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解有穷而无穷
许多年轻的朋友对我说：我觉得杜诗好，但我不想研究它。理由呢？是说，因为从宋代到清代，研究杜诗的人太多了。就讲建国以来，杜诗的选本，在历代文学家的选本里边也是最多的。还有各种研究论文和专书。恐怕话都被说得快完了，还待我去饶舌吗？你说呢？我说：唯唯、否否、不然。照理说，研究对象只有一个，关于它的话似乎是可以说尽的。但同时，研究之后，总要做出判断。判断不外是和非两种。庄周早说过：“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齐物论》）为什么是和非都可以说无穷呢？因为研究的人时代不同，就可以各随他的时代思潮做出结论。时代相同，地域不同，人心不同，又会随着他的地域、个性而各有其结论。同一国家，研究的角度不同，或者叫坐标不同，看法也不会相同。古今学术史上，研究同一问题，结论完全相同的，究是少数；多数倒是不相同的。“是非之途，纷然淆乱”，并不妨害学术的进展。现代西方学者又倡言“证伪主义”，说整个自然科学、哲学史不外是假说—证伪的无穷反复（英国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一九八六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依照这种观点，那么，昔之所非，可以成为今日的是；今日的是，会料定是未来所非。“垂诸万世而不变”的论断是没有的。
再从文学艺术角度说，是非界限的模糊性更大了。
先说外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倾向。自从十八世纪意大利的维柯起，到二十世纪的皮亚杰、索绪尔，形成一个很有势力的包罗甚广的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注释学。这些流派纵横流贯于哲学、语言学、文艺批评中间，蔚为一大网络。如七十年代捷克的结构主义评论家莫卡洛夫斯基说，一切文艺作品应分为二：一、艺术成品，就是作品完成后，未经读者阅读和想象加以“再创造”的作品；二、美学客体，就是作品完成后，经过读者阅读和想象“再创造”的作品。同一作品，通过不同读者，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美学客体出现。更新的现象学的美学家罗曼·英格登也强调读者对原作加以完成从而产生一种美感经验的重要性。至于诠释学，本意在对作品的意义深入探讨，结果却发现注释者所说，都沾有诠释者的时空色彩的“衍义”，并非原意。俄国符号学家洛特曼认为，有不合语言惯例系统的符号，它所传达的不是一种认知，而是一种感官印象。从这些见解可以得出结论：由于语词的多义性，使得作家创造地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或他意于印象而非认知的用法，可以促使诠释者作新解；即使作品的主旨是多元性的，诠释也可因人而异做出解说。再，读者的参与和再创造，更使作品的光彩五色缤纷，不能定于一是。〔1〕
其次，就中国传统来考察。远在孔子在世前后，据《左传》记载，列国互聘，其大夫“赋诗”言志，几乎完全与《诗》的原意不相干。孔子称《诗》，也往往不顾原诗旨意。如《论语·子罕》载：“‘唐棣之华，翩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这可以说是中国最古的诗话。看来孔子教人读诗是不拘泥文义的。如子贡说诗，是一种别解，不是诗的本义，却得到孔子的称道。又《阳货》篇记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夫之解“可以”为“随其所以而皆可”（《姜斋诗话》）。这就是说，诗的意义是随其所用而异的。到了董仲舒，就明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春秋繁露·精华》）除非只有一种解释（诂），才可以有“达诂”；既无定于一尊的解释，所以自然“无达诂”。有达诂是不承认“多义性”，“无达诂”就是承认多义性、多元性。董仲舒以后一直到袁枚，都不时有这类反对墨守的意见，不具引了。
但是，这不是说，在对古代诗歌的诠释上可以毫无根据地乱道。诗义无穷而有穷。以不离“知人论世”“毋固毋执”为近是。
以上论杜诗研究绝不是已到穷途应当“痛哭而返”的地步。不特杜诗，其他中国诗史上的大家、名家都是这样。这是第一。
第二，研究杜诗，现在似乎有一种主张：说三十年来谈思想性太多了，今后只谈艺术性好了。这也是一种偏见。
解释就是一种批评，而批评无非为了欣赏。研究诗的内容常常可以转换为形式的探寻。反之，研究诗的形式也常常可以转换为内容的揭示。偏执其一或摒弃其一都是不妥的。
现在试以李商隐的诗为例，阐明这个意见。义山无题诗，自来诠释纷纭。有清一代，大致都以为这些诗是他对令狐绹的怨词。民国至目前，反过来，多认为是爱情诗。双方都有证据，各持理由，似乎难说谁是谁非。如依鄙见，这些无题诗，是有寄托的，不是爱情诗。义山《有感》云：“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冯浩《玉溪生诗笺注》引杨（致轩）曰：“此为《无题》作解。”颇有代表性。再如义山有《上河东公启三首》。其第一首是为辞柳仲郢赐妓女的。说：“伏睹手笔，兼评事传指意：‘于乐籍中赐一人，以备纫补。’某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方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兼之甲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坠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诚出恩私，非所宜称。伏惟克从至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则恩忧之理，何以加焉。”（《文苑英华》卷六六五）如果义山真恋一个女道士（与宫人相恋爱的可能性小，不必论），在唐代并非不可以公开说的，何必忸怩作态呢？照美学原则讲，意义的模棱两可或模糊，是有助于形式美感的强度的。“倾城消息隔重帘”恐怕比透明地描写美人更耐人寻味吧？这是说由诗的内容可以转换为形式的美感，反之，如说“郊寒岛瘦，元轻白俗”和说韩愈“以艰深文其浅陋”（均东坡语），就都是从形式转换为内容的评价。由此看来，评杜诗的思想性，正可以寻求它的形式（艺术）美哩。
二 杜诗的意义内容
杜甫的忠君思想，自宋代诗人或宋儒倍加崇敬以来，经过一千年，现在成了大问题。我以为，杜甫表示的忠君是无可厚非的。首先，杜甫的忠不是愚忠。因为他看待玄、肃、代三朝皇帝不同。他对玄宗是赞颂多于批评的。因为玄宗平韦后之乱，又取得开元二十九年太平之治。对肃宗，杜甫承认他有中兴收复两京的大功德。但肃宗听信张后和李辅国，导致天下离心的祸害，所以对他是赞颂和批评都重。对代宗就不同，因为他信任宦官，致郭子仪闲废，李光弼不敢入朝；强敌侵凌，天下携贰。是应该批评的。杜甫是崇信儒学的。他相信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孔孟看待君臣关系总是相对的，不是僵死的。既然杜甫看待玄、肃、代三朝皇帝的态度不同，可知他是明白君臣的相对关系的分寸的。君臣关系只是上下级的关系，宋儒把君推尊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容对君非议，自然是宋代的政治环境和宋儒思想的偏颇造成的，与杜甫并不相干。时代不同了，今后理应推倒宋儒强加在杜甫身上的莫须有的赞颂。
杜甫身世中还有应强调的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弃官和辞官。
弃官的事在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年）。其前年（至德二载），房琯以门客董廷兰受贿事受牵连，罢相（其年四月杜甫自长安冒死脱贼，五月拜左拾遗。五月或六月，房琯罢），杜甫疏救。肃宗大怒，将置重法。宰相张镐救免，放归省家。乾元元年（七五八年）诏曰：
崇党近名，实为害政之本；黜华去薄，方启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学，夙推名器。由是累阶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命者捐于异路。所以辅佐之际，谋猷匪弘。顷者时属艰难，擢居将相。朕永怀仄席，冀有成功，而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曾未逾时，遽从败绩。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诚宜效兹忠恳，以奉国家。而乃多称疾疹，莫申朝谒。郤犨为政，曾不疾其迂回（按，郤犨，晋卿。迂回，加诬于人也。见《国语·周语下》“单襄公论晋政”条，这是说，房琯不远谗佞之人）。亚夫事君，翻有怀于郁怏。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何以仪刑王国，训导储闱？但以尝践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刑罚也）。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务虚求。不议典章，何成沮劝？宜从贬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朕自临御寰区，荐延多士。尝思聿求贤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虚伪成俗。今兹所谴，实属其辜。犹以琯等妄自标持，假延浮称。虽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缕言，盖欲人知不滥。凡百卿士，宜悉朕怀。（《旧唐书》一百十一，《房琯传》）
