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伟大跨越，是他留下的一笔重要历史遗产。他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学说，驳斥“贫穷社会主义”谬说，揭示了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和宗旨；他对马克思的整体世界理论作了中国化的诠释，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主要开放对象，既肯定同一性又坚持斗争性；他调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传统理念，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积极创造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他意识到对外开放带来的负面因素，要求在对外开放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为持续实施对外开放奠立了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一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典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重大突破，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此基础上又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高度。
关键词：邓小平 社会主义 对外开放 走向世界
邓小平理论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思想财富，其中他创立的社会主义开放思想，是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一笔重要历史遗产，“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中国由此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真正走向世界的伟大跨越，国民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飞跃发展，国际地位亦空前提高。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他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融入“世界大舞台”，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此做了大量研究，但仍有欠全面和不够深入之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对外开放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为中心，涉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一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澄清了此前的种种误区，对外开放才得以确立了它的重要地位，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和“战略措施”。本文拟从宗旨、对象、环境、方向四个层面对其对外开放思想进行探讨，更完整地论析其基本要点，进一步揭示和把握其内核和理论要素，推进对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理论的认识。
一、揭示对外开放的根本宗旨
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与社会主义有何关系？这是对外开放首先面临的问题，也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部分。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以真假社会主义为突破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驳斥“四人帮”的“贫穷社会主义”谬说，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指出对外开放的目的和宗旨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封闭状态，不仅有帝国主义封锁这一客观因素，还有主观上不重视经济建设的原因。尽管党的八大对社会矛盾作了科学分析，确立了发展经济的路线，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转向，会议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看法改变了八大路线，后来在“文革”中更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毋庸置疑，该理论忽视了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四人帮”又利用这一理论，对社会主义作了扭曲的阐释。他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将社会主义说成为一个孤立的政治符号，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关联。尤其是，他们制造“贫穷社会主义”的谬论，提出“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又提出“唯生产力”，不仅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四人帮”倒台之前，还将其打入非马克思主义的行列，等等。按照这些理论，为了发展经济而对外开放，是没有必要的。邓小平便与他们“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此后又从各个角度否定其种种谬说，阐释了对外开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其一，对外开放是为了引进先进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筹划对外开放，最先关注的便是引进科学技术。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希望就在于立即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从发展科学技术而言，“现在不着手，外国的先进技术就不能掌握”。从摆脱落后状态的角度而言，现在是我们对外开放，“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总而言之，只有实行对外开放，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获得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二，对外开放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辩证地解析了对外开放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社会主义三者的关系，充分揭示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如何摆脱贫穷？邓小平指出，要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他回顾明朝以来的中国历史说，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便“关起门来”，“没有多大发展”，“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他总结新中国的建设经验，说：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虽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实行开放政策。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其三，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是提升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生产力的进步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第一性的，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所有制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进步，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列宁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毛泽东注重生产关系和政治层面的变革，却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其后，认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四人帮”进而将生产力是第一性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冠以“唯生产力论”而予以批判。
邓小平非常清楚，对外开放是加快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状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途径。1975年邓小平主持制定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文件，“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但未得到高层的支持。直至“四人帮”倒台之后，邓小平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了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关系，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它的优越性体现在“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阐释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揭示了对外开放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正由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当今中国，对外开放则是开发这一重大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基本途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不仅因为今天我国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他强调，“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提出判断改革开放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标准体现了对外开放的目的宗旨，唯其如此，邓小平指出“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此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总之，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释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本义，揭示了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生产力，由此奠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基点。
二、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开放对象
在改革开放中，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从一开始便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一方面突破与彼水火不容的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世界（又称为世界历史）理论作了中国化的诠释，将其作为最为注重并最先实施的开放对象；另一方面又未放弃斗争性，不是无原则地与之合作，而是坚持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底线的合作。
二战结束，西方国家发动“冷战”，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走向对立。1952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认为战后“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这部权威著作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封闭自己的理论依据，不仅苏联和“经互会”各国，而且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均将自己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我国在思想理论上长期受苏联影响，“四人帮”甚至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联系是卖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邓小平突破这一理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便提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历史，它们“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与西方国家隔绝，“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根据他的倡议，中央开始筹划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为此于1978年5月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出访西欧5国，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反映了邓小平首先面向西方国家开放的思路。邓小平指出，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中苏关系出现改善的趋向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扩展到所有国家，“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三部分。但同时，他又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关键和重点对象，因为“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
