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叛变投敌，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投敌的原因、情形等，随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死亡，成了众说纷纭的不解之谜。陶希圣，算得上汪精卫的左膀右臂，逃敌复归，对汪精卫和自己的行为留下“毒酒论”之说：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陶希圣（1900-1988）湖北黄冈人，以研究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成为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1937年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代表和著名学者谈话会（牯岭谈话会），从此学者从政，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蒋介石对陶希圣颇为赏识，曾单独接见。陶希圣与汪精卫渊源更为久远，自1928年后就有亲密关系，陶一直以汪追随者自居。对汪精卫逃渝至组府起巨大作用的周佛海、梅思平，还是陶希圣引见给汪的。
一、低调俱乐部
汪陶周梅等在中日问题上，政见颇为一致，形成所谓低调俱乐部。汪周陶梅等经常在一起聚谈他们在中日问题上的政治见解。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中对当时他们的政见有具体记录：
其一，中日战争扩大和全面爆发，日本和中国政府均不想见到，战争对双方都没有益处，因此有和谈的共同基础。“这次中日战争，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错阳差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的打下去。在卢沟桥事变初起的时候，两国的当局，何尝没有就地解决的意思，何尝不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是虽然都有不扩大之心，而都处于不得不扩大之势。”
其二，蒋介石“苦撑待变”策略没有实现的希望。因为1、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虽然地大物博，也打不过日本。2、国际形势不会如孙科所估计那样变化。孙科认为日本要实行东亚门罗主义，破坏门户开放政策，英美为自己利益着想必会与日本打仗。汪周等认为日本外交政策不会蠢笨到排除英美势力，即使这样做，英美也不会打仗，至多经济制裁。经济制裁能否置日本于死地则有很大疑问。3、他们尤其认为，即便中国最后成了战胜国，实际上还是失败的，中国会崩溃，最后共产主义会乘虚而入。“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其三，认为主和是一般人都暗自希望的。“没有一个人不想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没有不疾首痛心，诅咒战争，希望和平的。但有了第三个人，调子就起来，和平是自己所希望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
其四，蒋介石也曾秘密和谈，只是由于寄希望于国联，错失良机。汪周等认为与其冀望美德等调停，不如中日直接谈判。
二、汪精卫出面和谈
汪精卫、高宗武、周佛海等人虽然倾向和谈，一开始并没有打算从国民政府叛逃、单独言和，而希望说服蒋介石进行和谈。1938年6月7月间，高宗武私访日本，刺探日方和平动向，高宗武本来深得蒋介石器重，并不认为试探和平是背叛蒋介石。日方提出可以由汪精卫出面进行和谈，高宗武认为即使暂时推出汪精卫，最后真正能主持和局的还是蒋介石。
汪精卫也看到高宗武关于日本要求他出面和谈的报告，曾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本是蒋派的周佛海7月22日日记写道：“对方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可见七月份汪周等还没有单独言和的打算。
到十月份他们才开始策划去国言和，汪精卫本不愿意，经不住周佛海和陈璧君力劝方同意。区区几个月，为什么汪周等决定叛逃国民政府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他们在当时都不甚得意。汪精卫由于公开提倡和谈，受到很多人攻击，在国民党内处境不好。“当时汪先生痛愤尤多，感触更深。对外说老实话，共产党徒固不待说，孙科之流也加以攻击。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
周佛海作为代宣传部长，对抗战高调不以为然，工作不起劲，屡遭蒋介石呵斥。“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汪周虽在国民政府位居高位，却颇不得志。
高宗武把关于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面和谈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常生气，盛怒之下责问：“高宗武真是混账东西，是谁让他去东京的？”并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经费。高宗武气得吐血，称病留在香港。
其二，战争形势愈来愈糟，认为再发展下去，亡国不远。1938年8月，广州、武汉落入敌手，还有长沙自家人放的大火，使汪周等人悲观失望，觉得战事再发展下去，谈和都不可能了。“不论日本居心如何，事实上他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既然不能，当然要和，既然要和，当然应该提早，以免双方多受战争的损失。有人或以为抗战越久，将来讲和的条件，必于吾国越有利。如果吾们的抗战形势优胜，这个话是对的。像过去一样失城失池，恐怕抗战越久，亡国越快，哪里还能希望有利的条件？”
其三，日本摆出主动和谈的姿态，谈和条件在汪等看来尚不苛刻。1938年12月20日一直没放弃与日本接触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多次谈判，达成“重光堂协议”，主要内容有：1、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为特别防共地区。2、承认“满洲国”。3、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4、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5、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6、本协议以外的日军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的情况下，日本人提出不要求赔偿战费、两年内撤兵等如此优惠的条件。汪精卫等人觉得不能再像上次蒋介石那样坐失良机、以致一败涂地。既然蒋介石不同意，他们决定自己干。出走时强调他们只是为了从旁打开中日谈判之路，并提倡战与蒋战和与蒋和，等蒋介石回头。直到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也只肯任代主席，表示虚位以待蒋介石。
1938年12月31日，陶希圣给原低调俱乐部同志、已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了一封信：“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没有带出几个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为再打下去，只有更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事的结束。”