这道诏书，《新唐书》不载。幸而《旧唐书》保存了下来，让我们明白了杜甫乾元元年“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事的严重政治性质。第二年，他到洛阳走了一趟，适当九节度使围相州的大军无故自溃之后。他写下了《三吏》《三别》，看透了唐室高层统治的腐败恶劣。回华州后不但宦情极度消沉，而且精神上的痛苦几近于歇斯底里。
表示忧惧情绪的，如《独立》诗：
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飘鹞抟击便，容易往来游？
草露亦多湿，蛛丝仍未收。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
《镜铨》引刘须溪曰：“‘此必有幽人受祸而罗织仍未已者，如太白、郑虔诸人。’今按当指房琯、严（武）、贾（至）等。后有寄贾严两阁老诗云：‘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语意正相似也。”杨西河的评论是不错的。但须加一句，“万端忧”中亦有诗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在内。
对于现职，诗人表现了极其烦躁、厌恶的情绪。如《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注意是三叠句，对食，一层。暂餐，二层。还不能，三层。表示极力与不安的感觉斗争，在沉重心情下挣扎的抑塞）。
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蝎、蝇似有所喻。蝎暗中螫人；蝇，扰人可厌。况且还“多”，使人更不安了）。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足踏层冰！
无可告诉的、好似将要爆炸的内心的郁结，除了弃官这一着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从早秋好容易挨到立秋后，杜甫下定决心，弃官出走。作《立秋后题》：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时年四十八岁）。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罢官”句各家未注，恐怕认为无须解释。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自己为左拾遗，无罪被放华州。现在我在华州弃官，不是跟别人罢我的官一样吗？“亦”字曲折而明白（所谓“微而显”，杜预春秋左传书法五例的第一例）。二是说，罢官由当权者主宰，不是由我。现在弃去官职，岂可不由我自己主宰吗？《论语·颜渊》篇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弃官的由己，正如罢官的由人。如果弃官不由己，就是“心为形役”了。
但是弃官是冒危险的。照唐代《捕亡律》的规定：“在官无故逃亡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一等。过（三日）杖一百，五日加一等。边要之官加一等。”《疏议》曰：“在官，在（令）（式）有员，见（现）在官者。无故私逃者，一日笞五十（余同律文，略）。五十六日流三千里……”《新唐书·刑法志》说“肃宗喜刑名”，御史中丞崔器亦深刻，“朝廷累起大狱”。肃宗晚年始悔，“叹曰：‘朕为三司所误。’”杜甫弃官，没有遇祸，或因当时战事方炽，关辅连年饥荒，官吏无暇管这等小事。但杜甫亦表现出栗栗危惧的心情。如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诗里说：
何太龙钟极，于今出处妨。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
刘表虽遗恨，庞公至死藏。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
诗中的“刘表”指谁？注家有以为指华州郭使君，嫌无据。“怯豺狼”之“怯”，看作“远”字。又如《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有云：
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
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
这两首都是弃官后在秦州的诗。噩梦乍醒，犹有余悸。在秦州还是安顿不下，诗有《发秦州》，说秦州不可居的理由：
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消忧。
诗人心中早已想去更僻远的处所，藏身远害是他当时思想的第一义，谋食还是第二层。老朋友高适在彭州（唐代彭州在今四川彭县或新繁），到蜀依高适可能这时已在心中了。
乾元二年冬入蜀，住在成都。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二年，杜甫的朋友高适、严武相继做了成都尹。代宗宝应元年（七六二年），玄、肃父子相继死在长安。严武被召回朝。广德元年（七六三年），杜甫被召补京兆功曹。不应召。诗人不是渴望回长安吗？现在新皇帝（代宗李豫）即位，严武回朝，似将被重用。严武是一直反对杜甫做隐士的。如《寄题杜二锦江野亭》有云：“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冠？”注引《汉书·佞幸传》：“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冠。”又《（绵州）酬别杜二》有云：“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杜甫勉励严武的是：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严武虽称忠直，但恃才跋扈，勉励他临危受命，亦是替他担心。至于对当时在奉诏回朝途中的房琯，却说得不同。如《（汉州）官池春雁二首》之二：
青春欲尽急还乡，紫塞宁论尚有霜？
翅在云天终不远，力微矰缴绝须防。
《镜铨》评：“二诗（第一首此未引）旧解作自比，详其语意，似是为房公。言欲其早退以为善全之计。盖救时虽急，正恐复遭谗妒也。”按杨评固是，超过旧解，但亦尚可商。如此诗第三句终望其再起，惟时世艰难，宜危行言逊耳。
对旧相和故人，杜甫均各按其性情的肯负荷重任和喜放言高论的优缺点，劝勉有加。这样关心朋友、信任朋友的气量和热情，是杜甫之所以成为大诗人的本质。这是深入杜甫性情的重要层次。但所有这些材料，仍然不能说明杜甫只劝朋友好好做官，自己却坚决不做官的心曲。这不是不值得探究的细故。因为明白了它，可以窥测杜甫的创作个性。
《独酌》诗的后半说：
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
《镜铨》编此诗在第八卷，卷首注云：“上元、宝应间，公居成都作。”大体不错。今以为诗应确定为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不赴京兆功曹时作，否则末联不能解释。根据这一联诗，是不是可以说杜甫真的不想做官呢？不能这样说。看他永泰元年（七六五年）所作的《春日江村五首》吧：
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第二首。旧注：《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按广德二年〔七六四年〕六月严武表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银章即指鱼袋）。
扶病垂朱绂，归休步紫苔（第三首。朱绂即指赐绯）。
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第五首。殆以加工部员外郎如被诏之荣）。
