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的“发展”在本质上不同于具体科学及科学同类的精神成果。哲学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这觉醒或觉悟虽然在时间上有早有晚,但并没有实质上的递进关系;哲学是“思想的思想”,是主体自我反思的精神状态,反映在哲学的对象上,表现为“理念的世界”或“可能的世界”,而不是科学所面对的“事实的世界”,这决定了哲学体系之间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可比性;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哲学的对象,决定了哲学没有科学意义的“真伪”、“是非”之别,不同的哲学智慧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财富。
关键词:哲学 发展 特殊性
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类精神文明的每一个领域似乎都能寻觅到自己发展的轨迹;每一“学问”都能寻根问祖般地找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上线”,也顺理成章地开花结果,发展到新的阶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某学说的“发展”历史。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把科学知识的发展历史比做拼搏的战场,科学知识只有过关斩将拚杀到最前沿,才会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站稳脚跟、独领风骚。可是,不可逆转的是,等待它的依然是被超越被淘汰的宿命,就象生就意味着死,科学的命运是注定或迟或早地被“证伪”(波普语)、被新的知识所超越和取代,正因为此,科学才有了新陈代谢意义上的发展。
与此不同,哲学的历史却只有空间上的不断展开,而没有时间上的递进超越、新陈代谢意义上的发展。尽管某一哲学体系会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然而实质上,哲学或智慧却不属于特定的时间。
哲学“发展”的特殊性,首先因为起源或发生上它与具体科学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衣食住行等等的所谓的“第一需要”产生了科学。于是,科学的任务被确定为识别事实、设定对象、找寻关系、理清因果、给出结论。这一活动的总的机制是功利而实用的,以试错法不断从错误中学习,寻找最“方便”于人的生活的合适方案。由于人们生活的需要有如雨后春笋总是层出不穷的,于是科学的活动必然是绵延不断、永无终点。人的需要决定了科学所提出的“方案”应当是后一个要优于前一个,因此,科学的发展就必然呈现出递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绝对不会先发明计算机而后发明算盘!
哲学的发生则与此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诞生于“闲暇”,康德说,哲学的产生是人的理性作无限要求的结果。其实,哲学的产生最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自我”意识的出现。表面上看,哲学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它不能吃,不能穿,不能满足感性生活的需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看起来没有用处的哲学却连同艺术、宗教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诞生了。人们惊讶的看到,原始人在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狼狈生存条件下,居然花费巨资建设神坛,居然攀登悬崖绝壁雕刻壁画,居然举首问苍穹追问人死何为家,……这一切决不是“闲暇”或“理性”二字所解释得通顺的。吃饱喝足了没事干,可以象狗一样半眯着眼睛打打盹,为什么要使出许多的华而不实的花招来自我折腾?
恰当的解释只能是,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人建立了自我意识,人意识到自我个体的独特存在。尽管“我”的意识仅仅是当下的那一束“知觉”(休谟语),可它却似乎有着无穷的力量,人生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自我意识的出现,导致的远远不止于生存或生活的需要的出现,更为隐蔽、更为深刻、更为抽象、更高层次的“需要”也出现了。人们企求在如下的问题上寻找合适的答案:自我的意义和价值,自我与他人之间合理的关系,自我与自然的关系,自我和自然的来由和归宿、生存和死亡的意义,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以及精神的出路,等等。类似的问题或许是无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出“第一需要”的问题。
显而易见,面对上述种种质疑,实验科学是无法给出合适的答案的。正是为了给人类的自我意识指引方向,为了生存的释疑,哲学诞生了。可是,自我意识提出的问题,如何又能通过自我意识来解决呢?这不成了瞎子给瞎子指路吗?
