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下，就是指中国。从客观事实看，这句话谬以千里；从中国人的主观见识看，又确乎如此。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是把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当作天下的。在秦始皇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长期征战，在人们心目中，类似于今天的世界大战，是国家间的战争，而非国内动荡、军阀割据。

国家间的战争无非是侵略与反侵略，吞并与反吞并。今天世界的人们会理所当然地反对侵略和吞并，认为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在那个时代，反侵略反吞并的一方不一定代表正义，侵略吞并他国的一方不一定代表非正义，也不一定会受到谴责。前段时间有部电影《墨攻》，票房很好，正面反映墨家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主张“非攻”。但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墨家和平主义的思想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优势。比如《吕氏春秋》就反驳墨家“兼爱”、“非攻”思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伐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莫利厚也。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焉……”就当时的历史大势而言，势强而发动侵略吞并战争的一方甚至是耦合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到达终点，就到了秦始皇，他终结了历史，建立起“天下一家”的秦帝国。

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不仅是单纯的改朝换代，而是从原来的封建社会(分封国家)走向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权国家，走到一个有学者称之为“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形态。百家争鸣就发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此时代全社会之变化，至迅且剧，所以能孕育种种瑰玮思想者。”有军事之战，遂有思想之战；有百国之争，遂有百家之争。从孔子开始，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子继之，墨子给战国以光彩的开端。从此，他们开启了思想大师百家争鸣、竞相璀璨的时代。而这个伟大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各国间激烈的政治军事竞争迫切地需要智力的支持。纷乱的时代促动着各个国家的君主：生还是死，逞强还是示弱，合纵还是连横，避实能否击虚，围魏可否救赵……这诸多问题的回答都需要人才和智力的支撑。有人才，劣势会转化成优势；无人才，优势会变成劣势。各个君主都在建立自己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希望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方案和统治术。“21世纪最宝贵的是人才”，这句话完全可以运用到那个时代。有需求就有市场，有采购者必然会有出售者，何况还是政府采购。所以，知识分子周游列国出售智力的时代开始了。那个时候没有护照绿卡之说，智囊们迈开双脚就可以去游说君主。事实上，也确实是由于秦国采纳了法家学说，才决定了战国时代的落幕。

阶级的变迁、知识的普及、学术的激荡也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形成。在封建初期，知识阶级与贵族阶级几乎可以画等号。政治教育与政治经验掌握在少数贵族的手中，一般平民难以与闻。他们既无了解政治的能力，也没有参加政治的欲望。到了后期，贵族“小宗五世则迁”，加之贵族与平民通婚，贵族的知识便开始为平民所掌握。更重要的是，以前的教育为学官所掌握，在官府之外没有学问。到了孔子时代，开设私学，类似今天炒得很热的“孟母堂”，奉行有教无类，连一些大盗如禽滑厘也可以学成名贤。这样，百家争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不过，政治的战国时代，决定了思想的战国时代。政治要大一统，思想也需要大一统。思想的争鸣是表面的呈现，而思想的攻伐则是内里的实质。百家争鸣的最终目的不是维持乃至发扬这样的局面，而是终结这样的局面。每一家学说都不愿意与其他学说并存于世，而是力图战胜其他学说，只留自己硕果仅存。

而且，那个百家争鸣完全是政治思想的争鸣。要说这些争鸣是学问的话，几乎也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不涉及文学艺术之类。即便如孔子喜欢音乐，甚至有三月不知肉味之说，他也是认为音乐之道合乎政治治理之道，提倡“乐治”，把它跟君主治理之道联系起来。

所以，百家争鸣，繁荣得璀璨，单薄得苍白。

原载《北京青年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