看这些诗句，显然是以被朝命为荣宠的。但有一疑问，就是他遇到机会，就会以郎官自称。如说：“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夔府书怀四十韵》）又：“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晚登瀼上堂》）又：“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客堂》）这些提到“省郎”的诗句，惹得陆游不满起来：“功名不垂世，富贵但堪伤。底事杜陵老，时时矜省郎！”（《秋兴》）论诗，陆游是深服杜甫的，论心事，陆游却未必知道杜甫。杜甫每自道，都泛称省郎，其实意在拾遗，不在工部员外郎。这样判断的理由是，拾遗是实授官职，工部员外郎不过是节度使幕职例带的中官衔，是虚衔。说杜甫重视拾遗，是因为唐谏官是宰相任用的，谏官本是宰相的属官。但谏官之职却在谏皇帝，不谏宰相。所以拾遗官品虽低（从八品上）却很清要，被政府重视（论唐谏官与宰相关系及其职务，请看钱穆《国史新论》中国传统政治章第五节）。拾遗属门下省，故亦可曰省郎。证据有（一）《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写田父称子美官曰“拾遗”；（二）任华《杂言寄杜拾遗》说杜“昔在帝城中……郎官丛里作狂歌……”（《又玄集》上）。可证郎官即拾遗；（三）杜甫《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首句“拾遗曾奏数行书”，更有深意。至于新命的“京兆功曹”，只是趋走公府的小吏（正七品下），终日在簿书中打滚。刘桢《杂诗》道尽此苦（桢先被刑，刑竟署吏）：“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这正是杜甫所谓“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的苦境。诗人现年已经五十四岁了，还能再担得起这种苦差事吗？他不干是合情合理的。论情，他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论理，谏官品禄虽均低于功曹（唐代内官禄轻，州县官禄重。详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但杜甫要求的是“致君尧舜”，在大历四年（七六九年）《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诗末联还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这是诗人死前一年的话。他做官不是为了混饭吃。怎么可以不择事而食呢？还不要说当时是主懦而猜忌功臣，内忧外患无宁日，对于这样的朝廷就是有十个敢谏的拾遗，又何济于事呢？何况仅仅一个功曹呢？不赴召是十分明智的。正合于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教训。有人说杜甫是愚忠，从上面举的事例看，何“愚”之有？
三 杜甫的性格
孟轲、庄周说诗都重“志”，不及“情”。应当是从《尚书》“诗言志”来。孟说，读诗要“以意逆志”。庄说“诗以道志”。“情志”并提的，应当在汉代。《诗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郑玄《六艺论》（《毛诗正义》载玄《诗谱序》引）：“（后世）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范晔承其说。《后汉书·文苑传赞》有“情志既动，篇辞为贵”的话。诗纯主情的说法，大致起于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到了钟嵘《诗品序》，说诗可以“摇荡性情”，再说可以“感荡心灵”。又论阮籍云：“《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首先引“大舜云，‘诗言志’”，次即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按这是引《诗纬·含神雾》的话，已经谈到情性。下文更发挥这个意思，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曰：“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杜甫论诗，既标经术，亦重情性。如：“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之七）“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都是他的自白。再从唐五代人传的杜甫轶事看，也可感到他的为人是纵情任性，放荡不羁的。《旧唐书·杜甫传》记载：“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严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宋祁《新唐书·杜甫传》云：“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子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新旧《唐书》所记杜甫触忤严武事，范摅《云溪友议》、王定保《唐摭言》亦均有记载。大同小异。材料当同出一源，今不可考。后世诗论家纷纷为杜辩护。以为刘昫、宋祁妄收小说家言以诬诗圣。其实从杜诗自述看，从他的性情看，宁可信其有。如在梓州作《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诗云：“南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唯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但是同在梓州，作《陪章留后宴南楼》长律，却又道：“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知此老仍然像在长安时一样：“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位宅守岁》）后来韩愈也说到这一点：“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感春四首》之二）“烂漫长醉”正是一种性格的表现。
更奇怪的是，五代后唐冯贽《云仙杂记》“惠一丝两丝”条说：“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卷三）又“夜飞蝉”条：“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为妆饰。”（卷四）这种材料，考据家一定是不屑一顾的。但如果我们在读人物传记时不太坚持材料必须与权威作者或著作对号入座，对“艺增”和“书增”能够宽容，未尝不可增加对人物的深一层的了解。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旧解为小隙）必照焉。”（《孟子·尽心上》）范摅、刘昫、冯贽、宋祁所引关于杜甫的传闻，都可以看作少陵性格的余波徘徊和微光穿隙。真即非真，假亦不假。从这些零碎增损的材料中正可以窥见杜甫其人身上的正始和南朝人物的流风余韵。通过这些零星材料，我们在杜甫身上好像看见了嵇康、颜延之、谢灵运、张融的某些影子。同时我觉得，由于忠君爱国、笃于人伦等标签在杜甫身上贴得太多，相对地就削弱了在他身上固有的狂狷纵恣的神采。如果冲淡了他那种放纵刚直的神采，对于杜甫的性格就不免扭曲，而要全面理解杜诗就不容易了。且看，“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壮游》）。这分明是嵇、阮之流的声音，怎么他又教儿子“应须饱经术，……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呢（见《又示宗武》）？这却是和他评论郑虔一样。一方面《八哀诗》说郑是“天然生知姿，学立游夏上”，一方面在《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诗又说：“夫子嵇阮流，更被时俗恶。”把游夏与嵇阮并提。再进一步看，杜甫亦曾以嵇康、阮籍自比。比嵇的诗句，如成都作《屏迹三首》之二：“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用《绝交书》中的话，明以嵇康自比。又《入衡州》：“暮年惭激昂。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我师嵇叔夜，世贤张子房。”赵次公注：“师嵇叔夜，则公自谓放旷懒散如嵇康。”比阮的诗句，如“苍茫步兵哭”（《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至今阮籍辈，熟醉为身谋”〔2〕（《晦日寻崔戢李封》），看他言志抒情，亦是把孔门高足游夏与嵇、阮混为一谈。这该怎么看呢？按孔门四科，子游、子夏都在文学科。孔子极称中庸，亦许可狂与狷。《论语·公冶长》篇，孔子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子路》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如果论嵇阮的高格，那么阮狂嵇狷，与游夏比较，正是孔子所想念的“不得已而思其次”的人物。可惜除了司马迁以外，后来的史家胸次狭隘，“每下愈况”（语出《庄子·知北游》。章太炎说：况，甚也），论人物划线太明，立论苛刻绞扰，毫无凝重阔大、优容宽宏气概，自命儒家，看天下士“不入于杨，则入于墨”。其实这样要求人，结果历代史书中“独行”“隐逸”二传不知埋没了多少仁人志士！宋人立论就过苛过隘。如朱熹，论杜甫、李白，都不多许可。唯有陆九渊比较宽宏，说：“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陆九渊集》四十六卷《语录》上）象山这话，道出了他对杜甫性格的印象。在宋人一片赞美杜陵忠君忧国声中是独特的，比起另一位儒学大师朱熹来大不相同。朱熹只说，韦应物“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论诗”）。
关于杜甫的性格，现在再看一看唐宋人诗中的反映。
