律不予考虑。我写到这里，对当年说走就走抛开多病的老母、刚刚出生患病的儿子杨铸、年仅6岁要学会独立生活的女儿杨熔、特别是把一切重担都甩给回汉团聚才一年多在汉口武汉医学院任教的肖静宁，即使一千个放心不下，我也是别无它法，当时多亏我的三姐从青岛来武大帮着照料了好几个月。我随着哲学系教师组成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奔赴湖北省孝感县，工作队的成员撒下去，分散到各处有的就只好“人自为战”了。我就是这样，我去的单位是孝感祝站区直属小学。祝站是京汉铁路上的一个小站，祝站区的党政机关就在站边的街道上，小学座落在离街不远的地方。我这个唯一的工作组成员一到学校就按照上面统一的口径说明来意，以一种威慑性的口气宣称，我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定要把四清运动搞到底！一个规模很小的小学，一位校长，几名教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好像没有什么可清的。唯一可以清一下的就是思想了，思想与作风、特别是可以与个人生活作风相关联的。校长虽只是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也是反复写材料、检查交代才过关的。有个教师被揭发对女生有图谋不轨自然成了运动的重点，对他的“清理”可谓旷日持久，不断背靠背开会揭发，反复交代政策，反复写交代材料，我不断地分析材料，向上级汇报情况，但最终还是以“查无实据”了事。回想起来，形势压人，又没有多少事，又不能干点别的，我真不知道那一年多是如何度过的。好不容易到了一年，别的点的教师陆续返校了，原本早该结束的小学四清运动，又一拖再拖了三个多月，因为直属小学的四清运动必须与党政机关同始终。其间，我家的困难达到顶点，往事不堪回首！当我回到珞珈山时，已经是1965年的深秋，我连年迈的母亲再也没有见着了。
我原以为，参加了一年多的四清运动，总可以坐下来安静地进行进行教学、研究和翻译了。谁知板凳还没有坐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接踵而来了。1966年6月，一夜之间，校园里就出现了所谓的“红色恐怖”，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教师和干部人人自危，只要随便给人带上一顶帽子，各种对立的派性组织就可以为所欲为，轮番揪斗，不择手段地对他们称之为“牛鬼蛇神”的人们来一个“触及灵魂”、甚至皮肉的“革命行动”，一时间大学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空前恐怖、疯狂和灾难的场所。哲学系主任余志宏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干将”；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萧萐父被打成余志宏的“黑干将” 、十足的“黑帮分子”；陈修斋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他们看来这些我还够不上，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准黑帮”，在“批斗会”上必须陪斗，“游斗”时必须抱头跟在“黑帮分子”后面走，不时听到巨声喝斥和皮鞭的唰唰声。然后是“破四旧”家也多次被抄、减工资只给30元的生活费，连照顾幼子的保姆也被立即赶走，日子过的如惊弓之乌。这种群众专政的混乱局面直到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才结束，转而由工、军宣队专政。紧接着，1968年10月我随哲学系教师一锅端到湖北襄阳隆中分校，一边劳动，一边“斗批改”。陈修斋先生与夫人徐铣（哲学系办公室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也同行到分校。次年陈先生的家也搬去了，尽管条件极差，但总算有夫人徐铣的照顾。我在隆中与另外两位下放教师合住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我们这些有问题的教师有的放牛、有的放鸭子、有的种菜，我是白手起家养猪。这里稍稍说一下我的家庭怎么办？最令人不堪回首和愧疚的是，我的母亲在我四清运动迟迟不归，在为我劳累了整整六个年头后的1965年，患肘关节骨结核，住在一区山上就医十分困难，得不到治疗和照顾，万般无奈，经商议，由在汉口工作的肖静宁请假把母亲送到青岛我的四姐家，母亲揪心地告别了她最在意的一双孙儿女，可我连向母亲道别一下的机会都没有。1964年儿子刚生我离家去参加四清运动，谁知竟然成了与母亲的永别！母亲在四姐家，经过一个医术高明的老中医的治疗，骨结核有幸痊愈了。可是，文革来到，在青岛的母亲与划成右派的大哥一道被遣返到四川乡下原籍，在贫困和疾病中告别人世，这是我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深深的愧疚！
1963年春肖静宁从北京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萧萐父同志热情地帮她联系到武汉大学生物系，但她的兴趣一直在医学—生理学上，还是服从省教育厅分配她到武汉医学院的原方案。她在武医住集体宿舍，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跑月票，每周只是1—2次回家。文革中，她在武医各方面还算稳定。1968年我要随系一锅端下乡，由革委会成员段启贤同志帮忙开了一张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证明，证明我要长期下农村，当务之急是要在武汉医学院搞间房子。肖静宁把武汉大学的证明请武医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头头批了一下，实际上是让自己想办法，住了再说。501楼原是单身集体宿舍，两人一间，另外那个好心的同事互相调配一下搬出去了，就算是占到一间16平方米的房间，母子三人得以安顿下来。两层楼的501宿舍后来就完全成了家属筒子楼，走廊拥挤不堪，还是木地板的，一家一个蜂窝煤炉子就放在门外，很不安全。大家自动组织起来，每天都有一家的大人抱着孩子、举着牌子挨家挨户叫唤：“查火啦！大家注意防火哇！”，都能得到热烈的响应，这个活动好像是娃娃们的节日，我也碰巧参加了。现在想来，肖静宁当年决心在武医工作是何等的幸事！文革期间她下放到校内的校办药厂搞制药，只是短期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就回教研室了。武汉医学院的生活方便，幼儿园、小学都办的好，离宿舍只有几十米，不用接送。食堂办的好，开水有得打。特别是孩子生病看病更是近水楼台了。学校对面是体育馆，旁边是中山公园，坐3分钱的公共汽车可以到闹市区六渡桥、江汉路新华书店买连环画小人书。501筒子楼小朋友多，玩的好。这些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回过头来一想对两个孩子而言，很符合肖静宁后来阐述的智力开发吧！难怪从武汉医学院的501楼走出了那么多的大学生、留学生呢！
