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演变这个话题，有些牵强，因为就词源来说，“知识分子”这一词汇是西方语境中产生的，源于十九世纪的法国和俄国，约在二十世纪初才传播到中国。中国语境中与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类似的，是“读书人”或“文化人”。不过，读书人或文化人的内涵与知识分子的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我们习惯上称作“士”。其实“士”与读书人并不完全等同。《说文解字》云：“士，事也，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白虎通·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

春秋之前，文化掌握在贵族阶层之手，“士”从属于贵族阶层，是贵族阶层中地位较低的部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士”从贵族阶层中游离出来，成为贵族与贫民的上升或下降的汇聚之所[1]，并进而成为平民阶层的最高位，即所谓“士农工商”的最上层。但与其他三个阶层不同，“士”是文化人或读书人，没有固定的职业，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是“劳心者”。他们熟悉上古的文化与礼乐制度，在那样“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文明的熟悉者逐渐从贵族而变为“士”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士”阶层演变成为文化传统的承担者。《论路·八佾》中孔子的批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即是例证。古代“士”阶层的产生，是中国文化人的第一次演变。在先秦时代，“士”与统治者的关系并非完全依附的，有时介于师友之间。

秦汉以降，统治阶级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掌控开始加强，“士”的生存空间受到专制统治的压缩，逐渐从战国时的贵族“师友”身份而沦为君主的臣属，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士”阶层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成为专制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部分则成为古代文化的整理与传承者。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盛行，在为读书人参与政权提供机会的同时，也进一步束缚了读书人的思考空间。经过编订的儒家典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读书人最为基本的教科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教育在内容上合二为一，读书人的对专制皇权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这种局面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才有所缓解。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读书人的解放，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诞生了。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控制，主流意识形态的挤压力量越来越小，读书人主体意识与批判意识逐渐增强，他们放眼世界，凭借知识与精神的力量关注社会现实，表现出浓烈的人文关怀。但在国家面临存亡的关头，这种精神关怀逐渐演进为更为现实的救亡运动，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到救亡运动中，他们的思想启蒙使命日渐式微。[2]20世纪下半叶，对新政权充满热切期待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知识分子开始分化，他们中的较少一部分成为技术专家，在政治的缝隙中从事自然科研研究或纯粹与政治无关的学术研究；更多的人直接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来，或成为政治的夜莺，或称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思想解放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好景不常，九十年代社会现实又迫使他们重新回到了书斋。新世界为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如何走进这扇门成为他们当下亟待思考的命题。

如果可以把中国社会的绵延一分为二，代表政治统治的“王统”和作为民族精神载体“道统”的话，那么，一直以来，中国的读书人自命是“道统”的承载着者。古典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论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里仁》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认为士的职责是“尚志”[3]，“无恒产而有恒心”[4]。《墨子·经上》也说：“士，损己而益所为也。” 余英时先生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四个基本特征：其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于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其二，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其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贵。其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5]这种使命精神对读书人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6]两千多年来，无论出于太平盛世还是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这种精神使命感在读书人那里绵延不绝。从孔子的“丧家之犬”到谭嗣同勇于为变法流血牺牲，都反映了这种使命精神。犹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精神：“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7]正因为如此，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个国家或民族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这种“良心”的绵延不绝。

在中国历史上，“王统”与“道统”交相为用，“王统”需要“道统”提供理论支持，“道统”需要“王统”在物质上的保证。在这种“王统”与“道统”的关系中，“王统”凭借政权的力量居于主宰地位。这就决定了作为“道统”承载者的读书人对“王统”有着相当严重的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再由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到政治上乃至思想上的依附关系。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士人基本上依附“王统”而存续。这种依附关系的境况时好时坏，当统治者比较开明时，士人的生存境遇相对较好。当社会政治昏暗时，读书人分化就非常明显，一部分人坚持人格理想，充满忧患意识，屈原等便是例证。即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部分人似老庄人格，出世逃逸，如陶渊明等。即所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两部分人有共通之处，不肯“摧眉折腰”，坚守气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还有一部分读书人成为荀子所说的“仰禄之士”，曲学阿世，被孟子斥责为“以顺为正，妾妇之道”。[8]他们养成太监人格，成为昏庸政权的帮凶。

事实上，上述读书人的心态也可以用“入世”与“出世”来表达，李泽厚先生用“儒道互补”来描述传统读书人的这种人格，非常贴切。在这种互补中，儒家的“入世”思想更是深入骨髓的。“出世”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即便他们在“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9]时，也会想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0]。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转轨过程，知识分子的社会境遇随着社会变迁而沉浮。他们或者开启民智，指点江山，引领思想社会潮流；或者泯灭自我，随波逐流，摇身变为专制统治的附庸与帮凶；或者钻进故纸堆，为学术而学术，苟且偷生。美国作家安·兰德曾说过：“当一个人、一家公司或是整个社会面临破产的时候，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要么像个瞎子一样有意回避面临的真实境况，疯狂的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不敢朝前看，宁肯谁也别告诉他真相，然而又绝望地期盼凭空变出根救命稻草来——要么就是认清现状，清点财务，发掘隐藏的资产，开始重建工作。”[11]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汇集，诸如公平与正义、民主与科学、平等与尊严、人治与法治等问题表现的都非常突出，前进或后退，既考验统治集团的政治智慧，更取决于社会的迫切需求。如果我们不反对“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种观点的话，那么，知识人在社会转轨过程中的作用尤为关键。是“及时行乐”，还是“开始重建工作”？这是当代知识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代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分工更加细密，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专业性的问题，他们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游刃有余，但对其他领域则“隔行如隔山”，有人藉此否认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不复存在。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知识人的还有公共性的一面，因为在社会的各种领域之中，还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所有的专业化知识都联系着人们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东西，即社会价值观念。“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批判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讲的，知识人必须关心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他们必须提出问题，发出声音。诚如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所言：“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他们‘在一个社会内诱发、引导和塑造表达的倾向’。知识分子从不满足事务的现状，从不满足于求助陈规陋习的人。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绩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是往往不被生意场和权力庙堂放在眼里的道德标准的忠实的捍卫者。”[12]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必须在意识形态的诠释者与批判者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个人当下利益与终极价值追求做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