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这是因为，从历史发展来看，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是资本主义产生后出现的现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创造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及其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由此“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而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列宁进一步指出，“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而“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十月革命后，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他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组建合营股份公司，利用他们对利润的贪婪“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关于世界整体性的理论，他用中国化的语言概括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有鉴于中国多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邓小平指出，这正是长期封闭自守造成的后果，中国必须主动融入已进入全球化的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联系，缩短与它们的差距。邓小平打破这一僵化的传统模式，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性质不同的国家的同一性及斗争性。
从经济上看，这种同一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模式和经济利益两个方面，说明两者具有合作基础，从而揭示了开放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关于经济模式，邓小平对市场经济作了重新阐释，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一性。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这一模式“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从理论上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系统阐述，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框框的“束缚”。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与科学技术一样，先进的管理模式本身“并没有阶级性”，“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将中国经济纳入市场经济，是为扩大对外开放奠立基础和铺路。邓小平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与资本主义“相似”，这里便有着“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便体现了这一关系。总之，在经济模式和管理方法方面，社会主义与西方国家存在非阶级性和非意识形态的东西，具有同一性，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共同利用，充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关于经济利益，如投资、商贸等等方面的利益，是吸引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开放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如投资利益，邓小平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他曾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他一再强调，中外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再如商贸利益，外国公司肯定要赚钱，“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另外，中国买外国产品总要有偿付能力，“你们在技术上帮助我们，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能随着发展”。他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此外，先进科技的引进虽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但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也会获得相应的利益。进而，邓小平从世界市场的宏观角度揭示相互的利益关系，指出发达国家的圈子是有限的，“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总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等发达国家共十一二亿人口，它们的继续发展难以“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它们的资本、贸易、市场都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邓小平所阐述的这些思想理论，为对外开放提供了可行性和可能性。此外，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中国、欧洲、日本、美国几家合作好一点的话，“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稳定就很有益处”。
除了同一性之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又有着深刻的区别和矛盾，存在斗争性的一面。邓小平从一开始便意识到这一点，如“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与外国资本主义有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正由于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对外开放中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不能无原则地合作，必须坚持自己的底线，包括政治上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内政，经济上平等互利，等等。他后来多次强调这一点，如向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谈到，“坚持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互利，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朝着两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
尤其在1989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后，邓小平仍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方针，同时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尊严。他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同时又坚定表达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和决心，“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要尊重他国的“国权”和“国格”，不要试图“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这是“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邓小平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主要开放对象的思想理论，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既与它们建立开放合作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由此确立了处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借鉴。
三、认识和创造国际和平的开放环境
对外开放的实施与坚持，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事情，还受制于国际环境的限制。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了传统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念，提出以“反霸”为主要目标的外交方针，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取代“战争与革命”，积极争取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条件，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一个“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判断，长时期停留在列宁对帝国主义所作分析上，并将此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尚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的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也认为“要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我们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没有考虑“如何力争使国际环境朝着对我国建设变得有利一些的方向转化”，“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这一认识严重制约着对外开放的实施。邓小平在毛泽东“三个世界”看法的基础上，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阐释。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表示“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要“贡献给国际和平事业”。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这一变化，党的九大闭幕之后，他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就国际形势提出书面看法。四位老帅经过研判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不论是单独还是联合，他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这一理论。该理论提出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借助于这一新的理论，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时代主题作了新的分析，提出了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理论性的判断，并努力营造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
对外开放的实施，除了认识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之外，还与国内条件有着密切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具备了重新判析国际形势，规划和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的国内条件。1977年底，邓小平认为，爆发世界大战的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79年1月他在访美时指出，今天世界“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他没有将美国和西方国家作为主要危险。这无疑说明他对战争源头的认识发生变化，至少目前帝国主义并非战争的来源。而这一国际形势的判断，正是当时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的国际形势依据，对外开放也由此首先指向它们。中国的外交方针有了明确的变化，由反对帝国主义转为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说，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将反霸视为争取和平的关键，“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环境，“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对外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便“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为适应中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正式调整了传统的战争判断，明确提出了新的时代主题和我国的外交方针。邓小平指出，“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新的判断是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传统观点，也由此调整了以准备打仗作重心的战略思路。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现在这个观点发生了变化，认为尽管存在世界战争的危险，“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同时，又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了对外政策，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其内涵是“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这一重大转变，树立了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改善了同美国、苏联的关系，由此“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这两个调整和变化“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可以“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新的时代主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这与此前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争与革命”主题不同。前者的核心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反复谈到这一方针，1984年5月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将其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就是南北问题，南是指发展中国家，北是指发达国家，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指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是南北一极中最有代表性的国家，而对外开放正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将发展问题作为时代主题的一翼，也是将中国的对外开放国际化，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课题。