这里我们必须明白,哲学并不是通常意义的自我意识,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个体意识,而是更具社会性质的“集体无意识”的觉醒。“集体无意识”不是通常意义的意识,也不是纯粹个体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本能”。千百万年的人类活动尽管在历史和时间的冲刷下,失去了大多数的细节,但是,那些作为变化中的不变的东西却以极为简练的方式保存在“类的”(马克思语)无意识层面中。哲学的智慧正是这一层面的心灵觉醒。这是类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那个“理”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知识是“后天”获得的,可是,“理”却具有“先天”的意味。不然为何能称为“公理”呢?“公”者,人皆使然也。要让人人都同意,必须基于人的先天性。二加二等于四好像是算数老师教给学生的,其实不然,这里的“教”决不是后天的灌输,而仅仅是对人的先天性的唤起。如若不信,面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儿童,你去“教”他,让他“学习”二加二等于五,他会接受吗?他不会的,因为那不符合他的先天性。
哲学的发生机制正是类似于此,是人的先天性的无意识的深层唤醒。从第一个哲学问题的诞生开始,人类就试图给出“合适”的答案或解释。可是,由于哲学的问题之为哲学的,它的答案无法来自于经验直观,也无法来自于与对象的比照,因此,答案的“合适”永远只是个假定或认定,或者说只能是思想的“信念”和“相信”。“理解是为了信念,信念是为了可以理解”(奥古斯丁语),信念只是一种智慧的选择或态度。这一态度也许与经验和实证的知识有关,但它最终却取决于主体的自由选择。它不能计算,不能实验,不能验证,它只是信念自身。一个信念可以排斥另一个信念,可是却无法真正地推翻它或取代它。泰勒士相信水的真实性决不能推翻柏拉图对理念的相信。就像生活中,经常有飞机从空中掉下来,而前赴后继的乘客们还是“相信”自己乘坐的飞机是不会掉下来的。对生活的一定的态度让人们作出一定的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的生活可以没有科学,却时刻不可能没有对生活的态度,而让这样的“态度”理智化或理论化,就是类似于哲学的学问的工作了,这也同时决定了这类“学问”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说“人生是幸福的”与说“人生是不幸的”在经验里是两个相反的结论,可是没有孰对孰错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没有谁发展谁的问题。它们都可以在人的某种社会化了的“先天性”或由经验而“先验”的类的无意识中找到根据。
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另一个根据是来自哲学的思维方式。与具体科学围绕着客体或对象观察实验的客体中心的思维方式不同,哲学从一开始就没有那所谓的“具体”对象。所谓的“存在”,所谓的“本质”,都是虚拟的概念,如果非要让其还有点实际的含义,那它也只能象征着思考者的那一刻的思维真实罢了,所谓“心外无物”(王阳明语)，便点破了这层意思。人们习以为常地以为,在“事物”或“现象”中蕴藏着某种“本质”。可是,剖开来看,这一看法却似是而非。因为,事物并无固定的本质,只是在认识中,思维到了这个程度,就有了这么个本质;思维到了那个程度,就有了个那么个本质。盲人摸象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的对“本质”的认识并不真实代表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或终极结论,而只能从特定的层次上反映了人们思维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如果说,经验和科学还可以沿着某个方向往前继续摸索的话,哲学却不是这样。因为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主体自我的精神反思。从内容上说,离开了反思没有哲学,哲学就是反思的“学问”,而从形式上说,反思可以多种多样。在历史上,哲学最先是对上面提到的那个“存在”的反思。最先开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所有感官的人就是哲学家。最早的反思因此可以看做是对自身的“感性世界”的反叛。智慧和哲学让人试图超越其置身其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身外世界。它让人们相信另有一个完全同一、亘古不变的真实存在。
在这里,每一个哲学家都通过思维的反思,由多而一,由动推静,建立了哲学自身的“对象”,由于此种“对象”全无感性特征。因此,一方面,对象之间没有可比性,当然,也就没有对错、是非、真假的性质区别,也没有它们的程度的区分,当然,你也无法说,谁比谁高,谁“发展”了谁了;另一方面,在这些哲学家的反思面前,消失了那个人们视为真实的感性世界,从而掀开了一个似乎更为真实的“虚拟”世界的盖头。须知,这个看似虚拟的存在却恰好代表了人们理智的觉醒和思维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这里,思维的对象———不管思考者有无自觉的意识———正是思维自身!自觉到自身在做着“反思”的工作的是西方近代开始的哲学。这是哲学反思的又一历史类型。