第一个可举任华，华生卒年不详，尝与诸显官书，多所致责。《全唐诗》存诗三首。《杂言寄杜拾遗》诗云：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最奇……
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
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
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相就提玉壶。
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
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韦庄《又玄集》卷上。《唐人选唐诗》，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人能形容老杜纵逸心态的，有黄庭坚的《老杜浣花溪图引》。诗云：
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
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
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
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
干戈峥嵘暗寓县，杜陵韦曲无鸡犬。
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飘零不相见。
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卜邻。
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
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
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
愿闻解鞍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
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
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
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
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豫章黄先生外集》卷四）
其后陆游怀念杜公的诗很多。写纵逸之态的有《读杜诗》，录半首：
城南杜五少不羁，意轻造物呼作儿。
一门酣法到孙子，熟视严武名挺之。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剑南诗稿》卷三十三）〔3〕
陆游的这几句诗是说杜审言、甫祖孙同是不羁的人。这很有意思。《新唐书》祖孙俩传，更能传神。节录如次：
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旧唐书·文苑》上作“审言预选，试判讫”），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旧书》作书迹）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初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后来他的才孙作《赠蜀僧闾邱师兄》诗云：“吾祖诗冠古。”直是前无古人。假使人死有灵，祖孙二人，当相视而笑。我的意思是说，杜家的倔强傲慢，或者有遗传因素。杜甫的父亲杜闲为人性情如何，没有流传资料，不能臆断。但杜闲的幼弟升（文集如此作。两《唐书》均作并。据甫祭祖母文，并是闲弟）就是性情非常强烈的人。《新唐书·杜审言传》云：
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司马周季重，司户郭若讷构其罪。系狱，将杀之。季重等酒酣（《旧书》作“既而季重等府中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于座，左右杀并。……苏颋伤并孝烈，志其墓。刘允济祭以文。
杜诗有《义鹘（行）》，说健鹘为鹰报仇事。诗说：“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诗人说这事是他从樵夫那里听来的。当时“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诗人在祭祖母卢氏文中说升“报复父仇，国史有传”。可知他对叔父的义烈行为是很钦佩的。
杜甫的性格，除了父系的遗传因素以外，似乎还有母族的遗传或影响。他《祭外祖祖母文》说：
当太后秉政，内宗如缕。纪国则夫人之门，舒国则府君之外父。聿以生居贵族，衅结狂竖。雌伏单栖，雄鸣折羽。忧心惙惙，独行踽踽……初，我父王之遘祸，我母妃之下室。深狴殊途，酷吏同律。夫人于是布裙屝（fèi）屦，提饷潜出。……久成凋瘵，溘至终毕。盖乃事存于义阳之诔，名播于燕公之笔。
最后两句是指张说（燕国公）所作的《唐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文云：
初，永昌（武则天年号，当六八九年）之难〔4〕，王〔5〕下河南狱，妃录（收系）司农寺。唯有崔氏女，屝屦（草鞋）布衣，往来供馈（给狱中父母送饭）。徒行悴色，伤动人伦。中外咨嗟，目为勤孝。王之二子，配（流放）在嶲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及六道使〔6〕之用刑也，长（子）曰行远，以冠（成年）就戮。次曰行芳，以童当舍。芳啼抱行远，乞代兄命。即不见听，固求同尽（同死）。西南伤之，称为死悌。（《文苑英华》卷八百九十）
照现在民间的称呼，行远、行芳是杜甫的舅公。行芳不肯独生，坚决请求替兄受死。结果与兄同时被杀。这种骨肉情深，宁愿同死，不愿单独苟活的壮烈气概，壮士亦少见，何况未成年的儿童呢？史官说他震动西南人民，这是正义的感召，是道德理性的威力的正当呈现。
杜甫秉承了内、外家族的血性和风声、仪则，从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流露有刚毅豪放的气质，是很自然的。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篇）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王注：“刚，无欲。毅，果敢。木，质朴。讷，迟钝。”杜甫的忠君忧国，慈孝友悌是品德，是思想的外在化，说他的性格，就是刚毅木讷。
杜甫在广德元年（七六九年，五十二岁）九月在阆州，有《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这是去疏救房琯已经六年以后的一次反省，最能表达他的性情。这篇祭文，杜诗选本例皆未收，却是了解杜甫其人其诗的重要资料，是研究杜甫思想极要紧的文艺作品。特据《钱注杜诗》卷二十抄出。祭文云：
维唐广德元年，岁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鲫之奠，奉祭故相国清河房公之灵曰：呜呼！纯朴既散，圣人又殁。苟非大贤，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群公间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画一！娄宋继之，不坠故实。百余年间，见有辅弼。及公入相，纪纲已失。将帅干纪，烟尘犯阙，王风寝顿，神器圮裂。关辅萧条，乘舆播越。太子即位，揖让仓卒（注意：不说嗣君，说太子，揖让下连仓卒二字，俱微词）。小臣用权，尊贵倏忽。公实匡救，忘餐奋发。累抗直词（两唐书房琯传多有不实之词，赖此数语幸存，可正史谬），空间泣血。时遭祲沴，国有征伐。车驾还京，朝廷就列。盗本乘弊，诛终不灭。高义沈埋，赤心伤折。贬官厌路，谗口到骨。致君之诚，在困弥切。天道阔远，元精茫昧。偶生圣达，不必际会。明明我公，可去时代。贾谊痛哭，虽多颠沛。仲尼旅人，自有遗爱。二圣崩日，长号荒外。后事所委，不在卧内。因循寝疾，憔悴无悔。天阏（钱注本作死矢）泉途，激扬风概。天柱既折，安仰翼戴？地维则绝，安放挟载？岂无群彦，我心忉忉，不见君子，逝水滔滔。泄涕寒谷，吞声贼壕，有车爰送，有绋奚操，抚坟日落，脱剑秋高（《别房太尉墓》诗：“把剑觅徐君”）。我公戒子：毋作尔劳，敛以素帛，付诸蓬蒿。身瘗万里，家无一毫。数子哀过，他人郁陶。水浆不入（承“哀过”说），日月其慆（逝也）。州府救丧，一二而已。自古所叹：罕闻知己。曩者书札：望公再起。往来礼数，为态（《英华》作能）至此。先帝松柏，故乡枌梓。灵之忠孝，气则依倚。拾遗补阙，视君所履。公之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伏奏无成，终身愧耻！乾坤惨惨，豺虎纷纷。苍生破碎，诸将功勋！城邑自守，鼙鼓相闻。山东虽定，灞上多军。忧恨展转，伤痛氤氲。玄岂正色，白亦（《英华》作赤）不分。培满地，昆仑无群。致祭者酒，陈情者文。何当旅榇，得出江云。呜呼哀哉！尚享。
