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大历史观之，邓小平的历史价值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德立功立言视角、人类主流的现代化视角、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视角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视角出发进行考察。从立德立功立言的视角看，邓小平厚道公正、坦荡无私，一生立下功业无数，给后人留下了以朴素的语言为载体、充满智慧的《邓小平文选》。从现代化的视角看，邓小平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的视角看，邓小平是伟大的爱国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角看，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潮时经受住了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总之，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大爱国者，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划时代人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怀念。
【关键词】邓小平；大历史；现代化；爱国主义；历史价值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是个见仁见智的难题，这其中存在众多的主观因素以及因历史的连续性而造成的连绵不断的后馈因素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再无标准可言。凡是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都能得出总体上肯定性认识的历史人物，一般是可以在特定的时空内被认为是有纪念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大历史观为我们全面、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从大历史的视野考察人物的历史价值，就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历史人物的作为及影响，将人物放在一个尽可能大的时空范围内评价。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邓小平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非凡的政治智慧，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邓小平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功勋彪炳史册、永励后人。”从大历史的视野出发，全面、多角度地考察邓小平的历史价值，对于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乃至预见中国发展的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德立功立言视角看邓小平的历史价值
在肉体寿命有限的前提下，人们总是想抓住某些时间带不走的东西，即永恒和不朽。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人之不朽》中曾这样讲：“不朽是人最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朽”更多是指宗教性的不朽。在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也在孜孜以求一种不朽的价值。《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为“不朽”展开探讨。范宣子认为，世代皆为贵族，家族显赫，香火不断，此之谓“不朽”。叔孙豹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尔后，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作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立德、立功、立言分别从道德修养、现实贡献和思想传播三个维度定义了一个人对社会和历史留下深刻影响的方式。此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判定个人“不朽”的标准，即通过高尚的道德、显著的功绩和影响深远的言论在历史上彰显永恒的价值。从五千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视角看，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邓小平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就立德而言，邓小平一生心怀大我、光明磊落、坦荡无私。“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已是73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复出，他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在党内是个厚道、公正的人。他不搞阴谋诡计，不喜拉帮结派，不善阿谀奉承，不愿落井下石，不会见风使舵，不讲甜言蜜语。毛泽东评价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邓小平从不挑拨是非，不居功自傲，他一直坚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从邓小平的一生看，他对国尽忠、对家尽责、对下尽礼。可以说，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邓小平都是无可厚非的。
就立功而言，作为革命家、政治家，邓小平一生都在改造社会，所立之功业实在太多，无法一一细数。择其大端而言有二：其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建立了赫赫战功；其二，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流，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事业都是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会永远加以铭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在贫瘠艰险的太行山区，集合万千不屈的中华儿女，披荆斩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当时党内外很多人的共识，反映出邓小平在党内崇高的威望。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88岁高龄时振臂一呼，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大大地向前推进，这更能说明他对于改革开放巨大而独特的贡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使中国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中，其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这个名字将会随着历史的赓续和发展而散发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
就立言而言，邓小平留下了以朴素的语言为载体、充满智慧的三卷本文选——《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是邓小平的言论集，语言平白朴素、平易近人，很多篇目就是他的讲话，朴实的话语中蕴涵着治党治国的丰富智慧。“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先富带后富”等脍炙人口、富有生活气息的词句，使人们常常被他的思想与质朴的语言所感染，在不知不觉中领悟了文字中传达出来的真谛。很多长期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党员干部对他简洁平实的语言风格印象深刻，说他“提倡讲短话，写短文，开短会，主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作家刘白羽回忆：“在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我发现小平同志与旁人的不同之处，在整个过程中，他只讲了两次话，而且话讲得精炼、简短，会也就开得短，但他的每句话就像一颗子弹，那样有力，直中目标。”原昆明军区政委刘志坚也对邓小平的谈话记忆犹新，时隔多年仍感慨他的讲话，“就那么几条，条条重要，重点突出。叫你很得要领”。这给予后人宝贵的启示，那就是政治家的理论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邓小平胸怀宽广、品格高尚、平实谦逊，他从来不愿意过分凸显自己个人的作用，也没有想自己的那些文字和语言能够流芳百世、广为传唱。邓小平曾在他的英文版文集序言中说：“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二、从人类主流的现代化视角看邓小平的历史价值
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各种具体条件下产生的，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准确识别并应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把握时代的主题，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目前及人类近期发展阶段中，现代化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笔者曾给“现代化”下过定义：“现代化是指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以征服自然力、获取一切资源为人类服务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至上主义的价值观，其现实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就其核心内容来看，至少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邓小平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时，其主导思想与上述现代化的核心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可以说，“历史为中国的现代化准备了一个邓小平”。从当前主流的现代化视角看，邓小平是一位非常合格的政治家。
