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八百年的周代，因迁都，被分作两个阶段：西周和东周，而东周又被分为“春秋”和“战国”。西周分封天下，天下“共主”，也曾过着安稳的日子。犬戎之祸后，国都被迫东迁。隐患早已留存，国力迅速衰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已成空话；“共主”、“天子”，已是徒有虚名。历史进入了一个充满野心的时代。群雄争霸，刀光剑影的另一面，则是知识下移，士人辈出。
此前，知识完全为王室、诸侯及封建主垄断，官员也是老师，是相关权利部门的实际指挥者和教育者。其时，没有面向大众的教育，遍地都是文盲。到了东周，原先的权力体系，走向了没落，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诸侯国，经过兼并，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由几位霸主操控的“大国”。昔日领导阶层的社会贵族，大多沦为普通庶人。这些人中的多数，并不想脚踏实地做一名体力劳动者，他们开始尝试以“出卖”知识的方式，生活下去。如此一来，社会开始了新的分层。“士、农、工、商”，就是新分层的结果。其中，“士”的身份，最为复杂。
“士”们的前世，大多是周代贵族，部分是庶人中学有所成的胜出者。准确地说，“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在出身、学养、追求、理想等诸多方面差距很大，不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基本没有固定收入来源。迫于谋生，他们或者依附权贵，或者充任门客，或者举办私学，或者躬耕田野，或者游走经商，总之，他们多数“无恒产”却“有恒心”，游走不定，在所有其他社会阶层中穿梭往来。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一生都活在贫苦潦倒中。他们作为“士”的唯一共性，就是拥有一定的知识，属于社会的知识阶层。后来，孔子概而言之曰，“学而优则仕”，倒说到了实处。由“士”入“仕”，是他们的集体梦想。
“士”的幸运，是他们遇上了“好时代”。适逢诸侯争霸求贤若渴的时代需求，礼贤下士，成为社会风尚。士人的个人自信，陡然激增。士人“一怒而诸侯惧”（《孟子·滕文公下》），“士可杀不可辱”（《礼记·儒行》）等等说法，成为当时的时代写真。这是一个士人建功立业的时代，无意中，伴生出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辉煌的“子学时代”。
“子”，本是对年长德尊男子的尊称，就像现在的称“你”为“您”，多了一些鼻音，多了一份尊重。那个时代，缔造各种理论学说的“原创者”，被尊称为“子”，“子”们的原创成果，便称为“子学”。
“子学”众说纷纭，门类很多，号称“百家”，于是出现了对其“分类”或者“归类”。“分类”的一般原则，是按照其理论学说的思想特征和思想来源来定性。最早试图进行“分类”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公元前110年）。他的“分类”叫做“论六家要旨”，被儿子司马迁附在《史记》的最后《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将春秋战国“百家”概括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这一分类，是后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主要依据。
汉代刘向儿子刘歆是位大学者，和父亲一起整理官方图书。刘歆整理的结果，将“百家”概述为“十家”。班固（公元32——92）所撰《汉书·艺文志》用的就是这“十家”。其中六家与司马谈所说的雷同，另外增加了四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并且补充说，十家，其实是九家，因为“小说家”只是街谈巷议，上不了台面，真的不能算是一家。
一种理论学说，被冠以“家”，这透露了一个重要历史信息。“家”，是中国社会组织最重要的符号。在分封时代，家，曾经是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心，也是学术教育中心。不同的“家”，意味着不同的教育和不同的学术特色。于是，“百家争鸣”，既可以理解为各种不同理论学说的对抗，也可以理解为不同“家族”的文化哲学争鸣。“家族”式的理论传承，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生发展的鲜明特征。要注意的是，“家族”，在中国，不只是相同姓氏，也包括同门师生。“孔子世家”，就包含了孔子的学生。明代的方孝孺被朱棣“诛十族”，“族”者，家族也，其中“一族”，就是他的学生。
“家”，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家室”和“家业”。传统中国，一般来说，子承父业，父辈的职业，已经先在地决定了儿孙们的未来事业。社会分层和分工，导致了“专家”的出现。此时的“专家”，是指对某个领域或者层面具有独门知识的专门家庭。由于周室的衰落，官师不分的历史走到了尽头，原本的“官”，因为失去了官爵，而转身为“师”。刘歆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段“转身”历程：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义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讦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总言以上诸子)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去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上述文字，理清了各家的历史起由、思想特征和价值取向，也比较客观地点评了它们的长短优缺，并相信，只要全面兼顾、不偏不倚地汲取各家精要，便“可以通万方之略”，收获最丰厚的精神财富。
