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告别年迈的老母和弟兄姊妹，他踏上了由菲律宾前往中国大陆的轮船。3天前，即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本海军登上了菲律宾群岛。
告别的双手沉重地挥起而落下。泪水滚烫而下，灼伤了年轻的脸庞。幼稚的瞳仁里散发绝望，他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太平洋的海水缓缓前行，波涛一上一下，人心随着浮沉。码头犹然可见，亲人的身影早已没入稀疏的远方。岸边的呼喊声最终消沉了，只剩下甲板上浩淼的沉默。他用脏脏的袖子擦干了眼泪，倔强地转身不再回望岸边。那是一个8岁的瘦小的身躯，孤身一人将生命探向未知的时代。在那个无数个体生命被时代浪潮裹挟的岁月里，类似的场景并不鲜见。这些时代的负载者，在漂泊中显得零落而轻薄。
在躲过日军巨舰的追击和飞机轰炸之后，命运的轮船终于到达了祖辈的家乡—厦门。不曾想世势弄人，厦门在更早之前就沦陷了。这个8岁的菲律宾侨民，至今都不会忘记，跨过厦门海关关口的时候，仰头看那军容严整，神色肃杀，手挎明亮刺刀的日本宪兵队的情景。日本兵人高马大，头顶的钢盔幽灵般惨绿。他们踏着沉重而乌黑的皮靴，在空气中敲出死一般的气息。所有侨民都要脱光衣物验身，随行的钱财装饰尽数充公。他在鞋底藏着的母亲给他的唯一一块怀表，连同姊妹为他缝制的东南亚大花红布料，都被缴走。厦门岛，这个远渡重洋跋山涉水的最终目的地，给他的第一眼感觉，是整城的残垣断瓦，整城的万物萧疏。最让他恐惧的不是身上一无所有，也不是举目无亲，而是不知道在这个战乱之世，究竟靠什么才能活下来，活在这个对他来说既是祖国又是他乡的地方。一个8岁孩童的模糊的家国观念，在那一刻有点清晰起来。
1941年的时空里充满了民族的悲痛，巨大而深重，不过即便如此，个体的求生欲望也会拼命支撑人苟且下去。华人就是这样一个族群，你可以说他像蟑螂，像蚂蚁，像老鼠，可他们就是这样渺小而顽强地活着。纵然会被拍死、踩死、打死，也敢绵延不绝繁衍到今。这个渺小而顽强的族群，在地球上已经五千年了。这个8岁的孩童，这有着五千年历史族群的一分子，拼尽死力活了下来。他当过乞丐，躲过炸弹，做过童工，挨过大病，8岁的孩童，每一天都和死亡零距离接触。取道福建境内还未为战火波及的山道，从日军控制的厦门一路乞讨，他竟然步行半个月到达国军控制的南安县城。
我曾问过这一路的经历。他沉默了好久，告诉我：“什么叫饿殍千里，异子而食，以前在菲律宾的课本上读过，却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见识。”不忍心勾起老人惨烈的回忆，我没有再问。窗外的阳光直直地白白地投入进来，打在老人身上，叠映出一个8岁孩童小小的影子。半头的斑白耷在东南亚大花红衬衫上，在凝固的时空中显得坚硬刺手。
小的时候我爱逼他忆苦思甜，因为很好奇没有玩具没有卡通片的童年究竟怎么熬过。他都不说，面露愠色。后来长大了，却再也不敢问。因为我开始知道，在那个动辄以斤两来衡量人命的年代，谈论童年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都是构成我们大时代的砖瓦。取掉哪怕一块砖瓦，都无法构建出过往岁月的原貌。历史的本原从不温暖，也许只有血泪的残酷才能让人类的良知历久弥新。我亦明白了若以和平年代的童年比照70年前的战火流离，这在生命的天平上本身就缺乏等量的砝码。天平的一端翘起指向物质丰盈的遗忘，另一端则滑向一个民族开裂的伤口。
老人今年80岁了。现在的国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党龄。原中共中央驻福建第31军高炮连二连长，退伍老兵。他叫生。他果然再也没能够回到菲律宾。他的童年流亡了十年。这是中华民族的十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十年。
（二）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从1941年到1966年，25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8年抗战结束了，紧接着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马上就三反、五反。大饥荒的年代他也赶上了，虽然身在部队，也没有办法为家人谋得一点好处，哪怕帮已经出生的一对儿女多申请一袋面粉都不敢，因为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战士，必须严格恪守党的钢铁纪律。生当时是副连长，算是一官半职，但他为人正派，之前从不以职务之便为家庭谋利。眼看着一对子女因为营养不良日渐消瘦，心里十分不忍。