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幸躬逢清华历史系90周年的庆典，甚感荣幸！编辑部给我分配的任务是比较民国时期清华和北大的历史系，我会更多侧重北伐前后一段时间。那是两系史学风格的形成期，的确展现出各自的特色。这不是个小问题，无法在简短的“笔谈”篇幅里说得周全，只能说一些点到为止的观察，恐怕还是个人的偏见。
据出身北大却长期在清华任教的冯友兰观察，北大和清华在“教育界各自代表一种风格”，在“学术界也各自代表一种流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括。而两校历史系的风格异同，又与另外两个重要的机构相关：一个是1929年停办的清华国学院（正式名称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一个是1928年开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面就从这一视角做些初步的探讨。
历史系与国学院的风格差异，是清华内部一个需要辨析的因素。前些年常有人说及“清华学派”甚或“清华历史学派”，据说这是一个广义的指称，不过落实到史学上，相当一些人说的可能更多是清华国学院的学术取向。其实国学院和历史系在治学方面虽有互动和分享的一面，但风格仍有不小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曾就读于清华历史系的何炳棣曾明确辨析说：
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事实上，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自1929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清华国学院的学风本较独特，与更早开办的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格就颇不相同。清华国学院规划的主要设计者和前期主持者吴宓曾明确宣布：“本校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其研治国学的取向，也异于国内其他研究国学者。这固然是创办者的追求，从其发展看也是言之有据的。大体上，北大国学门受日本东洋学的影响较大，而清华则受西洋东方学的影响更大。
清华学校在1926年决定在新建的大学部里设立历史系，一开始国学院中的老师多兼任于历史系，而历史系的初期风格（更多是纸面的，因为学生极少，老师也不多）也颇近于国学院。首任历史系主任陆懋德为历史系设计的发展方向，就与国学院风格接近，还共建了一个考古学室。但这或者是有意向那时强势的国学院倾斜，或根本是采纳了其他教授意见的产物，是否代表陆先生本人的治史取向，都还存疑。
我们只要把陆懋德后来出版的《史学方法大纲》与北伐前李大钊在北大所教《史学要论》以及北伐后傅斯年在北大开设的“史学方法导论”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很多不一样。故上述发展计划恐怕更多停留在纸面，并未在清华历史系形成多少实际影响。或可以说，即使在陆懋德主事期间，清华历史系的风格也与国学院不甚同（我们通常说到王国维便要提及的所谓“二重证据法”，在清华历史系便少见传承）。而不论是陆懋德的计划还是后来的发展，又都与北大历史系的风格不同。
清华真正成为大学，是北伐后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北伐后几年那段时间，对清华和北大两历史系都特别重要。当年的北大同学罗家伦和傅斯年，都曾实际掌控着两校的历史系——罗家伦以清华校长兼任历史系主任，然后引入蒋廷黻主持历史系；北大则一度由校长蒋梦麟兼任历史系主任，后由陈受颐出任，实际为任讲师的傅斯年幕后主持。罗家伦和傅斯年两位《新潮》时代的同学和战友，办出了两个风格很不一样的历史系。
从那时研究人员的构成看，说史语所更多继承了清华国学院的学风，大体不差。不过，傅先生做出的显然是一种选择性表述，若就史语所中尚未升任研究员那些更年轻的成员看，恐怕“北大派”的称谓还是难以避免的。这提示出一个重要消息，即在教学中，清华国学院的学风并未在清华历史系得到多少传承，而在北大则得到更多传承（那时史语所多位研究人员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其结果，清华历史系的毕业生很少进入傅斯年一手掌控的史语所，而进去较多的是北大学生。
在清华，罗家伦和蒋廷黻开出一条非常不同的史学之路。按何炳棣的看法，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故“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风格。
何先生所说的是较宽宏的整体概括，具体言，强调外国史这一倾向到刘崇鋐任系主任时代更加明显，并在雷海宗任系主任时代进一步发扬（按刘崇鋐任系主任时间不长，但在清华历史系任教时间则特别长，实际影响较大。不过因为1949年后去了台湾，所以少为人提及）。昔年很多大学教外国史的老师，就毕业于清华历史系。一般而言，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清华历史系，正以外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著称。
这又涉及前引何炳棣提到的陈寅恪。何先生对陈寅恪在清华的影响有些低估，这或许与他一向对史语所不注重西洋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不满相关。其实陈先生因为晚到，在清华国学院的影响没有一般所说的那么大。另一方面，陈先生虽一直任职史语所（并任第一组主任，但多取卧治，早年实际管理第一组事务的是徐中舒先生），又长期在清华历史系教书，然其治史风格独特，既不同于我们一般印象中“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史语所取向，也与偏重社会科学的清华历史系风格有别。通常体现一系治史风格的更多是如何培养研究生，而即使在蒋廷黻全面掌控历史系之时，研究生也一直是以中古史和清代史为方向，大体还是陈、蒋平分秋色的局面。
在研究生层级，清华的中国近现代史便超过外国史了。我们都知道罗家伦和蒋廷黻是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尽管他们两人都先后离开了这一领域，导致这一学科整体不够成熟，但其开创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费正清就曾受教于蒋廷黻，由他发扬光大的美国近代中国研究后又反过来影响中国，形成一种循环式的推动和促进）。而近现代史在清华的吸引力很大，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在本科时便是跟从蒋廷黻专攻清史的，其学士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就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而邵循正的硕士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清华大学1935年出版）也是蒋廷黻指导的，后蒋先生送邵循正到欧洲学蒙古史，但其回国后仍兼教中国近代史课程，到20世纪50年代还担任了北大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
两校不同的学术传统长期延续，北大的中国近现代史一直不是很强，而清华在院系调整后中断了几十年的历史学，恢复历史系后，一开始仍以中国近现代史见长（老清华历史系的毕业生刘桂生老师在“院系调整”后留在清华教公共课，后来复系时便使往昔的学风得以传承）。这是清华的传统学术强项，非常希望以后得到进一步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