这篇祭文说到自己时，只说“伏奏无成，终身愧耻”。何等敦厚！说到时事，即怒不可遏。“乾坤惨惨，豺虎纷纷。苍生破碎，诸将功勋！”何其刚直！
木讷就是笨，包括言辞和行为。白居易诗：“处世钝如椎。”说处世，应当不限于言辞。杜甫说自己处世谋生，喜用“拙”字。全集有二十多句，还没把意指拙而不用其字的句子算在内。略举“拙”字句如下：
老大意转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益叹身世拙。（《北征》）
何乃疏顽临事拙。（《投赠咸华两县诸子》）
养拙异考槃。（《营屋》）
蹭蹬多拙为，安得不皓首。（《上水遣怀》）
计拙百僚下。（《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
用拙存吾道。（《屏迹二首》之一）
计拙无衣食。（《客夜》）
宽容存性拙。（《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
养拙干戈际。（《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
拙被林泉滞。（《夔府书怀四十韵》）
吾知拙养尊。（《晚》）
谋拙竟何人。（《太岁日》）
养拙江湖外。（《酬韦韶州见寄》）
老矣逢迎拙。（《奉赠卢五丈参谋琚》）
其不用“拙”字而实说自己笨拙的，举两例：
野人旷荡无颜，岂可久在王侯间？
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兰田山。（《去矣行》，后两句其实是悲愤中忽作调侃语。不可硬相信他真有不吃饭可不饥的什么“法”。）
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
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
娇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
老杜自称清狂、潦倒，又自命性拙、性真，其实“真”是根本。一个人，尤其诗人，有真知、真情，出语真率，多少会被人认为狂夫，所向辄左，自己在碰钉子之余，只好承认自己太笨了。杜诗如：
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
疏懒为名误，驰驱丧我真。（《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漫成二首》二）
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笑接郎中评事饮，病从深酌道吾真。〔7〕（《赤甲》）
任真自得的人，与人“游于形骸之内”，就是说，不论境遇如何变化（那是“形骸之外”的事）都一如平昔。世人往往不能这样，穷瘁改旧容，显达生新敬。杜甫出夔州以后，所遇颇多此类。作《久客》诗云：
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
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
陆游对此又不以为然。《读杜诗偶成》云：
一念宁容事物侵？天魔元自是知音。
拾遗大欠修行力，小吏相轻尚动心！（《剑南诗稿》卷三十二）
杜甫自说是“由父邀皆去，邻家问不违”乐易近情的人，为什么对小吏竟几于破口大骂，斥为“狐狸”呢？这是可以理解的。田父溪友，多素朴真挚，即使有点毛病，也是情有可原，所谓“不为困穷宁有此”？（《再呈吴郎》）至于“小吏”之类就不同了。这种人多少会依势压人，上谄下骄，令对方难以忍受。骂为“狐狸”，正名符其实。这不是诗翁“大欠修行力”，正是他肝胆照人的所在。从前我曾问梁漱溟先生：什么是儒学入门处？能不能一语道破？漱公回答说，“好恶真切”一语可了。《大学》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正是此意。漱公儒学大师，其体会如此。陆务观讲“修行”（修养）却要诗人泯灭好恶，这种态度既不是“奉儒守官”的杜氏家风，也不是任情直遂的魏晋风度。自难望出于少陵野老。这种评论不是无的放矢就是别有寓意。且不管它。
议论到这里，可知杜甫的性格是复杂的，可以说是充满了许多矛盾。略举如下。
杜甫为人方面的矛盾：
1．既和易，又严峻。事实如上边所举。不赘。
2．既拒人馈遗，又向人借钱借米。前项如拒受《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后项如《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诗说：“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宁）忘欲漏时？”
3．己既穷困，又乐施舍。前者不烦举例，后者如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即诗题）及“解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之一）。
4．傲长官却亲僮仆。前者例如：“刘表虽遗恨，庞公至死藏。”（《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后者如：“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信行远修水筒》）
杜甫性情方面的矛盾，略举如次：
5．既喜幽独，又心念王室。前者如《客堂》云：“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又：“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清明二首》之一）又：“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秋野五首》之三）后者屡见，不烦举例。
6．既爱高古藻丽之文，又喜民歌俗曲。前者不必举例。后者如自说爱好吴咏，间为吴体，俱民间歌咏。又说：“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新赁草屋五首》之二）又少陵七绝，古朴沉着，论者多谓得竹枝之遗。亦可为证。
杜甫认识方面的矛盾，可举者：
7．既痛恨官吏剥削农民，又怒斥农民起义。这是历史的铁门槛，知识分子实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8．既仰游夏，又友嵇阮。前面已有例。
9．既奉儒学，又信佛、道（老庄）。亦不举例。
10．既信佛理，又信太一天尊（有《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薇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则与自承“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不符了（句见《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11．既说“文章千古事”（《偶成》），又说“文章一小技”（《贻华阳柳少府》）。
12．既常常表示事君尽忠，以此久被后世崇敬；及细读其诗，又颇有蔑视绝对权威的意思。
这该怎么理解呢？
我读杜诗，在一九三一年，当时才二十岁，颇不喜欢杜甫。以为他的思想简单，不理解宋祁对他何以如此推崇。后读一些宋人诗话，又相信他是愚忠的典型。及经涉世变，有一点写诗的经验之后，才开始怀疑“每饭不忘君”是否就是杜甫及其诗歌的伟大之处。渐渐，我感到从某人的话或文章中挑一两句出来加以扬或抑，是颇不妥当甚至是误人的。要知道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知道说话的人。又要知道这说话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境下和谁说的。有些同志以为引史说诗并不可取。但不知其世，怎么可以论断其人呢？正如根本不懂别人说些什么就议论一通是可笑的一样。于是我颇用心读杜诗，首先我否定了杜甫愚忠之说。我思索历史，对照古今事变，特别是现代史的一些翻来覆去的关于某人和某事的论调，知道人是很容易轻信和受愚弄的。我怀疑杜甫的“忠君”。我对杜甫前的一些大诗人的思想也似乎有些和历来的看法不同。我对“春秋三传”的“书法”颇感兴趣。从中悟出，原来一件事是可能有各种看法的。
