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时限制，中国哲学只能讲到先秦。但是，这样一来，就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那就是作为中国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哲学，就完全没有提到。先秦的中国，没有佛教和佛学。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特意增加两讲，挂一漏万地介绍一下中国佛教及其哲学。
佛教是外来的，其何时又怎样传入中国，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比较可靠的时间说法，是在东汉期间。最初应该是作为某种“法术”传入的，类似于中国阴阳家和道教的神秘法术。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有长生的希冀，任何一种能迎合这种需要的“法术”，都可能找到发育蔓延的温床。就像现在各种被鼓吹得神奇无比的“养生术”，总能找到愿意大把送钱的主。佛教，最初应该是以“养生术”、“长生术”之类的面目出现的，它当时还不是教条，也没有固定的、清晰的教义，更没有后来才有的繁文缛节和宗教仪式。至少在公元四世纪之前，传教也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甚至有一种说法，佛祖，是老子“西去”隐居后收下的弟子。“西去”后的老子，远离中原，继续从事他的道德传播。这个说法，潜在意思是，佛教教义和佛经，不过是中国道家思想在“西方”的变种。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尽管没有任何历史根据可以证明，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中国佛教，跟道家思想存在密切关系。两者的近似度，的确很高。
这里，必须先明白一个概念。接下来讲的“中国佛教”，是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区别于“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这种区别是显然的，无需赘言。同时，“中国佛教”也区别于“存在于中国的佛教”。譬如说，唐僧西天取经回来翻译佛经，创立了唯识宗，其修行完全是印度式的，与中国文化几乎毫不相干。在中国，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唯识宗，只能算是“存在于中国的佛教”，不能算“中国佛教”。因为，中国，只是它的存放地，而不是它的生长地或传播地。
中国佛教，是指生长在中国的佛教。虽说“种子”是外来的，却萌芽生长在中国。这里的“生长”，是指经过中国文化的土壤、养分等培植而“生长”出来的。这叫“佛教的中国化”。换句话来说，离开了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道家文化的注解，人们是读不懂这种佛教的。在中国，道家，没有发展为道教；道教尊道家，不过是想借尸怀魂罢了。而中国佛教，倒是得助于道家，其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是直接或间接从道家那里拿来的。如“空”、“无”、“有”、“无我”、“无为”等等。中国佛教最主要宗派禅宗，几乎是照搬老庄哲学思想。人们发现，禅宗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实际上，与其说，这种历史影响是禅宗给的，远不如说，是道家学说给的。
当然，道家哲学，为什么自身没能衍生为“道家宗教”？并且，佛教又为什么能用上道家思想？还有，既然有了道家哲学，为什么又来个与道家精神相合的佛教？佛教和道家真正的区别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先搞清楚“学说”和“宗教”的关系。学说，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当然，宗教也有自己的理论。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是，“学说”的理论，服务的目标，是对其关注的问题做出理性“解释”；而“宗教”的理论，虽说也在“解释”，不过，它不是为了“解释”而“解释”，而是服务于信仰。就拿佛教和道家学说的关系来说，佛教借道家学说，是用来帮助“解释”的，它只在这一层意义才需要道家学说，过了这一层，它就不需要道家这个“工具”了。比如说，禅宗很需要老子的“虚心”、庄子的“坐忘”修行方法，于是就把它们移植过来，成为禅法。在老庄那里，“虚心”“坐忘”是为了人能清心寡欲健康幸福活着；而在禅宗这里，却是为了修成正果化身为佛。同一种方法，却指向不同目的。
经过了几百年的文化整合，才逐渐形成中国佛教，菩萨算是在中国正式“安家”了，拿到了中国的“绿卡”。这几百年里，小乘佛学和大乘佛学都翻译进了中国，不过，只有大乘佛学才真正在中国扎根。
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宗派，既可说是枝繁叶茂，也可说是各立门户。虽说各有自己的修行方法，但毕竟都是佛教，在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上，还是共同的。
中国佛教各派共同认为，现世人生的“苦”，来自于“业”的报应。业是因，报是果。所谓“业”，就是一个人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一切。行动就不用说了，每一个行动，都会产生结果，甚至每一个念想，每一次心动，也是“业”。凡是“业”，就一定会“报”，哪怕这个“报”要在遥远的未来出现，但一定会出现的。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兑现因“业”而“报”的过程。也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兑现报应而来的。一个人的今世，是整个生命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如何，是上个阶段（前世）的结果；而现世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也决定了未来阶段（来生）将会如何。今世是前世的果，又是来世的因；来世是今世的果，又是来世的来世的因……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这就是“因果轮回”，或者说“生死轮回”。业报，是造成一切有情感生命痛苦的根源。这就是佛教所说的“苦谛”。
有情感的生命，之所以斩不断因果轮回的业报链条，原因是“无明”。“无明”，就是被眼前世界的“实相”所蒙蔽障目，人们渴望在五光十色的现实中得到更多东西，迷恋身外之物，于此，滋生出各种贪念。越是贪生恋物，越是深陷生死轮回。要逃离轮回，唯一出路是消除“无明”，真正“觉悟”，觉悟就是印度佛教所说的“菩提”。
