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发扬中国史学特别是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既要重视一般理论的探讨，更要重视史学家个体经验的发掘整理，以资示范与引导。郑天挺的经验就是很好的案例。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等特点：他“观世”以国计与民生为重，“顺世”以历史大势为依归，“入世”以善作致用之学、善用忠恕之道、善谋民生之需、善于学以致用为特点。郑天挺的经验说明，学术成果需要走出书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个人学术成就固然重要，经世致用追求下的公共贡献同样不可或缺。
【关键词】郑天挺；经世致用；历史学家；学术传统；当代中国史学
经世致用不仅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品格”。围绕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学界有诸多讨论和极具启发性的意见建议。笔者以为，将这些意见贯彻到具体实践中，还需要辅之以大量的史学家个体经验的梳理与总结，以资示范与引导。史学大家郑天挺的相关思想与实践就是极好的案例。以“求用”思想为指导，他跨越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历经巨变而与时俱进，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成了一些旧史学者转变为新史学者的光辉榜样”。同时，他还长期担负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深受上级赏识与师生拥戴。但整体上看，既往有关郑天挺的研究，大多以其学术活动为主题，特别是在隋唐史、明清史等领域的贡献及其经世致用思想渊源的研究；至于后世学者如何借鉴其“求用”技巧，则缺乏系统性梳理分析。同时，人们很少思考、发掘两者间的相辅相成关系。窃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很难理解他作为旧学出身的史学家，何以能执当代中国史学之牛耳，也不利于学界同仁继承发扬其经验与智慧。鉴于此，笔者拟以新近出版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为基础，沿着“观世”“顺世”“入世”三个递进的逻辑层面，进一步梳理、分析其“求用”思想及实践。
一、观世：以国计与民生为重
“观世”亦即“洞察时势”。古人推崇“高明远识，洞鉴古今”，经世致用的前提条件在于正确地洞察时事。早在青少年时代，郑天挺就“喜欢谈论时事”，与同窗好友见面，也常常是纵论国内外大事，“有时直至夜深”。成年后，他阅历日深，对时事的关注更广更深，对洞察时事的意义及方法也有独到的见解和卓有成效的实践。
（一）郑天挺认为洞察时事、把握现实需求是做有用之学的前提。他很早即强调，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只有“认识了现在，才能自觉地积极地建设未来”，历史研究“要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直至去世前，他还不断撰文重申“求用”问题，强调“研究历史要有用”，要找出规律性，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同时，他还认为，紧盯现实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前提。他提倡多读书，但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实事求是地读好书”；他强调只有洞悉社会发展的最新趋势，才能捕捉到新的研究课题，才“能够有所创新”；他特别强调青年人“要知道时代潮流，要跟上时代”。此外，他也把开展社会调查视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许多旧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运动的不理解、甚至消极抵触不同，郑天挺视之为“学习近代史的好课堂”，除了自己先后两次赴湖南长沙、江西泰和等地参加土改运动，他还鼓励其他师生积极参与。可以说，虽然身为历史学家，但郑天挺对现实的关照始终如一。
（二）郑天挺的观察重点在国计与民生。这在郑天挺日记中有比较突出的反映。他的思考和记录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者有三。一是高度关注抗战局势。据粗略统计，其中相关记录不少于50次。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充满了忧虑。例如，他在1938年6月13日写道：“战事大坏，物价蜚腾”；1939年9月17日写道：“日本与苏俄又有协定，如是吾将何堪？”二是高度关注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走向，对其政风表现出强烈不满。针对其办事效率低下，他曾批评道：“一日间往邮局两次，每次探寻六七处，始得东西支吾，人言言殊而佯若不闻，说而不详之态度，尤为可恶。呜呼！我国之公务员！”针对其官僚生活奢侈之风，他曾批评道：“默计今日宴客于此者达二十四桌，是一夜一地之费逾万元矣”，“推此计之，昆明一日酒食征逐之费在数十万以上。此岂战时景象耶？”针对国民党军军纪败坏与战斗力低下，他批评道：“此次河南之败，在统帅蒋鼎文之怯懦，既不在黄河以北设防，而本人又先为撤退。敌人方至虎牢关，而蒋已退洛宁，既而又退西安，以至士卒动摇。且既败之后，又不使洛阳部队撤退，以至无谓牺牲者有二师之多。”三是高度关注和同情底层民众。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统区经济危机不断加剧，民众生活日趋艰难。虽然身为西南联大教授，但郑天挺自己也常常为生计所困，却依然对底层民众的疾苦给予特别关注。例如，1939年8月29日，他在考察昆明郊区龙泉镇后写道：“归途四望，碧茵万顷，全属稻田，此间可称天府，而人民衣腹不完，何哉？” 1942年5月15日，他在街头看到逃难回国的华侨靠典卖“旧衣日用”以维持生活后写道：“想见其远道流离，去衣就食之苦，衷心伤之”，而“此间黠者，更欲于此哀黎求非分之利，可恶之至！”笔者认为，他的上述观察、思考对其1949年的政治选择，具有直接而关键的影响。