我在分校下放劳动主要养了三年的猪，自认为还摸索出一套养猪经验，可以说是合格的猪倌，养猪干的全是肮活累活，大盆大盆的猪食，清扫猪舍猪粪，卫生条件很差，跳蚤成群，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真是疲惫不堪，那有精神想译事啊！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林彪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要按照毛主席发出的最高指示“学一点哲学史”才有所改变。在养猪和其他劳动期间，每年有1-2次的几天轮休回武汉探亲的、那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才有机会来考虑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的《精神哲学》的译事问题。但我终于明白了，那种想安安稳稳地静下来，正襟危坐，从从容容地做翻译已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只有采取见缝插针的方式，带上一部德汉字典，一有机会就译一点，因陋就简，把潦草不堪的“译文”写在当时能买到的练习薄上，这样总可以逐步推进，积少成多，等到有条件再来整理。在武医探亲的日子就是这样的好机会。每天等肖静宁上班，两个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后，我就抓紧做那么一点翻译。这样下来，我的译事就由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前夜止步的主观精神“导言”部分进展到了主观精神第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学”中的“自然灵魂”了。这是我在特定的条件下，对自己钟爱和渴望的译事所能做的使自己深感内心慰藉和踏实的地方！但是，这样“美好”的译事时光，很快就结束了。
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在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部分骨干教师开始参加教学，组织各种教育革命小分队。我与陈先生继续劳动。如前所述，1971为落实毛主席的“学一点哲学史”的最高指示，要给工农兵大学生讲外国哲学史，我和陈修斋先生才得以匆匆重返教学岗位。那种形势下，对于教学工作的确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吊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口号是“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这“管”、“改”二字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着教师和教学内容的。听从领导的安排，我是教学组长，由我先上阵，果然在我刚讲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第一堂课后，学员就针对我在课堂上没有讲到奴隶哲学方面的内容，马上贴出大学报主张奴隶有哲学。哲学系、武汉大学襄阳分校、直至武汉大学总校的党政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立马表态支持学员的大字报，并号召就有无奴隶哲学的问题展开大辩论。这场本身并无多大意义、而又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也就从分校推向总校，继而走向全国。我作为“无”派唯一出头露面的代表，也就有机会走出隆中、重上珞珈山，冒着极大的风险单枪匹马地站在小操场的全校辩论大会的讲台上，面对黑压压的群众，不知那来的勇气和信心一遍又一遍地与持对立观点的众多代表交锋。在这种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唯有陈修斋先生冷静沉着，始终实事求是地认定历史上没有奴隶哲学，默默地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接下来，校领导决定组织由工宣队师付领导的、有学员、教师（我）参加的“三结合”小组，向一些全国知名大学的同行介绍这场争论的情况（参见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三结合小组得以跑遍了京津沪等地，去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所到之处，反应都说是“茅塞顿开”！现在回想起来在1971年的特殊环境下，我却因而有机会到各地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师长亲友，特别是我突然来到上海看望岳母令她惊喜不已！在工人师付的领导下我与学员还随同他稍稍绕道去游览了锦绣天堂——苏州园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很是奢侈的收获。我平生也就是这一次去了苏州，现在的苏州，可能变化很大、很美，但不可能找回当年的特殊感觉了！
1972年，武汉大学总校恢复了哲学系的建制，也就是说，总校和分校都办哲学系。不久，学校又决定哲学和经济两系都办在襄阳分校。这样原总校和分校的哲学系得以合而为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由孟宪鸿同志任系主任。他提出新系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专业课的恢复和教材建设。文革前初到珞珈山，我编写了40万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文化革命中我们适应工农兵学员单科独进、几个月学完一年的课程的安排，编写了一些简略的、断代式的油印讲义发给学员学习。我和陈修斋先生共同讲授的欧洲哲学史课程一直没有一个自己编写的由古及今的完整教材。我认为这次系里提出编写专业课教材，应当是我们编写一部自己的正规的、完整的欧洲哲学史教材的大好时机。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精神哲学》的翻译只好被搁置了。由于陈先生正在翻译莱布尼茨的法文版的《人类理智新论》，于是，笨鸟先飞，我就先干起来，以极大的努力投入欧洲哲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了。按照我当时讲课的教学内容的顺序，从头写起，当我写完“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欧洲封建社会哲学”两章时，陈先生高兴地来向我说，他的翻译基本上结束了，可以来一起搞教材了。陈先生文革前一直讲授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又对莱布尼茨哲学有精深的研究，自然由他来接着写从文艺复兴到近代西欧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而我在结束前面提到的两章后转向编写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文革前我编写过40万字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讲义，但是要作为欧洲哲学史教材体例中的有机的一章，这仍然是一个极为艰巨的工作，不是采取简单压缩、照搬不误所能凑效的。我又一次自找苦吃，重新构思，反复提炼，重新撰写，使之成为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心得、心血之作（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章在《欧洲哲学史稿》的初版和修订版中所占篇幅分别为218页和227页，均占全书总篇幅三分之一）。