任何参加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与上级的关系都是极敏感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抱怨或异议都是“微辞”《春秋·公羊传》，所谓“定哀多微辞”也（定公元年文）。出现在杜甫前的陶潜，对新起的王朝心怀不满。他毅然退出政治，却在文化上高揭真纯，领袖世风。《述酒》一篇，政治倾向明显。“朱公练久齿，闲居离世纷……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8〕在杜甫后的苏轼，便明显地称赞民主作风。说君当柔，才能容臣的刚。君当先以臣为师，先从臣学习，然后才倚他为臣。《二疏图赞》云：“惟天为健，而不干时。沉潜刚克，以燮和之。于赫汉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师友道丧。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二疏）怜之，振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此文解见西南师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东坡选集》注）再如他作《安期生》诗，说安期生平日与蒯通交。共说项羽，羽不用其言而欲封两人，两人不欲徒得官，亡去。“乃知经世士，出世或乘龙。岂比山泽臞（山泽间修仙的瘦子），忍饥啖柏松。纵使偶不死，正堪为仆僮。”此诗小序说：“嗟夫，仙者非斯而谁？故臆战国之士如鲁连、虞卿，皆得道者欤？”西师中文系《东坡选集》此诗评者写道：“诗不在说仙，而在论仙是有经世之志者才可学的。鲁连却千金赏，辞齐爵，曰：‘吾与（其）富贵而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虞卿弃赵国相位，与魏其偕亡。亦有高世之节。晚且著书，欲以救世。诗以二人比安期生，证安期生志在经世，不是方士，又拒刘邦而重项羽，这是难能可贵的。”按此评皆据诗旨，诗又说，汉武刘彻比于乃祖，殆犹蚁虱。安期生拒刘邦，岂肯逢迎刘彻呢？东坡此诗，写于六十四岁（在儋州）时，推其意，彼尚不惬于神宗，何况对少不更事、昏庸偏激的哲宗（赵煦卒年二十五岁）还有什么敬意呢？如果用“以意逆志”的原则解诗，那么说此诗微意在褒傲士（包含隐者、逐臣），贬昏君，该不致被目为“荒天下之大唐”吧。
现在说杜诗。杜诗有没有微言呢？我以为是有的。如夔州作《牵牛织女》后半云：
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
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姑舅事，敢昧织作功？
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
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
按“未嫁女”当然是离开天上神仙，就人间女子说。“君臣契”二句，点明寓意。以下四句是说“咫尺不容”的原因，就臣说，是无礼，不恭；就君说，则是不出于至公。最后两句说，如果君臣不契到了如方枘圆凿那样龃龉，那么，男子汉就会绝裾而去的。这里“丈夫”一词不是对新妇说的。“英雄”二字甚至不只是说挂冠气概，难道不可以说为“变置社稷”吗？
为了不致厚诬古人，容再拈一例：
《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凡四十韵》末段云：
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旄头初俶扰，鹑首丽泥涂。
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出尘皆野鹤，历块匪辕驹。
伊吕终难降，韩彭不易呼。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
回首黎元病，争权将帅诛。山林托疲苶，未必免崎岖。
予旧释此段，颇异诸家。略云：此段纯系批评当时政局。“出尘”二句是说，当此风尘洞的时候，贤人（诗用“书生”乃反语致讽）只好不同甲卒之流争夺名位而暂时退下，因为他们不是争食易驯的鸡鹜；同样，过都如历块的千里马也不是听人摆布的辕下驹，暗示他们是随时可以弄翻车的。《牵牛织女》末联“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亦即此意。几乎是说，皇帝无道，可以造反了。此处稍委婉耳。因此，“野鹤”句引出“伊吕”句，“历块”句逗出“韩彭”句。“五云”一联，影射时事，上句或指李泌返衡山不出，下句直刺以宰相出镇两川的杜鸿渐统驭无方，召致叛乱。并是证明“出尘”四句的道理，笔意婉转周到。上文“此生遭圣代，谁分哭穷途”，“庭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等意，至此方算收足。尾四句，前两句说蜀中将帅自相诛讨贻祸苍生，结联说，山林之士以疲苶自托而不出，则国步殆难免崎岖。盖言国事安危系于人才进退，今日人才见轻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行次昭陵》述太宗朝政绩云：“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与此段对照读之，弥见深藏不出的意思。杜甫前后的弃官、不赴宫，不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存“大隐隐朝市”思想的人多的是，白居易、苏轼都难免恋栈之嫌。杜公《晦日寻崔戢、李封》诗说：“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说不为身谋，正见“行歌非隐沦”，而是“非其君不事”（《孟子·公孙丑》）的意思。杜公直诚，岂有装点语？
如以为诗无达诂，上引所解，不免臆度。再举一证，助成本解。
杜甫在潭州（今长沙）有赠苏涣诗，倾倒于其人其诗。题称其“才力素壮，辞句动人，接对明日，忆其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诗云：
庞公不浪出，苏氏今有之。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
乾坤几反复，扬马宜同时。今晨清镜中，胜食斋房芝。
余发喜却变，白间生黑丝。昨夜舟火灭，湘娥帘外悲。
百灵未敢散，风破寒江迟。
然涣为人，初为盗贼，后举进士，为侍御史。游衡州刺史崔瓘幕。崔被叛兵所害。涣参加平贼之谋。杜甫许为白起。后游广、交州，扇动哥舒晃跋扈。涣为官兵所杀。这样的人物，在潭州与杜甫时有过从。见《暮秋枉斐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敌忾既同，诗又投合，想见联袂酒茶之际，必及各自怀抱。假使气味不契，岂能如此推许？则杜公非死抱住唐室不放者，固有充足理由推断之也。其为人刚正朴素，宜无隐情欺世之言。
四 杜甫诗艺秘密
1．杜甫近体诗出现拗律及七绝变调问题
杜甫工于五、七言律诗。七律尤为精严。晚年五言长律，更创为数十乃至百韵巨制。而且他又喜为“组诗”（连章诗）。诗题亦多取偶数。看来是特别喜欢整齐骈俪的。另一方面，他又作拗体七律，七绝亦多变调。影响远及宋、明、清诗人。杜甫又在诗篇中说道：“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又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老去、晚节意义相同。前诗是在成都写的，后诗是在夔州写的。前诗假定是代宗宝应元年（七六二年），五十一岁。后者假定作于大历元年（七六六年），五十五岁。都可以说是晚年。但前说“漫与”，着重随意性，后者说“律细”，着重严整性。既说喜即兴为诗，又说诗律渐严，岂不自语相违？为了深入讨论这个矛盾现象，我先把一千四百多首杜诗分体列举正体与拗变体，统计首数和他们的百分比如下：
表一 杜诗分体统计
表二 杜诗七律、拗体分期比率
表三 杜诗七绝、变调分期比率
今存杜诗，是在五代兵火之余由宋初多人掇拾而成，因而各期诗作多少并不是杜诗的原貌和全貌。如果据此以论证杜甫先后时期的思想情感是如何如何，显然有前提不稳固的毛病。但现存杜诗的数量很多，伪诗极少，编年又经千年以来研究杜诗的人审定，所以各时期的各体诗的多少是比较可信的。所谓“可信”，是说它比较接近于原编本。从这点出发，我们从上列三表可以看出，（一）杜甫初期律诗不多，七绝只有一首。这意味着什么呢？从唐诗发展史看，七绝、律在当时都是新体诗，由于艺术良心的驱使，诗人对新体诗是既惊喜又慎于尝试的；或者虽然写得不少，但留存的不多。（二）拗体或变调、律、绝都是后期较多。这又该怎么理会呢？假如绝律常规是代表严密性，那么拗体、变调就可以代表随意性。杜诗后期拗体、变调概率偏高，是不是诗人对随意性（即兴或漫与）有偏爱呢？是，又不是。说是，杜甫作诗，既喜规范，又喜破坏规范。例如传统古、律诗句法，五言以上二下三为常，七言以上三下四为常。到杜甫，句法多破常例，五言有上三下二句，“闰八月初吉”（《北征》）是也。有上一下四，如“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放船》）。七言有上五下二，如：“中天月色好谁看？”（《宿府》）有一六句，如“白摧朽骨龙虎死”（《戏题韦偃为双松图歌》）及“松浮欲尽不尽云”（《阆山歌》）。又，五言古诗，自汉魏来，无不偶句见意。杜甫晚年显然力破此法。此又有二：一者，上下文承接用单句。如《客堂》诗中云：“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前辈声名人，埋没何所得？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从前曾论这十句诗的结构说：“‘居然绾章绂’句，本承上文‘前辈声名人，埋没何所得’两句来。却单句即住，与下文‘受性本幽独’意不相属，这就违背了诗歌每两句用意相连的旧例。‘受性’句实领下，至‘营葺但草屋’共五句，这就破坏了运意必双的诗体结构，明显是用散行文字的方法入诗。”其次是换韵不换意。杜园举《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按此六句用“缉”韵，下“沧浪水深青溟阔，……至今斑竹临江活”四句转“末”韵。“野亭”两句韵属上六句而意属下四句，且“野亭”二句虽与“反思前夜”四句同用缉韵而意却遥接“反思”四句前的“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结构极错综变化。这种不守清规，就是杜诗的随意性。但说他偏爱却未必是。第一，从数量看，拗、变毕竟不很多，合律的近体却是压倒多数；第二，云夔时期的力作如《秋兴》《诸将》《咏怀古迹》诸连章巨制，都是规行矩步，佩玉锵锵的。何况“晚节渐于诗律细”正是大历二年的诗句呢！〔9〕第三，云夔时期杜甫创作了前所未有的数十百韵的五言长律，元稹评李、杜高下时，即据这些长律认为李远不及杜。更可证杜并没有倦于格律的倾向。