生常常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啊，我们家怎么能搞特殊呢。但是子女很小很瘦弱啊，没有吃的东西会饿死的啊。思前想后了几个月，他最终决定向一个熟人购买部队剩下的余粮，是以当时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入了一点点。未曾想粮食吃没到一半，就被战友举报给上级领导，因此被部队处分，罚写检讨，停职处理。晚年他仍后悔这件“徇私”之事，认为是一生最大的污点。我却从中看到了人类理性的光辉。他不知道，在那十室九空饿殍千里的年代，他触犯军纪“徇私”买来的那一小袋大米，救活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以个人荣誉为代价，换来家族血脉的延续和传承。奋一时之勇，取人性大善，天地之间，亦未见有可堪于此之一二也。
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略过了他的爱情。对那一代人而言，爱情就是最平淡的白开水，没有一点杂质，是纯粹的单原色。这个年轻的军人，邂逅了一个年轻的大专女生。之后他们相爱，厮守了一辈子。我曾经见过他们的结婚照，是在厦门中山路的一个旧相馆拍的。那时没有彩色技术，黑白洗印出来，用颜色笔描上青一色的军绿。我看过很多那个时代的结婚照，都是这样的，一样的规格，一样的衣裳，一样的姿势。但是笑容各有各的不一样。从这笑容中才勉强能分别那个集体无意识的年代里被统一制服统一话语包裹下的不同的人类生命。人和人是毕竟不一样的。
他的妻叫玲。闽南原住民。一生很低调，甘愿做生背后的影子。也是过了很久，我才偶然得知，她和著名学者刘再复就读的是同一个中学。刘先生当时叫他“黄大姐”，玲待他像小弟。两位都是班上的尖子，后来中学毕业，刘再复先生得以上大学，玲因为家境贫穷选择报读专科。命运在这里岔开了道，当然也因此玲才能碰上生。80年代末期刘先生还有和玲通信，玲将信件视若珍宝，纵有千言万语，同学情深，仍难下一笔。等真正准备书之字句，刘先生已飘然出国，再无联系。直到二十年后，刘先生返厦大母校开讲《红楼悟语》，她才托儿子捎去个人近照。二十年生死两茫茫，国事变迁，沧海桑田，即便晚年，亦偶有壮烈。只不过在中国，个人的命运着实太难把握了，随便一个浪潮，都能轻易把你湮灭。谁能例外？当然这是后话了。
（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966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击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悍然侵略，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身穿越南军装，携带苏联武器，秘密入越帮助作战。这就是著名的“抗美援越”战争。这其中包括生所在的驻福建第31军高炮团第二连队。玲带着一对儿女，在厦门板头驻军开拔的营地，一把血一把泪的送走了生。整装待发的志愿军部队如巨大的绿色的移动森林，他们呼喊着响亮的口号，一拨一拨登上了前来接载的铁皮火车。两年前，我站在当年31军开拔的阵地遗址，想象数万绿色的钢铁战士如蚂蚁吞噬大虫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向蛇形的火车。火车呜呜启动，疾行而去，浓烟四起，震撼天地。一个个前来送行的亲属使劲地摇摆双手作别，军列里的战士们贴着窗户高声地喝他们回家。生在最后看一眼玲和子女之后马上正色，作为副连长的他必须以身作则不能表现出悲伤。他把连队的那些比他还年轻的战士一个一个拉回座位，然后开始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及入越作战的战略部署。军列呜呜开动，划开了生存和死亡的界限，数万的军队就这样一骑绝尘，留下月台上数万的亲属，久久不愿离去。玲揩了把泪，一边拽着天性顽劣的儿子，一边呵斥还小的女儿准备回家。谁知道这一去是不是永诀呢。一道以几十万年轻生命浇铸的钢铁长城正向远在万里的异水他乡越南急速行进，他们要在国境线之外筑起防线，抗美援越，保家卫国。而在中国，有另一道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妇孺、老弱组成的期盼和爱的港湾。他们默默持守，紧守乡土，为着不可知的未来，继续养育留下的年轻的生命，只为隐隐那一天，能够停泊归家的乡音。