它与陈先生撰写的唯理论、经验论哲学一样，共同展现出我们这部自编教材是植根于各自深入研究和长期教学的基础上的功底与严谨，具有其显著的优势与特色。我和陈先生两人合编教材的方式是很特别的，是我们这一对“老搭档”所独有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学术轶事。我们两人从60年代起就是合讲外国哲学史这门课程，陈先生讲上学期（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欧哲学），我讲下学期（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彼此的教学内容与观点都很熟悉，也很默契，从来没有、也不需要经过什么共同讨论、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或教材来讲授。这次编写教材也是各写各的，只不过我是笨鸟先飞，开局写出了上学期课程内容的两章。我们各自完成了所编写的部分后，才彼此互相审阅，并提出各自的意见以作修正。这样我与陈先生合写的、一部从古希腊哲学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整的教材就于1977年3月脱稿了。我们把它命名为“欧洲哲学史”（试用教材），虽然是我们两个人写的，署名还是反映那个时代特征的集体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
那几年写讲义时间也不是很充分的，文革没有结束，阶级斗争不断，劳动也是随叫随到。最令我钦佩的是，陈修斋先生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不仅奉献出了《人类理智新论》这样传世的译作，又快马加鞭地完成了合编教材的重任。古隆中一对“老搭档”挑灯夜读的情景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此向过早谢世的陈先生献上深深地缅怀。系主任孟宪鸿同志对我们在系内第一个拿出一部这样完整的、沉甸甸的专业课教材来十分赞赏，当即决定设法予以铅印。由于保康县印刷厂承印过经济系编写的教材，算是与武汉大学有联系的单位，于是我与刚留校的助教陈建国就带上书稿直奔保康了。保康是一个地处湖北山区的小县，保康县印刷厂在县城的郊区，规模很小，只有两个工人师付，两排平房。前面一排是进行排印的厂房，后面一排是生活用房，我们去后就住在这里。1977年5-7月，将近三个月，我与小陈可以说是与工人师付同吃同住同劳动，当上了全脱产的印刷厂“认字”、校对的工作人员。这一段经历是非常特殊和难忘的。我们在保康印刷厂虽不直接检字排版，但一直要恭候在旁，一是对工人师付看不清、认不得的底稿上的字要随时随地提供帮助；二是对排出的版面清样及时进行校对，以完成这个版面的排检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版面，一日又复一日地进行着，这个很累人的活耗去我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出个讲义这样难，现在想起来真是有如隔世，与当今现代化的出版业不可同日而语了。待到40余万字的讲义正式印就运到襄阳分校时，情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随着粉碎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分校已经撤消、迁回总校了，讲义又转运到了武昌珞珈山。当我在珞珈山上看到这一套上下两册的《欧洲哲学史》（试用教材）时，深深地感到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为我与陈先生在当时条件下能静下心来作出这样的教材建设的成果而感慨，还对保康那一段实实在在的认字、校对的生活难以忘怀，对讲义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试用教材上册为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哲学：下册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谁能料到这套特殊年代从山沟里十分简陋的印刷厂印就的“试用教材”讲义成为日后在全国影响巨大的《欧洲哲学史稿》的前奏。在这里，我要对当年的青年教师陈建国表示谢意！特别让我难忘的是，我在保康的那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使我与纯朴的工人师付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种回报。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上世纪80年代初，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胡光清同志来向我们约稿，我们对这一套上下册的“试用教材”经过各自反复修改，于1983得以正式出版。书名改为《欧洲哲学史稿 》，作者署名为陈修斋、杨祖陶，前言与后记均没有涉及我们配合默契的合作方式及各自撰写的章节。这不能不说是从文革走过来的我们对“文责自负”的观念十分淡薄所致的一种疏漏。纵观《史稿》，全书共分七大章，依次为，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哲学（杨祖陶）；第二章 ：西欧封建社会的哲学（杨祖陶）；第三章 ：西欧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哲学（陈修斋）；第四章 ：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欧各国的哲学（陈修斋）；第五章：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哲学（陈修斋）；第六章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杨祖陶）；第七章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陈修斋）。《史稿》问世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人民日报社等文化单位指定其为参考书；一些兄弟院校相继采用它作为教材。在多次重印后，实际上已成为供不应求的通用教材。鉴于国家教委在制定“七五”文科教材规划时，将此书正式列为教材，于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我们决定对全书进行修订，1987年出版的《欧洲哲学史稿》修订本，正式在封面上标明为“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在这里要提到的是，第一章古希腊罗马哲学部分是修订的重点，因为原书初版这一章我叙述的比较简略，而我当时由于突发“腰椎间盘脱出”住院，出院后一段时间也无法正常工作。经商量，决定邀请研究生毕业留校的段德智和张传有两位讲师参加本章的增补工作（段德智负责柏拉图及其以前部分；张传有负责亚历士多德及其以后部分），他们共撰写了三万余字的初稿，无论是效率与水平都是值得称道的。最后由我对之修订增删后定稿，使第一章的篇幅由初版的93页增至再版的128页。现在，10余年之后，我在这里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他们二位教授致以迟到的谢意！