（三）郑天挺观世的路径与方法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特点。概而言之有三。其一，持续开展学术研究。作为历史学家，学术研究无疑是他洞察时事的主要手段。正是此类研究，使他累积了洞察时事、处理时务的知识、素养与能力，特别是对民族文化和国家未来的坚定自信。1941年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熙熙攘攘，交易不殊平时，若不知轰炸之可畏者。中华民族诚伟大哉！” 1945年5月21日，他给进修班学生讲演文化问题时又进一步强调“离开民族性不会有自己的文化”。
其二，深入社会生活。一方面，他作为北京大学（1933—1950年担任秘书长）、西南联大（1940—1946年担任总务长）的主要行政负责人之一，为学校之存亡兴续，师生之衣食住行，常常周旋在各界之间。例如，1940年5月25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八时起。九时诣勉仲，商学校购办公米事。” 1942年1月10日，他记道：“八时起。九时入校治事。学生条告未撕，命工友洗去之，已净。” 1944年9月11日，他在日记中说：“十时至西仓坡招待银行界，为建筑校舍事也。菜冷而劣。席散，始知月涵先生忘未招呼，临时于街头求之也。其价亦达四千馀元，可畏哉！”另一方面，基于隋唐史、云南地方史学术研究等方面的需要，他也常常实地勘察历史地理、社情民俗。如，1941年5月16日至8月26日，他与梅贻琦等人对四川乐山、峨眉、成都等地进行考察；1944年7月20日至8月23日，他与罗常培等人对大理等地进行实地调查。以上活动都使其获得了无数观察学术与政治、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等社会复杂面相的机会，因此产生诸多感慨。例如，1944年7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时四十分抵安宁，去昆明三十二公里。饭于昆安饭店，店极小而价昂，竟高出昆明。饭后参观滇西企业局，仅煮盐场在此，极简单，无可观。盐卤用钢管自二十一公里外之盐涌井引来，在此煮晾，每日出品二三万斤，有工人二百人。盐涌井有工人六十人，规模之小，殊出意外。”这种体验远非普通学者或行政人员所可获得。
其三，关注媒体及舆论。以近代工业为基础的报刊、广播等新媒体具有传播快、传播广、内容新等特点，日益成为知识分子追踪国内外大事、了解市井百态的重要渠道。从其西南联大日记所见，郑天挺主要阅读《朝报》《益世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纸，以及《治史杂志》《史学杂志》《西北论衡》《国学季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宇宙风》《真理杂志》等杂志。郑天挺也特别注意从报刊中收集这方面信息。如，1939年1月2日的日记写道：“报载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 1940年9月28日的日记写道：“今日报载昨日德、意、日三国同盟签字，又美国贷我美金二千五百万元，国际局面显成两大壁垒，不知苏联将孰从也。”
与许多亡国论者不同，郑天挺对中国抗战充满了必胜信心：“与介泉谈家常及时事，语及时事，余谓明年夏，同盟军必胜，中国必胜。”特别是对取得抗战胜利的时间节点他也有令人惊奇的预判。他在1944年9月3日曾预测：“本年欧战必可结束，明年今日江南必无敌踪，而我辈可稍移动矣。”数月之后，日军战败投降，中国赢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日本战败投降后，曾有天皇剖腹自杀的传言。听到这一消息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就余之纯粹东方看法，以推测其可能结果：一、军阀必有继死者；二、在外军人可能有疯狂式之焚杀；三、皇位或能保全；四、日本人仇盟国心理永不能灭。姑书之此，以觇将来。”证之历史，天皇自杀之说虽是假的，但“皇位或能保全”的推测完全正确。这或与其作为历史学家对整个东方文明的深刻了解有着直接关系。
二、顺世：以历史大势为依归
“顺世”就是与时俱进，是基于历史洞察判断的选择和坚守，也是实现“经世致用”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基础。郑天挺之所以能历经巨变而始终屹立潮头，核心在于能够“顺世”。既往研究侧重对其选择结果的记录，对其选择的背景、过程反而重视不够，这也使得其内在思想体系与外在的方法论意义，不能得到充分彰显，因此，还须从思想特质入手，深入分析他的“顺世”智慧。
（一）顺应时代思潮。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自由、民主、科学是进步知识分子追求和实践的目标，郑天挺亦不例外。例如，五四前后他阅读不少进步书籍，在北大求学时阅读《新潮》《国民》等刊物。在北京大学担任秘书长时，他忠实地执行了自蔡元培以来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方针，强调学术、教学要和政治分离，政治不能干预学校；对参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学生，他竭力保护。
就目前资料所见，1949年前，郑天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触不多，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研读、传播，这或许与其作为一个旧派学者直接相关。但是，从其自传、日记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没有任何批评，相反，还有某种程度的同情、赞赏。例如，他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在1933年完成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遗体的安葬。据他回忆：“参加了1933年春天北平市各界市民为李大钊同志的安葬仪式。李大钊同志也是我在北大的老师，蒋梦麟等人也都和他同事。送殡的那天，一齐去了不少人。我们都看到了地下党以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名义送给李大钊同志的那块碑，碑的正上方还刻有斧头镰刀。当时大家感到，如果不把这块碑妥善处理，必然会遭受国民党当局的干预，反而会给安葬仪式造成麻烦，于是决定把这块碑埋在地下了。”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和“围剿”中国共产党的形势下，他的这一行为是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
