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大地春回。武汉大学哲学系经历了在湖北襄阳隆中长达10年（1968-1978）的“文革斗批改”、“开门办学”、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分校撤消，我才重上珞珈山，这时我已是知天命之年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文革结束后，西方哲学界拨乱反正的呼声相当高，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1978年10月16日在安徽省芜湖市召开了“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新闻出版方面的代表，共204人。武汉大学有江天骥先生、陈修斋先生和我出席。这次讨论会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会议的重点是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围绕着钱广华同志提供的会议主题论文《试论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不要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要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发展看做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过程，承认它们之间也有互相影响、互相联系，客观地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很显然，30年前的“芜湖会议”在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推动西方哲学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那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共有45篇，有关方面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以《西文哲学史讨论集》为书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其中有我提供的论文：《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吗？——黑格尔哲学研究中的一桩公案》。在这次盛会上，我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贺麟先生，聆听了他关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贺麟先生提出希望我能翻译黑格尔的《耶拿逻辑》。这时，我也有幸第一次会见了我敬仰已久的著名古希腊哲学专家、翻译家严群先生。此外，我还见到了陈启伟、王树人、薛华、梁志学等许多同行学者，大家似乎有一种“劫后余生大干一番”的感觉。会后，会议组织与会者游黄山。在“鲤鱼背”前我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毅然决然地大胆越过这个险关，直奔“天都峰”绝顶。当我“一览众山小”时，内心深处不禁浮现了这样一种感觉：年逾50的我也应当这样勇往直前，不避险阻，向着学术的高峰攀登不止！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各种学术会议如雨后春笋不期而至。我至今也说不清楚的是，我对各种会议并无太大的热情，30年来我参加的会议屈指可数。除了上述“芜湖会议”，我还参加了1988年4月在武汉召集的一次有德、法、美、日著名哲学家参加的“国际哲学学术讨论会”，我提供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的论文。十分意外的是，在我报告完毕休息之际，法国哲学协会主席董特教授楼上楼下到处找我交换意见，并在会上建议就我论文提出的“作为目的性的主体性”问题再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德国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施米特教授针对我的论文说，在中国看到对黑格尔哲学这样精深的研究使他惊讶。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格罗伊在发表的《会议侧记》中说：““文章显示了作者重构其艰难的反思和论证过程的能力，正如他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发现的那样。”我为自己的研究获得国际同行专家这样的评价感到十分惊喜与欣慰。1992年在东北沈阳召开的中华外国哲学史换届年会，在酝酿理事长人选时，朱德生、王树人教授找到我，让我出任。考虑到自己已65岁，我婉言谢绝了。同时，我发自内心地力荐当时认为更年青有为的邓晓芒为常务理事。当时的常务理事是很少的。在1994年在南京召开的“现代西方哲学研讨会”上初次见到了许多有成就的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深感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大有希望。这次南京之行是应夏基松先生邀请、肖静宁极力促进的。因为她是解放前夕在南京著名的二女中（夏夫人告诉她已改为梅园中学）上的初中，每天都要经过“总统府”，很想旧地重游。有意思的是，回武汉时我们逆江而上，恰好在船上度过了她的60岁的生日，她有缘用长江的鲜鱼火锅宴请了她钦佩的陈家琪、张志扬、萌萌“三剑客”学者。1998年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外国哲学史学会年会，主题是纪念我在前面提到的有重大意义的“芜湖会议”召开20周年，在会上我仍是旧调重弹，认为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要准备走至少50年、上百年的学术化的道路。