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中叶，历史步入了战国中期，田氏齐国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外筑起了高门大屋，广延天下饱学之士来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参议国政，使这里迅速成为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史称稷下学宫。从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稷下学宫延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我们至今引以自豪的百家争鸣，主要就发生在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汇聚了来自列国的各种学术思想，战国中后期各主要学派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来到过稷下或与稷下有关。《史记》中描述齐宣王时稷下百家争鸣的盛况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邹衍、淳于髡、田骈、接舆、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诸子百家在这里长期并存，彼此交流切磋，通过争鸣辩驳而互相影响、互相吸取，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在这里迅速达到了鼎盛状态，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稷下百家争鸣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主要学派的思想都在这里发展到了自己的理论高峰。稷下百家争鸣的学术成就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这些主要的学派在稷下都发生了分化，产生了众多的支派，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辩驳的局面。同以往那种“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一个学派内部在传承中发生的自然分化不同，稷下的学派分化主要是不同学派之间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吸取而产生的，形成了很多犹如现代科学所谓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没有学术思想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充分争鸣，这样的分化是不会出现的。其次，稷下百家争鸣的学术成就还表现为学术思想的融合会通。在稷下，各主要学派都在以本学派的基本理论为本位而吸取其他学派的思想，在争鸣辩驳的同时又取长补短，从而形成融会贯通、互相渗透、逐渐趋同的局面。一些曾经势如水火的学派在寻求联手互补，一些原本互不搭界的学派也在形成共识，各学派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呈现出纷繁交织的复杂情况，每一个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同时兼有两家或多家学说的思想内容，以至于我们在给某位思想家或某部著作进行学派划分时常常感到很困难。稷下学术的这种既分化又融合的特点，代表了战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离开了百家争鸣的特定环境，是形不成如此局面的。第三，学术思想的分化和融合必然会导致学术创新。在稷下良好的学术环境下，各家各派在交流争鸣中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使得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和理论创造成为可能，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流派，为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探索出新的方向。例如，道家的黄老之学就是稷下学术的一个重要创新。该学派以道家学说为哲学基础，在政治上主张法治，吸收融合了儒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学派的学术思想，集各家学说的优势于一身。黄老之学既适应了时君世主的眼前需要，又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且引领着学术思想融合发展的大方向，所以最终能够“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黄老之学的出现，一改道家学派疏离政治的传统倾向，积极探讨治国之道，增强了道家适应时代需要的能力，为道家学派开辟了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全新的发展方向。再如，礼法结合的政治模式理论是稷下学术的另一个重要创新。儒家在先秦并不走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过于强调“礼”的道德教化作用而轻视法治的效用，不能快速收到富国强兵的实效以解列国君主的当务之急。稷下儒家大师荀子吸取了道家黄老之学调和儒法的积极成果，以儒家“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的基本理念为本位，将儒家的礼治主张同法家的法治主张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礼与法由过去的排斥对立变为联手互补，提出了礼主刑辅、阳儒阴法、王霸并用的政治模式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创新为传统的儒家学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地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增强了儒家学说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为即将出现的统一大帝国探索出了一个长治久安的治国方案。经荀子改造后的儒家学说最适合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成为汉代以后历代王朝长期采用的指导思想。谭嗣同曾指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正是对荀子政治理论的实用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准确概括。此外，精气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也是稷下学术的重要创新。精气理论是道家关于道的哲学理论同齐国传统的行气养生思想相结合而出现的新成果，阴阳五行学说则是原本产生于不同地域的阴阳学说同五行学说在稷下实现了合流，并吸纳了齐地流行的方术思想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

在稷下百家争鸣取得的这些学术成就中，道家的黄老之学和荀子礼法互补的政治模式理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虽然它们并没有来得及为当时的列国诸侯所实践，但却相继主导了汉代以降两千年整个一部中国历史。黄老之学在汉初一度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为社会的稳定和西汉王朝的繁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荀子的礼法结合、王霸并用的政治理论更是奠定了历代王朝治国模式的理论根基。稷下百家争鸣的所有学术成就，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和认真研究的文化遗产。

稷下的百家争鸣虽然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它作为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意义却是超越时代的。鉴古知今，稷下百家争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有很多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这些历史启示对于我们也许具有更高的价值。兹择其两点论列于下。

当年诸子百家在稷下的学术活动，内容主要是探讨治国之道，其积极成果对于齐国的强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历代王朝的治国实践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治国之道，大体上相当于如今所谓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技术那样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它却指导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指引国家和社会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发展，少走弯路，降低风险，减少代价，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任何科技成果产生的效益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相反，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重大决策的失误，造成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绝非某个科研项目或科学实验的失败所能比拟。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受到冷落或不能正常进行，迟早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教训值得记取。五十年代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旨在推行计划生育，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本来是十分适合我国国情的极有价值的前瞻性的科学理论，可惜由于“人多力量大”的认识误区，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错误的批判，结果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今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当年那个基于“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错误判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著名理论，曾经被说成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正是这个理论导致了十年动乱，把我们的国家拖向了灾难。试想，还有什么项目、试验、工程的失败造成的后果能比这更严重吗？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并不是任何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技术突破，而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正确理论，是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最近党中央强调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这实在是有远见的明智之举。

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是稷下百家争鸣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启示。百家之学之所以能够在稷下学宫得到良好的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同这里较为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分不开的。齐国政府对学术活动从不干预，并鼓励人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学者们在这里享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任何学说都是平等的，都不会受到压制，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甚至可以当面批评国君。学者们探讨的虽然是治国之道，但却不是出于政府和君主的意志，他们保持着学术和人格的独立，从不为了揣摩和迎合君主的意图而投其所好或发表投机性的言论，“从道不从君”是他们牢不可破的信条。在稷下，学术从来不是君主意志的注脚，君主也从不根据的自己的好恶而“独尊”或压制任何学说，而是任其独立思考，自由发展。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在这里发挥到了它的最大限度，堪称空前绝后。不幸的是，随着秦皇汉武的一统天下，百家争鸣就被漫长的思想定于一尊取代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此便与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无缘。独尊一家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钳制了人们的言论，破坏了学术生态，扼杀了文化繁荣，而且也是被独尊者的悲哀，使其丧失了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价值，沦为政治权力的寄生物和专制的工具。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是百家争鸣的真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是文化繁荣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弥足珍贵。以史为鉴，我们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就必须切实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倡导和保障学术独立。

以上两点又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方能保证和促进思想文化的多元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才能有活力和动力，才能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指导我们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