在天下和平共处的大环境中，邓小平进一步将对外开放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大开放，即世界各国的共同开放。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既反映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又是他刻意营造和努力争取的国际环境。和平是这个环境的前提，只有争取天下和平，避免战争，才能对外开放发展自己，南北问题才能获得解决。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个总政策下对外开放，“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要“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他一再强调，“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这一新的时代主题，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即是邓小平所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起来，可以说“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邓小平又主张改变“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进一步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1988年12月，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可以说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升华，更为明确具体地揭示了它的内涵。随后，这一主张成为我国正式的外交方针，1997年宣布将“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紧接着被纳入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该方针进一步推动国际环境的改善，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也由此获得更有利的国际条件，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四、坚持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西的相互交往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负面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方向。对外开放实施之后，很快便出现了种种诋毁社会主义的论调。开始，“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进而，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此外，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殖民地奴化思想、崇洋媚外也随之进入我国。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也大量引进，更在理论上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如，“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对四项基本原则“抱怀疑态度”，等等。邓小平从一开始便意识到这个问题，为此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原则。
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展开的”。如何“彻底驳倒”“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确立对外开放的根本方向，邓小平从政治、教育、思想宣传等方面作了思考，提出了完整的思路和方针。
1.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人民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落后，“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有”的经济制度，以及共同的理想和道德标准，等等。在对外开放中，“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其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因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我们之所以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在宣传教育上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于青少年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现象，邓小平强调，“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宣传教育路径：(1)要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长处，“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国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并不是一切都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将“从世界各国吸收”进步因素，“一天天完善起来”，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2)清除种种错误思想，例如“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3)宣传倡导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高尚的道德”，“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等等。
3.在思想文化上加强分析鉴别和批判，尤其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指出，“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但是必须有所选择，不能“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他又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社会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他多次解释，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他又说，只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不能搞成乱七八糟、一盘散沙，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4.经济上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保持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处理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涉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为什么要自力更生？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维护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1)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不住，它们并不愿意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邓小平指出，“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2)体现和阐扬了中国的立国精神。邓小平说“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我们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3)通过自力更生振奋起奋发图强的精神。他说在建国后很长时间，我们“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
5.法律上加强专政手段，打击犯罪活动，保证中国对外开放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强调，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有了这个保障，“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开放政策带来的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上可见，在与西方国家建立交往关系的同时，邓小平极为重视清除它的消极因素，牢牢把握根本方向，保证了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西方国家一直想利用开放影响和改变中国，邓小平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和难题，“坚定捍卫了光辉的社会主义旗帜”，为中国持续实施这一“基本国策”奠立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反映了他所具有的政治远见。
五、结语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实践，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伟大跨越，在迈出这一大步的同时，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推向新阶段和高度。
中国自鸦片战争被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大门以来，就开始被迫向外开放，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但这是被动的和屈辱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等种种原因，长期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处于封闭状态。邓小平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中，提出并筹划了对外开放的伟大蓝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突破。马克思提出了整体世界的思想，但他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实践，未能就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具体理论。列宁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引进外资，开启了向资本主义开放的实践。但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是作为“退却”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暂时利用资本主义。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实践，不是“退却”而是进取，是摆脱封闭走向世界的跨越。这一思想以对外开放为抓手，将马克思的整体世界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融入到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之中提供了依据，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和新路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而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堪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典范。它既正本清源，厘清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从而为两者的结合搭建了联系的桥梁；它既面对事实，肯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先进之处，又阐扬了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公正，充分论证了坚持这一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设定了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它又注重实施开放方针的外部条件，既看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又认识到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充分利用并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显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不仅与近代中国的“门户开放”不同，而且与西方国家的自由开放有别。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也成为中国走向和融入世界的理论指导。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不仅今天仍然是我们坚守不移的治国方略，而且将不断走向新的发展。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是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之时，对外开放也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反复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开放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等等，进一步将对外开放推向了新的高度。不仅推动中国的“更高水平开放”，而且还引向全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全球共同开放”。习近平还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反映了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标志着我国经济“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尤其是习近平将对外开放与参与全球治理紧密结合起来，提出“致力于推进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还努力营造对外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显然，邓小平开创的对外开放战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态势，并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引导中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载：《人文杂志》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