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周报》3月4日的“书人茶话”版有一篇文章，题为《艾芜“江上行”一处误改》，其中指出，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6月出版的《艾芜文集》第三卷里的《江上行》有一处误改，读来颇有兴味。
《江上行》第七章写到高越之在船上吃饭时，见旁边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正在抄书，他议论说：“你看，这里还发现个未来的高尔基哩！”在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后，他又说；“中国是没有那样的环境，同时这船上也没有那样一个藏书丰富的厨子，所以有许多该成高尔基，都埋没了。”原来高尔基12岁到伏尔加河的轮船“善良号“上给一名厨师当学徒，那厨师有许多藏书，他逼着高尔基读书，成为高尔基的第一个老师。高尔基后来说，这“对我的教育起过有力的影响”，所以《江上行》的书中人物高越之才有这一番议论。
也许《艾芜文集》第三卷的编者没有读过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有关高尔基生平的著作，不了解这段典故，以为“藏书丰富的厨子”不合常理，“藏书丰富”的，应该是“橱子”，而不是“厨子”，所以把这一句改为“藏书丰富的橱子”。判断错了，也就改错了。
类似这种情况的误判误改，在社会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由于学识和经历的限制，对事物作出不确切的判断是难免的，如果到此为止，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如动手吧它按照自己的判断改过来，这一方面固然是负责任的表现，同时也难免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不良的后果。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复杂多样的，不能责怪误判误改者。
我也有一次被误判误改的经历。在一篇文章里，我提到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位好心的朋友却把它改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增加了一个“错”字，就和我的原意相反了。为此，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就叫《“错划”略辨》，说明“错划”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从1957年到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整个说来就是错误的，既不正确，也不必要。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一批批，一桩桩，全都是冤案，没有什么错划正划之别。而运用“错划”一语，等于承认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承认的确有一些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只是运动扩大化了，把一些不是右派分子的人划为右派分子，这属于错划。这就适应了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径，却完全违反了反右运动的历史事实。1981年6月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当年人们响应“帮助党整风”而提出一些批评建议，说成是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并且肯定“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此之前，1979年下发的两个关于反右运动的两个官方文件，用的也是“错划”一词。可见，“错划”是用来诠释官方结论的——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才出现了“错划”的失误。如果我们自己也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岂不是掉进了官方的陷阱吗？
《江上行》的误改和“错划”虽然都只有一字之差，但可以引申出不同的思考。“厨子”改为“橱子”，是明显的硬伤，没有人会否认这是误改，想来动手修改的编辑也不会否认。“错划”却不同，我的《“错划”略辨》在网上发表后，赞成和不赞成的难友、朋友都有。有些难友、朋友仍然认为，当年把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为右派分子，当然是错划。因为属于错划，改正平反才能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不肯定是错划，道歉赔偿的要求就失去了道义的根据和政治的理由。这个说法当然也有它的合理性。我注意到这几年来报刊上和网络上的文章，大部分仍然沿用“错划”的措辞。失望之余，觉得还是应该尊重别人的选择。在“被划为”和“被错划”之间，虽然可以引申出不同的推理，但事实本身没有什么差异。也就是说，“被划为”也好，“被错划”也好，指认的是同一个事物，我认为应该是“被划为”，他认为应该是“被错划”。既然双方都自以为是，那不妨就各是其是。由此推而广之，大至国家前途、社会发展，小至待人接物，家常琐事，都有必要保持各是其是的基本原则，允许人们自是其是。在这里，第一个“是”是动词，意为肯定、认为、坚持；第二个“是”是名词，指的是自认为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就是“实事求是”里的已经求得之“是”。
各是其是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坚持自己所是之是，同时也要尊重他人所是之是。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同时也有义务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既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想法看法，也不强迫别人改变他的想法看法。由于人们所处环境、所受教育及社会地位、物质利益各不相同，或同中有异，因而所接受的影响和所形成的学识认知也会有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差异，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在社会成员之间，很有必要实行各是其是的原则，既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各抒所见，又能尊重他人的观点，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社会成员不能各是其是，自己既没有独立的见解，只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又不允许别人有独立见解，出现不同意见就横加干涉，社会势必引起混乱，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那个荒谬绝伦的时代里，只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是真理，而且“一句顶一万句”，人们只能是毛泽东之所是，不能是自己之所是，不能表示任何不同的看法想法。如果有人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便会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遭到残酷的镇压。遗憾的是，这种禁绝各是其是的专制主义，长期以来不许批判，不许清算，不许总结教训，以致遗风仍在，至今犹然。表现为：指导思想定于一尊，意识形态纷纷亮剑，舆论导向不容违背，新闻出版杜绝异见，甚至在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也有所谓敏感人物敏感词的禁忌，删除封杀，时有所见。人们没有各是其是的自由，也就丧失了探求真理的自由。
这是因为，每个人所是之是，都是可以变化的，也是必然会变化的。人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所接受的教育，来自书报杂志的知识，社会生活的影响，亲友同事的感染，时时刻刻都在充实着、改变着每个人的所是之是。特别是经过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撞击，切磋琢磨，取长补短，有的吸取他人所是，补充丰富自己所是，有的放弃自己所是而接受他人所是。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又不能总是自是其是，而是要不断吸取他人之所是，以积累丰富我之所是。所以，从各是其是，即每个人的自是其是，各抒所见，到补充、改变或放弃自己所是，形成新的自是其是，展现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辩证过程。贯串于这个过程的，则是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是由各是其是达到认识真理的桥梁。
遗憾的是，自从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五十七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成为现实。八十年代在“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夹缝里，曾经闪烁过微弱的争鸣之光，却在八九年的坦克枪炮的轰鸣声中悄然熄灭。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答案就在这里。
百家意味着结社自由，争鸣则必须有新闻出版自由。就百家而言，具有独立见解的一家之言，可能出自一人，更多可能是出于数人、数十人、数百人的共识，在取得共识和参与争鸣的过程中，就会形成一定的流派，结成一定的社团，甚至以有组织的形式参与活动。至于争鸣需要一定的载体，就更不用说了。书报杂志的自由出版，可以把无数各是其是的思想观点，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相互交流，相互驳难，从而促进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与繁荣。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术争锋，给我们民族留下辉煌的历史记录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文明的先河。这些光辉灿烂的先例昭示我们，百家争鸣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是何等重要。
中共十八大提出12条核心价值观，并为培育和践行这些核心价值观而开展大力宣传。宣传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发动亿万民众，进行一场广泛群众性的大讨论，切实做到百家争鸣，通过百家争鸣来培育核心价值观，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践行核心价值观。而要切实做到百家争鸣，就需要开发报禁社禁，实施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在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条件下，切实开展百家争鸣，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也是产生大师级人才的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真理，洞如观火，为什么我们那些领导人就视而不见呢？
2014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