无论是断言“我思维,所以我存在”的笛卡尔,还是撕开“四种假相”的培根,在他们身上,人们都会由衷地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哲学家们不再直面传统意义上的“对象”(存在),而反过来向自己提出一个从前被人们忽视而又本不应该忽视的问题:人的认识和思维究竟有无能力去面向对象作出“合适”的、“客观”的或真实的判断?认识的客观性或普遍性、必然性由什么来保证?也就是说,认识的首要任务是将认识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这便是典型的反思，也是典型的哲学思维方式。
尽管这时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似乎在形式上与古人相去甚远,然而究其实质,依然是殊途同归:他们都用自己的思维去建构自己的哲学对象,而这一对象的共同特征都是非感性、非具体、非时空、非“事实”的,换句话说,这一“对象”的唯一特性在于“它”的非对象性,用中国先哲的话说,是“玄”。无论思维如何的犀利、逻辑如何的缜密、表述如何的流畅,他们思想体系之间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可比性,他们之间也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对话”。
在近代哲学中,哲学家们的观点看起来是对立乃至冲突的,对立的双方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然而,站在局外一看就会发现,如果有一万年的时间去给他们争论,依然不会有谁胜谁负、谁高谁低的问题。这就是哲学。就近代哲学而言,休谟发展了笛卡尔吗?康德发展了洛克吗?在评价等一些重要问题上,哲学十分类似艺术:毕嘉索“发展”了达芬奇吗?《梁祝》就要“高”于《春江花月夜》?
现代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依然是反思的。不过,这一反思似乎又有了某些“新”的特征。由于新的境遇,也由于人类精神领域在量的方面的扩张,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膨胀的理性主义预期相左,科学的空前昌明并没有向人类奏响天堂之歌,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们幸运地有机会窥见理性背后的巨大阴影；人类梦寐以求的“文明”也可能是巨大的陷阱,由于过剩的营养和闲暇,人们正膨胀着肉体而迷失了精神方向。与近代哲学思维对认识或认识能力的反思相区别,现代哲学更多关照的是为理性长期所遮掩了“非理性”。生存意志、生命之流、情感、欲望、里比多,等等,人们试图展示立体的、血肉丰满的、真实的“自我”,正是这一自我,长期以来被理性主义丢失、颠倒,人被异化、单面化、非人化。
的确,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现代哲学在竭尽全力为人类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寻找出路。品种齐全的流派纷纷登场,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信奉者和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然而,在对哲学家们过人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智慧表示无尽的折服之后,身患重病的人们却无从选择,萨特?柏格森?马尔库塞?谁的水平更高?人们并不明白,哲学不是医学,也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科学,它们不能拿出一个比一个更优秀、更对症下药的药方。哲学仅仅是一种又一种的思路、一种又一种的选择。如果说,时间给了科学家们一个超过一个以创造更高更优秀成果的机会的话,那么，留给哲学家们的却是展示各不相同的“选择”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施太格穆勒(当代德国哲学家)称,哲学家们的关系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日益疏远,他们之间不但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对话,而且,哲学家之间愈来愈多的看不懂对方的书,听不懂对方的话,甚至连对方究竟在干什么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样的思维方式却诞生了相去甚远的思维结论,这是哲学自身生存的真实状况,也是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的一个具体表现。因为,哲学的思维结论是蕴涵于主体的,是主体某个层面、某个角度、某种视野的觉醒,它不是又看到了什么,又发现了什么,而只是这样或那样去看。
或许,哲学家詹姆斯的一个比喻可以让人深思:狗在追着松鼠绕着松树兜圈子,你说是狗在追松鼠呢,还是松鼠在追狗呢?科学可能持之以恒的研究争论下去,哲学家呢,可能挥挥袖子,走了,喝着酒,对旁人说,没有狗鼠在相互追逐,只有看热闹的眼睛!