继1978初登黄山20年后，重上黄山时，年届古稀的我竟然走在年青人的前面，不仅越过陡峭狭窄惊险的“一线天”，还健步登上海拔1240米的“光明顶”。1999年我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出席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全国哲学研讨会”，在大会发言中，我首次大声疾呼要倡导源自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典型发展、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引起高度关注。根据此次发言精神撰写的学术论文——《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不久就见诸于《哲学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出席的主要学术会议就只能数出这几个。
参加的会议这样少，我究竟在醉心于什么呢？我坚持长年站在“外国哲学史”课程的讲台上。高考招生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面对“百人争过独木桥”的择优录取的大学生，我把面对学生的第一线教学真正视为自己的天职，主动承担了1977、78、79这三届大学生的外国哲学史课程，每周4学时、为时一学年，轮回通讲了两遍。此课程本是为哲学系开的，但深深地吸引了不仅是哲学系以外的文科、还有理科的武汉大学学子，教二楼的大教室座无虚席，课堂气氛热烈，兴趣盎然，纪律良好。同学们在校报发表的文章上、在当时的高音喇叭的广播中时常有这样的话语：“杨老师的课把我们带入哲学史的迷宫”、“听杨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20余年后，当年的大学生如今已是有影响的学者还记得，我讲西方哲学史从来不带讲稿，最多是一张卡片，完全靠哲学史的内在思想脉络、逻辑发展和融会贯通的丰富内容来吸引同学。同学们用“逻辑魅力”来形容我讲课的特点。他们也记住了一些饶有兴味的哲学家的轶事。我后来才听说，我的学生中竟有一位被同学称为“女康德”的。原来我讲到康德每天准时出现在哥尼斯堡街头散步，一个女同学每周准时要洗她的秀发，同学们说她准时得就像康德一样，于是就把她叫做女康德了。我觉得教学不仅是付出，我从同学们的求知欲和互动中、所受到的思维训练对其日后工作的影响中，从对我自己实践教学、科研与翻译的“三结合”的深化中，从夺回四人帮时期损失的时间中，我体会到自身工作的价值。当然也得到系、校两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并于1981年获得了湖北省高校先进工作者称号。这两个大轮回的教学是我从事西方哲学史教学以来讲授时间最长、最系统、最深入、影响最大、也是对我的研究与翻译最有促进和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其实，有几年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有严重的“白细胞减少症”，精力很差，正在打针、服中药，按照医生的观点，我早就应该休息。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教室，一站上讲台，不知怎的精神就饱满起来了，而且每次课前总能享受到读书、思考、收获的乐趣，力求更加从容，精益求精。这里必须特别提出的是，我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陈修斋先生对我教学的支持。1978年起，我与他开始联合招收西方哲学史硕士研究生，首届择优录取了段德智、张传有、陈家琪、何建南、陈宣良等五人，陈先生主动承担了大部分指导研究生的工作。1983年以后，随着新生力量毕业留校和成长，我作为教研室主任对西方哲学史这门必修课的教学安排有很大的改变。我不再讲授这门必修课了，而是投入了新的教学任务，我先后努力为本科生（研究生来听讲的也不少）开出了“黑格尔逻辑学研究”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康德认识论研究）”这样难度较大的研究型的选修课，每门课又都讲了三届，直到1989年我才退出本科生的教学课堂。其间，我还应邀到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大讲学和到陕西师范大学作学术演讲。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在我讲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期间，我的挚友、当时还是讲师的黄见德教授，每次都准时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赶来听课，并渴望我能将《纯粹理性批判》的讲授内容整理出版，以便作为学习此书的引导。对他的建议，我也未尝没有动心过，甚至暗中想到它可以命名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大约在1989年—1990年间，黄见德教授又热心地谈到此事，并慨然允诺协助我进行整理。他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根据我的讲授提纲、他自己几次听课的笔记和当时的硕士生冯俊教授的笔记，整理出了一个约20余万字的、体现我集中讲授康德这部名著的主体部分的初稿，虽然就其已经讲到的部分而言，已达到相当的深度与新度，我并没有想就此出版。但这个初稿对于我后来与邓晓芒通力合作完成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的问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其全部内容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纳入到了《指要》之中。