大致上说，周室政权渐衰，导致“礼失而求诸野”，这倒不是说知识开始被普通庶人掌握，而是说掌握“周礼”和知识的“家”，多数已经不在原来的高位上，而流落为普通庶人。当然，这些“家”毕竟不同于其他庶人，因为他们是“懂礼”的。他们多数是以“士”的面目，出现在民间。
一些以教授古籍和指导礼乐的专家“士人”，名为“儒”；一些以武艺为生的，名为“武士”，即“侠士”；一些以辩才著名的，教人语言艺术的，名为“辩者”或“辩士”；一些在巫医、占星、术数等方面有特长的，名为“方士”；一些帮助统治者担任治国理政顾问的，名为“法术之士”。当然，还有一些人，有学识有才华，但不堪时势社会动乱之苦，就主动退出社会，隐身山林，他们被名之“隐士”。顺便说一句，“隐逸”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色彩鲜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差不多成为各个历史时期躲避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的藏身后花园和自由吐纳的精神“氧吧”。
根据司马谈和刘歆的历史记载，进一步作历史考察，所谓“六家”，其实产生于不同“家族”的不同“家业”。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儒家出自于术士；墨家出自于武士；道家出自于隐士；名家出自于辩士；阴阳家出自于方士；法家出自于法术之士。
需要说明的是，这家与那家，主旨虽然各异，然而，都是植根并生长于中华大地。中国是内陆国家，自称“天下”，这个“天下”，就是“四海之内”，是被东南西北四海围起来的陆地。陆地上展开的最主要经济活动，毫无疑问就是农业。农为本，商为末，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坚守的基本国策，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能安居乐业、耕读传家，就是最大的幸福。《吕氏春秋》中，有一篇名叫《上农》。文中，对农商做了比较。“农”，朴实、勤劳、不自私，他们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是搬不走的，因此，有恒心，即使国家有难，他们也不会弃家而逃。“商”，就不一样了，他们自私、算计、诡计多端，他们的财产换成黄金细软，一旦有难，立刻就可以逃往国外。由此可以断言，“农”不仅在经济上重要于“商”，而且在道德和生活方式上，都要高尚于“商”。“上（尚）农”的道理就在这里。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诞生的哲学，必定是表达农业社会精神渴望的。诸子百家，实际上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这种渴望。
道家，就是把自然理想化，追求朴实无华，信奉知足常乐，反对奢靡纵欲和繁文缛节，谴责陷民众于各种道德说教之中。“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的这段文字，是对古代农村农业生活的生动写真。由此，顺从自然，讴歌自然，成了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
道家哲学最重要主题，就是沟通人和天，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真正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是的，这正是农民最大的渴望和理想。这种哲学相信，属于自然的，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僭越自然的，是人类不幸的根子。
儒学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农业社会的诉求。
土地，是农业的命脉，它是搬不走的。农民因此世代定居某地，耕种劳作。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生产生活的地方，也是其子子孙孙继续生活下去的地方。几代人生活在一起，是农村常态。为了生存，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中国式的家族制度。传统的五种基本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家族关系就占了三种，其余的君臣和朋友关系，中国人也换算成家庭关系，君臣换算成父子，朋友换算成兄弟。
为了家族的和谐团结，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了。“祖宗”，成了统摄整个家族的精神首领和灵魂，在家族成员里，得到的崇敬，超过了所有神灵。
基于中国社会现状，儒家学说，主要就是论证这种家族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儒家把社会关系当成家族关系来理解，从而把社会治理也按照家族管理来对待。《大学》把“君子”人格概括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掀开这一“君子”的面纱，其真面目就是农业社会成员的模范和代表。儒家学说的实践来源，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而理论不过是对这种经济生活做出伦理意义的解释和说明。
其余各家，各具特色，然而，总体上都是“上农”社会的不同侧面的理论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