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历史性探索，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经济体制、历史方位、内在本质、发展动力、总体布局、战略规划、领导力量等基本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形成一系列宝贵理论成果，作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贡献，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探索；理论贡献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实践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经济体制、历史方位、内在本质、发展动力、总体布局、战略规划、领导力量等基本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有力突破了传统观念认识的思想束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历史性探索，作出了开创性理论贡献。

一、在全面整顿与伟大历史转折中创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开展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了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酝酿与准备阶段。

第一，在1975年全面整顿和1978年“北方谈话”中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在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针对“四人帮”提出的一系列扭曲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邓小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理论回应。他有力驳斥了“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提出“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揭示了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强调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初步判断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内在本质和根本任务，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形成埋下了理论伏笔。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期间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一般称为“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一是集中论述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深刻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突出强调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二是鲜明提出“一心一意搞建设”，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彰显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强大优越性。三是强调要打开国际视野，主动融入世界，紧跟时代潮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四是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五是初步提出要推进体制改革，突破苏联模式的体制束缚，建立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的新体制。这些观点已经触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些思想观点在其后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中得到系统展开，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式出场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第二，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中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百业待兴，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探寻一条崭新的道路。探寻新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就是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评价。然而，当时“两个凡是”方针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探索和开辟新发展道路的进程受到极大阻碍。“两个凡是”提出不久，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鲜明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应当着眼于其科学体系而不应当局限于其个别词句。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同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对“两个凡是”以及与之相关的极“左”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充分揭露了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两个凡是”实质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和本质要求。同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系统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和实践要求。他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思想路线问题”和“政治问题”。他号召全党破除迷信，把思想从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陈规束缚中解放出来。至此，“两个凡是”的方针被彻底破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重新恢复和确立，并在邓小平的系列理论阐释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确立，并在同“两个凡是”的思想交锋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奠定了扎实的哲学基础。

第三，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中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1978年12月18日，关涉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在此前中央工作会议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出了“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等一系列关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成功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从此，我们党“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此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破冰启航、逐浪前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立经济特区为标志的对外开放事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在农村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特区创办的过程中，面对传统思维限约下的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疑虑和困扰，邓小平澄清争论，郑重确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的社会主义属性，高度赞扬了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继续推进注入强大动力。在对改革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中，他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审视与判断，提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逐步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尝试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标志着其社会主义观逐渐发生重大突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在改革开放事业初期探索的实践中，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和阐释了“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系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初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分清了历史是非。特别是《决议》从社会主要矛盾、立足国情搞建设、生产关系变革、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族关系处理、国防军队建设、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以及党的建设等10个方面对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总结和概括，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这一理论总结和概括，反映了我们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程度和认识水平，初步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二、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之上创造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从多个层面对这一重大命题进行比较深刻的理论阐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式出场。

第一，鲜明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的中国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这个全党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其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对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阐释。一是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报告突破了传统观点主张的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决然对立的陈规旧识，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为经济体制改革预留了巨大空间。二是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报告“突破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传统认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系统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六大基本特征，特别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含义和重要地位，将这一问题“提得最高，说明得最完整”，成为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表现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面性要求的科学认识。三是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趋向的认识。报告对“渺茫论”“虚假论”等谬论进行了有力驳斥，从内在统一性的视角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阶段性目标的不断达成中“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四是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认识。报告突出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五是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认识。在邓小平提出“小康目标”的基础上，报告作出“两步走”的战略规划和系列战略安排，从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更具可视性和可操作性。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集中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面貌逐渐显露。

第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1984年，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全面展开。对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主要议程进行了专题研讨。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系统阐释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方向遵循、性质判定、主要任务和方针政策等方面对改革作出具体的规定和引导。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实现了对传统观念制约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决定》提出，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并非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相互排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发展必须自觉遵循价值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不能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要阶段。同时，《决定》也深刻认识到商品经济发展具有盲目性等固有弊端，强调必须进行“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决定》对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作出了凝练概括，郑重确认了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就计划与市场、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的内涵和作用范围等进行了明确界定。《决定》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阐发，实质上传达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鲜明意向，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邓小平高度评价《决定》的理论意义，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以一系列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1987年2月，在筹备党的十三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它们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科学认识。