马克思曾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原因，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跨国交流和贸易的成本。生产资料、资本、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超越了国界，涌向全球最有效率和最有利可图的地方，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相互依赖。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邓小平持明确支持的态度。他不止一次地强调闭关自守的危害性，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他积极主张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国结束了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促进了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优化，也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易比率（或称“外贸依存度”），即外贸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据统计，197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仅为10%，到了199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34%，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在现代社会，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密切了中国同国际经济体系的联系，引领中国积极拥抱经济全球化，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民主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问题，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较僵化，不少地方还有封建家长制的残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清楚认识到，只有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保障和社会条件。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民主的重要性，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1979年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8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1986年他同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时提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从1978年到1987年，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要求进行以发扬民主为重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步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民主的科学决策制度逐步健全，基层民主也持续加强，种种事实说明中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又一次解放思想，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四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力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比如“八二宪法”的讨论和制定，就是一次体现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的典范。1982年4月“八二宪法”草案全文发布后，全国各族人民围绕宪法草案讨论了四个多月，“讨论的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广，足以表明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热情的高涨。”据统计，仅是位于西南边陲的贵州一地当时就组织了2286次讨论会。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繁重的，其进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事业将会推进得更加艰难，过程也将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现代化本身就是在“文艺复兴”这个伟大的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下诞生的。文化多元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反映了现代社会追求自由、平等、尊重和包容的价值取向。在文化发展上，邓小平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强调“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要求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防止文艺创作中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在邓小平的领导推动下，党和政府在政治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宽松解绑”，中国的文化产品如小说、散文、电影、电视、戏曲、美术、音乐等，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得到极大丰富，挣脱了改革开放以前一元化的标准，实现了质的飞跃。“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向前看文学”“知青文学”“报告文学”轮番登场，以至于有人感慨“从来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学观点能如此驳杂地相互辉映，并在心平气和地辩论中各领风骚；也从来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坛能在较短时间内，让西方百余年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在中国大陆上潇洒地走一回。”电影电视题材极大超出了单一的“主旋律”或“准主旋律”范围，反映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娱乐性题材占比不断提高。音乐演唱和创作也不再局限于红歌，新出的流行乐、摇滚乐让人应接不暇。美术裸体画也走出禁区，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除文艺作品以外，当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着或“狂飙突进”式的突变，或“和风细雨”式的微变，从“一元化”逐渐走向“多元化”。当然，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张力、“主流”和“多元化”之间的冲突、文化自主自由发展的条件和限界都不能忽视。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无疑是走向多元化，主导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接触、对话、碰撞、融汇。当前中国社会对多元文化形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这些都与邓小平个人的努力和改革开放后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
三、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视角看邓小平的历史价值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伟大变革就是殖民帝国的解体和民族国家的建立。”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民众愈发认同由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背景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民族身份，民族意识迅速觉醒。有论者提出：“欧美各国和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就是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尽管不同的国家奉行不同的国家理念，但国家主义仍是大多数国家所坚持的国家原则。国家主义的原则其实就是爱国主义的原则、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纵观邓小平的一生，民族利益始终是他在思考国际问题时的最高原则，中华民族的强大是他思维世界的出发点。邓小平这一代中国领导人，年轻时期面临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家灾难无比深重的局势，出于爱国热情，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救亡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成功转型为一个更加开放、现代化的国家，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这是他胸中爱国赤子情怀的直接体现。从他辉煌一生的长视角看，邓小平无愧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伟大爱国者。