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独特的、智慧的、反思的或“转向”(柏拉图、叔本华语)的,由此决定了其对象不是感性世界,而是思想本身。在哲学的“对象”里,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事物”,没有必然性,没有因果关系的制约,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面对这一特别的“世界”或“对象”,眼睛、耳朵、鼻子等感觉、科学或技术的一切手段、现代工业的所有工具和装备都不能提供任何的帮助,不仅如此,以经验和科技的手段去进行哲学的工作无异于南辕北辙。
文明可以通过手段和工具的改善而进步,而哲学却永远只能孤独而固执地跋涉于思维的荒漠,尽管它不断会有所发现、有所作为,然而,新的“发现”却不能真正取代“旧的”,就象新的艺术作品的诞生不仅不会使旧的艺术作品黯然失色,反而会使其更加熠熠生晖。哲学的新旧之间有比较,而无是非;有参照,而无递进;有争执,而无代谢。
黑格尔曾意味深长地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真正属于哲学历史的东西永远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的哲学之中。(参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然而不幸的是,在科学被神圣化、迷信化、被众多的人和主流价值观所顶礼膜拜的时代,智慧和哲学却不得不委身于时尚,卑微到标榜自身是“科学的”知识。
今天,科学被理性主义的价值观膨胀到无所不为、无所不能的境地,这一看起来势不可挡的趋势正在奔向科学的对立面或它致力反对的东西:愚昧、偏见和迷信。人们可能在某一特定的时空忘却了恰当的智慧,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最终还是智慧解救人们于水火之中。这也是历史不由自主地诞生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原因,也是它们得以多元展示、繁花似锦、自由伸张的理由。
哲学发展的特殊性还与哲学的评价方式血肉相连。对某种哲学体系或流派进行何种的评价、评论、批判、论述几乎完全取决于评论者的哲学态度或哲学史观。
一般来说,在哲学和科学没有真正分离的“自然哲学”时代,人们习惯于以科学的“标准”来评价哲学。在哲学问题上也使用着“对错”、“是非”、“真伪”、“科学”“不科学”等字眼或标准。这已为人们所司空见惯。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做法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对后来的哲学历史贻害无穷。事实上,即使是在中国或西方的古代,真正的先哲却以其坚韧不拔独立不羁的智慧品质,努力寻觅哲学评价的恰当方式。庄周深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而万不可自以为是而以己之是非去断他之是非。相反,应“游心”于物外、静心于久远,努力去寻找人生的智慧和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希腊,人们发现,亚里士多德以其独有的宽广襟怀,对他之前的哲学历史不仅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而且试图以“四因说”分而论之、评其长短、断其功过,没有一棍子打死,没有宣布谁对谁错。那种“我爱我的老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着实是让人高山仰止、仰慕至深。
然而,哲学与科学长期纠缠不清的关系，在不断制造着各式各样的历史误会。哲学逻辑的归纳的方法与演绎的方法本应是互补相生的,可是,培根却以自己的《新工具》的“真”去宣布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伪”;洛克硬是要拿“白板”来证明笛卡尔“内在观念”的子虚乌有,却不知经验与理性正好是人类认识的相依为命的二难兄弟;坚守自己原则的唯物论,在被唯心论一百次的打败后又重新站立起来,一百零一次地打败对手。可是,在这大打出手的背后真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或是非吗,真的是一方代表着“对”,另一方代表着错”?或许,科学里的“日心说”与“地心说”是不共戴天的,但它们间的决战在很短的历史里就胜败分明,可为什么所谓的唯物唯心在不共戴天的对峙下却又共同“戴天”了数千年了呢?是历史错了,还是有人错了?
