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接听《纽约客》核查电话时，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

从事新闻工作30年，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本周一，我接受了美国《纽约客》杂志的“FactCheck”（事实核查），颇感新奇。

一个月前，我曾接受《纽约客》记者的电话采访。他在做一篇人物特写，主人公是我的朋友，北京一家著名杂志的女主编。周一打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同事已经交稿，文中内容要向我核查。

对曾采访我的记者，我印象很好。他富有采访经验，对事实和细节穷追不舍。然而这位事实核查员（FactChecker）似更谨严。她核查的内容包括：时间、地名、场面；记者在文中引用的我的原话；记者本人提出，而得到我认同的某观点，等等。

接电话时我有个突出的感觉：即使最优秀的记者，他所转递的信息也会有些微偏差。例如我说过，那位主编写的一本介绍美国报业的书，曾是我们这群人的必读物；而文章给核查员女士的印象是，那是一本按规定必读的书。我还曾对记者回忆，那位女主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记者很自然地理解为她说话声音很大（我向核查员解释了“声音清脆”和“说话大声”的细微区别）；“先闻其声”还包括女主编当年脚穿高跟鞋的走路声——这也没有逃过核查员的眼睛：“你说过她爱穿高跟鞋，对吗？”我忙解释，那是十来年前的事！现在，谁还……电话那边这时传来轻松的笑声：“是啊，现在连年轻人也不爱穿了，太老土了。”

我接受“核查”约半个小时。想到我只是众多被采访者之一，对那位核查员女士的勤勉不禁感叹。放下电话，我即向专家求教，并上网搜索。原来，美国传媒的事实核查制度始于百年前的普利策时代。《纽约客》杂志专设一个事实核查部（Fact-checkingdepartment），聘请富有经验的人担任事实核查员。这是很有前途的职位，据说担任过事实核查员的人，被媒体聘为总编辑的几率很高。

核查员有其独立性，和被核查的记者无个人瓜葛，核查规矩很严。港大陈婉莹教授，曾在美国作为记者接受过事实核查。她给《村声》周报写稿，交稿时，同时交出所有被采访者的联络方式。核查员向他们逐一去电，文章的内容，包括所引用的被采访者的每句话，被细细核查。《纽约客》等杂志还要求记者交出采访录音。这无疑意味着很高的工作成本，所以“只在一些顶级媒体实行”，陈婉莹说，“太贵了。”

对美国传媒素有研究的展江教授告诉我，这10年来，严格实行这一制度的美国媒体越来越少。难怪我在接听《纽约客》核查电话时，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普利策先生当年“准确！准确！准确！”的名言，在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似乎已是飘逝的远烟。是的，愿意投重兵重金去做长线调查报道，并严格核查事实的媒体越来越少了。

如今，报得快似乎比报得对更加重要。据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先生观察，新闻的生产方式，过去是“过滤，然后发布”，现在开始向“发布，然后过滤”转移。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在21世纪，当每个人都成为记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新闻丛林，好坏参半，优劣共存”（胡泳：《众声喧哗》P119-120）。

这个问题困惑着我。我不认为，网络的崛起必然导致经典新闻理念的坍塌。2007年7月18日济南特大暴雨后，腾讯网“召集”济南网友提供目击证言，短短数小时，大量准确的事实公之于众，速度和力度均为传统媒体难以企及。“华南虎”事件，广大网民群起核查事实，最终戳穿谎言。更别忘了，还有个人博客，不畏艰辛担当了事实核查使命。

但毋庸讳言，相反的例证也很多。许多网上的“事实”让人莫辨真伪。虽说网络自有纠错功能，但无情的是，在网上第一次出现的“事实”，多半成了最终的“事实”，无法修正。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朋友热衷谈论传统媒体的衰落和解体，以浪漫的言辞描述新媒体带来的“革命”，但是对传统媒体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价值和操守，却似有意无意地轻视。在融合媒体时代，还需不需要新闻专业主义？还需不需要从事调查报道的一整套技术和规范？在大学新闻专业，我们如何教育学生？当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可能变得越来越多元、许多人将到网络去打拼的时候，我们的新闻课，还要继续讲《大公报》、讲范长江、讲“水门事件”调查吗？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传统课程，已经到了必须更新的时候。但，如何更新？

新闻的本初命题——“提供准确事实”，正面临强劲挑战。新的传播环境下，传媒如何进行“Factcheck”(事实核查)，应该不是一个迂腐的提问。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