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大都是记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样书写倒也顺理成章。毕竟历史犹如一个大舞台，总在上演一幕幕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其中主要角色无疑是帝王将相。不过，小人物有时也会进入舞台，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甚至改变历史进程。汉代有个叫淳于缇萦的小女子，就曾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司马迁把这个小女子写进了历史，准确地说，写进了《史记•孝文本纪》。一个小女子，与皇家毫不沾亲带故，何以写入帝王的传记？司马迁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事实来说话。
汉文帝前元13年（公元前167年），农历五月，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该接受刑罚，朝廷下诏让狱官逮捕他，把他押解到京城长安。太仓令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被捕的太仓公临别时，冲女儿们骂道：“生孩子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都派不上用场！”小女儿缇萦见此情景，非常伤心地哭泣，要求跟随父亲来到长安。
尽管在长安人生地疏，小缇萦还是想方设法营救父亲，大胆地向朝廷申诉：“我的父亲做官时，齐国民众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因触犯法律，将受到严刑处罚。令我哀伤的是，受了死刑的人不能再活过来，受了肉刑的人肢体不能复合还原，犯人即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什么路可走了。因此，我愿意被收入官府做奴婢，来抵父亲应受的刑罚，使他得以悔过自新。”
缇萦的书信上传到文帝那里，文帝读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深深为之感动，生起悲悯之心。经过深思熟虑，汉文帝果断地发布了废除肉刑的诏书：“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其实，淳于意究竟是否犯罪还值得怀疑。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淳于意“少而喜医方术”，曾得神医乘阳庆的秘传，医术非常精湛。即便他做了太仓令，仍不改专家学者的本色，不时治病救人。但是，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清高，不屑于巴结权贵。当时一些诸侯王都想召淳于意为做宫廷医生，均被他婉言谢绝了。后来，他干脆辞去官职，行医于民间。由于他时常拒绝去朱门高第出诊，遭致权贵们的嫉恨，故而唆使人诬告，给他罗织“莫须有”的罪名。那时候尚未进入法治状态，别管淳于意是否犯罪，既然别人告发你有罪，就可以给你定罪；既然定罪了，就得遭受肉刑。幸好，小女儿缇萦大胆抗争，不惜以身为父赎罪，否则，淳于意难以保全身体完整。
一纸诏书，既使淳于意免遭肉刑，又使肉刑这一恶法得以废除。这是中国法律史上一次重大事件，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具有进步意义。《汉书•刑法志》反映，汉文帝的诏书一发布，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随即根据它修改有关法律条款，并上报汉文帝批准施行。具体来说，就是以髡钳为城旦舂（徒刑之一）代替黥刑，以笞三百代替劓刑，以笞五百代替斩左趾（刖刑），等等。汉文帝废除肉刑，其本意是想减轻刑罚。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新问题，如在施行笞刑时，往往没有打到三百、五百，犯人就一命呜呼了。针对“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弊端，汉文帝的继任者汉景帝先后两次下诏，对那些法律条款做了进一步修改，使之趋于合理完善。不管怎样，汉文帝废除商周以来的肉刑，是中华刑罚制度从野蛮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改革，为刑制向后来的“五刑”（笞、杖、徙、流、死）过渡奠定了基础。
有趣的是，这次刑罚制度的改革是由最高统治者与世间弱女子的互动而促成的。尽管时过境迁，今天回溯这段往事，我们仍能从中获得诸多的感悟和启示。简而言之，至少有几点值得肯定。
首先，小人物也能改变法度，但必须据理力争。当淳于意被捕的时候，他即预知自己将要遭受肉刑，这是不可抗拒的法定的命运。他多么渴望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为自己申辩冤曲，洗刷罪名。没想到，小女儿缇萦含泪站了出来，竭力为父亲抗争。生长在闺阁之中，她很少与外界接触，不了解父亲与他人的恩怨，不能就父亲的罪行进行申辩。但是，她选择了另一种途径抗争，即在承认“有罪推定”的前提下，把矛头指向肉刑。她向皇帝上书，指出肉刑的不人道、不合理；为了使父亲免于酷刑，她情愿以身为奴相赎，以牺牲自己的人身权利表示对肉刑的坚决否定。从缇萦的字里行间，汉文帝不仅感受到她对父亲的一片孝心，而且感受到她对恶法的强烈批判。试想，没有这个小女子的大声疾呼，汉文帝会主动废除肉刑么？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小人物要维护自身的尊严和权益，关键取决于自己，你若是勇于抗争，倒能换来较好的命运；你若是逆来顺受，终究有吃不完的苦头。当然，抗争并不意味着暴力对抗，甘地式的不合作、缇萦式的“上访”，也有可行的抗争选项。
其次，当权者也要顺应民心，适时进行改革或调整。缇萦的抗争固然令人叹服，汉文帝的抉择更值得肯定。毕竟他是最高统治者，若不得到他的首肯，想要废除肉刑，绝对没门。当然，汉文帝做出这样的抉择，无疑与他性情宽厚仁慈有关，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民心向背决定王朝的兴衰成败。早在即位后的第二年，他就对官方堵塞言论的作法表示不满，严肃指出：“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後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可见，汉文帝反对以言论治罪，提供下情上达，乐于倾听民众的呼声。所以，当他看了缇萦的书信之后，立即顺应她的诉求，果断做出废除肉刑的决定，而不是一味抱残守缺，绝不更改祖宗传下的恶法。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设计与操作层面的原因，导致改革后的刑罚依然过重，未免违背汉文帝的初衷；好在汉景帝秉承了父亲的治国理念，通过进一步调整，较好地解决了新问题。
再次，官与民之间良性互动，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可以说，这一次法制改革是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试想，假如当时没有宽松的政治环境，官方一味靠打压“维稳”，缇萦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上达天听。最起码，她迈不过“截访”这一关，即便让她跟父亲到了长安，家乡的截访人员也会时刻跟踪，绝不会任她去朝廷上访。退一步说，即便她侥幸摆脱了跟踪，京城治安人员也会对她进行拦截，不是以某个罪名将她关押起来，就是把她遣送回家。再退一步说，即便她侥幸避免了拦截，朝中大臣也未必受理她的书信。再者，若未遇到贤明的君主，任凭她怎么诉说，终究是白搭。当然，这只是基于某种理念的假设。缇萦应该庆幸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推崇黄老治术的时代，故有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她得以叩问权力中心，以致影响法制改革的进程。
耐人寻味的是，文景二帝推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却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不过，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宏观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所不为，就是尽量不扰民、不折腾，给民众以更多的自由，使之安居乐业。相比之下，秦王朝推行“有为而治”，崇尚严刑竣法，以为靠暴力的高压可维持长治久安。“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无论是官吏，还是民众，动辄得咎，遭致重刑，整个社会弥漫着人人自危的心态。陈胜、吴广率领一批农民工执行任务，由于遇上大雨延误期限，依照法令，将要被处死。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揭竿而起，举起反抗的大旗。一时间，天下响应者风起云涌，秦王朝旋即土崩瓦解。由此看来，一个小女子促成了肉刑的废除，实为缇萦与父亲之大幸，更是西汉王朝之大幸。
本文刊载在2013年9月2日《学习时报》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