1949年后，他在北平亲眼目睹了“进城的解放军和干部公而忘私、纪律严明的好作风”后，亦盛赞中共有“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军队”。因此，对于新的科学理论的学习与运用，他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情。魏宏运曾回忆，1953年，他和郑天挺“每周去马列主义夜校听课一次，地址在天津大学礼堂”，郑天挺从未旷课，他们还曾一同去北京向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列主义史学家“请教讨论”。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郑天挺阅读学习的马列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三大类六十余种。他对毛泽东思想亦深入钻研，对于毛泽东的许多名言，如“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曾在诸多场合直接或间接引用。这些学习也使其学术研究的层次与视野显著提升。他的学生南炳文曾说，南开时代的郑天挺，论文视野比解放前大为开阔；任继愈也谈到，郑天挺运用马列主义做出了优异成绩；他本人也曾深有感悟地说，若不是解放以后“接触了马列主义”，就无法整理与利用过去的东西。
（二）顺应政治革新。在关键历史节点的选择上，郑天挺总是站在顺应政治革新的一方。诞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初的郑天挺，青少年时期即紧跟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参加旅京福建学生组织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参加刘和珍等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对段祺瑞政府反动统治抗议活动。他的首份工作是担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的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期间编撰了其平生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全面论证并强调“领事裁判权已无须臾存在之必要章章明矣”。
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及北平的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做出了北大、清华等高校南迁继续办学的决定，许多学校师生随之响应南下。时任北大秘书长、中文系教授的郑天挺则在南下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他的一些师长故旧希望他留下来，胡适就曾劝其留下搞研究，“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更有甚者，劝其委身日伪殖民者。例如，1937年11月17日，他的北大同事钱稻荪专门追到天津，劝阻已经启程南下的郑天挺，劝郑天挺不要走，说他一走北大就要垮，要为北大着想。另一方面，个人家庭生活极其困难。当时他的夫人去世不足一年，五个孩子最大者13岁，最小者只有三岁，无人照料。尽管如此，他还是顶着巨大压力，安顿好子女，决然南下，以学者、教师的身份参与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军事上的溃败，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筹谋将北大、清华等学校南迁。对此，郑天挺坚决表示反对。在上述谋划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做出了“抢运”知名学者南下的计划，拟定了包含理、工、医、文等学科三十多人的抢运名单，多次派出专机赴北平迎接，多渠道进行劝说动员，其中也包括郑天挺，但他都断然拒绝，最终留了下来，保护师生校产，并完整移交人民政府。
尽管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受到一定冲击，但整体上看，郑天挺在新中国时期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他的学术研究层次大大提升，在学界和社会的地位也空前提高。1981年，他当选为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同年应邀出任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历史组组长（与夏鼐同任组长）。他先后两次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3—1966年、1979—1981年），还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副主席（1980—1981年）等重要职务。这也意味着他对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与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等人相比，他也幸运得多。有关这一点，郑天挺自己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他们如果留在大陆，是可以作出更大学术成就的。
