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岁那年，他说他老了。但这明摆着不是他的本意，紧接着他就说，“不过根据联合国最新公布的年龄段划分，我仍然算青年。”
“老”是因为，全身披挂着故事吧。一九九三年，草创时期的《三联生活周刊》新记者们见到的贺延光，简直就是出土文物。北大荒知青，北京崇文区某厂领导成员，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被捕入狱的抗议者，共青团中央委员，著名摄影记者……。无数大起大落，压在并不伟岸的身上。我第一次见他后，在日记里写下：“贺显瘦弱，棉毛衫外套一件马甲，手凉。不停地抽烟。”
他那时正追一个女孩。小他十多岁的石正茂也来《三联生活周刊》应聘。面试时，一位考官提问：“什么样的人是你心中的白马王子？”延光是在场考官之一，水灵的小石姑娘在众目睽睽下说：“现在的女孩，想像的成分太多，什么一米七五，皮肤白……我要找的是特别合适的人，而且能越调整越合适。外表是次要的。”听到这句，我瞥了延光一眼,见他拿倒了香烟，点火点到了过滤嘴上。
什么叫“年轻”？这概念太多歧义还有点神秘，比联合国的定位复杂。依我的标准，至少，它与每个人内心的清澈程度相关。
我和延光的交往直接明了，两人几乎才刚认识就大敞襟怀。那时的重中之重，是要创办一份新闻周刊。我们邀延光出任摄影部主任，延光对此（也包括对我）一见倾心。在一批倾力参与《三联生活周刊》创刊的朋友里，他是决意走出体制禁锢，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最坚定的人。
而有的同样热忱的朋友，就多一些审慎，多一些掂量。这不奇怪。九三年，从命运低谷重新出发的我们两手空空，前程未卜。三联书店率先吃螃蟹，引入港资创办媒体；我们这群人怀着蛰伏已久的新闻理想跃跃欲试；这样的搭配很自然引出一种可能：风险。
但愿许多年后的传媒人，将对我们曾经有过的惊弓之鸟状态感到匪夷所思(而不是依然感同身受)。中国大陆的传媒，就是这样颤颤巍巍走过来的。那时，决定我们是否能够顺利运转的合资公司，其营业申请迟迟未获批准。同一个投资者（香港《明报》主席于品海）参与的《中华工商时报》遇到种种困难。言之凿凿或者未经证实的坏消息接踵而来，说中央统战部打电话给新闻出版署，不同意《中华工商时报》与于品海合作；说广州的《南方周末》被停刊整顿；还有申办奥运失败、小平身体有恙、乃至京城一些机关大院停止播放香港卫星电视……这种种大背景小迹象，使朋友们确信“意识形态将收紧”，“生活”随时可能被“封杀”——“封杀”，是那一年我们使用频度很高的关键词。
三联书店没有接到任何文字指令，但我们好像已经被自己描绘的图景吓着了。有的好朋友盼有两全之策，一只脚踩到水里，积极参加“空转”（草创时期的培训和试运行），另一只脚留在岸上，不轻言“离开体制”。机敏的眼睛在观望。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和延光等人到香港考察传媒，接着我从北京去德国。就在首都机场和家人通电话时，得悉延光正万分焦虑地满世界找我。那时没有手机，我也没有BP机，延光要我妻子在我起飞前一定要转告一个重要情况：有朋友已经顶不住，在考虑“善后”，酝酿把我们招聘的记者转介到京城一些报纸。
延光态度明朗，队伍不能轻易散掉，散很容易，聚就困难！
他很早就提醒我，要尽快让周刊的高层成员和三联书店签约，不能长时间“兼职”，心挂两头。他全身心进入角色，每一次“空转”，都准时到达。他知道《三联生活周刊》不是《中国青年报》，“生活”是要上报摊的，上报摊要靠封面吃饭，那些日子里他常挂在嘴边的是，“市场是最无情的”。
对“政治安全”问题，他展开自己的调查核实。他甚至托人到外贸部，查出三联书店申请成立合资公司的文件尚锁在某人抽屉里，司长、处长均未得悉何种“指令”。他的结论，不必担心所谓的政治问题。他多次说，他现在就可以和三联签约。
那些如坐针毡的日子，许多细节已经淡忘，留在记忆中的，是情绪的激烈起伏波动。四月五日，清明，没有纷纷细雨，天突然燥热，刚上班就传来延光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和小石立刻驱车赶往医院。事业的坎坷，个人的不幸，一切一切混合成令人压抑的悲切空气。
到住院大楼门口，正逢老人的遗体被抬出。小石挽紧延光，延光流着泪，哽咽叙说着母亲的大小旧事。母亲年纪轻轻嫁到夫家，不久延光父亲去延安，十几年未归；解放后方团聚，在军营生下两男孩。忽得病瘫痪，上石膏一年，在床上动弹不得，只能用镜子看地上的孩子，地上，延光的小弟弟正在吃屎……一九七六年延光被捕，抄家的人对母亲说，贺延光是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 母亲说，我只知道贺延光是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如果周总理是反革命，那贺延光就是反革命!