在此我要向黄见德教授表示谢意。在多次讲课、酝酿写书的过程中，我想起1945我在西南联大第一次买到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时的欣喜，以及听郑先生讲康德时起初如在云雾中的感觉。于是，一种新的想法突然呈现出来：如果说我国的读者和学术界当前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迫切的需要的话，那就应该是一本逐章逐节解读《纯粹理性批判》的书。这样的书也许有几分类似于郑昕先生寄希望于后学为康德这部巨著所作的“长编”吧。在《指要》的序言中，我对与邓晓芒的合作方式与过程以及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必要地肯定。为了坚持我提出来的《指要》的撰写方针——既要指要，又要解惑，最后达到读懂《纯粹理性批判》全书的目的的宗旨，我进行了十分艰苦的工作。对合作者提供的初稿我又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着重对我过去没有讲到的部分和问题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和修改。随后又对他提供的修整稿全文进行了审阅和修改。经过这样两遍修改，《指要》才由我最终敲定定稿。在收到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清样后，我又进行了十分细致地编辑意义上的校对。为了慎重起见，还请暑期留校的曾晓平博士再校对了一遍。这样，《指要》的问世就指日可待了。缅怀郑昕先生，使我对《指要》的出版多了一种特殊的情怀，那就是我竭尽全力、合作完成的这部著作似可看作是60余年前先生所期望的“长编”，这是我对我的老师的最真诚的奉献和告慰！在这期间，充分体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是我发表的《康德范畴先验演绎初探》，《康德哲学体系问题》等这样殚精竭虑的探源性的研究之作。那时我们为硕士生、博士生开设的以“哲学史方法论”为主要课程的多门学位课程基本上是采取讨论式，那种教学相长的学术气氛至今同样令人难以忘怀！关于“哲学史方法论”这门课是陈修斋、萧萐父与我为中外哲学史的研究生共同开设的特色课程。80年代中期出了一本《哲学史方法论》论文集，其中收入了我的一篇5万字的长文。陈先生在该书付印前来我家，我至今还记得他和蔼的笑容。他给我看这本书署的是陈修斋 、萧萐父 、杨祖陶主编，我想一本篇幅不是很大的书不用这么多人主编，就当即划去了我自己的名字。
我在前面说过，重返珞珈山我已是知天命之年，最能干实事的黄金岁月被一浪高一浪的阶级斗争白白葬送了十几年！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重返珞珈山，面对田园荒芜、青黄不接的现实，我与陈修斋先生不仅自己用最大的努力耕耘，还以极大的热情培养择优录取的大学生、研究生，使外国哲学教研室的面貌一新，在全国产生良好的影响。而我对于有天赋、有哲学悟性又勤奋的自愿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优秀人才更是倾注心血，刻意扶持、甘为人梯，寄予厚望，这在学术界早已传为佳话。事实证明，这样做对推进学术事业是大有益处的。我是一个十分低调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如前所说“自知、自制而又心无旁骛的人”，是能够与同辈、晚辈同工作、共事业的。我遵循的是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尽我所能、合作双赢的共事原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教育界、学术界已悄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术评价、学术规范、学术道德都在变。我还是沿用我接受教育和以往实施教育时的老一套，执着地走在教学、研究、翻译“三结合”的道路上，把它溶入自己的生存方式中，以至对上述的种种变化毫无觉察。这使我的学术事业有时甚至陷入一种难以承受的无奈之中。
1998年11月，学校决定在全国率先推行博士生导师退休制度，我与江天骥、萧萐父、刘纲纪教授同时首批退休。校方原先许诺退休后一切待遇三年不变，开始几个月还按当时水平发给400元的职务津贴，后来在职者职务津贴节节高升，而我们就一点也不给了，但博士生还要继续带完。这对于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浩劫磨练的我来说，完全不会在意。后来，我的身体也还算可以，心想退了休也好，我就可以集中精力与时间迈向我译事中的新的征程、实现自己的追求了。前面写的几个译事回眸所作的一些翻译工作是在我的老师贺麟、洪谦，学兄王太庆的指导帮助和鼓励下进行的。古稀之年的我也应该对先辈的栽培、学界的期望作出自己最大的回报了。
本来我是打算先把1962年接手的黑格尔《精神哲学》搞出来的，还有黑格尔早期的《耶拿逻辑》的翻译，我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式的教学成果已经反映在合著的《指要》之中了，讲授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的课程讲稿也有待我去整理完成。可以说，退休对我来说不会改变什么。但是，具体做什么，好像总是有一些偶然因素引发的。在我还没有想到退休之事时，人民出版社张伟珍同志1997年1月20日的一封手写书信，似乎对我退休后的学术工作作了“小长征”式的安排了。信的全文如下：
杨祖陶先生：
您好！
我是人民出版社第五编辑室的编辑，现在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大型系列丛书《新世纪万有文库》做点编辑组织工作。因为我曾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哲学所黄见德麾下干过三年，也曾有幸聆听过杨先生讲课，所以今日冒昧地去信，不知杨先生可否接受我的请求，加盟“西方学术文化读本”的编选翻译？