三、因为“组府”内部分裂
起先，汪精卫等人只打算离开国民政府方便号召和谈，并没打算到沦陷区组织伪中央政府。1938年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声明只字不提撤兵问题，汪精卫虽以艳电响应，心里是失望的；龙云、张发奎、陈济棠、何键等人也没有如期响应，再加上陈公博、陶希圣极力反对组府，汪精卫一度有意放弃出马，远赴欧洲，脱离事端。汪精卫在河内对蒋介石派来送护照和旅费的汪亲信谷正鼎说：“他如果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生不回国亦可，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可惜被周佛海和河内刺杀一拉一推，竟到东京到上海参加组府了。
在组府问题上，汪内部出现裂痕，时任汪精卫秘书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说：“却说汪先生组府，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力主，陶希圣、樊仲云等则反对。希圣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惟我无可无不可。”汪精卫集团内部出现分化，形成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等强硬派，周佛海、梅思平等妥协派。汪精卫拿不定主意。
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认为，在沦陷区另外组织中央政府有违和谈初衷，开始彷徨。1939年6月6日，陶希圣给其学生何兹全的信中说：“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只有某某新交（注：周梅）力主组府，然组府岂易为哉。弟今已在离去之夕矣。”又对其家人说：“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1940年1月5日陶希圣致胡适信写道：“四月间（1939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时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阻碍重重，为汪所查也，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甚力，从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
汪精卫、陶希圣、高宗武等决心脱离重庆，很大程度上是看到“重光堂协议”条件尚不苛刻，日本和谈态度积极。不想一年之后，日本内阁屡次更迭，日本内部主和派被孤立敌视，和谈局势已发生很大改变。这时日本出台的和谈条约“调整中日新关系要纲”，其内容大大超出了“重光堂协议”，连主持和谈的影佐祯昭等都吃惊条约之苛刻，“不禁为之黯然失色”。陶希圣在1940年1月5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陶希圣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手无兵力，战既不能、和不由我，只能任日人要挟。因此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否则不是和平，而是投降。日方和谈的主持者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说：“陶的逃脱，从他真挚的性格看来，出于意外。可以认为，也许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草案，对和平运动前途产生悲观的缘故。”
1939年11月12日，陶希圣向汪精卫解释“调整中日关系要纲”表现了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汪精卫听得泪下。汪精卫和陈璧君秘密商量，陈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履理道住宅，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
四、汪精卫咽下“毒酒”
12月汪精卫的态度突然又变化。据日本方面记录：周佛海等妥协派重新得势，陶希圣等强硬派后退了。汪精卫放弃了又一次悬崖勒马的机会，越走越远。就像陶希圣所说，明知是一杯苦酒毒酒，不得不一口一口咽下。因为毒酒陶希圣可以吐，汪精卫想吐就没那么容易。陶希圣可以在蒋介石面前认错，继续呆在侍从室里；汪精卫这个全国公讨的大汉奸认错后下场在何处呢？陶希圣是一介学者；汪精卫从年轻时候起，就想做造时势的当世英雄。放弃和谈证明自己一年来所做毫无意义，还是坚持下去证明自己是为国为民，汪精卫选择了后者。在密约签订前后汪的文章中，可窥见其心路历程：
首先，认为战争终会结束，和谈是必然的，晚谈不如早谈。“无论胜败，最后都得和谈。既然都是和谈，为什么不能早点谈。”“我对于和平运动，是勇往直前的，如果眼见其成功，固然是国家之福，既不幸失败，亦必为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种子，因为中日两国如果要共存共荣，终不能不向这条路走的。”
其次，认为日本强行征服中国之路行不通，最后会实现中日经济提携、平等互惠。“我以为日本对于中国，本来有两条路：一条在军事上谋征服，在经济上谋独占。那么，那是以中国为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销售商品，同时并行；第二期，中国人的购买力尽了，无所谓销售商品了，就只有于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劳力，使中国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终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不通的。强行起来，必然遇着中国民族意识之激烈反抗。民族意识不是枪炮所能击破的，其结果必致徒劳而无功。所以这一条路，是断断乎行不通的。另一条路呢，便是近卫声明所谓按照中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得通的。”
再次，认为为殉国而死不如为救国而死，抗战是殉国，和谈组府是救国。“有一部分怀着民族自杀政策的，认定国将亡了，不如举其一切，同归于尽。如果国亡无可救，我也和诸君一样；如果国有可救，难道不应该以救国为先吗？我们今天要为救国而死，不要只为殉国而死！”“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要我签第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汪精卫自诩的“救国”动机，已被他的卖国行为彻底否定。
汪精卫在筹备组织伪中央政府的中日密约上签了字，今天，已被视为中国历史上两大汉奸之一。（另一个是秦桧）。1938年10月30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到：“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扭转乾坤，使国家不致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汪精卫想当造时势之英雄，有一句老话：有智不如乘势。潮流无以逆转，形势总比人强。但是，什么是潮流？什么是形势？汪精卫等人作为悲观主义者，认为抗战胜利无望是形势，奈何成了万夫所指的汉奸。陶希圣、高宗武及时回头，将汪日和谈密约披露出来，一个当了侍从室组长，一个拿了大笔赏金到美国当了寓公。
（来源：炎黄春秋，责任编辑 杨继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