爱国是邓小平制定内政外交方针的最根本原则。在他看来，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判，但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时绝对不可以讨价还价。20世纪80年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牵动着每一位中国人的心。英国首相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其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描述了她同邓小平围绕香港问题进行谈判的细节。书中，她以一种失败者无奈的口吻追忆了中英谈判的过程，表达了对邓小平的钦佩。“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十分坚决，说香港主权不在讨论之列。总之，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结束和邓小平的会谈后，撒切尔缓步走下台阶却不留神摔了一跤，这一幕被国际电视台反复播出，给人的印象是“铁娘子”撒切尔受到“钢铁公司”邓小平强硬姿态的震慑，差点磕了头，幸亏有旁边人的搀扶才没有跪下。其实，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过于强硬、不够变通。正如英国外交家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所说，邓小平“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撒切尔等人的谈判目标是以交换香港主权为代价，换得继续保留英国对香港的治权，并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1997年以后的香港繁荣稳定。这种诉求在邓小平看来是不可接受的，香港是中国人的香港，中国政府不会允许在移交主权后仍由外国人治理香港。曾参与草拟《中英联合声明》的英国外交家柯利达（Percy Cradock）对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情怀有着精辟的分析：“邓小平能够超越狭隘的革命背景，以行政领导人和爱国者的身份冷静地看问题。在香港问题上，他既是爱国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总之，他的对外政策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冷静考虑国家利益。”在面对诸如国家主权等不容谈判的问题上，邓小平决不会以牺牲国家主权利益为代价博得国际上的虚名。1989年后，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的封锁和制裁，邓小平毫不慌张和屈服，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可见，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至上始终是邓小平治理内政外交、制定国内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邓小平是“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中，对于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强大有着天然的情感，这种情感就表现为爱国主义。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相辅相成的，爱国主义成为实现国际主义目标在特定国家的具体表现。邓小平曾在同捷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坦露心迹：我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1997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邓小平最后几句话，深深打动了胡萨克，也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作为爱国者的邓小平，在制定国内外政策时会充分考虑本国利益，但这并不影响他深受国际社会的尊敬和赞扬。在任何文化和政治体系中，忠诚和爱国都是被人高度赞扬的品质，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则被视为最严重的道德和政治罪行。政治领导人的首要职责和核心品质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其行动和决策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提升人民福祉为最高准则。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都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大爱，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并且这一切的前提是决不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为在英国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作序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作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判断之后，中国大规模军事行动逐渐结束，中国军队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精兵之路，“一国两制”方案的提出，并将其运用于解决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以及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便是中国致力于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内和国际争端的典范。这说明邓小平的爱国不是狭隘的、唯我独尊式的“小爱”，而是对祖国繁荣昌盛与世界和平稳定的“博爱”和“大爱”。
四、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视角看邓小平的历史价值
恩格斯说：“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需要超越对其个人动机的简单分析，将人物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环境中去理解，特别是要考虑其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所处的特定的民族关系环境。邓小平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起就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一生再未动摇和改变过。战火年代，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赫赫战功。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他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付出了大量心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潮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内外部的重重压力，埋头干好自己的事，“使党和国家经受住了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以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为开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曲折到振兴的过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邓小平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把人类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认知提升到了新的科学水平。他曾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极为精辟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意思，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对前者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其实都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真正区分两种制度的恰恰是能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目标是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这也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三大提出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基本路线的重要性，他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讲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新话，这些重要论述是他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路径问题上的重大理论贡献。在实践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可抄，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先例可循，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打破思想桎梏，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些措施让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社会主义远不止苏联一种模式，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实现国家现代化完全可以存在新的路径。
改革开放曾引发国内外姓“社”姓“资”的争论，但无论是从总设计师邓小平个人的信仰和初心来看，还是从改革开放自身的坚守原则和发展逻辑来看，中国走的无疑是社会主义道路。由邓小平传奇一生的历史长镜头观之，他从青年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以来，就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终其一生，邓小平始终强调“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亮明自己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1978年，他在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有人问2000年中国还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邓小平回答：“我不知道2000年时中国会是什么样，但无论如何，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将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曾深情地说：“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邓小平是一位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矢志不渝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终极理想，他可以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难，在社会思潮混乱、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时敢于发声、廓清迷雾。