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算起，到今年是四十五年。四十五年不是整数，所以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中央党史研究室高调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时间跨度为1949年到1978年，涉及文革部分仍然保持了1981年《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口径。官方在各种涉及历史的场合，对文革的基本宗旨其实是能少淡就少淡，能不谈就不谈。涉及文革的出版社和影视作品从严控制。但是，在官方主流以外，各种非主流的声音却在涌动。

其一，是文革初期崛起，进入中央领导层，因913事件下台的几位将军――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先后在香港出版了长篇回忆录，吴法宪回忆录于2007年出版，邱会作和李作鹏的回忆录于2011年在香港出版。他们都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錫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二十五人。到目前为止，除了汪东兴在世，其余都已去世，大部分人没有留下回忆录。只有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汪东兴在大陆出版过回忆录，但披露文革内情不多，李雪峰生前在别人帮助下完成了回忆录《文革十年》，只在期刊上选登了两章，其余尚未发表。陈伯达去世以后，儿子陈晓农整理出版了《陈伯达遗稿》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美国女学者维克特出版了《江青同志》，披露了文革中江青和她几次谈话的详细内容，算是一种独特的口述史。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都是他们自己晚年精心撰写，不受官方结论束缚，披露了大量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内幕，展示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之间复杂而奥妙的关系，对文革的发生、兴起和几次重大转折，给出了与中共主流结论大不相同的叙述。他们认为，毛泽东始终是文革的主导者，而不是被林彪集团或江青集团所利用。林彪因为想稳定军队，从1967年初就和江青发生冲突，到1970年庐山达到高潮。林彪主张结束文革，发展经济，和毛泽东出现裂痕。毛泽东将黄、吴、叶、李、邱定性为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并向地方军政干部吹风，迫使林彪出走，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攻势。因为几位将军都是高层政治活动的亲历者，他们提供的细节大面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所以受到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其二，是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和活跃人物，也纷纷撰写和出版回忆录。造反派和红卫兵当时是年轻人，现在已经到了60、70岁上下，有一种时间上紧迫感。他们感到自己亲历的文革真相需要呈现出来，才能对历史有所交待。其中，韩爱晶在香港出版的《清华蒯大富》，颇有代表性。韩爱晶、蒯大富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在文革初期并称为“五大领袖”，文革中后期均被拘禁审查。邓小平当政时期，除已经去世的谭厚兰，其他四人被判处有期徒刑。韩爱晶出狱以后，潜心著述，本书是第一个成果。他和蒯大富交往长达45年，一起上升到政坛的高峰，又一起陷入命运的谷底。出狱后，又先后定居在深圳。对于蒯大富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来龙去脉，韩爱晶不但是知情人，而且是命运攸关者。蒯大富从一个出身农家的普通大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博弈的政治棋局上的一颗重要棋子，在博弈过程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及王光美等高层政治要人，都与蒯大富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关系。韩爱晶力图以自己的亲身感受，结合史料，理出蒯大富和自己经历的文革史。也受到社会的关注。

当年各地造反派里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也不甘沉默。比如河南二七公社领导人袁庾华，创办郑州思想沙龙，以永远的造反派，旗帜鲜明的毛派自许。他们对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弱势阶层利益受损，权钱勾结，吏治腐败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主张，成为他们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柱。这种思潮，在中国底层社会，拥有不可小视的吸引力。

其三，一些民间学者，以独立精神治史，也推出了水平较高的学术成果。如启之的《内蒙文革实录》、何蜀的《为毛主席而战――重庆大武斗实录》，今年都在香港出版。

今年是华国锋诞辰90周年。华国锋是文革的终结者。但当政时间不长，领导权便被邓小平所取代。华国锋失势以后，主流宣传对他的评价多有贬损，直到去世。今年官方不事张扬地调整了对他的评价，承认他是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者，平反冤假错案的推动者，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持者。故乡山西交城，为他修建的陵墓也已竣工。这种调整，得到了民间的肯定。

中国大陆各界人士的政治见解已经趋向多元。依靠政权的力量让人们把思想定于一尊已经不可能。评说文革，势必要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上述思想动向，不过是百家争鸣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