康德没有对他之前的哲学作出较多的评论,但他试图宣布某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他称为的“独断主义”的时代。他意识到,在作出任何的评价之前,首先必须了解自身是否有“能力”作出恰当的评价。通过“批判”,他发现,是非判断属于科学的(知性的)判断,这种判断一方面具有某种意义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它又只是局部的、有限的主体判断。在全体中,相互反对的、势不两立的、彼此严重冲突的判断都能得到有效的证明而成立。对此,尽管骨子里依然是科学家的康德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却不得不承认,在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片面的“是非”之争是无意义的,因为那是属于“天才”的领域而不是科学的。他一生都在深情的盼望着未来会有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可历史却无情地辜负了这位多情的老人!现代的西方哲学是沿着康德的路线走的,同时也是沿着与他的意愿相反的方向走的。因为,事实上似乎不再有“科学的哲学”出现的机会了。
此后的黑格尔,尽管试图建立包容一切科学的哲学体系,并且身体力行,可是,到头来,站在柏林大学的讲台上,也只得宣布哲学在对象上完全不同于科学,而与艺术、宗教相通。于是,当他重回哲学的历史时,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当时的哲学大师而真正地指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哲学体系。相反,他宣布历史中哲学是永远活生生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它们都将以一个环节的方式保留于后来的哲学之中。在黑格尔对历史的评价中,体现的正是被后来的马克思、列宁等人高度称赞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事实上,哲学在历史或时间上的历程,与其说是历史的发展,远不如说是哲学在空间上的展开。某一种哲学智慧在时间(历史)的哪一个点上被发现,是偶然的,具体的历史状况可能为其提供了发生的契机,但是,人们却不能因为它发生得早一点或晚一点而断言它要低一点或高一点。“物极必反”、“水是万物的始基”、“美在和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等,你能因为说这些话的人已经死了数千年而说它们早就被淘汰了、过时了、被历史超越了,或者说,因为后来的哲学“发展”而被证明是“错误”的,是“伪科学”?
智慧的觉悟在“时间”上似乎有早有晚，却都是智慧。智慧与知识的一个根本区别在它没有时效性,永远不会成为可能过期的药品;智慧可能是历史的产物,但它却不属于特定的时间,而属于整个历史,因此,它们不存在历史或时间意义的的先后排序。当然,读一本哲学著作,哪怕是举世无双的巨著,切莫以为其中句句是真理、字字皆玑珠。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既不是求全责备专挑玑珠之外的糠渣,也不可搞名著崇拜、“一句顶一万句”,而应当善于发现那些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思想和智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价或论述本身也是一种智慧的发现过程。常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无论哲学的评价如何的分歧,是金子总会发光。历史的河流浩浩荡荡,大浪淘沙,历史总是恰如其分而倍加呵护地保存真正的能跨越时空的智慧和精神财富。它们不会因为民族的、种族的、阶级的、阶层的、政治的、权威的偏见或歧视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综观历史,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哲学间的指责、批评、对抗,并不是智慧的对抗,而是暂时的、局部的偏见之间的相互否定,因为，人们通常习惯于固执己见,犹如井底之蛙。可是,历史扬弃了片面和偏见,将那些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整合为全面。所以说,真理是具体的,因为具体正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说,真理是过程,因为只有历史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才能承担它的发现任务。
哲学历史中,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实践论与先验论之间、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禁欲主义与享乐主义之间等等都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到头来,对立面恰好是自身的盲点或恰当的补充,换句话说,哲学间的对抗常常是认友为敌、错打了朋友的耳光。中庸之道、辩证的度量、必要的张力等等思想之所以被人认作不可超越的智慧,就是因为它们都在试图抛开片面而引导人们少走弯路。可见,哲学的争论只是具体历史中的有始有终的游戏,而作为智慧颗粒的真谛却被历史默默的珍藏。每一智慧在其特定的领域内永远都在独领风骚。
尽管哲学在时间上看起来走了弯曲逶迤的道路,对话和争论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然而,从智慧的角度说,后来的不可能取代先到的,它们之间相互比较、相互补充、共生共荣。这才是哲学意义上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