杨先生是西方哲学的专家，如能加盟，当是对我们的鞭策与鼓舞。目前已签合同的有王太庆、汪子嵩、张世英、陈乐民、梁志学等，杨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是否可以考虑“康德读本”？随信寄去计划，恭候杨先生的答复！此致
祝好！
张伟珍 97 .1. 20
当我看到张伟珍同志的来信认真考虑了一下，特别是看到我所信赖的学长老友王太庆、汪子嵩已经先行签定了合同，感到这是一次不容推却的机遇，当即在电话中谢谢她的邀请，表达了加盟的意向。然后，我就问邓晓芒的意见，他也欣然同意参加。我们基本上是一拍即合地确定了《康德读本》的选编原则、选编内容……。我把自己手写的详细的“编辑大要”随信寄给了张伟珍同志，并告知我们对选编内容拟全部由德文原版重译。张伟珍的第二封信是写给我们两个人的：
杨先生、邓先生：
你们好！
寄来的《康德读本》提纲收到了。仔细阅读了你们的计划，十分赞同。就根据二位先生的意见来做康德读本。出版社方面也已通过。
将合同寄给你们，签字后再寄回我，待出版社签字后我再返回一份给你们。此事前期工作就算完成，余下的事就是静俟二位先生的佳音。这期间如有什么困难，随时同我联系。
此致
春安
张伟珍 1997 .3 .5
前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合同上规定译者为乙方，1997年3月10日杨祖陶、邓晓芒分别亲笔签了字；甲方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辉1997年3月20日签了字。我们经过三年的通力合作、埋头苦干到2000年5月《康德读本》即将全部完稿时，我再次与张伟珍联系，告诉她我们一直留心“西方学术文化读本”出版情况，很想看到先行出版的“读本”以便借鉴。可惜始终没有见到。我记得在世纪之交的那一段时间，各种大、中型丛书名目繁多，有大轰大擂的势头，但是这样办学术肯定是不行的。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大型系列丛书《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西方学术文化读本”的编选翻译计划原共有30余项，最终因良莠不齐等原因，原出版计划未能实现。我们也无法与原合同方联系。我在得知原合同方的具体情况后，也不放心再把稿件给他们了。征得张伟珍同志的同意后，稿件就先寄给她了。她慧眼识珠，看到这严谨规范的40万字的稿件很是满意。我就趁机提出能否就在人民出版社出，张伟珍说这得由作者提出来，我就明确表达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意愿，于是戏剧性的变化就发生了：书稿的书名由《康德读本》暂定为《康德三大批判选集》，最终的合同与出版单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改为人民出版社了。甲方（著作权人）杨祖陶 、邓晓芒都亲笔签了字；乙方（出版者）由刘丽华签字并加盖公章。交稿一年余后，2001底，由杨祖陶与邓晓芒编译的、以《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为名的一部崭新的作品终于问世了。《精粹》的全部译文由邓晓芒根据三大批判著作的德文原版译出，由杨祖陶逐一校订。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作为康德“三大批判”的一个选集，是后来由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康德三大批判》全集（分别作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个单行本出版）的前身，它所包含的40多万字的译文原封不动地纳入了上述的三个中译本中。之所以能够这样原封不动地纳入，这与我们的选编原则是分不开的，对这个问题在我在为《精粹》所撰写的二万七千字的“编译者导言”中作了详细的论证。此外在所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部分的正式译文之前均由我撰写了简明扼要的“编译者导语”，以有助于读者阅读。
我们的合作翻译采取的是一环扣一环的流水作业的方式，即首先由邓晓芒用快捷的电脑操作提供一份约2-3万字的初译样稿，我再对它进行逐字逐句地校阅修改，他再根据修改稿在电脑上订正；下一部分的初译稿又来了，如此周而复始，经过一、二十个回合的轮替，才完成《精粹》40万字的艰巨的工程！这种流水作业的方式是有效的，它一直沿用到日后扩大到三大批判的三个全译本翻译的全过程。
也就是说，这种分段进行的流水作业的工作方式，对于特别巨大的、两人合作的经典名著的翻译工程，既能保证工作进度，又是保证翻译质量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合作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刻的；不是走过场走形式的，而是切切实实的；不是松散的，而是紧密的；不是轻松的，而是绞尽脑汁的；不是短暂的，而是持久的。对我来说，能够坚持下来，靠的是为了学术自找苦吃、自我折腾的严谨与毅力，一往无前的使命感，一丝不苟的责任心。
《精粹》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它立刻为一些高校指定为研究生的教材。许多青年研究者和学术界老专家都迫切希望我们能在《精粹》的基础上译出三大批判的全本，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全译本。一位西方哲学专家在得到《精粹》后随即在来信中向我们提出了“一点想法”，颇具代表性：“对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一极其重要的经典著作，迄今我国尚无从德文原文翻译过来的全译本……现在二位先生既然已经精译了约一半多，何不乘胜前进，将它全译出来，以填补此项空白而满足我国学界之迫切需要! 这无疑将是一项里程碑意义的更伟大的历史贡献，此乃后学们衷心仰求于二位先生者。”另一位专家也在《读书》上发表评论说：“两位作者既已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完成了一部《精粹》选本，何不再接再厉，提供给读者三部完整的批判？”