如果说，生死轮回，说的是佛教的“苦谛”，那么，“觉悟”，就涉及到佛教的另一个“真谛”：“空谛”。“无明”，就是被“实相”障目，没能看明这个“实在世界”，其实是空幻的，流逝的，万物都是暂时的，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句话，“空”，才是世界的真正本体；“实”，不过是流变的幻象。
中国佛教用两个证明，去证明“空谛”。
第一个证明：任何存在物，都是时间性的存在，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里。也就是说，所有万事万物，都有生有死，无一能永存。它们“存在”了多久？可能存在几年，可能存在几百万年，几百亿年，无论多少年，都是有限的。至于有“多久”的问题，只要算一笔账就清楚了：拿它存在的时间，除以它不存在的时间。是的，算出来的结论很伤心：它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而它不存在的时间是无限的，拿有限除以无限，结论是“约等于零”。佛教拿了一个特殊的“时间单位”表达这个“约等于零”：“一刹那”！在庄周那里，这个“约等于零”，被表述为“白驹过隙”。意思是一样的。
好了，万物都是有限的短暂存在，短到几乎不拥有时间，万物，皆过眼云烟。那么，什么才是这个世界的永恒？对了，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空”。
第二个证明：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条件性的存在。就是说，任何一物的存在，都是需要有条件的，不能孤立地完全脱离其他事物而存在。比如说，一棵树木，要存在，必须要有空气、水分、养分、土壤、阳光等等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就是这棵树能存在的“缘”。失去了这些“缘”，这棵树是没法存在的。问题是，任何“缘”能存在，也是需要“缘”的。对于那棵树而言，它得以存在的空气、水分、土壤等等“缘”能存在，也需要各自的“缘”。由此推问，这个世界的万物，谁能无条件（无缘）而可以存在？对，没有一物。推理的结果是，只有一样可以无条件存在，那就是“空”。
这个证明，与上组证明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
这两个非常逻辑、非常理性的证明帮助佛教揭示了自己的“真谛”：“实相”本虚幻，无物才是真。去“无明”的结果是，原来，费尽心机，贪迷痴恋，到头来，皆是竹篮捞水一场空。
中国佛教各个宗派，各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于修行者的“觉悟”。有了“空谛”觉悟，就能斩断因果轮回，生死轮回这个链条。具体说来，就在今世，断了贪迷痴恋之“业”，重新造“业”，新“业”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放弃对“实相”的贪恋，积淀功业，把自己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类似于个体的“死亡”，但又是“重生”，这种脱胎换骨的状态，被称作“涅槃”。佛教又称之为“灭谛”。
事实上，没有语言可以清楚表述什么才是“涅槃”。中国佛教里有许多比喻性的解释，不过，都还是无法达意的比喻。最后只能承认其无法言说。就像音乐一样，只能去听，至于音乐的“意思”，不是文字语言能清楚述说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语言的“意思”。后来禅宗有这样的意思，个人完全放弃了“我”的存在，那就是“涅槃”。
大约在公元六七世纪，中国佛教，不仅开始成功脱胎于印度佛教，而且开始了真正中国意义上的哲学思辨。这种思辨不仅对佛教是有价值的，而且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都是有价值的。这一时期，有位僧人，完成了他的佛学纲领性著作：《中论疏》、《十二门论疏》和《百论疏》。他就是中国佛教学术化的重要人物吉藏（公元549年——623年）。他被认定为“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
吉藏的最重要贡献，不是他创始了什么派门，而在于他以形上的思维方式，让佛教走进了哲学的空间。为佛教哲学的出现，更为禅宗的出现，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吉藏认为，佛法的要义，在于显示“无所得”之理。“有得”，是“邪”；“无得”是“正”。“破邪显正”，“唯破不立”。也就是，要在不断否定中寻找值得肯定的东西；“正”是什么？“邪”又是什么？两者是相对而言的，破了“邪”，才能显示什么是“正”。没有“邪”，也无所谓“正”。“正”，需要从“邪”的反面得到定义。肯定的东西，只有通过否定才显露出来。
照吉藏的说法，“破邪显正”，并不是成佛的最终目的。成佛的最高境地是终极的“至道”：“未曾邪正”，无所谓“邪”和“正”的分别。显正需要破邪，破邪是为了显正，既然邪已经破了，正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到此，正邪之分，没有任何意义。这才算是“心无所著”的境地了。
吉藏认为，真理（谛）可分“俗谛”和“真谛”。“俗谛”是一般的真理，如果俗谛是肯定的东西的话，那么，“真谛”则是对“俗谛”相对应的否定，因而更高级。两者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俗谛”“真谛”的决绝划分。同一条“谛”，在本层面上是“真谛”，是对同一层面“俗谛”的否定。而到了高一层面，它也成为被否定的东西，高一层面的“真谛”否定了它，因而成为高一层面的“俗谛”。
具体说来，吉藏分了三个层面的“俗谛”和“真谛”：
第一层面：
普通人认为万物是“有”（实相），不是“无”。这是“俗谛”。
诸佛说，万物是“无”，是“空”。这是“真谛”。
第二层面：
说万物是“有”和说万物是“无”，都是片面的。因此都是“俗谛”。
既非有又非无，才是“真谛”。
第三层面：
把无和有区别为二，与把有和无合二为一，都是“俗谛”。
非二分非不二分（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才是“真谛”。
最高层：
以上三层二谛，都是“教门”，超越了所有门派，才是最高真谛。
吉藏这种不断否定的方法，含有强烈的思辨和辩证精神，这个否定的过程，也是上面提到的“破邪显正”的过程，破邪到了最后，就是“无得”、“无依”、“心无所著”了。
显然，吉藏深受老庄哲学和同时代早些的玄学影响。道释两家，中心话题共同，都是形上的道理；甚至所用关键概念也相同，都在用“有”“无”等做文章；所用论证方法，也基本一致，都是通过否定而到达一个新的层次，不断否定，就不断登上新的层次。否定到最后，就否定了一切，连同自我，连同世界，都否定了，连同“否定”自身，也否定掉了。至此，什么也无从言说了。当年的庄子，就是用这个方法，达到“坐忘”之境：物我两忘，忘了一切，连这个“忘了一切”，也忘了。
应当说，对于中国佛教哲学来说，吉藏很重要，但他还只是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