（三）顺应民意。郑天挺思想有鲜明的“民本”特色，这典型地体现于以下事例中。
其一，顺应同事推举，参与大学行政管理工作。1933年暑假，北大秘书长王烈辞职后，时任校长蒋梦麟提议郑天挺继任，但郑氏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兴趣，不愿就任。后在胡适、刘半农等师长和同事的反复敦劝和鼓励下，他才同意接任。1940年1月，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联大常委会决定聘请郑天挺继任，并很快发出聘书，但郑氏明确拒绝。后在蒋梦麟、傅斯年等人近两周时间的劝说下，并考虑到避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他才正式同意接任。他在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等岗位上工作近十八年之久，还在同事公推下于1939年5月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其二，接受学生诉求，改革宿舍分配制度。在郑天挺接任北大秘书长前，北大的学生宿舍管理制度备受诟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起严格统一的分配制度，“一般多由老学生移让给相识的新学生”，新入校学生虽可以提出宿舍申请，但是真正申请成功则遥遥无期。1934年，郑氏在接到学生的改革请愿后，即拓展资源、完善制度，并公开承诺：全体一年级新生有愿住校者，一律配给宿舍。此举深受学生欢迎。
其三，顺应学生民意，支持进步学生从事社团活动。多元而丰富的社团活动是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的重要办学特色，这与校方在资金、场地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有着直接关系。许多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乃至革命者，都是从这些社团中走出来的。但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操作下，北大校方企图通过收回社团活动场所等方式压制进步青年，打击进步力量。郑天挺虽为校方负责人之一，但在接到学生求助后，仍坚持过往政策，明确对学生表示“社团所用房间可以继续使用，不必收回”，这也使得学生社团活动得以继续开展。
简言之，郑天挺的大学管理理念及实践经验就是强调以师生为本，处理校务作风要民主。这同样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经世致用经验。
三、入世：学以致用
“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曾国藩曾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此，学以致用也就成为知识分子实践其积极入世理想的基本路径，郑天挺亦不例外。
（一）善作致用之学。一方面是积极践行“学术救国”的精神。在“求用”思想指导下，郑天挺的学术研究总是着眼现实，努力践行“学术救国”的理念，包括1952年他调任南开大学后，推动南开明清史研究，“培养出有自家面貌的南开史学风范和传统”。有关这一点，学界已有讨论。但他在1947年发表的《琉球应归中国》一文，却很少被关注。该文强调，无论从感情、历史还是法律层面，琉球均理应归属中国。21世纪以来，张海鹏连续撰文，强调依照国际法及日本战败后的承诺，不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等岛屿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并深入分析了“琉球地位四大悬案必须再议”的理由。张文一出，震动日本朝野，一时间成为国际外交界、国内外舆论界的热门话题。通过张文的发表及其反响这一事例，再回望七十多年前的郑文，才能发现后者独特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郑天挺强调学术研究要服务于人才培养。他认为，“搞科研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教师来说，研究一定要为教学服务，我不赞成不愿教书光想搞研究的做法。”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虽长期担任行政工作且事务繁杂，但从未放弃教学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他也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教学用书的编撰工作中。1961年，教育部组织编选文科教材，郑天挺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及《史学名著选读》。1979年冬，郑天挺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从后世学者的许多回忆来看，郑天挺之所以被称之为“宗师”，显然与其在史学人才培养领域的贡献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经其调教，一大批青年人成长为史学大家。
此外，郑天挺还身体力行开展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以学术成果教育社会大众、引导社会舆论。例如，面向社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演。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6年5月，他就应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工厂企业等诸多单位邀请举办各类学术讲演27场，内容涉及制度、文化、地理、民族、科学等领域。再如，他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知识普及类文章，内容涉及禁烟问题、国都搬迁问题、使馆界问题、学习历史问题、治史问题等。