此外，我与陈先生各自对原书某些叙述不够明晰准确，或评价不够全面妥当，论点不够恰当之处作了一些修改。再者，为大体保持原有篇幅，分别对第二章、第五章的内容作了一些压缩和删节以及章节合并的工作，但原书的基本格局和风貌没有改变。1988年《欧洲哲学史稿》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第一届优秀教材一等奖。修订本的头三次重印就达24900册，1994年重印达38100册，以后的加印仍是层出不穷就不赘述了。对这一学术性很强的教材，学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西方哲学史专家汪子嵩先生赞誉它为同类作品中少见的“观点和材料达到相当丰满和协调的统一”的作品。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孙霄舫过誉此书为欧洲哲学史方面的“经典巨著”。《史稿》的影响及其广泛深远，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西方哲学史研究和教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为了《史稿》的前身《试用讲义》的编写与印制，我不得不中断《精神哲学》达数年之久，虽然内心很有些遗憾，但与陈修斋先生以特有的合作方式日后推出的《欧洲哲学史稿》所达到的学术影响与高度也是自己学术生涯中令人难忘的幸事。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后重返珞珈山，面临高校恢复招生制度入校的学生，集中精力搞好教学是我的重要选择。除本科生的外国哲学史的大课外，还得负起指导研究生和开设研究生学位课程的任务。接着又开始准备和开设选修课。与此同时，研究与著述也未能放松。《欧洲哲学史稿》（合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及一些殚精竭虑的、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都是在从事康德三大批判新译之前完成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精神哲学》译事，努力抓紧一切可能的空隙时间，陆陆续续地向前推进。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学长、著名西方哲学家张世英先生， 1986年，承蒙惠赠他的新著《论黑格尔精神哲学》，此著对我所正在从事的翻译工作很有参考价值。真是不怕慢，只怕站，工夫不负有心人。黑格尔《精神哲学》除“绪论”外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三篇，其中“主观精神”占有全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在我行将进入古稀之时，我已经有了一个“主观精神”的粗粗译稿了。我盘算着，只消再有一、两年，在我退休之际就可以结束全书的翻译了。可是，我的打算又落空了。我在“译事回眸之五”中已经详细记述了由于应人民出版社张伟珍同志之约，我全力投入合作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的过程，这一“任务的变更”真是一发不可收拾！从《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到康德“三大批判”的三个单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系统翻译工程，是我平生译事中最艰巨、最艰苦、历时最长、耗时最集中的全力以赴的的黄金时期的译事。没有教学和指导研究的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也不讲究寒暑假。这样一来，《精神哲学》的译事就中断了整整七个年头。我用这宝贵的七个年头投入富有成效的康德哲学的翻译，加上先前的康德哲学的著述，这也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追求，那是无怨无悔、心中无比踏实的选择！
当康德“三大批判”的译事尚未结束时，2002年夏我与肖静宁再度赴美到几子杨铸家，度过了三个月的尽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在陪伴可爱的小孙女杨筠、特别是小孙子杨弦在兰天白云下的碧绿的草地上玩耍时，《精神哲学》的译事还是在我的脑子里不时地转动。一有闲暇，我就会在原版书上、在已译出的练习薄上作下自己思考的记号和进一步工作的要点。一到美国我就要儿子帮我买一本《精神哲学》的英译本，儿子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用心地在网上、书店寻找。直到我即将回国时，他终于在纽约一个不起眼的小书店里找到了这本书，而且仅此一本。W• Wallace 和A•V •Miller 的这个译本既有黑格尔的正文，也包含有包曼整理黑格尔学生听课笔记而成的“附释”。并附有内容索引。《精神哲学》英译本对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主观精神”部分，几乎成为唯一可供借鉴的版本。它伴随我度过了往后的全部译事过程，是儿子送给我的一个份量很重的特殊礼物。顺便提一句，儿子送给我的《纯粹理性批判》英译本大部头对我的译事也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2004年初，合作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终于出齐，历时七年的辛勤付出在“合作双赢”的理念之光的照耀下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我以一种平常的淡定，马不停蹄、迫不及待、不顾一切地投入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翻译工作。如若想要不再工作有万千条理由、甚至也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但是要继续工作下去却是自己心中的一道铁的命令：这是我的老师贺麟先生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这是为了应对目前国内哲学界还没有《精神哲学》中译本的现实需要，我有一份沉重的责任，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我想，现在我终于有了完整的时间全力以赴、一鼓作气地完成一拖再拖的《精神哲学》的译事了。但是，真的干起来，这还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要做的超出原先的想像。在漫长岁月的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时断时续译出的、写在一本本“练习薄”里的这些稿子，不仅字迹潦草，字句颠来倒去，而且由于工具书缺少，有的术语、语词未能译出而仍保留为德文，有的句子由于各种原因意义不甚清楚只好勉强硬译放在那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对一大堆可以说是乱七八糟的、自己都看不清的所谓翻译文字，我不禁有些困惑和迟疑，何况腰疾所致的“以歪就歪”的坐姿也不是能长久坚持的，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翻译和推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真有那么必要吗？