那么，怎么理解杜诗中的拗、变体的出现呢？首先，应该改变以为拗、变体的出现是意味着补救偏弊的看法，这一看法初也不无理由。七律本唐初新体，王、杨、卢、骆集中，一首也没有。李峤集始有二首。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所作七律，均不超过三首，而且往往应制、奉和三居其二。盛唐诸公，如王维、孟浩然、李白、李欣、崔颢、高适、岑参，七律首数也不多，请看下表盛唐七家集中七律首数与杜甫七律首数比较：
杜甫七律之多，是王维的七倍有余，是岑参的十五倍。是他与同时诸公一起把七律从应制、奉和中解放出来，把它复归于曹子桓式的抒情诗。〔10〕不但如此，是他，独自把它从抒写个人情怀中推向指斥时政（如《诸将五首》）。使向为言情慢调的七言律诗变为讥弹时政的工具。要是七律先天即有题材狭隘的偏弊，则杜甫早已补救了，更何待别为拗体才算补救呢？
说杜诗有拗变是出于对救七律的偏弊而发，若偏弊只指题材狭隘，则嫌视野太窄；如果偏弊指七律旧调易流于圆熟甜软，也未尝不是。因为陈腔旧调容易蒙蔽事物（或存在）的本色，所以真正的诗人对庸音是如避恶臭的。但这样说也还是并未中肯。我以为，杜诗出现拗变乃由于杜甫永远不会袭常蹈故的创造不息的天性或精神。这种精神来自周易、儒家、道家的哲学。
杜甫的心魂蕴含着两种相反相成、互争互变的力量。比如就人事说，或冠盖钟鼎，或茅屋山林。即不能致君尧舜，便隐居行义。〔11〕随所遇而安之若素。就美感方面言，杜甫也绝不偏执。这就是，或者是整丽（方东树有此语），或者是朴野。华实杂陈，惟变所适。当其用齐整时，意不忘素质；当其用朴野时，意亦在谐和。这就是拗非背律而驰，律亦不是逐流忘本。宋张耒论黄庭坚诗颇契此意。他说：
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诗人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有律吕外意。（《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引）
山谷拗体，公认为是出自少陵。这种说法，封闭过甚。诗人如渴者持瓢共饮江水，自可二人共得一味，亦可各得一味。和谐本是弥纶宇宙的大动脉，沈约、周颙偶悟汉字中的韵调，说为四声。庾、徐、沈、宋踵事增华，成立诗律。诗律之外，本有覆盖天地的和谐在，即在汉字、汉语中，除诗律外，自有大和谐在，自封正声，斥异调为邪僻，不知破弃律吕者，是不为律吕所缚，而非根本反对律吕；如庖丁解牛，“官知止而神欲行”。禅家说“弄蛇要弄活蛇”，所以，作诗字字拈平仄，正是弄死蛇勾当。岂知声律外意？现在不妨引杜诗作比。他说：“欲语羞雷同。”（《前出塞》）作诗自然也不肯随人后。又说“即事非今亦非古”（《曲江三章章五句》），“非今”，即不合律；“非古”，不必不合律。又说“有时自发钟磬响”（《题张氏隐居》），钟磬声和，如出天籁，故曰“自发”。又说“金钟大镛在东序，冰壶玉衡悬清秋”（《寄裴施州》）。钟镛同类，音主和，冰壶、玉衡，音主清。既和且清，自然不尚佶屈聱牙，蒙密晦涩了。又说“诗态忆吾曹”（《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诗态百变，自然不拘一格了。〔12〕凡上所引，不必论诗（末例除外），但人事、艺事，理有可通。会心之处，可以忘言。
我还记起杜甫的“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这诗句。清词就是《文心雕龙·风骨》篇的“骨”，丽句就是《风骨》篇的“风”。词要求清，就是要立意新，就是词意深切著明（《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诗清立意新。”又《赠阮隐居》：“清诗近道要，识子用心苦。”）。句要求丽，就是要情感饱满，以至词采飞动（《寄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刘伯华》：“神融摄飞动，战胜洗侵陵。”按此联上句言风，下句言骨，最明显）。清就是上文说的朴野，丽就是上文说的整丽（朴野是偏重遣词纯素说，与清并不相背）。这两种表现手法何时出现，决定于当境（或可以借用佛家名词“现量”，王而农《姜斋诗话》即曾用之）。眼前人物，诗人当下的心情，乃至所在山川、景色、气候、时事，一齐构成当境，有此当境，诗人笔下就出现适合其情志的风格，或朴野，或整丽，诗人都用整个身心倾铸之，更无私意掺杂。所以如泉涌风鸣，岳峙渊回。引起千载下人爱敬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求之声律。或以双声叠韵，或作为声调谱，或以为拗体亦有定则，若上第几字拗，则下几字救。莫不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于是学者皆死于句下，反以为得宝。此说拗变者之积弊，所以有待于解放也。
我国的美学自来是反对死板框架的。诗是这样，音乐、书画也是这样。似乎可以比喻做艺术各自的技巧是方的而艺术精神是圆的。内圆外方，一体一气，所以变动不居。试引几段文诗为证：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纶经。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吾又奏之似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汝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13〕，乐而无形。动于无方，居于杳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汝）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14〕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庄子·天运》）
庄子此文，是中国哲学论乐的至要的文字。大意是说，《咸池》这个大乐章初奏的时候，好像春物始作，有的顺利，有的违忤。知天眷无常，所以产生恐惧。第二乐章好像生命极旺盛的夏天，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无所不丰盈，则反觉虚空之中无不有神。人意懈怠。第三乐章标题为无（同毋）怠。似写秋冬之境（动于无方，居于杳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无言而心悦，欲听焉，而无接也，故惑。最后总结是，乐生于惧，这是象征宗教的起源。面对自然的大威势，由恐惧而生崇敬。次章则面对无边无际的生命活跃之境，听者“欲虑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见，逐之而不能及”。于是如“傥（敞）然立于四虚之道”，茫乎昧乎，不可端倪。无可追求，故懈怠而随波逐流（委蛇）。宗白华说，这正是华格耐尔（德国十九世纪乐剧大师）音乐里的“无止境旋律”的境界。终章入于沉潜，所谓“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杳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花），行流散徙，不主常声。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所谓天乐，无言而心悦。充满天地，包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故惑。惑故愚，愚故道”。就是老聃所谓“大音希声”。三章之乐，又是周流回旋无止境的。本无所谓始与终。我这里以四时解释，正是所谓“徵之以天”〔15〕。由此文意，可知庄生论乐，以变化流动、声无常情为旨（嵇康《声无哀乐论》可参）。岂有一成不变之乐乎？
其次论书法，唐初孙过庭《书谱》论王羲之传世名书，情态无一相同。云：
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墓）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得绝致者也。写《乐毅》则情多怫郁，《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岂惟驻想流波，将贻啴喛之奏，驰神睢涣，方思藻绘之文。虽其目击道存，尚或心迷义舛。莫不强名为体，共习分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乎所致，安有体哉。
此文“岂惟”以下，说右军传世诸书，不能视作“诸体”。因为落笔之际，先有兴会。兴会不同，书品便异。比于文学，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风骚莫不如此。因为人心本有舒适和惨怛，与气候有晴朗和阴霾一样。人无右军情韵，强学其书，却自称学《画赞》体、《兰亭》体。岂非无西施之疾而效其颦；无贾生之忧而学其哭。徒遗话柄，宁有佳书？故知一人之书，亦风韵各异，强求一律，是“痴叔”耳。
