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辞年代”
就某一类型语词的孕生方式、传播烈度和对社会发生的影响力而言，1956—1969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年代。
这个历史单元之前，中共革命史上曾出现过诸多红色词语（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没有一个时期能如1956—1969年堪称“红辞年代”。即使这个历史单元之后仍然有过景观各异的“红辞现象”（“全面专政”之类），但“红辞年代”顶峰过矣。1956—1969年，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遭逢的历史课题，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刺激，社会的平均知识水平，以报纸和广播为代表的传播工具的进步，这一切条件的综合，催生了“红色词语”的急速繁衍。而“红辞”的盛行，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发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对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红色词语”勃兴和流变的轮廓。
中共各级党报党刊都曾为”红辞“的传播奋力驰驱，而《解放军报》一马当先。它反证了1956年后的一个微妙现实：毛泽东不喜欢一个时期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60年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的《解放军报》却越来越受到毛的青睐，成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阵地。林彪对《解放军报》曾直接间接地做过76次指示。毛泽东在1964年应贺龙请求为《解放军报》题写报名，还为《解放军报》理论专栏《思想战线》题字。《解放军报》作为一份普通公民不得随便订阅的内部报纸，60年代发行量一路飙升，到文革竟高达近200万份，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1966年，毛泽东、江青派女儿肖力（李讷）到《解放军报》，1967年26岁的肖力夺取《解放军报》领导权，直接控制该报1年6个月。毛甚至亲自批复过肖力关于《解放军报》宣传要点的报告，并要《人民日报》参照。
在文革发生前的1956年到1965年间，《解放军报》上传播强度注2居于高位的有“资本主义”和“三面红旗”（包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两个词语。它和批判、反对“资本主义”与毛泽东提出的超常规战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线密切呼应。各年度的强势红色主题词如下：
1956年：“（反）官僚主义”（137）。
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39）；“（反）官僚主义”（312）；“（反）资本主义”（396）。
1958年：“三面红旗”（2816）；“（反）资本主义”（472）；“共产主义”（1497）；“（反）教条主义”（489）；“政治挂帅”（350）。
1959年：“三面红旗”达到该组词语传播强度的峰值（3070），当年军报文章总量为12909篇，平均每4篇中就有1篇使用该组词语。“（反）资本主义”（473）；“共产主义”（1212）；“政治挂帅”（305）。
1960年：“三面红旗”（2130）；“（反）资本主义”（423）；“政治挂帅”（397），“政治挂帅”达到该词传播强度指数的峰值。
1961年：“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355）；“调查研究”（839），为该词强度指数峰值；“三面红旗”的指数虽大幅下滑，但仍居高位（1280）。
1962年：“调查研究”（432）；“三面红旗”（690）。
1963年：“阶级斗争”（556）；“（反）修正主义”（496）；“四个第一”（417）；“调查研究”（314）；“（反）资本主义”（387）；“三面红旗”（574）。
1964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33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360）；“四个第一”（625）；“阶级斗争”（791）；“（反）资本主义”（358）；“（反）修正主义”（469）；“调查研究”（379）。
1965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407）；“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736）；“突出政治”（746）；“阶级斗争”（538）；“（反）修正主义”（411）；“一分为二”（365）。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红色词语”，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红又专”“兴无灭资”“（反）和平演变”“思想革命化”“接班人”“大公无私”“共产党员的修养”“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反）主观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伟大领袖”。而文革时期的强势词语“（反）复辟”“世界革命”“精神原子弹”，这一时期也已初现端倪。
如果说，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红色词语”，鲜明地带有中共八大的印记，那么，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则使流行政治词语出现了游离甚或叛离中共八大路线的转折。这一时期的若干词语，对于一系列在60年代不断膨胀，直至文革时期达到巅峰的“红色语词”具有“源代码”意义：对领袖和领袖思想的颂扬之辞，突破了八大的节制；“政治挂帅”“又红又专”，实际上是“突出政治”“精神原子弹”的滥觞；对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表述，为后来从反帝、反修，到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类“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式的斗争词语，搭建了步步升级的平台；而“大公无私”“兴无灭资”则分明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先声。
但是，1960年之后，有若干强势政治词语，在1961年和1962年强度持续下滑，到1963年状态又一起回升，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红辞小冰期”。这一耐人寻味的图形，透露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被迫退却情势和中共党内斗争的复杂信息：
文化革命，是红色词语的“井喷期”。“高举”“紧跟”“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无产阶级专政”“兴无灭资/灭资兴无”“顶峰”“活学活用”“最高（最新）指示”“三忠于”、“四无限”等词语，如洪水滔天。以下列五个词为例——
每个”红色词语”都有自己的历史。一些“红辞”昙花一现；一些红辞由盛而衰，另一些以顽强的生命力跨时代存活。许多红辞异形同义，概念反复，如对领袖的颂扬之辞。另一些却在不同时期同形异义，名实关系复杂费解，如“发扬民主”。对它们的一一考证和解读，对梳理“左”倾政治文化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红色词语”中的“政治”