我们知道，黑格尔早年就立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创建一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的全部生活的精神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就其最终形态而言，以《精神现象学》为导言，以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大部分构成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简称《哲学全书》）为主体。按照黑格尔的规定，哲学的对象是理念，逻辑学研究在自身内的、即抽象的理念，自然哲学研究外在化为自然界的理念，精神哲学研究从外在返回自身的、即体现为人的精神、在人的精神里实现着和实现了自我认识的理念。所以“精神哲学” 作为哲学全书的最后最高部分，也即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后最高的部分或环节，它本身又划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部分。“精神哲学”的主观精神部分加上后来的“附释”是黑格尔关于主观精神学说的唯一专著；而其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部分则包含着后来黑格尔划分为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的法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的最初的纲要，这两部分的“纲要”也是我们学习、研究和把握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的纲。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逻辑学是继承、发展康德所创造的先验逻辑和先验辩证法的成果，自然哲学是继承、发展谢林所创造的自然哲学的成果，唯有精神哲学是黑格尔本人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不是一蹴即就的，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研究和思考，探索出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线索，以及所有这些所从属的人的精神本质即自由本质发展的总线索的结果，而要做到这点，没有富于创造性的天才和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黑格尔《精神哲学》开章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关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因而是最高最难的”。我们可以说，抓住了“精神哲学”这个黑格尔的真正天才的创造，就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不了解它，就是丢掉了黑格尔哲学。“精神哲学”的这个“最高”、“最难”的特点，也足以说明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十分需要了解和把握黑格尔的这种“最高的”知识。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早已有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以及《法哲学原理》……等等的译本，却一直缺少《精神哲学》的译本，以至有人想像可能是“精神哲学”并不那么重要，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它是“最高的”知识，同时也是“最难的”知识，特别是其“主观精神”学说中占了全书一半篇幅的“人类学”部分，内容艰深晦涩，体系和术语也是黑格尔自己创造的，因而翻译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翻译此书经历了太长的岁月，除了前面说到的各种主客观原因外，难译也是一个重大的制约因素。现在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了，我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干扰，尽最大的努力，尽快结束译事，推出《精神哲学》的中文首译本。我深知，这无论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一般读者和爱好者，或者对于学术界、理论界、哲学界的研究者来说，都将是一件非常需要、非常有意义的事。所幸的是，我除了导致“半残体”的腰疾，一般还不错。我在做腰部CT检查时，医生看我年纪老，怕我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给我做了脑CT，令医生吃惊的是，我的全脑结构都很正常，连一点轻度的脑萎缩都没有，在医生看来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吧。肖静宁以“揭开高龄翻译之谜”为主题给子女发了电子邮件，子女知道了都很惊喜，原来七年如一日坚持高强度、高智能的思维活动，除了精神追求、学术境界，真还有大脑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呢！
鉴于上述的认识，我开始了最后的冲剌。我必须首先把这一大叠写在练习薄上的粗译文字整理、修改、有的甚至于推倒重来，将它誊写在20×20的大型稿纸上，使之成为清晰可读的、以供自己进一步加工的“初稿”。我进行这项工作的原则是，第一是使全书的译文切合原书的原旨原意，即阐明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和人类（在黑格尔那里人和人类是统一为一体的）的精神、精神的本质即自由从人畜未分的灵魂开始的通过意识和自我意识，理论和实践，法权和道德，家庭、社会、国家和历史、艺术、宗教和哲学等一系列的环节和阶段的自我生成、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进程；其次是把译文的准确可信置于首位，在信的前提下求达，决不能本末倒置；第三是务必力求译文具有较好的可读性，增加必要的译者注释，尽可能地减少读者在阅读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困惑（在经过整理的“初稿”中总共精心增加了约130余条译者注，最长的注释达到1200多字。）我同时确定，整理修改的重点是《精神哲学》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主观精神的学说。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关于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学说，黑格尔后来已有专门的著作如《法哲学原理》和后人整理出版的诸如《历史哲学》、《艺术哲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和《哲学史讲演录》等，而且所有这些都有已有了中译本。