（二）善用忠恕之道。对于郑天挺的行政才能，吴有训曾赞誉道：“现在内地各大学无不痛骂总务负责人，只有西南联大例外。”何炳棣回忆，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他的行政能力的思想来源是什么，人们却谈得不多。事实上，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经验。笔者认为，他的成功主要在于能够较好地汲取与运用研究中所获得的经验与智慧。比如，他倡导和实践的“以小见大”研究模式，以及由此而养成的知微见著的洞察能力。其中，最关键的是对传统文化“忠恕”精神的发扬和实践。
郑天挺对“忠”的实践，一是对国家之忠，抗战初期他的“决然南下”、解放战争后期的“拒绝南下”及“学术救国”，即是生动体现。二是对职责之忠，他做事有担当，工作严谨细致。在担任北大秘书长后，他主持并亲自监督各类建筑施工。抗战初期以及解放战争后期，他一人独撑危局，被誉为“北大舵手”。据张守常回忆，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之际，“记得当时北大学生自治会送给他一面大红绸子作的旗子，大书‘北大舵手’，上款写‘郑秘书长’，是对郑先生为北大全校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三是对师长之忠。他和著名清史学家孟森的关系，真正体现了“事师之犹事父”的精神。四是对朋友、家庭、爱情之忠，也异乎常人。
郑天挺的“恕己”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注重自省、自律，为人谦虚。例如，1940年12月13日，其日记谈道：“六时归。晚饭后再入校，以校中同人遇事推诿，不觉盛怒，厉色严斥之，此为平生所未有也。事后深悔之。” 1941年2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颇易发怒，下午在校为体育组房屋又盛怒，惟随即猛省，强自遏制。身体不舒欤？心境不泰欤？睡眠不足欤？必有一于此也，戒之慎之。”二是利益面前先人后己。例如，西南联大时期，有昆明富商看到联大教授生活艰苦，打算资助若干人以生活补贴，梅贻琦等人推荐了郑天挺，但他却以“无功受?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谢之”。三是富有同情心。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对昆明进行无差别空袭轰炸，给当地民众造成巨大伤亡。每遇空袭，郑氏即与师生同进退，且常常以“否则何以对诸生哉”相自律、自省。资料还记载，其时北大文科研究所所在的昆明龙头村，距城数十里，但郑天挺常常步行去看望学生，并努力设法改善学生生活，有时甚至自掏腰包。
（三）善谋民生之需。经世致用的关键在于解决问题。郑天挺不但学术上倡导“求用”，关注天下之民生，而且努力解决了身边很多民生问题。举其要者如下。
一是积极筹集学校发展经费。这在其日记中有很多记录，如1940年5月23日记：“九时入校，大体决定全年经费二百七万元”，“增百分之五十”；1941年4月23日记：“至西仓坡开常务委员会，讨论今年预算分配”；1943年5月25日记：“至才盛巷，六时假其地宴中央银行主事人，为校中经费借款事。”这些工作与努力确保了学校的正常运转。他还特别重视教职员工薪资的正常发放，如1943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
二是积极稳妥地解决师生们的吃饭住宿问题。抗战期间，针对物价飞涨、西南联大师生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他倡导大家组织消费合作社，开展供求调查，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商洽， “设法代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抗战胜利后，他代表北大接管整理伪北大，适应师生复校需求，多方筹措房源，比较好地解决了师生尤其是教授们的住房问题。
三是积极协助学生就业。尽管民国时期大学生较少，但是依然存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对此，郑天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公开撰文呼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提出“发动学生去做各种社会服务工作”等解决就业问题的意见建议。此外，他还向相关部门或单位推荐毕业生。据何兹全回忆，抗战初期，他在重庆处于半失业状态，生活“极为狼狈”，后在郑氏的推荐下顺利地获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协助”，使他既能维持生活，又能继续研究工作；王德昭回忆，他在联大毕业后，有志于中学教育，郑氏随即亲笔致函贵州教育厅负责人，予以推荐。应该说，这也是其深受学生爱戴的重要因素。
结语
以上从“观世”的策略、“顺世”的智慧和“入世”的经验三个层面，笔者梳理分析了郑天挺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实践。近代以来，在“学术自由”思想影响下，人文学者更崇尚独立精神，甚至逐渐形成了一种羞于与政治、行政为伍的传统，许多学者都有类似的思想倾向，郑天挺也一度如此。这一追求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但久而久之也无形中把大量研究学院化、书斋化。郑天挺的经验说明，学术研究固然是实现经世致用理想的关键与基础，但同样重要的是要使学术成果走出书斋，使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一步说，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史学传统，那些经典史学的作者，绝大多数都具有丰富的政治与社会经验，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历史现象。郑天挺的经历说明，个人学术成就固然重要，经世致用追求下的公共贡献同样不可或缺。
胡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