在“南方谈话”中，已88岁高龄的邓小平就姓“资”姓“社”的问题作了极为精彩的回答，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对于廓清人们头脑中的迷雾、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将改革开放向更高层次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改革开放自身的坚守原则和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发展道路的性质和指向无疑是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的全面展开，邓小平发表了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重要讲话，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改革开放从始至终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积极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最终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尽管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和支持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但中国的国有经济持续发展壮大，依然在关键行业和领域中保持主导地位。据统计，1980年至1989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平均每年递增14.5%，国有资产总额在邮电、民航、铁路、电力、煤炭、石油开采、冶金、化工等关键行业或基础行业占社会同行业比重均在70%以上。1978—1991年，国有经济单位上缴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比例均在60%以上。可见，国有经济为改革承担了巨大成本，为国民经济健康、长远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党和政府还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等措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种种数据和事实有力地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的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若干重大事件的发生令世人震惊，很多西方政客、学者、媒体纷纷预言进入21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但无论是“共产主义消亡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未能成功预言人类历史，其中一个极有力的证伪实例便是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新的活力，社会主义中国巍然挺立在世界的东方。长期以来，人们心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仍有不少尚未散去的雾霭。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仍然是很年轻的制度，人类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处于不断深化和探索之中，远未臻于完善完满的境地。处在这样不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难免会遭遇或“左”或“右”的干扰。在艰难时刻，邓小平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国内外重重难关阻障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正是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国家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步入了快车道。美国学者马克·布莱彻（Marc Blecher）在《中国：一个反对偶像崇拜和厉行革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感慨：“现今世上视若神圣的东西太多了，而能对这些东西加以批判地鉴别、灵活地运用的人又太少了。”邓小平能够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大胆地把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向前推进，让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大浪潮的开拓者和弄潮儿，这样大的历史功绩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剧变，是国内外任何人、任何势力也否定不了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潜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从挫折到复兴的转变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政治家、大爱国者，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划时代人物。邓小平，这位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过并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光辉的形象以及宝贵的思想遗产将闪烁着永恒的价值光芒，流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永远为后人所铭记、怀念。
注释：
[1]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2]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8月23日。
[3] William James, Human Immortality: Two Supposed Objections to the Doctrine, Westminster, England: Archibald Constable, 1899.
[4] 《左传》，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
[5] 《春秋左传正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叶剑英年谱（1897—198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0] 李颖、程美东：《与邓小平一起亲历历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深切缅怀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2] 董保存：《原昆明军区政委刘志坚深情回忆小平同志的谈话艺术》，《解放军报》2004年8月5日。
[1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4] 程美东：《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蕴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9期。
[15] 程美东：《中国现代化思想史（1840—194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6] 冷溶：《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贡献》，《人民日报》2014年8月20日。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8] 《中国对外开放4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9] 刘力：《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出路何在》，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
[20]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1]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2] 程美东、沈湘平：《邓小平的思维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24] Frank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One Country, Two System”,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96.
[25] Richard 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93.
[26] 齐欣等：《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7] 于越、白墨：《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9] 《高放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0] 《邓小平文集（1925-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31] 埃尔维因·魏克德：《1976—1980年：我在中国当大使——前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的回忆》，祖卫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32] 潘岳：《中国国有经济总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3] 《中国统计年鉴（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34] Marc Blecher, Chi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conoclasm and Innovation in a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Country, London: Pinter, 1986.
程美东，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俊，（2000——），男，安徽池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发于《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