而关于主观精神的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关于“灵魂”的“人类学”和关于“精神”的心理学两部分则只见于《精神哲学》。至于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也只有在《精神哲学》里得到最清晰的论述。在主观精神学说中，占全书约二分之一篇幅的“人类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我整理修改的“重中之重”。此外尚须提及的是，《精神哲学》只有“主观精神”部分有“附释”，这是因为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黑格尔都另有专著，唯有主观精神黑格尔别无专著。因此，“附释”与“正文”一起共同构成了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学说的专著，“附释”是主观精神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览《精神哲学》全书，有关主观精神部分共有279页，正文为113页，附释为166页，附释占60%；单就“人类学”来看，正文与附释共有165页，其中附释117页占人类学篇幅达71%。可见，没有附释的《精神哲学》只不过是一个“纲要”，是不能充分展示黑格尔主观精神学说的内容的。
我在关于“人类学”这个“重中之重”的译事中遇到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困难就是“译名”的问题。这部分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天文学和地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医学和精神病学等等，而且还旁及占星术、炼金术、尤其是催眠术等等领域。由于是国内的中文首译，许多译名我只有通过英译本、偶尔也通过俄译本来提供线索、打开思路再借助于各种中文工具书来确定。对于所有遇到的这些领域内的专门术语的译名都必须是有根有据，不得有任何差错，更不用说不得主观臆造了。例如，黑格尔在讲到原始的亚美利加人时提到了那里的未开化的人——佩舍雷人（Pescherä），在这里，我当然也可以采取“照译不误”的方式，就这么音译这个词就完事大吉了。而这么做留给读者的就只能是一头雾水了。可我自己到校大图书馆里查遍了所有的辞典又都找不到这个词。后来还是感谢何卫平博士在国际网络上查到了这个词的由来的一些线索，我又据此查阅很多资料才得以在译者注中对佩舍雷人予以原原本本的说明。由此可见，对一些领域的某些专门术语或专门名称、特别是生僻字作出准确的译名是多么麻烦、多么费时、多么不易！而对负责任的翻译者来说是不应该轻易绕过去的。
但是，更为困难的是，黑格尔为了标明他所确定的精神的特殊方面和特殊阶段，制定了一些专门术语，其中的一些术语的译名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容易，而是需要多方面的斟酌和反复考虑的。如他所确定的“感觉灵魂”进展的第二阶段“Selbstgefühl”,就不宜直接译为“自我感觉”。因为进展到“自我”是灵魂超出了其第二个发展阶段“感觉灵魂”而进到其第三个发展阶段“现实灵魂”的事。所以，在这里就只有译作“自身感觉”才恰当。
再者，黑格尔对一个普通的词也往往根据具体情况而赋以特有的意思，这种情形在书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因此，在翻译进程中也就必须依据黑格尔使用这一个词的全部语境、包括用它来说什么事、什么情况等等，来领会其意义而给以恰如其分的翻译。例如，他在讲到催眠术时，对被催眠者在催眠状态中的知觉行为经常用“schauen”这个词。假使把这个词简单地照字面译为“看”或“观看”就不能尽意，而只有依据黑格尔使用这个词时所针对的全部情况，将它译为“内观的知”才恰当。在译事正在争分夺秒进行之际，我因附睾炎在湖北省人民医院住院，一连九天都成天躺在病床上挂吊瓶进行抗炎治疗，我的身体虽然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但我的头脑里却不断地翻腾着《精神哲学》中的一些专门术语或语词，你来我往，翻来覆去，无法消停，总想给它们找到一个较为恰当合适的译法。
经过持续紧张的近一年的的工作，我终于有了一个整理修改的“初稿”时，学兄王太庆先生清癯、严肃、两眼炯炯的神态就蓦然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他生前我曾多次表示要请他为我校阅《精神哲学》的译稿，他也欣然应允。可是在我还来不及拿出译稿前，他就于1999年与我们永诀了。现在，这部译稿也就只好由我自己来“校阅”了，心头之遗憾与痛楚难以言表。我要用太庆的精神来鞭策自己。我想起太庆在我年轻时校阅方书春、宗白华先生的译稿时有些拘泥的心态时说的话：“不管译者是谁，当校改就校改”。我似乎暂且忘记这是自己译的，本着太庆所言的精神，尽可能客观一些，严格一些，对自己的译文再次进行了一字一句不漏、一丝一毫不苟的拉网式的审视和修改，直到自己比较放心为止。由于“初稿”已经凝聚了我长期以来反复思考、研究和翻译的心血与心得，这个“校阅”的过程自然就比较顺利，进展日日可见。
在完成了这项自我校阅的程序后，我又把全部译文端端正正的誊写一遍，共用了400字的大稿纸900余张，消耗园珠笔30余支。然后，我将译稿分订为20册准备寄给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编审。在翻译即将全部脱稿时，如何才能正确地打印为电子文稿，这成了我和肖静宁焦虑的大问题，跑了许多打印社，感到没有把握。一位数学家邻居告诉我们千万不能由打印社来打，他的一本书在那里越稿越乱，再校对也没用，最后不可收拾。他又说他后来是请懂行的一位青年教师有偿服务打的。有偿倒没什么，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在这里，我要对张伟珍编审再次致以深切的谢忱，是她充分体谅我的现实难处，欣然破例接受我的手写译稿而不顾增加自己工作中的麻烦，她的充满智慧和辛勤的工作是这部译稿得以问世的有利前奏，我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挚友黄见德教授在征得我的同意后，从张伟珍编审那里得到了这部寄给人民出版社的手写译稿，把它收藏到他正在中山大学积极筹建的“西学东渐馆”里去了。
2005年的元宵节，肖静宁在第一时间里看到书案上码得整整齐的20册手写译稿时，不禁比我更深地松了一口气。她当即用一张卡片写下了深情的话语：
《精神哲学》珍宝藏，
译稿字字好端庄，
壮年梦想暮年圆。
更喜斯人好健康。
我把这张卡片放立在译稿旁，心情相当复杂，不禁感慨万千！既有我历经风雨痴心不改终于完成了《精神哲学》译事“重头戏”的一份欣喜，也有我对她为我付出一切的无法言表的内疚与感激！是的，不是她十个寒暑对我的支持、协助与操劳，何谈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的合作翻译，而没有这又何从谈起在暮年来“圆”《精神哲学》首译的“壮年梦想”？