“红色词语”中的“政治挂帅”“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都表述了“政治”和其他事物的关系。在流行于社会的过程中，“政治”一词事实上等同于“思想”“精神”，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的力量。但1949年执政以后，对经济规律、人的利益需求开始重视。军队告别战时共产主义状态，实行薪金制和军衔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甚至提醒“要防止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的倾向”。注3
1957年的“反右”，批判了“右派”对“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的“攻击”，“红”成为一种立场。对人的精神作用的更大张扬，始于“大跃进”。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号召：必须实行“政治挂帅”，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提倡共产主义的崇高风格，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注4
1958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解放》杂志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注5一文，攻击现行工资制度，批判按劳分配，鼓吹“政治挂帅”。
“大跃进”的失败，使人们对“政治挂帅”进行反思。彭德怀在他因言贾祸的“万言书”中给予尖锐批评，“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后，政治的地位上升。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1959年接替了彭德怀的军内职务。他在1960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胜利的基本因素还是人民群众，还是广大官兵，还是靠军队中间的政治挂帅，政治工作，还是靠勇敢，还是靠政治，这可说是一切因素中间的主要因素。”
196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提出了著名的“四个第一”，即：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在各项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活的思想第一。
1960年8月1日，《解放军报》为军事博物馆开馆而发表的社论第一次使用了“精神原子弹”一词。
然而，正如一批“红色词语”在1961—1962年间遇到“小冰期”，在有关政治挂帅的问题上出现过另一种声音。1961年夏天，陈毅对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发表讲话。他说：“前一个时期，有的单位把那些埋头搞业务，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当作白色专家来进行批判。这是不对的，应该予以纠正。目前我们国家正需要大批专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埋头搞业务，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祖国、对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值得欢迎的。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为他们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埋头搞业务。”注6
几乎在同时，聂荣臻也对青年发表了《语重心长谈学习》一文。他说：“我们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业务。红必须落实，不是空空洞洞的，从来没有空空洞洞的政治，政治总要通过实际工作来体现。……空洞地要求红，忽视对业务的要求，忽视对实际工作中知识和技能的钻研，那就会变成空头政治家。”“有的人片面强调要红，认为专了就不能红，因此，不钻研业务、不读书，认为专不专无关重要，这也是对又红又专方向的误解。”注7
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充分肯定“政治挂帅”的前提下，一面大抓军队的“革命化”，一面大抓军事训练。他的言行，成为后来在“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搞折衷主义”罪名下遭到打击的借口。
1963—1964年，对“政治”的宣传又开始升温。1964年底，围绕《解放军报》1965年元旦社论的起草，发生“北稿”和“南稿”的争议。“北稿”由罗瑞卿在北京组织班子草拟，“南稿”由正在部队蹲点的叶群组织班子草拟。“南稿”奉林彪之命，强调“突出政治”。这是“突出政治”一词第一次见诸报端。
1965—1966年上半年，“突出政治”一词不仅在《解放军报》，也在全国各媒体以空前的强度传播，形成“红辞高峰”：
就在这种浓烈的“政治空气”中，1965年，解放军几乎无震荡地进了一场世界罕见的军队体制改革：取消军衔，大幅减低军官薪金。革命的道德激情，完全压倒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军队特有的军阶荣誉感。
1966年，《解放军报》连续发表7篇社论“七论突出政治”，《人民日报》也先后发表3篇社论“三论突出政治”，其中第二篇《政治统帅业务》，根据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关于“政治要统帅业务，但是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的指示精神，提出“任何政治，都要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把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认为政治和业务可以互相分离，这是根本违反客观实际，因而是错误的”。《解放军报》迅速对此做出反应，向《人民日报》发难：什么“政治必须通过业务来实现”呀，什么“突出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搞好业务”呀，统统是谬论。注8
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在社会语言中“政治”一词已经占据压倒优势，“把政治搞得浓浓的”“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起作用”等成为口头禅。1964年的“大比武”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罗瑞卿因“反对突出政治”而被打倒。在军队，一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成为全军乃至全国的榜样，人的精神的作用被夸大到极致。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以其惊人的胆魄进行的超常规发展的试验，试图最大限度调动人的能量，使全民以最小的物欲、最大的献身精神创造世界上最辉煌的经济发展奇迹。毛泽东在60年代激赏林彪在军队推行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让全国效仿的时候，再次表现出对超人精神的向往。
“红色词语”中的“斗争”
