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自晚清之后，治法百弊丛生，政教之学因之败亡。民国之初，学制重建，于是学术范式变换，四部之书，成为七科之学。本来，中国学问重于合，多指向身心性命，典章制度。而西方现代学术重于分，多以某一角度对思想学术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以分别之眼光，看待和合之学问，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对传统学术进行条缕化的分析，但一方面也导致学术之全体大用被肢解在不同的学科之中。尤其是从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后，学界主流，皆把四部之书对象化为材料，以西方学科研究之。延续至今，“学科化”已经成为我们认识传统学术不言而喻的自觉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当代学人普遍失去整全性的认识经典、阅读经典的能力。与此相应的是，现代学术分科把各种传统的写作体裁都打散，纳入新的视野之中。例如学案，便不是被当做学案来研究，而是被当做毫无系统的材料汇编。其结果，是只见材料，不见编者。而陈祖武教授的《中国学案史》，便是回到中国自身学术传统，对学案这一学术体裁进行整全性研究的尝试。
“学案”是古代重要的著述体裁。在华夏学术系统中，有意识地进行自觉的学术总结，殆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秦汉时期，诸子之书，多有述评他家别派的篇章，如《庄子》中的《天下篇》，《荀子》中的《非十二子》，《韩非子》中的《显学篇》等，王遽常《诸子学派要诠》已综述其要。第二次是“学案”体的兴起，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开其端，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成其规模，绵延不绝。第三次是现代学科中的“哲学史”，“思想史”，这种思想总结方式仍然是今天的主流。
其中，战国诸子的学术总结，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认识战国思想的重要材料。而“学案”体，则被纳入不同学科之中，例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乃哲学史的材料，《国朝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是清代学术史的材料。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把学案当学案，而是把学案当其他学科的材料进行研究。这样的“外在式”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弊端：学案本来体现的是编撰者个人的思想，却被当成了机械罗列的材料汇总。
但事实上，时势有古今之别，学术亦有古今之异。古人编书与今人不同。现代学术讲究所谓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求研究者置身事外，对研究对象一视同仁。而古代学术研究，不管是战国诸子的学术总结，还是宋明以后的学案书写，目的皆不在所谓客观研究，而在于通过对前人行迹思想的编撰，或明其学派源流，证成己说，如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或保存文明，弘扬政教，如黄宗羲编《明儒学案》；或张其派别，排斥它家，如方东树编《汉学商兑》。所以，他们对材料的取舍、篇章的安排、按语的表述，无不煞费苦心。细绎诸种学案，无不见其深意在焉。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首推周敦颐，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首自阎若璩，皆见作者之苦心孤诣。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总结，都重新描述当时所见的学术图景，表达作者、编者的思想立场，乃至政教意图。如果不对编者本身的思想有充分的认识，便不可能理解材料本身。因此，“学案”体的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即在于理解编撰者的苦心孤诣与微言大义，以此探究编撰的内容。惟有如此，才能避免教材式的浮掠光影。
《中国学案史》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伊洛渊源录》直至徐世昌《清儒学案》做了全景式的鸟瞰。其写法多仿《四库提要》，即描述一部学案的作者生平，学案内容，编撰过程等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是把学案这一体裁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用现代学科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科式的探讨。所以，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学案体书写的来龙去脉。
例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一书，表面上是编撰道学家的行状遗事，与专门讨论思想的书完全不同。如果分散地看，它只是如《宋史·道学传》一样的道学家传记著作。《四库全书》也把它列入史部传记类。作为理学大师，朱子不会毫无用心地编撰这么一部史学传记。有宋一代，五经之学一变而为四书之学，在经学的脉路中，如何为道学争取一席正统之地，实为朱熹的首要问题。在理论上，朱熹把周孔之经，抽象为“周公孔孟之道”，从而抛开汉唐解经之学，直接将道统嫁接到北宋诸子之上。因此，他必须对北宋理学进行天地重整，整顿出一条明确的思想源流，才能构建道学统绪。朱熹不是采取思想论述的方式，而是采取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对道学家们行事轨迹的描述，整理出一个新传统的传承体系。在《中国学案史》中，作者看到，宋代面临着新的“一道德而同风俗”，而当时的思想论争中，“究竟是以荆公新学还是程氏道学来‘一道德、同风俗’，这一问题始终未获解决”。而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描述了朱熹写作《伊洛渊源录》的背景、动机和过程，并指出：“自《伊洛渊源录》出，通过对二程学说承传源流的梳理，在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周敦颐为宗主，二程为中坚，张载、邵雍为羽翼的道学统绪。”事实上，《伊洛渊源录》的出现，在学术史上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正如《四库提要》所云，“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后来的《宋史·道学传》沿袭着朱熹的思路，将“道学”从“儒林”中分出来，于是道学的系统，终于在经学脉络中获得不可动摇的地位。
不只是学案研究，对其他的中国经典研究，也不止需要一种分科式的主题整理，同时需要整全式的系统研究。这也就是我们提倡“国学”的理由。只有在整体性的“国学”视野之中，才能窥见大至整个文明，小至某部经典的全体大用。陈祖武教授《中国学案史》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正在于此。
《中国学案史》，陈祖武著，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2月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