但是，这时完成 了的只是“精神哲学”的主体工程，即其正文的翻译。接下来，我还必须编制汉德对照的“人名索引”与“术语索引”，这是一件极为费时费力的事，是一件有利于读者的事，也是正规的学术翻译作品不能缺少的事，在我参予贺麟先生、洪谦先生、王太庆先生主持的译事那里都是这样做的。尽管有英译本的索引作为参考 ，具体步骤还是相当麻烦的。我必须首先确定索引的选项，将其从英文译为德文，再按照德文字母的顺序排列起来；再将这些选项由德文译成中文，并按照汉语拼音的字母排列起来，然后确定这些选项在原版的那些页码，这又是通过译稿上的相对应的“边码”确定的。所有这些全是我自己手工操作的。我做这些还是饶有兴味的，因为书是自己在漫长的岁月中完成的，每个人名，每个术语似乎都能唤起我对当年译事的某些记忆。而且我对快捷的电脑操作的索引并不推崇，因为难以避免过多的无多大参考价值的“比比皆是”的页码，不利于读者对索引有效的利用以至浪费精力与时间。这里说一点小事。我是四川人，在北大毕业留校不久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推广普通话”培训班，虽然后来我的普通话说的很不好，有浓厚的四川腔，但我却把汉语拼音真正学到手了，到老不忘。这次独自制作索引派上大用场了。为了完成这一复杂而啰嗦的工作，我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不知用了多少张卡片和活页纸，我这样高龄还能清清楚楚地完成这样的不能出错的工作，几经语言转换，页码机械定位，也是实践了我一贯干“实事”的行为方式。
在将20册手写稿特快专递寄给张伟珍编审后，我干的第二件事是撰写了一篇近4万字的“译者导言”，对《精神哲学》一书的历史背景，思想线索和结构，基本内容和意义做了详尽的分析与评价。著名学者朱传启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以“实现40年的宿愿，译书比写书更难——读《精神哲学》”的书评中，对这个导言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在研读《精神哲学》时，首先要认真研读其中的‘译者导言’，这样既可以读懂《精神哲学》，又可以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思想实质。”我因为时间来不及，“译后记”写的很简单。好些中青年学者都想更多的知道一些我是如何翻译的，对此这个“译事回眸之六”作了一些说明。我在这里要感谢年青学者们对我的的关心。
除了20册手写译稿是邮寄外，其余的“译者导言”、“译后记”、“作者简介”、“内容提要”、“人名索引”、“术语索引”都是由肖静宁电脑打成正式文本、通过电子邮件陆续发送给张伟珍编审的。此外，她还就即将问世的《精神哲学》的封面设计在电脑上与张伟珍编审多次交换意见，深为出版社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感动。
在忙碌中时光过的飞快，从2005年元宵节完成“主体工程”的译事交付出版社后，到2005年6月，正值武汉的酷暑即将来临之际，我的各项“配套工程”也已就绪。正在这时，张伟珍编审快递来了《精神哲学》译本的清样，心头是那样的感激欣喜和满意，可以看出，编辑很在行，对于“注中注”、“诗句”、“希腊文”的处理很老道，充满辛勤与智慧。此时，我们连话也不多说了，只想一头栽下去快快校对出清样。我们临时腾空了大圆餐桌作为工作台，光线明亮，宽敞方便。我和她面对面地坐在圆桌两旁，把手写译稿的复印件和收到的清样摊开在桌上，一人念复印底稿，一个对照着看清样，夜以继日地进行了紧张的逐字逐句的仔细校对，并在清样每页的外侧把德文原著的页码即“边码”加在括弧（）中，这是为了使读者便于对照原文研读译本。
值得庆幸的是，在马不停蹄式的为结束《精神哲学》译事的紧张忙碌的工作中，我的心情一直很好，除了2004年5月在人民医院外科住院9天外，身体也一直不错，超常发挥，不顾炎热酷暑，有时早上5点就歪坐着在工作了。坚持，坚持，再坚持！直到工作的最后完成。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又一个收获的季节。2006年2 月一部崭新的《精神哲学》中文首译本问世了，在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史上，历经如此漫长的跨世纪的译程实在是不可多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但我认为，无论过程如何艰难曲折，有时不堪回首，我是幸运的，我的执着与追求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宿愿。
《精神哲学》的封面设计清新可人，令人爱不释手。扉页上这样写道：谨以此中文译本 纪念黑格尔《哲学全书》初版问世190周年、再版问世180周年。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巨大辛劳的编审张伟珍同志充分认识到此书的意义与价值，她建议在武汉大学开一个首发式，由人民出版社与哲学学院共同举办，我婉言谢绝了，甚至没有向院领导提起过。因为两年前刚好开过“三大批判”新译的高规格的首发式，记忆犹新，不能再麻烦了。另外 ，我这个人一向特行独立，就连领导为了传承学术留下一些老教授的影像资料的活动我都没有配合，开首发式自然是万万不能的。
首发式虽没有开，学界的反响还是相当积极的，第1 版首印精装本5000册三个月就销售告罄。段德智教授在得到赠书后，第一个快速在《武汉大学报》以“杨祖陶教授以79岁高龄推出力作《精神哲学》”为题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介，认为这部书“为我国黑格尔哲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新贡献”，“不仅圆了自己（译者）多年的夙愿，而且也圆了几代中国学者的宿愿”；邓安庆教授在《文景》杂志撰写的书评中充满深情：“以八十岁高龄，长期患有腰肌劳损等病，又不会电脑打字的杨先生硬是一笔一划地译出了黑格尔的这本《精神哲学》，实在让学生感动不已！当打开人民出版社张伟珍女士寄来的这本书时，读到的却是如此深沉而又不失晓畅的文笔，真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激动的泪同时也是悲怆的泪，纯粹的学者毕其一生之力，可能就是为一本书、一句话、甚至一个词语呕心沥血，哪怕经历了曲折复杂的‘主奴斗争’，真学问却往往难以被俗世‘承认’；这激动的泪或许也是希望的泪，毕竟黑格尔在理念上阐明的‘精神本身’在经历了不屈不挠的‘沉浮’、‘压抑’、‘疯癫’、‘抗争’之后，将会超越主观的‘狭隘’、‘偏见’、‘任性’而得到‘客观的’‘意识’、‘认同’，开辟出‘法’、‘道德’和‘伦理’的世界，向着‘世界历史进程’迈进，会给予学者们某些内心的安慰。 对于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惟有认真的阅读和理会，方可对得起笔耕者的‘精神’。”静宁的弟弟萧功秦教授特别把目光集中在我的79岁的高龄上，他来电子邮件说 ：“收到煌煌译著，十分欣喜。非常钦佩杨工哥对学术事业的执着，杨工哥已79岁了！我真希望能在这个年龄也能保持那样旺盛的精力、智慧与健康。做一个深深热爱自己专业的学者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欧阳康教授、朱传启教授、邓晓芒教授、陈默教授等等分别在《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博览群书》等等报刊上发表了见解独到的对《精神哲学》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的评介以及为译者的治学精神所打动。魏敦友教授在收到译著后回复时说，“前天还和晓平（曾晓平教授）说呢，杨老师的文笔已炉火纯青。”无独有偶，没想到一个30岁的IT工作者在出差的火车上读起了新买到的《精神哲学》在网络上写到：“已读到‘主观精神’的‘感觉灵魂’部分，读起来没有预先想得那么难。读的过程里，不时感觉杨祖陶对思想、对语言的把握超强。哲学的翻译极难，如果说诗歌在于把握文字，表达诗情；那么哲学对文字和精神的把握要求则非常苛刻了。很多术语读起来，如果不符合哲学的概念，那是不能传达作品的思想的”。我与这位年青的IT工作者，素不相识连姓名也不知道。我为在这个浮燥的时代还有这样的热爱黑格尔哲学的IT工作者，不仅读书，还这样有心得而赞叹不已！最后我要摘下我的学长、挚友、学养深厚、治学严谨的中国哲学著名学者李德永先生2006-04-07来信对我的鼓励：“《精神哲学》收到，至谢！不负恩师重托，不畏高难险阻，在亲友学者的支持鼓舞下，独啃坚果，卓然有成，造福学界，至钦至佩！”