1956年中共八大结束后仅3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注9他所指的是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现阶段“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述。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再次否定八大决议，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10
“红色词语”的一个基调是“斗争”。斗争的对象，在1949年后最初包括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不法资本家、搞阴谋活动的“反党分子”；后来有资产阶级右派、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国际，从最初的帝国主义，扩展到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则从对南斯拉夫的特指扩展到苏联和几乎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帝修反”的斗争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对象是中央所出的修正主义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关“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反资本主义复辟”等“红色词语”，在1962年8月后强度骤增。《解放军报》1962年全年使用“阶级斗争”一词的文章114篇，其中79篇发表于8月1日之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两年反省、退却阶段的中止。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本身就是60年代影响深远的一批红词的“词库”：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解放军报》对“阶级斗争”一词的传播强度指数，1963年达到556，1964年升至791。《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和平演变”这个词在1959年以前的《解放军报》没有出现过。它在媒体的第一次亮相，出自1960年康生在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康生说：
在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的压力下，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做出某些和平的表示。当然，谈和平总比谈战争好。可是，连美国统治集团也不讳言，他们这种做法上的改变，是要以所谓“和平取胜的战略”来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坏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所谓“和平演变”。
1960年媒体使用“和平演变”一词的频率增大，经过1961—1962年的“小冰期”，1963—1964年强度迅速上升：
“修正主义”一词和与此相关的“反修防修”等“红色词语”的流行，更直接的导因是十年中苏论战。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场。
“修正主义”一词的强势传播，同样是在1962年8月之后。当年《解放军报》使用“修正主义”一词的180篇文章，有136篇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见报的。1963—1964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撰写的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陆续发表，使这两年《解放军报》上“修正主义”一词的传播强度指数分别达到496、469。
在文革发动之初就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的彭真，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讲话，也呼吁警惕内部出现修正主义：
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们这里不会出修正主义。如果不好好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教育，也可能出修正主义。注13
《解放军报》上第一次出现“苏修”的缩略语是在1965年12月29日第3版，一则报道的标题是：《苏修是美帝进攻世界人民的主要支柱美苏印结成联盟反对中国反对革命》。而“帝修反”一词的原创者是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和人做斗争（阶级斗争）；和自然做斗争，生产斗争；国际上顶住帝、修、反；国内顶住黑风，向困难作斗争。”注14
和“反修防修”的传播强度同步上升的，是“世界革命”。从1963年到1966年，这个词在《解放军报》的出现频率不断提高。
196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在当时引起全社会和世界的轰动。该文有一段名言：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当毛泽东推翻中共八大的决议，重新定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一个魔瓶便被打开。“阶级斗争”“修正主义”“世界革命”几个词的强度从1965年起同时跃升：
如果说，毛泽东在50年代用乌托邦主义调制了中国式的“兴奋剂”，那么60年代，他调制的“不断斗争”的猛药则使中国在20世纪中期进入了“斗争”的永动机。
“红色词语”与“灵魂深处的革命”
在文革最狂热的时期媒体出现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语，把旨在“塑造人”的“红辞”推向极致。它是这一群“红色词语”繁衍、滋生的必然结果，这些词，包括“兴无灭资”“（反）和平演变”“接班人”“思想革命化”“改造思想”。其中，“大公无私”乃至“斗私批修”这一组词的流变，犹具标志性。如图所示：
值得考察的是，在远没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极端词语的年代，中国的历史为这些“红色词语”的化生预备了什么样的土壤？这就是1949年后一代职业革命家所遭逢的困境：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以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土地的分配相号召，动员民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战胜了国民党。但是执政后，私与公却成为一架无法平衡的天平。中共当时所认识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以公为旗帜的；而超常规的发展战略，必然要求人民放弃私。历史证明这是最大的空想。
“大公无私”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遗留的道德语言注15，国共两党都一直使用。在全面动员民众投入“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1958年，“大公无私”的传播强度增加。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另一句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度却更为强势：“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所担负的工作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能为别人服务，是光荣的行为。因此，你对服务对象越是热情、亲切，越是光荣，也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有人参观了最早成立的人民公社后谈到农民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解：“他们说：除开我的衣服用具外，什么都不是我的，但什么又都是我的，什么都有我一份。”注17然而公社化的进程远不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话那么温情。《解放军报》曾报道一名连队指导员，把老家即将盖好的新房子和为老母亲预备的寿材无偿交给人民公社“共产”的痛苦经历。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报纸猝然问世，又迅疾消失。在一次接见军队青年积极分子的时候，彭德怀对这个词表示了异议：