（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学术界同仁对于得到从德文原本直接译出的康德三大批判全译本的渴望，对于我们的这种厚望和信赖，我们能够无动于衷而淡然置之吗?何况通译康德三大批判著作实在也是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甚至是多年来我们视为不可推卸而应勉力承担的一种职责。这样，我又与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同志联系，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很快就于2001年8月9日首先签订了《判断力批判》的合同；接着又在2003年8月2日签订了《实践理性批判》的合同，同年8月9日签下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合同。这三份合同我仍是第一著作权人，只是作品的署名由我安排为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工作方式不变，仍与《精粹》一样采用电脑初译——手工校改——电脑订正的流水作业式的三部曲。
我似乎已经忘记，2001年把译事从三大批判的选译扩大到全译，我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了，《精粹》已使我疲惫不堪。我这样持续地高强度的、献身康德经典名著的翻译工作一头栽下去就是七年！这100余万字的巨大工程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我精心的思索、审视与修正的。署名方式变了，我的负担一如既往，随着初译者提供的样稿质量的差异，我的辛苦与劳累的程度也有差异。由于是我主动安排自己作校译者的，心中坦然。后来，却由于这一“校者”的身份，我的艰难付出竟然受到了个别领导的漠视，甚至忽视和以讹传讹。这岂是一个“校”字了得？
但是，初译者在《判断力批判》中译者序中是这样明明白白地叙述的：“翻译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电脑中译出一个初稿，打出样稿，然后由杨祖陶先生用铅笔仔细校订，我再根据校订过的样稿加以订正。由于电脑操作，省去了很多重复抄写的麻烦。但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在初稿上用极细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所用的时间还多得多。这种认真的程度，在目前的国内翻译界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我的二次订正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比我自己直接翻译还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我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中对初译者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甚至赞叹有加，因为能直接用电脑操作较快地拿出一个那怕不够准确、不很完善的，可供进一步加工的初译稿，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它为整个翻译工作开了头。下面的校改，就是我自己逼着自己去折腾自己了。我的根深蒂固的翻译理念首先是译文要忠于原文的原旨原意，必须是可信的。本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对康德、对学术、对读者也对译者负责的心态，我不得不根据德文原本，参考不止一种英译本(特别在校订《纯粹理性批判》译稿时是如此)和中译本，再三推敲，用铅笔(这原是为了便于译者对校者的意见作取舍或变通)对初稿进行了逐一仔细的校改，以致(诚如译者在《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序”中所言)“在初稿上用极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每当我把校改完的译稿交给译者时，我都感到有一种内心的不安。这时我也出现过下次再不这么挑剔的念头或决心。可是当我执笔校改新的初译稿时，却又鬼使神差地一头栽了进去，什么念头和决心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仍是“积习难返”，以致结果依然如故。我所坚持的“四个负责”的精神是我继承老一辈的贺麟先生、王太庆先生的严谨的翻译风格的具体体现。但是校改达到几乎要把初译稿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的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初译者说，“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所用的时间还多得多”。我想他那时的表达是如实的。在“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的日日夜夜中，撇开年龄与工作习惯的差异的因素，我实际投入的时间、精力与心血是难以估量的。令我最为紧张的是，初译稿源源不断地来到，这往往是寒暑假之前，我只有采取“冬校三九、夏改三伏”的方式来对付。初译者看到的用极细小的铅笔写在他打出的样稿上的文字，我也不是信手写来的。对于一些误译和较大的不当之处，我在校改时不得不采取重译，这更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反复推敲，先在稿纸上试译，组织好句子，再用极细小的铅笔誊写上去。可见，我校改时的“四个负责”的精神，归根到底是“对自己负责”。这是一种抛开一切身外之物的鬼使神差式的执着，没有这样的依然故我、积习难返、自我折腾，我是不敢轻易使译稿进入“流水作业”的下一站的。我自认为不这样做，“三大批判”的新译本要达到可信的程度是无从谈起的！
