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江西赣州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乡民刘六十聚众万余人，建立名号，割据一方。元朝当局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造反事件，为了稳定秩序，决定出动军队清剿。

但是，朝廷派遣的部队到达之后，主将发现情况复杂，只好观望等待，不敢轻易出战。而地方官吏因为平日骚扰盘剥百姓，民愤极大，更不敢出面周旋。因此，“反贼”的士气日益高涨，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正当陷入僵局之际，时任江西行省左丞（相当于副省长）的董士选主动请命，前往事发地调停。得知董士选接下烫手的山芋，部队将领和地方官吏都非常高兴，并抱着拭目以待的心态，看他如何把问题化解。

出乎意料的是，董士选既没有要求朝廷增兵，又没有带一兵一卒，只率领掾史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携带一些文书就出发了。看到只有两个随从跟董大人一起到来，众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将怎么下手。没想到，进入赣州境内，董士选旋即展开一场反腐败行动。根据举报和调查，迅速“双规”一批涉嫌贪腐及危害民众的官吏，有的退赔赃款，有的移交司法处理。一时间，广大民众拍手称快，奔走相告说：“不知国法还有如此威力，竟能惩办贪官污吏。”

通过惩治腐败赢得民心之后，董士选才切入正题，着手解决聚众造反事件。来到兴国县，距“反贼”营地不到百里处，董士选命令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安排几个小分队深入侦察，凡是鼓动叛乱起事的人，经过查实并拘捕，一律就地正法；至于窝藏包庇者，若不配合举报，也给予法办。于是，当地民众争相出来自证清白，并踊跃举报；数日之内，包括刘六十在内的起事头目都被抓获，跟随的民众自行解散，依然回家务农。在清理山寨营地时，军士缴获了不少文书，发现邻近郡县富人与山寨有来往。李霆镇、元明善建议将这些文书焚毁，不必追究那些富人的责任，以便安定人心。董士选点头同意。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体性事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平息。

事后，董士选遣使者报告朝廷。中书平章政事（相当于副总理）不忽木听了使者的汇报，对使者说：“董大人这事办得好，应给予记功奖赏。”使者说：“临行前，董大人向我交代：朝廷如若授予军功，你就说下官治理不当，以致境内民变，不追究罪责就算幸运，哪有什么功劳可言！”使者呈上董士选的书信，信中只提请处置贪官污吏，而不谈“剿匪”之事。

董士选不用武力征伐就平息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当时朝中大臣无不为之赞叹，因为他的处理方法在当时显得很“另类”。元朝是蒙古人统治的朝代，当局对汉人不大放心，对群体性事件特别敏感，不管哪里发生事情，首选或唯一的选项就是诉诸武力。

尽管时过境迁，但董士选的做法在当下仍值得借鉴。至少，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其一，武力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最佳选项。在特定条件下，武力固然能解决问题，但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只是表面上平息事态，未必能化解深层矛盾。就上述事件而言，如果增加兵力强力清剿，无疑很快平息。为此，除了众多“乱民”被打死，士兵也会有伤亡，这是生命的代价；“乱民”死亡影响农耕，士兵死亡需要抚恤，这是经济的代价；残酷镇压虽能平息事态，也能播下更深的积怨和仇恨，这是政治的代价。

其二，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破解背后的深层问题。平民百姓并非生来就是刁民、乱民或草寇，只是迫于无奈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铤而走险去闹事、作乱、造反。透视诸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能看到地方官吏的不作为或乱作为，甚至腐败行为。官方若不不体恤民情，就会违背民意，积累民怨，终究激起民愤，引发民变。董士选懂得这一点，所以他首先惩治腐败，处置那些扰民害民的官吏，以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消除官民对立情绪，获得了民众信任，为平息群体性事件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其三，解决群体性事件重在把握问题的关键。还以上述事件为例，参与起事的民众虽然万余人，但问题的关键却是主要头目，只要把几个带头起事的人解决了，事态自然会平息；至于绝大多数民众，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参与，只要他们解散回家，就不必追究。邻近郡县与山寨有往来的富人，无论是出于同情或被要挟，也不予追究。这样，可以缩小打击面，避免矛盾扩大化。否则，会使很多人受到伤害，重新制造矛盾，埋下隐患。

身为汉人，董士选在元朝政坛难登高位，官职只达到省部级别。但是，历史却没有忘记他，正史《元史》能为他立传，证明他有过人的闪光点。毫无疑义，这闪光点就是平息赣州群体性事件。

原载2013年9月1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