彭总又说到了服务态度问题。他认为“大家为个人，个人为大家”比“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好，前一句话里没有“我”字。他说：我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要建成社会主义是长期的任务。也许十五年、二十年，也许还更长一点。但是我们的思想要领先，“各尽其能，按劳付酬”，并不是要人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我们应该树立多做工作、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这个词的传播于是戛然而止，“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继续充任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关键词。有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倡导共产主义思想表示怀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的提法违反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解放军报》为此曾组织专题讨论。有作者辩驳：
作为社会制度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实是两个不同质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作为思想体系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却并没有划得一清二楚的界线。“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为了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这两个词，文革前传播强度相似，但它们的“音调”有细微的差别。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60年代再版，对传播“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精神起过重要作用。他在该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同志，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私人目的和打算，他真正大公无私，那么，他有可能最大地勇敢、诚恳、坦白和愉快。从《解放军报》的报道可知，当时军队树立的先进典型——雷锋、欧阳海、“硬骨头六连”等，无不把《修养》当作确立共产主义品德的必读书。该报多次出现“活学活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说法。
传播强度在1964年突然增大的“思想革命化”一词，和“大公无私”异曲同工。当越来越强调“人的因素”，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公”的含义，更鲜明地指向革命、指向党；“无私”的含义，则更鲜明地强调服从和奉献。
“破私立公”一词把“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中的“忘”和“无”变成了更无情的“破”，《解放军报》首次出现“破私立公”是在1966年3月29日第4版——
私心是资产阶级“驻我办事处”，私心越重，对敌人越有好处。
破私立公，改造思想，不能一劳永逸，也不能有劳有逸，要打“近战”“肉搏战”“持久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文革开始后不久，林彪鲜明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像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他把共产主义概括为“公”产主义。
从1966年到1967年，《解放军报》发表3篇社论，三论“突出一个公字”。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破私立公，是改造世界观的核心问题。
“革自己的命”的更高阶段是“斗私批修”。这个红辞把革除自我和你死我活的“反修防修”斗争紧紧连在一起，“一心为公、一切为公、一生为公”“见私就恨，有私必歼”等口号与之交相呼应。
“斗私批修”的英雄，是勇敢抢救旅客列车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驻山西省某工程部队十连战士年四旺。他“身负重伤、记忆力受到严重破坏”，而这位“批修的先锋，斗私的闯将”仍然念念不忘毛主席，歌唱《东方红》，背诵毛语录。
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初期，谁也没有预见这样的归宿。亿万个自我被消灭的同时，领袖一个自我急剧膨胀。民众善良的道德饥渴，青年在现代社会原应具备的公共观念、集体意识、利他精神，都在红辞一遍遍涂抹下，变成具有暴力倾向和自虐倾向的原教旨主义。而为了党的事业曾把“大公无私”在这个国度不遗余力传布的刘少奇等人，则在“红辞”喧嚣之时，鱼贯葬身火海。
注释：
注1《解放军报》是一个典型的标本。50年代的《解放军报》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的“部队版”（《解放军报》原总编辑赵易亚语），而60年代后该报则成为传播红色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媒体。该报数据检索光盘的出版，使计量研究具备可能，本文资料取自该报。
注2本文使用的“强度指数”，是指各年度《解放军报》使用某一词语的文章篇数。
注3《解放军报》1956年9月20日第3版。
注4《解放军报》1958年5月25日第1版。
注5毛泽东加批语由《人民日报》在1958年10月13日第7版转载。
注6《解放军报》1961年9月6日第1版。
注7《解放军报》1961年9月18日第1版。
注8《解放军报》1966年5月18日第1版。
注9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王光美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页。
注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2卷（上）第104页。
注11《解放军报》1962年9月29日第1版。
注12《解放军报》1960年2月6日第1版。
注13《解放军报》1964年8月1日第2版。
注14《解放军报》1966年3月3日第2版。
注15如龚自珍就曾说过“大公无私”。
注16《解放军报》1958年4月7日第2版。
注17《解放军报》1958年8月26日第3版《进一步理解共产主义》。
注18《解放军报》1958年11月19日第3版《崔振兴大破私有记》。
注19《解放军报》1958年12月1日第1版。
注20《解放军报》1959年1月18日第3版。
注21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