这时广西境内的武斗已经发展到白热化阶段。入越军列到达南宁的时候，造反派竟然想抢志愿军的武器，作为武斗用途。那些同样年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丧心病狂地端起从军队武器库里抢来的重机枪，对着准备保卫国家的志愿军军列疯狂扫射。子弹啪啪啪密如雨下，铁皮车厢被钻出一个个豆大的弹孔。战士们愤怒无比，却只能强压怒火，不敢发作。谁让这些暴徒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呢，况且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子弹只能射向敌人的胸膛，怎么能把枪口对准兄弟同胞呢。子弹继续倾盆而下，在车厢上造出一团团刺烈的火花，火花腾空而起，合着“兄弟同胞”的喷射的火舌和弹片擦出的吱吱声，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最荒诞吊诡的奏鸣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到了边境，部队稍微休整，马上入越。越南的公路基本都被美军战机炸毁，中国的工兵趁着夜间抢修。新修的山道只能容一辆卡车通过，一旦有车抛锚，就连车带物资，全部推下山谷，不然可能会阻碍后续部队进行，延缓行军速度不说，更会被轰炸机偷袭。几十万志愿军，用锤敲，用铲翻，用手扒，用肩背，硬是最原始的方法修理出直通越南腹地的路线。越南地势险峻，地形崎岖，行军中不乏坠入悬崖者，亦无法相顾。一车车志愿军战士，冒着美军轰炸机的疯狂扫射和南越游击队埋下的地雷炸弹，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阵地前沿。他们穿着越南部队的军装，使用苏联制造的武器，以中国军人不怕死的顽强精神同美军和南越部队做殊死战斗。对方惊呼北越的战斗力提升如此之快，过了几个月才领悟原来是中国志愿军，悔之已晚矣。
中国入越部队以军事参谋、工兵、高炮兵团为主。生所在的31军高炮营2连就被推上了战斗的最前线。炮战是极为血腥的，虽然不用赤膊上阵，白刃相接，但是每一炮的发射精准与否都关系到整个阵地的存亡。美军的轰炸机往往一来几十上百架，遮天蔽日，蝗虫般一哄而上。他们的技术又高，装备极为先进，空对地的优势无与伦比。志愿军往往要发射两三百发炮弹，才能“碰运气”一般打下一架两架。而只需一枚炸弹落地，就足以让整个高炮团全军覆没。中国志愿军是高炮部队是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以数万血肉之躯和美军飞机周旋。生隔壁的炮兵连队，在一次防空战役中，不幸被炸弹击中，全连几十个人全灭，一个都没活下来。断裂的残肢和模糊的血肉挂满了被炸的解体的炮管。房顶、树枝上全是撕裂的头颅、肠子和衣物。生亲眼目睹地这一幕，以至于后半生每每想起，就忍不住作呕。
越南战争就这样拖着，消耗着敌对双方的精力、体力、财力。生命一天天在减少，但是每天又有新的生命被补充到阵地来。越南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它无情吞噬着一切生命，践踏着人类关于爱和美好的一切东西。它吞进的是千万有血有肉的生命，吐出的是无数无名无姓的尸骨。人类最残忍的一面在这场战争中集体爆发，屠刀所向，皆成片瓦。有流传出北越军队把美国俘虏绑上烟囱以此阻绝轰炸的，有流传美军士兵纯以随身匕首团灭一个村庄的。总之，在那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人性的一切美好品质都被踩在军靴之下，那关于道义和仁爱的准则被挑上双方的刺刀，悬空示众，以此嘲笑人类对道德的自负和无知。
战争的后期，美军发明了一种“子母弹”，即一颗大弹里包含数百颗小弹。大弹空投进阵地自动炸裂，小弹喷溅而出，四散而去，只要中的，必死无疑。这种战法极其歹毒，以消灭志愿军有生力量为首要目的，成本小，攻击范围广，在后期的防空战中屡被使用。生所在的二连队连长，一次正在战壕指挥战斗。美军空投子母弹下来，一块弹片划过连长的肚皮，将肠胃生生带了出来。连长的肚子仿佛被腰斩过一样，皮肉分离，白骨毕现。生是哭着和卫生员一起，捂住连长的肚子，一路小跑送回哨所。等到了以后，连长已经断气。从生到死，不过短短1分钟。1分钟以前，连长还在意气风发地部署战略，1分钟之后，连长已经变成冷冰冰的尸体。连长牺牲之后，由于部队减员严重，生代理二连正连长，继续指挥战斗。每天不断有美军的俘虏被押进集中营，每天又不断有志愿军战士死在阵地上。有的连队因为战斗减员太厉害，不得不把番号取消，重新编整。就这样循环往复，拉锯焦灼，炮战终于接近尾声。
31军高炮营二连在1967年末得到撤防命令，生带着弟兄们从越南撤回了中国。在接近中越边境的友谊关的时候，他和战友们拍了一张合照，也是唯一一张合照。这些九死一生的人们，仍然穿着越南的军装，手里握着毛主席语录，面对镜头，尴尬的笑着。生说：“过了关就是中国了，和平的日子在我眼前展开。我很高兴。”他是值得高兴的，每一个在战争中活下来的人都值得高兴。在人类文明破坏殆尽的时刻，在人类的自私自利以最极端的形式即战争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些为时势所裹挟身不由己的人们，凭着他们的生存本能与这巨大的集体无意识抗争，最终活了下来。这纵然不是哪一个政治集团的胜利，却实实在在是个人生命的胜利。哪怕我们深处的时代很失败，活着，就是最重要的。