2004年春，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完成、并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全部出齐后，正值康德逝世200周年。正是由于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使得这一套纯学术的康德经典名著的新译本意义更加重大，受到院、校领导和学术界的极度重视，引发了一系列堪称轰动的效应。（1）最引人注目的是，2月25日至26日，连续两天，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举办了两场大型活动：一是关于康德哲学及“三大批判”翻译的学术座谈会，除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和许嘉璐先生也出席座谈会并讲了话；二是次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康德“三大批判”的高规格的首发式，许嘉璐副委员长也出席了，并再度作了《渴望瞻其华美》的精彩发言，他“对杨祖陶，邓晓芒两位先生费时七载，以对哲学的忠诚呕心沥血，完成由德文原版进行翻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由衷的敬佩与感谢”。座谈会和首发式我都参加了，见到了我在北大中老胡同的学兄挚友汪子嵩先生，他也对我表示特别的祝贺与关切；（2）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对“三大批判”问世及时作了介绍，并在屏幕上显示了两位译者的照片；（3）全国最具影响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本省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等都竞相作了醒目的专门报导并全文刊载了许嘉璐副委员长的讲话全文。至于校报——武汉大学报，更是有先期、追踪、专访等多方热点报导；（4）武汉大学还专门行文（武大科文字〔2004〕8号）、并在人文馆南厅举行了有校党委书记、副校长等出席的隆重表彰会，还对邓晓芒教授与杨祖陶教授共奖励人民币两万元；（5）康德“三大批判”的圆满完成与巨大影响， 还连续两年被评为武汉大学10大新闻……。所有这些，对于我这样一心埋头做学问的人而言，真是始料不及、大开眼界、感慨万端！但我没有时间沉浸在“三大批判”成功完成的喜悦中，就马不停蹄地转向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翻译工作了！
总之，由于传媒不断反复地同时宣传：从事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两位专家通力合作，历时七年，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呕心沥血，态度严谨，才使这一百余万字的新版译著得以问世。致使邓晓芒、杨祖陶两人的名字与“三大批判”新译本似乎是不可避免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岁月如梭！我在71岁高龄退休后，还能坚持合作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的“小长征”，这也是我心中特别踏实和值得庆幸的地方。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时的学长、挚友黄枬森先生原来是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郑昕先生，曾专门研究过康德哲学。在首发式后及时得到我托赵敦华教授送去的“三大批判”新译本后，专门来电话祝贺，说北大、社科院对“三大批判”多次立项都没有搞出来，你们悄悄地搞出来了，真不简单！黄枬森学兄虽比我年长，目前还活跃在学术界，他思维非常清晰，说话不紧不慢，极有条理。我送给他的书他还真是大致看了的。在看到书上写的我具体的“密密麻麻”的校译情况后，不无感叹的说，你那哪叫“校”啊！他还非常细致地第一个发现了《精粹》的内容与“全译”的三个本子的相关部分的完全一致性。对于我扶持后学，不计个人名利只说了一句“你还是那个样子！”
我为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而非常可观的社会效应、为其有利于学人研读康德哲学和推动学术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无比的踏实。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在经受学界的反复考量后，第一个5年合同期已经结束。伴随着“三大批判”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没有任何奢望，只求一种心情的宁静。人民出版社在2008岁末、2009年初始与作者续签了有关“三大批判”的多份6年合同。今举一例，来表明原“二方合同”已改为“三方合同”了。
图书出版合同：甲方（著作权人）：杨祖陶 邓晓芒
乙方（出 版 者）：人民出版社
作品名称：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作者署名：康德 著 邓晓芒 译 杨祖陶 校
第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贰人）乙方各执一份为凭，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最后，我要引用除提供初译稿、还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的合作者邓晓芒教授在《实践理性批判》的中译者序的最后两句话作为我的全文的结束：“杨先生倾其平生所学有以教我，令我终身难忘。目前已全部完稿的三大批判的翻译，就是我们以学术和真理为基础的忘年交的最珍贵的纪念”。当时他的这番话说的何等的好啊！
杨祖陶 已丑年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