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讲述了晚清著名人物陈三立的心路历程。他在戊戌变法中，协助父亲陈宝箴奋发革新，而变法失败后失意政坛，诗酒怡情。进入民国后更是格格不入，成了“前清守墓人”。
■维新不同心
一转眼，戊戌变法已整整110周年了。春梦并非了无痕，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
他说，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为一谈，其中一源以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另一源就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即是代表。
陈三立一度也曾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过“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以才辩器重启超”。
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等湖南维新同道的分歧日益加深，有些分歧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但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陈氏父子则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开明的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氏父子也并不认同谭嗣同那种冲决网罗的思想，他们不想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来代替“政治家现实的变革”。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古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
1898年百日维新转瞬即逝，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
和康有为等人相比，陈氏父子的步子要走得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他们当时耿耿于怀的是渐进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冒进而夭折，他们对康、梁的不满可想而知。
■旧臣空怀旧
物换星移，当1914年夏天，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重逢时，清王朝已崩溃，回首往事，当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阅尽沧桑之后，把酒换盏，他们都曾是“先帝旧臣”，毕竟同是戊戌维新党人，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园、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们叙旧的声音、徜徉湖山园林之间的身影。
自从戊戌政变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和他才在南京重逢。陈在“散原精舍”设下酒宴，特别“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梁启超。梁启超大开酒戒，开怀“相与痛饮”，“大醉而归”，追怀往事，禁不住“嘘唏长叹”，伤心不已。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的早逝都引起了他们无限的伤感，他们同声叹息“今不可复得矣”。毕竟都是维新梦中人，阅尽兴亡之后，陈三立超越了对康、梁的恩怨，他们晚年的交往，凸显出内心深刻的无奈和时代的沧桑感。
陈三立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有意思的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两句。戊戌政变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
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拒绝了。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而再地哀叹“我辈今为亡国人”、“负手了今昔”、“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但是在日寇入境，大好河山即将沦陷之时，他身上又显示出了一种浩然之气。
清朝垮台之后，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陈三立大量写体旧诗，虽然清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像个古董，已然是属于过去的人物，与其说他是个诗人，还不如称他是前清的守墓人。遥想当年，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与谭嗣同等同被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
■济世佳公子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江西“义宁陈家”如今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陈三立生于1853年，1889年进士，曾担任吏部主事，不久辞职南下，湖北的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赏识。他一生功业主要是辅佐父亲陈宝箴推动湖南新政，从1895年到1898年，不足三年。
1895年8月，陈宝箴以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抚，生平第一次有了独当一面、一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没有职位，但在整个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劳很大，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一些具体事务。当时很重要的矿务总局，他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改革发原（源）于湘，散源（原）实主之”，这是欧阳竞无的说法。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他将精通舆地的湖南学者邹代钧请回长沙，此前，他们在武昌一起议论国事，颇有共识。邹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盛赞陈宝箴“识见为当今所无也”，当时的他们计划是以湖南为天下富强之先，并与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联成一气，以撑东南大局。
因时势而成的湖南新政，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当然是毫无争议的中心人物，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陈三立是湖南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并不是凭空想象，正是他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等“一班活活泼泼的壮年名士”，因缘际会，聚集在湖南一隅，成为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们欲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在他们的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武备学堂出现了，算学堂、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短短两年间，有了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推动政治参与，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南学会”的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一代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在“南学会”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学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40人。参加者章士钊、杨树达等回忆，陈宝箴亲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