十分凑巧的是，《精神哲学》问世之时，恰是我八十岁生日来临之际！这好比是一份特殊的礼物为我的生日增添了异彩。按照湖北人“过九不过十”的习俗，80周岁的生日应在79岁时过，因为湖北人念“十”的谐音与“死”相近，太不吉利了。其实，我压根不在意这一点，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肖静宁似乎是受一种直觉的支配，趁哲学学院全体在职人员拉到风景区宾馆开“职工大会”时（元月14～16日），正好元月15这一天我与她一道渡过了两人世界的愉快的生日，无比温馨，无比情深。葡萄美酒，小小蛋糕，小小腊烛，美好祝愿，一样不少，这是一种宁静的幸福，内心无比充实的幸福。这部首译本就是我自己也是以其难以估量的辛劳和智慧助我完成此译本的肖静宁、还有远在异国他乡的时时关心和支持我的这项工作的儿子和女儿，送给我的最为珍贵、最有纪念意义的生日礼物！正在这时，女儿杨熔从巴黎用电子邮件寄来了别具一格的精美的生日贺卡，贺卡祝词表达了她与杨万喜和他们的独生女杨灿一家三口的深深祝福，贺卡上的图片精心选择的是当年父母送她登机赴法在天河机场的合影，她是那样地自信和快乐，带给我极大的幸福与美好的回忆。女儿从小都是大红花小红花不断的好孩子。1975年，她17岁那年上山下乡当了知青，后来做了民办小学、初中的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时，知青都回城复习了，她职务在身，坚守岗位。课余点着煤油灯复习。关键时刻，她就让学生做习题，抓紧课堂的时间专心复习。她终于成了77届大学生。在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仍是愤发努力，破格提为副教授，高访公派赴法，后获博士学位。这十年，是她不断进取的十年！虽然岁月给我们带来显然的苍老，那时的我们与现在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我并不感伤。不仅如此，热情的女儿还以最快的速度在2006年春节飞到珞珈山，亲自向我拜寿，又是甜蜜的生日蛋糕，配以温馨柔情的烛光，长寿面，还有专门从法国背回来的葡萄酒和开心果。在十天的时间里，凡是她想得到的都为我们做了，难得女儿的一片孝心，我是多么有福之人啊！。最有意思的是，几子杨铸是物理学出身，长这么大从未听说他有写诗的事，这次即兴赋诗一首祝贺我的生日，当即用电子邮件传来，并率儿媳张菁博士和孙女杨筠孙儿杨弦向我拜寿，令我格外欣慰！这种跨国的生日祝贺是这样令人难忘。虽然说我的生日是过九不过十，但是这种“八十大寿进行式”，简直就是马拉松式的。2006年6月下旬武汉的气温持续直线上升，最高气温达到38、39度，特别是最低气温竟达到令人窒息的29、30度。这时，儿子决定全家从纽约飞上海回武汉看望并为我祝贺生日，他们是好不容易有这样的准备的。肖静宁心急如焚，一个一个电话、一封一封伊妹儿劝他们别来了。这当然不会有效。1981年儿子17岁考上北京大学，1985年21岁公派赴美攻博，如今已是儿女双全，家庭事业双双称心如意。那几天气温略低，又是住在对面的丰颐大酒店，一切都很顺利。于是我又实地接受了儿子一家的生日祝福，除了那一套，生日快乐的歌声因为有了童声而份外美妙。肖静宁精心准备了一个能装50张照片的艺术相册，可以立放在桌子上。10岁的筠筠看见自己3岁时回国时的照片只是笑，7岁的弦弦总把他爸爸小时候的照片说成是自己：“这是我，这也是我”，而且吃饭的时候也抱着相册不放，这让我们真是乐开花。儿子在美国的工作一直非常紧张，2006年在武汉大学父母家中的开怀大笑令人至今忘不了。原来是肖静宁拿出了儿子小时候在幼儿园老师写的评语：“懂得支持越南打倒美帝国主义”。写到此，我不得不也笑了。一双孙儿女的才艺展示可以说是专业水平的，筠筠是小小舞蹈家，她的舞蹈、弦弦的弹琴那种出神入化的表演令我们陶醉，这都要归功于张菁对他们不辞辛劳的有效的培养。到此“八十大寿进行式”还没有落幕，女儿一家还不曾亲自祝寿呢！我的80周岁都满了半年多了，不顾炎热，2007年月8月女儿一家回来了，还是住在丰颐大酒店，当我们见到法国著名大学的大学生杨灿时，不禁紧紧拥抱，亭亭玉立，落落大方，令人欣喜不已。女婿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出国没几年就干出了一番事业。他订了一个包间，与女儿一家在一起，第四次、也是最正式的一次的生日祝贺了。这就是我的别开生面的空巢家庭的最美好的、最贴心的、梦幻般的八十大寿的全景。上面提到的杨铸的诗是这样的：
七旬九载仙寿来，
身硬脑灵心胸开，
西哲精髓东人悟，
笑看当今学坛衰。
肖静宁读到儿子的诗深为感动，平日不见诗作、甚至言辞不多的儿子竟然吟诗为父亲祝寿，用诗的语音表达了他对父亲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境界的理解，这是多么宝贵啊！她要我无论怎样也要回儿子一首。我虽从不、也不会作诗，也被“逼”得和上一首，表达我进入八旬高龄仍然学术追求不止的愿望和对正在享受着的幸福、深爱、洒满智慧阳光的家庭生活的赞美：
老骥伏枥八旬来，
更喜齐眉云雾开，
西天仙境似可辨，
志在千里力未衰。
胞弟与弟媳杨莳百、古新生均系西安交通大学的工科教授在得到赠书后，格外欣喜，当即赋诗一首相赠：
发愤忘食乐忘忧，
把手西哲共遨游，
《精神哲学》欣问世，
《全书》从此传神州。
我的“译事回眸”以《精神哲学》的完成与出版划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最初的在冯至先生的课堂上学德语到向贺麟先生交出第一份译卷；从洪谦先生要我首译《精神现象学》序言到贺麟先生要我翻译《精神现象学》末章；从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到《精神哲学》首译的漫长岁月，随着译事的进行，我从一个20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耄耋老者。但不变的是我永远的自知自制而又心无旁骛的品格和我一生不知疲倦的挖井不止的执着。我是相当幸运的，我受教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一代宗师，他们的为人为学影响了我的一生。即使自己的译事由于各种原因还不尽人意，相对于博大精深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我的工作可能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和微不足道；想起郑昕先生打算要我进行的翻译，我完全没有动手，内心至今愧疚不安；贺麟先生在1978年的“芜湖会议”期间亲自要我翻译《耶拿逻辑》，并把他自己的一本珍贵的德文原版书交给了我，我在80年代初虽粗译了近一半，看来我也无力完成了。上帝对我是公平的，给了我持续工作的时间。数十年来，我始终不渝地走在教学、研究、翻译三结合道路上，留下串串足印，保持了自己的一片学术净土，维系了自己的学术良知，负重致远，梦圆暮年，我真的知足了。
己丑年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