延光的父亲叹息，今年天气热得早，燕子提前半个月来了，今天早上正想告诉她，可她还没来得及听到这消息，就去了……
送走延光母亲后仅一个多月，《三联生活周刊》遇到真正的危机。香港《明报》记者席杨被控“刺探金融机密”，遭逮捕后引发《明报》员工的抗议，老板于品海也头缠布条，参加在跑马地新华社门前的静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三联与于品海的合资计划即刻泡汤。我任执行主编的这一届编辑部，就此中止操作。
一帮血脉贲张的朋友，风云际会，指点江山，在永定门外面粉厂（临时办公地）纸上谈兵，磕磕碰碰；在净土胡同雪花电冰箱修理厂（租用的编辑部小楼）舞枪弄棒，灰头土脸。那些长短，那些恩怨，那些莫名的惊悸和狂躁，都戛然而止了。
我感谢延光，那段难忘的日子他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撑——用他那股子凛然正气。在香港考察，同去的一位主笔在与香港同行交流时心神不宁，举止也略显大大咧咧。回酒店的地铁上，延光神态严肃，一路批评那位老弟。我们在《明报》“见习”，我去参加总编辑董桥的编前会，去随新闻主任值班，延光则乘上采访车捕捉突发新闻。他碰上的是一位老妪被害，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和香港记者一同抢新闻，快门频摁，不遑多让。他的“大陆著名摄影家”身份稍晚才曝光，陈复礼等香港摄影界泰斗听说贺延光莅港，为他举行欢迎宴会。
在给“生活”新记者们讲课时，有人问他：当一名摄影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延光答以三字：“同情心”。
还有一件趣事。应考记者的人里，有个西装革履的油头青年。面试的时候，所有考官的目光都聚集到了他的手指上。
一考官问：你那只戒指重几克？
青年本能地用护住戒指：啊，五克，五克……
这名想当摄影记者的考生退出后，一个考官说，我最厌恶戴戒指的男人。另一个考官说，他极不自信，总在掩饰。延光说，别人穿什么我不管，摄影记者这副打扮，一看就不行。
这是对考官们自己的测试，透露出我们这拨人骨子里的信息。延光知道要适应环境更新自己，但不会为恐惧落伍而迎合潮流，改扮前卫。他能接受“让我一次爱个够”那样的流行歌曲，但更喜欢“乌油油的黑脊梁，汗珠子滚太阳”这种野腔土调。说到底，延光和我，还有卢跃刚、李大同等这整整一代传媒人，都是从红色模子里脱胎出来的。生于裂变年代，历史转型打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很深。
延光刻骨铭心地记着，在东北听说“林彪自我爆炸”消息的那一刻。那是个干部会议，大家挤在木板通铺上听传达文件。主持人毫无表情地宣布，林彪摔死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会场一片死寂。忽然，一声巨响，不结实的通铺被压垮了一端，知青们倾侧一地。
何止一次！这拨人的经历中，太多一惊一乍，太多突如其来的断裂和直转急下。一九七六年十月里的一天，牢房里的延光忽听高墙外有人群呼口号，而且半夜了还口号不断，并伴有阵阵锣鼓声。他马上猜想，是不是天变了！
离开《三联生活周刊》，我先是闭门读书，后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再去《南方周末》。在北京和延光极少见面，要走了，他开辆旧车，和小石请我还有“新闻调查”的编导张洁，去一家叫“南泥湾”的餐厅吃西北菜。这是送别，可是我记不起他说了什么打气鼓劲的话。印象中，只有餐厅里满眼的红花布，和友情的暖流。
有一次我从广州回北京，和《中国青年报》的老友们聚会。大家高谈阔论，声震屋瓦，从传媒现状扯到党国政治，从长江抗洪报道的操作扯到南海海权。有两个人比较沉默。一个是李方，这个小我们十来岁的杰出报人，小心地和亢奋的大哥们保持着距离。一个是我，《南方周末》多灾多难，我心事很重，容易给人谨言慎语、生怕隔墙有耳的错觉。延光很不高兴我那样子，硬邦邦地给了我一句：“哎，你老兄怎么这么深沉啊！”
延光还是那个延光，浑不吝。一九九八年他冲到长江决堤的最前线，二○○三年他进入危险的SARS病房，二○○五，拍紫阳葬礼，拍国共握手，拍久违的蒋彦永军医在公众场合出现，他的一切，都符合我所理解的他的性格逻辑。赤诚，这是他。
延光说，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财富是经历。不过我想说，经历这东西，包罗万象，有血水碱水，也有狼奶毒汁。它会催生正直和善良，同样会滋养世故、狡黠、阴鸷。即便是引为同道的好友，不必讳言，经历也给了我们一些不易矫正的积习。在自由极度匮乏的日子里长成，学养的不足，宽容的缺欠，伴随坚毅的偏执，混在炽热里的虚矫夸张，还有一点点自恋，以及与狼共舞时沾染的些许狼性……，这些都和我们如影相随。我们像双目圆睁的兵士，横亘在历史的道口——不许当政者再走回头路，不让极左死灰复燃，对思想钳制，对压抑个性，深恶痛绝；然而恰恰是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以种种“正义”压抑他人。
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新闻自由，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新闻自由，我们知道得并不多。当我们还在坑坑洼洼的小胡同里蹒跚学步，还在吭哧吭哧自习、操练、以期完成对自己的启蒙时，转眼间，老了，这回真的老了。
这一天终归要来：曾经的一清二楚变成蒙胧莫辨，曾经的不言而喻需要絮絮叨叨繁琐注解，风靡过一时的口头禅、流行语，成为大厚辞典里最小字号的词条，非探幽索隐则不知所云。痛苦，挣扎，躁狂，一代人的故事最终也会褪色、变形——以后来者的需求和趣味为转移，还可能湮灭于无形，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但我不怀疑，能够穿越时空的，是人的生命气息。是像延光那样一个个生气勃勃的人，留下的星星点点人格的灵光。
2007.3写于香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