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请了梁。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他说自己第一次读到《时务报》，“心气舒豁，顿为之喜”，认为“必能渐开风气”，此前他听说梁启超“乃旷代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
事实证明，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对湖南影响很深。无论是请先生，还是选学生，都显示了陈三立的见识。1922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重逢，谈及蔡锷，他告诉梁，当年蔡锷来考时务学堂，只有14岁，文章不通，已经被排除在录取名单外了，是他看蔡锷年少特别录取的，果然后来有大成。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神州袖手人
湖南新政推行的过程，阻力一直存在，1898年春天，左都御史、长沙人徐树铭就在保守派的怂恿下，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要求责令撤换梁启超，另外请人主持时务学堂。6月18日，陈宝箴保荐了“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的17人，其中包括杨锐、刘光第、陈宝琛等。刘光第与他素不相识，杨锐则是张之洞的门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举荐将为他们父子带来灾难。
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长沙，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据说这是荣禄、王文韶苦求的结果，否则也有可能发配新疆。
在移交完湖南巡抚印信后，陈宝箴一家踏上了返乡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陈三立忧国之念虽未泯灭，从此“不再与闻政事，唯以文章行谊，为世推重”。
陈氏父子罢黜后，有人以为陈宝箴是为儿子所误，王闿运叹息：“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并从宋、明历史中找出依据，说王安石变法时，遇事都由儿子主持，严嵩当国，也唯儿子世藩之言是从，这不过是江西人的惯例，不值得奇怪。
对陈氏父子的议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陈三立主持矿务，一位朋友谋事被拒，心怀怨望，在陈家落难后，写匿名信嘲讽，“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陈夫人俞明诗看罢，微笑着说：“此二句却佳”。戊戌变法失败对陈家的打击之沉重是外人难以体会的，陈三立再也未恢复元气，但有了湖南新政的那一幕，他就将站立在历史中。
■诗酒长相伴
在漫长的后半生中，陈三立时时回望橘子洲头。1898年，世人都说守旧的荣禄还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英国人濮兰德与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纪》中说：戊戌4月23日，“荣禄力荐一维新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前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
陈寅恪说：“慈禧外纪所言，或非无因”。此前，内阁学士张百熙奏保17人应经济特科，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唐才常、杨锐、汤寿潜、宋育仁等人都在这个名单上。七年后，时势已变，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总监宋恕《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推荐14人，其中就有陈三立，称他“学行之优，世所共信”，名单上的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汤寿潜、孙诒让、严复、陈黻辰等。第二年，学部保举33人名单，他也榜上有名。但他一一拒绝了。严复与熊纯如书中臧否人物，往往不露情面，却多次推许陈三立“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虽“具新学识”，然“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民国初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请陈三立前往任职，他坚辞不就。
自戊戌变法失败以来，陈三立便以诗酒自娱。他在晚清是典型的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他在民国却是遗老，依然是不合时宜。欧阳渐评价他：“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
陈三立的诗是咏叹、是抒怀、是一曲正在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曾参与变革，当一切化为乌有，他实际上有点自暴自弃，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与苍凉。他的思想停留在维新时代，甚至倒退了。
但是有两点不能忘记，第一，他曾亲身参与了文明转型的实践，作为“维新公子”做了一番事业，他的作为融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在转型时期的延续和传承。
■忧愤唯此身
1923年6月29日，陈三立的夫人俞明诗病故，接着，8月7日，他们的儿子、以绘画知名于世的陈衡恪（师曾）也一病不起，撒手而去。接连的丧妻丧子之痛，使70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到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为夫人、儿子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选定了墓址，而且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西湖。
1934年5月18日的北平，毛子水约胡适吃午饭，同座的还有陈三立，已是83岁的老人。胡适在留学札记中说陈三立的诗“言之无物”，但对其人还是相当尊重，当天日记中说陈“精神神智尚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衰迈的陈三立正在北平，亡国的忧虑笼罩了他生命的终点，他日日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8月8日，日军入城，他拒不服药，甚至拒不进食，支撑到9月14日，“忧愤不食而死”。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悲愤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物伤其类，1937年10月14日，远在上海的张元济给陈寅恪的电文说：“戊戌党人尽矣，怆痛何极”。
河山破碎，拖到1948年，陈三立才得以了却归葬西湖的心愿。如今我们能找到他在杭州的痕迹，大约只有牌坊山下一片茶园中那个寂寞的坟墓，寂寞地守望着日起日落。
在杭州美丽的湖山之间，陈三立之墓迄今还不算一个景点，如果不是他有个儿子陈寅恪以学问人格为当世读书人追捧，陈三立差不多也被遗忘了。陈寅恪生前也有归葬在西湖父母、兄长墓旁的想法，他女儿陈美延证实，一代史家归葬杭州的心愿，多年来屡次申请，因最后没有眉目而作罢,前些年已下葬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