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作品，被年轻的秦嬴政读到，嬴政欢喜若狂，因为作品的主张全说到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王者心坎了。嬴政毫不掩饰读后的内心激动，对左右高喊：“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瞧瞧，嬴政追星面目一览无余：我要是能与这位作者见面交流，我死也甘心！嬴政身旁的相国李斯说，我认识他，他是我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我来介绍你们认识吧！
一起来认识韩非吧。先读《史记》司马迁笔下的韩非：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韩国公子，喜欢政治学说，他从黄老学说出发，得出了自己一套独树一帜的学说。他说话结巴，但是能写。与李斯同窗，师于荀卿门下。李斯自感不才于韩非，一直心存妒忌。诸侯中，韩国最弱，韩非很想变法图强。屡屡上书，未有结果。他只有在孤愤中著书立说。现存《韩非子》五十余篇，基本就是他的孤愤之作。
嬴政引进人才，将韩公子礼请到秦国。韩非与老同学李斯成了同事。第二年，因李斯等人妒贤谗言，韩非被害。终年未“知天命”。嬴政信学韩非，行专制暴政。有人说，韩非死在自己的学说上。
政治有一条“潜规则”：阳用其言，阴废其人。历史上，一些很有学识的人给统治者建言献策，帮助统治者治国理政，结果呢，自己被统治者找个理由杀害了，而所献言策，却被统治者继续公开使用。韩非就是其中的一个，稍早些的商鞅也是一个。商鞅的改革方案，让秦富国强兵，他的下场是被秦五马分尸。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不是法家的开创者。在他之前，法家已有三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慎到，他认为，政治的关键是“势”，也就是权力。第二位是申不害，他认为，政治的关键是“术”，也就是所谓的权术，或者说，统治艺术。第三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商鞅，他认为，政治的关键是“法”，即严厉的处罚制度。当然，除了这三位代表性的人物,当年还有大量的士人，应运而生，辅佐王者治国，这些人实际上都可归类为法家人士。
由此看来，所谓法家，一开始就不是专门搞理论研究的，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被称作“法家”，并不意味他们是法律事务工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根本不懂法。他们的身份，用现在的话说，是政治智囊，身兼“政客”和“变法”策划者。因此，法家的“法”，不是法律的“法”，而是政治法度的“法”。讲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直存在一种误会，认为秦朝的短命，是因为李斯韩非们坚持“以法治国”造成的。这完全是误解。实际上，韩非们的“法”，根本就不是法律的“法”。
韩非站到了历史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就是“一天下”（天下归一）的时代浪潮，他完全相信老师荀卿的判断“四海之内若一家”。有了这个政治高度，才能审时度势，眼界高阔。他梳理了之前的法家各种思想，整合思想资源，为天下一统做思想准备。
插播一句，韩非的《韩非子》，非常类似于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马基耶维利的《君主论》，都是为新的国家统一，做思想准备的。这两本书，都是后世政治家们的必修课。
韩非发现，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以及商鞅的“法”，各有依据，各有优势，应该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法”，用以赏罚全体社会成员；“术”，用以驾驭群臣和官吏队伍；“势”，用以保障“法”和“术”的顺利推行。三者，缺一不可。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是以明主不怀爱而听，不留说而计。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故赏贤罚暴，誉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韩非子·八经》）
上述文字，在谆谆告诫君主：为君既要做人，又要做鬼。做到这些，确实不容易。有一条，务必牢记，既要“势”，又要“术”。“势”，是握住权力，威临天下；“术”，是用好人才，带好队伍。而这一切，能以公平公正公开的面目出现于天下的，那就是因为有对人人有效的“法”。
“法”，是稳定社会的政治基础，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公正性、普遍性和公开性。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韩非子·定法》）
法，就是官方制定赏罚社会成员的公共公开标准。韩非赞成商鞅“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列传》）这种做法。“法”不得推行，应该追究领导责任。为此，韩非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些思想，既有政治高度，又彰显政治公平。纠错儒家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了保障君主和政权的长远利益，他认为，即便是君主本人，也必须守法，不得“背法而专制”（《韩非子·南面》），应当“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韩非子·饰邪》）。
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定法》）
韩非承认，申不害强调“术”，是他的理论长处和特色。但是由于他“不擅其法”，不懂得用“法”去约束社会成员，造成的结果是：“奸多”!上行下效，玩奸耍滑，遍地都是阴谋家。总之，有“术”无“法”，不足以治国。