（四）洛阳亲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生在越南作战的时候，玲拉扯着一对儿女艰难度日。国内的生存环境也很恶劣，且正直全国大武斗，厦门也一片腥风血雨。玲每天想的事情就是去邮局看一下有没有生从越南寄来的信件，哪怕只言片语，也能让他心安。儿女们却不懂事，照样天天玩和闹。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玲每天早上都要穿过武斗最激烈的现场---中山路，然后去邮局查信。武斗的造反派们架起机关枪互相射击，一整条中山路被打穿成泥泞的烂滩。头上飞过一排排子弹，脚下是造反派们投掷的铅石、铁叉，身边随时有血肉横飞者，这样都不能阻挡玲去查信。在远离战火的中国大陆，每一个志愿军战士的亲属亦是这样，只为探求父亲或丈夫之平安，不惜以身犯险。动乱之下，安有累卵。中国妇孺老弱展现出的巨大的坚忍和爱情，是那个年代最彪悍而苍凉的悲歌。她们的伟大或许让我们对于人性还有一丝期望，哪怕是一丝，也值得后人遥追并纪念。
生回国后专业到汽车厂。他并没有因为战争得到什么好处。80年代末退休在家，一直赋闲，然后照顾孙子。他的子女也没因此成为幸运的“军二代”或“红二代”，只是安安分分地守着一份小职业，做着中国社会中最最普通的一分子。生每个月的退休金不过1000块，和一些同时转业的战友没法比，他也不嫉妒，天天乐呵呵的。现在家里住的一套房子，是90年代，他和玲退休之后，用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盖起来的。他们和子女还有孙子，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不久前有一位年轻导演找到他，想了解共和国的抗美援越史，他尘封了几十年的画匣才慢慢打开。那是一副恢宏而浩大的画卷，是共和国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笔，那是共和国60年历史中一闪而过却弥足珍贵的历史断片，这样无数的历史断片连接起来，勾勒了1949年之后大陆人血泪汗水汇成的大江和大海。
需要说明的是，生在越南领过勋章，是越南总理范文同签发的。而到现在，国家官方媒体上，对于“抗美援越”这个大事件的正面披露相比同类的“抗美援朝”可谓少得可怜。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抗美援朝是经过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的，而抗美援越则属于秘密军事行动。援越的部队穿的是越南军装而非中国军装，编入的是越南部队而不是中国部队，这多少影响了后人对这场战役的评价，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惜。在那位青年导演做采访的时候，生还从陈旧的箱子里翻出当年从菲律宾侨迁到厦门的“侨民证”。这些都是他从未展示给别人看的东西，甚至于年代久远，自己都忘记了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抚摸着泛着残黄的勋章和破损已然模糊的“侨民证”，久久伫立在那里。生则唱起了入越作战时候最爱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一个菲律宾逃难的游民，一个抗美援越的战斗英雄，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些都不足以代表生身上所具有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那古老的、传统的隐忍的、为了家族不惜一切的顽强精神，那扎根乡土的浓厚情深，是那一代人的比较一致的共性。当我们褪去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还归每一个中国人的黄色面容，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在人类五千年的历史中山高水长，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中国人，这就足够了。
也许，还有一个更明确的称谓，对于我个人而言，它让我和生有了血脉上的亲近。那血管里流着的同样的血液，那身体里贮存的同样的记忆基因，使得我隔了两代而能上溯那风雨飘零的共和国岁月。生是我的爷爷，而我就是那位采访他的青年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