第三，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加以强调，注重强化对改革开放的理论建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崭新理论内涵。伴随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和开放范围领域的逐渐扩大，改革开放在前行中也出现了经济外向程度不高、走私贩私、经济犯罪等一系列问题。加之经济特区外资引进力度和市场调节手段的加强，社会上再度出现了对于特区的责难和非议。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84年1月22日到2月17日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和广州、上海。他充分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强调特区具有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功能，要加强对特区的政策支持。1985年，针对国内外存在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会不会收”的疑问，邓小平再次明确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其后，在邓小平的推动下，经济特区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不断的试验探索中日益壮大，沿海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逐渐形成，改革开放蓬勃推进。在此过程中，邓小平逐渐加强对改革开放的理论建构，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改革开放理论。一是深刻强调改革的目的性和革命性。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通过变革陈旧僵化的体制机制，为社会生产力营造更大的解放和发展空间。同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没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二是深刻强调开放的必要性和方向性。一方面，邓小平着眼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以及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细化的时代形势，在对历史与现实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中正确揭示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认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日益紧密，中国的发展不能闭关自守，必须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从而为对外开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科学审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共存与竞争关系，认为“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并认为，在始终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以及“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的有力保障下，对外开放过程中传入中国的“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可以得到有效克服，对外开放不会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邪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改革和开放并提，将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加以突出强调，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改革开放理论，有力回应了要不要实行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等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崭新的理论内容。

三、在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战略规划、内在本质、经济体制、前途命运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和回答，取得重大创新理论成果，极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立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战略部署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回答。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胜利召开。大会在以往认识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鲜经验，取得了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一是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立论依据。二是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基本原则、发展途径和奋斗目标。三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并对“第二步”战略目标作出了具体的安排部署。四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作出系统阐发的基础上，摒弃“计划经济”的提法,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重要概念，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科学界定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作用范围和相互关系，强调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政策等作出初步界定，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五是直面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要经受住执政、改革和开放的考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和作用，从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力量的认识。六是结合新的实践经验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进行深层阐释，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我们“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和“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从而科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生成和发展的理论根基和现实依据，明确了其价值意义。七是从思想路线、道路探索、历史方位、根本任务、经济体制、动力条件、重要特征、基本遵循、国家统一、政党建设、外交战略、时代主题等12个方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 形成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凝练概述。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探索和回答，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同在此之前党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成果系统集成，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渐趋明朗。

第二，着眼破解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的诸多现实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经济体制和前途命运等基本问题进行科学回答。党的十三大之后，伴随改革开放的加快推进，经济发展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党和国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治理、整顿和改革。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趁机冒头。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同时，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遭受严重冲击、面临重大考验。在这何去何从的紧要历史关头，邓小平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坚定捍卫了光辉的社会主义旗帜”。他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允许乱”，“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经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新老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为了从更深层次消除人们的思想疑虑，引导人们科学认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要问题。一是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辩证统一的维度强调改革的革命性品质，突出强调生产力标准对于评判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成败的决定性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从而为解决姓“资”还是姓“社”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二是依循“生产力—生产关系—价值目标”的理论逻辑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深刻精准的扼要概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凝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三是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属性，两者都是经济调节的必要手段，从而进一步破除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决然对立、无法兼容的传统观念。四是突出强调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深刻强调“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五是突出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六是强调要从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曲折性的统一中，认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替代这一“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从而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特殊境遇中有力提振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南方谈话对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进行了有力纾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科学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得以正式建构。

四、结语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历史性探索，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贡献。一是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根基；二是系统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三是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四是精确判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五是初步提出继而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路径和基本遵循；六是深刻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协调发展，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七是科学阐释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有力廓清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建构，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九是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从总体上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这一系列历史性探索和开创性理论贡献，充分展现了邓小平“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周向军，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文豪，山东大学法学博士，济南，25010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ZDA001)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