韩非认为，“术”，不该是全社会成员都有的东西，而该是君主的私有特权：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同上）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韩非子·难三》）
照韩非之见，君主应该把“法”向全社会公开。“布之于百姓者也”，律令公布于众，已经广而告之了，要死要活，自己选择吧。但是，“术”，必须私藏，不能显露，“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君主应当高深莫测，“潜御群臣”，心计在胸中，不能让群臣摸透，只在暗处操控群臣。
君主操控群臣的“术”，主要有两个：一是“循名而责实”。给你一个官职名分（“名”），就是给你一份承当相应责任的义务（“实”），你这个官职（名）究竟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实），“法”，已经规定好了。君主无需再次强调重复了，按“法”执行就好了。如果“名不副实”，如何结局，“法”也规定好了，已经为当事人准备好了违“法”的下场。
二是“操杀生之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同上）君主能“术”，是因为手有“两柄”：赏或者罚，生或者死。君主就是这个权力的拥有者，所以，做君主的，智商高不高，没有严格要求，一般的，也可以做下去。明君与昏君之间，没有明显界线，明君的善良可能激励臣子做得更好，昏君的犯浑可能是动辄大开杀戒，不给手下该有的改过机会。
韩非像老师荀卿一样，认定人性本恶。不同的是，荀卿相信，后天教化，人可以由恶而善。韩非则对人后天“由恶而善”的转化不感兴趣，他只把人当成恶的来对待。对人，他不相信“教”，只强调“罚”。
“势”，是“术”的依据。君主的权柄，就是“势”；“势”的发力运用就是“术”。“势”的来由，在慎到看来，是自然的，而在韩非看来，立“势”，还需要人为努力。对君主而言，“势”之威严，来自于君主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而不是来自于儒家所说的如何贤圣如何仁德。君主惩罚的一定是该惩罚的，哪怕是他的亲友；奖励的也应该是该奖励的，哪怕是他的敌人。在“法”面前，没有爱恨亲疏，只有公正公平。做到这点，君主才得民心，才能立“势”立威。
“法”、“术”、“势”三者，作用各异，可以互补：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有势有法，百姓安定；有术有法，统治到位。无法，会失去君威；无术，会失去君势；无势，则失去天下。三者相比，“势”，是“抱法”、“行术”的前提；“术”，是“处势”、“抱法”的方法；“法”，则是“行术”、“处势”的根据。
“术”和“势”，是执法的方式；法，才是基础和要害：
人主虽使人，必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以刑名收臣，以度量准下，此不可释也，君人者焉佚哉？（《韩非子·难二》）
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韩非子·说疑》）
君主“抱法”、“行术”、“处势”，三位一体，真正应该做到，立法公允、执法公正，行术无私，处势稳健。韩非坚信，所有君道，不在教化，唯严刑峻法，要摆在第一位。在这点上，他委婉批评了老师荀卿对教化能将恶变善的指望：
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
慈母对孩子的道德教化算是够耐心吧，却依然屡出逆子。德厚，并不能“治乱”；说服教育，取代不了暴力平叛。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同上）
按照韩非的说法，国家治理，要求的底线不是人人都做好事善事，而是人人不做坏事恶事。很多人在做好事，不等于这个国家治理好了，没有人去做坏事，才算是天下大治。所以，用“法”去制止人们做坏事，远远重要于，用教化去劝导人们做好事。
老师荀卿被称作儒家，学生韩非被称作法家，师生本同道，终又分道扬镳，两人拱手揖别处，应该就在这里。
老师荀卿终结了早期儒家，其实学生韩非也终结了法家。秦后，几乎再无学问家去奢谈什么“法治”问题（这里的“法治”，与今天所说的“依法治国”完全不相干）。话又说回来，表面看，法家好像胎死腹中，其实，作为政治实践，一直在为专制统治利用。只是在严刑峻法之上，加了顶道德仁义的帽子。师生二人，一阴一阳，一张一弛，为一统中国，贡献了统治艺术和治理哲学。
韩非个人之死，本是极具悲剧性的，但是，后世发出的同情声音不多。而指责的声音不断：
司马迁明白说，韩非法家“严而少恩”，只“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批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艺文志》）。批评的人，批评的声音还有很多。
本讲结束之前，最后讲一个韩非本人亲讲的非常有名的段子：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
这个收录中学课本的故事，大家是熟悉的。汉语里因此出现了“矛盾”这一组词。韩非讲这则故事，本意好像是举个证明，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同上）
尧和舜都被儒家誉为头号圣人，韩非则认为不可。世界上不能同时存在无坚不摧的矛和无坚不挡的盾，因此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头号圣人。尧是头号，舜就不可能是头号；反之亦然。当然，谁是头号，韩非没去做这个裁判，也无需去裁判，因为他的真实旨意并不在此。
尧舜其人其事，是老早以前的传闻，这里被韩非提及，不过是借以说事的道具。韩非的真意是，时下各种“显学”迷乱天下，都要做那个“头号”，严重阻滞“一天下”进程。“头号”只能是一个，政权也应该只有一个，否则就是无法“同世并立”的“矛盾”。
潜在意思，不言而喻：想“一天下”，就必须统一思想，统一到韩非子法家这条道上来。
韩非深情期盼的那个“一天下”终究还是来了，可悲的是，那是在他死后的十二年，他，永远无法亲眼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