再看绘画方面的议论吧，苏轼《王维吴道子画》诗云：
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
……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
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得之象外”是东坡对摩诘画的赞语。说他的笔意如仙禽决破樊笼，自在飞翔。这样画家的胸中还有什么框架呢？关于摩诘画，还有沈括的记载和评论。《梦溪笔谈》卷十七专论书画。其论摩诘画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予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论不可与俗人论也。”按《后汉书·袁安传》，安，（河南）汝南汝阳人。其地不可能有雪地芭蕉。《后汉书》李贤注引《汝南先贤传》叙“卧雪”事云，“时大雪积地丈余”，则尤不可能有芭蕉。明明不合常理，沈括却说是“造理入神”，令人难解。我以为这正是东坡所说的“得之象外”，决破樊笼的精神。且引德国大诗人歌德论法国画家吕邦斯的画为证。吕邦斯这幅画从远景看，最外层的背景是一片很明朗的天空，仿佛是太阳刚落的时候。在这最外层远景里还有一个村庄和一个市镇，由夕阳照射着。画的中部有一条路，路上有一群羊忙着走回村庄。画的右方有几堆干草和一辆已装满干草的大车。几匹还未套上车的马在附近吃草。稍远一点，散布在小树丛中的有几匹骡子带着小骡子吃草。看来是要在那里过夜。接近前景的有几棵大树。最后，在前景的左方有一些农夫在下工回家——这是吕邦斯的杰作。
歌德说，这就是全部内容。但是要点还不在此。我们看到画出的羊群、干草车、马和回家的农夫这一切对象，是从哪个方向受到光照的呢？光是从我们对面的方向照射来的，照到对象的阴影都投到画中来了。在前景中那些回家的农夫特别受到很明亮的光照，这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吕邦斯用什么办法来产生这样美的效果呢？他是让这些明亮的人物显现在一种昏暗的地面上。但这种昏暗的地面是怎样画出来的呢？它是一种很浓的阴影，是从那一丛树投到人物方面来的。（这就是）人物把阴影投到画这边来，而那一丛树又把阴影投到和看画者对立的那边去！这样，我们就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受到光照，但这是违反自然的！
（对此）歌德笑着说：关键正在这里啊！吕邦斯正是用这个办法来证明他伟大，显示出他本着自由精神站得比自然要高一层，按照他的更高目的来处理自然。光（线）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射来，这当然是牵强歪曲。这尽管是违反自然，我还是要说他高于自然。要说这是大画师的大胆手笔，他用这种天才的方法向人们显示：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歌德对话录》，朱光潜译，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文只是变对话为叙述，无删改。）
世间只传王维是山水画的南宗或文人画之祖。其实除山水画外他还擅长人物画。如沈括曾藏有王画《黄梅出山图》。王仲至最爱之。沈以为此图写弘忍、慧能，气韵神检皆如其人。又擅长大幅人物活动。如晁补之、文与可皆盛赞他的《捕鱼图》。所画人物数十。与可见其摹本，亦称“用笔使墨，穷精极巧”。想其真本，不知“谲诡佳妙，又何如尔”（《丹渊集》卷二十二）。
综上所引，一阕乐章，首尾数变；一人手迹，前后不同；画师挥洒，宁有故常？艺术史上既然如此，文学上应当也无例外。宋人讲杜诗，总是说得简单。谈内容，好像除忠君之外，更无新义；谈形式，好像只有律诗工整，无他技能。现在总观唐代文艺，却见那时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乐器等均各陈异彩，无比繁富，为什么号称集大成的杜诗，单调如此呢？一定不会是这样。本文从研究杜甫的性格入手，发现他性格上的复杂性，这里本有不少意思可说，但历来有一现象，既崇敬杜律，又低评他的七绝，前文我们就只好从此深入，但谈他的律绝，就不能对拗体和变体不探究。于是我首先作一统计，我们看到拗变出现虽然也不迟，但越到晚年比例越大，这就不是能用“偶然兴到”可以解释得了的了。所以我们进入更高的层次去。我们看到，诗人的心灵中本有两种互不相下、此起彼伏的力量。在政治上叫作仕进（钟鼎）和退下（山林），在美感上叫作齐俪（律细）和朴野（漫与）。美感上这两个方面又可叫作严密性和随意性。但严密不是僵硬，随意也不是废弃规律。二者可以同在。比如龙蛇蟠拏，崛强即美；钟磬谐击，清亦是和。统观杜律，凡意存庄敬，志在匡时的，就用庄律；情意闲逸，或心思郁陶时，则用拗变。诗律应当严密或随意，实依诗人的心态变化而定，初非出奇斗胜或哗众取宠。诗律的倾向于整齐严密，决定于汉字四声美感民族准绳。这正如中国戏曲唱腔，各有定格，历代师徒传授，一字不得讹误、添、省。但在各派大师演唱时，却又许可改变唱法，推为创造。这正如佛说：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自由也）。儒家大师，既说我注六经，又说六经注我。这又不特杜甫如此。李白世推为绝句魁首，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云云，第一字不必论，其余六字，鹤字孤仄，余五字皆平。次句不粘。带着这样严重的“不合律”的疵病，脍炙人口一千二百多年，却以杜绝涩口为“不当行”（胡应麟、沈归愚），岂非咄咄怪事。且论诗品，则李《清平乐三首》《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皆逢迎之作，杜绝无此种。却以声调见诎，世人赏笑厌颦，固当如此。
总起来说，杜律之有拗变，乃从性情中流出，是一种情感深处的变化。诗人未必自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天机”。杜甫常以此称人。如“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苏轼亦用之。如“子舟之笔利如锥，千变万化皆天机”（《戏咏子舟画两竹两鸜鹆》）。有天机贯注，讲声律亦可，不讲声律亦可。无天机，虽字摹句拟，形式或可逼似杜陵，亦是木乃伊。
2．杜诗散文化纵论
大家都说，诗的散文化起于杜甫。这话未必尽对。现在且先问什么是散文化？杜诗的散文化有些什么特征？
我以为，一个作诗的人，如果他诗中的用字、造句、谋篇（布局），或多或少都有意破坏诗的流传规矩，这就是散文化。准此以求，杜诗确是自觉地搞散文化的。
诗的散文化应该说起于汉代乐府歌辞。盛唐诗人中李白、杜甫都从汉乐府中汲取了精华。从形式上看，太白七古散文化最明显。略举如“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蜀道难》），“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长相思》），“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古别离》）。五古虽有不多。太白乐府，虽词华横溢，却都是复古的。这和少陵诗的散文化不同。杜诗散文化，笔老语朴，但意不在复古，而在随顺唐代思潮的演进，顺着唐代散文屡欲从诗歌中迸出而异军突起、自树一帜的律动，所以屡在句法、章法中有意破坏诗的偶句表意、韵意一致等传统。李杜二公在诗的散文化中，一个意在复古，一个意在趋新。此意留待下文细说。现在先举杜诗散文化的材料如下：
（一）字（词）法
已矣 胡为 焉得 得 况乃 之 者 哉 也 在于 安在
（二）句法
字必须在句中才能充分表现它的功能。上举字（词）法必须看它所在的句子才能明白它的散文化意味。
英雄割据虽已矣。（《丹青引》）
将军魏武之子孙。（同上）
自非壮士怀，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况乃怀旧乡、况乃怀旧邱。（前句见《又上后园山脚》，后句见《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
眼中之人吾老矣。（《短歌行赠王郎司直》）
在于甫也何由羡。（《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尔之生也甚正直。（《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斯文去矣休。（《奉送王信州崟北归》）
浮名安在哉。（《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
谷者命之本。（《秋行官张望督促东诸耗稻……遣女奴往问》）
杖藜叹世者谁子。（《白帝城最高楼》）
梁公曾孙我姨弟。（《狄明府》）
儒术于我何有哉。（《醉时歌》）
亦知穷愁安在哉。（《苏端薛复筵醉歌……》）
甫也诸侯老宾客。（《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胡为足名数。（《咏怀二首》之一）
焉得所历住。（《咏怀二首》之二）
柴荆即有焉。（《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之三）
上面杂引五七言诗，凭记忆所及，足以说明问题就行了。字下加点的是指散文常用的虚字，字下无点的句子，表明完全是散文句子，不过是字数与上下文一律，故名为诗而已。
句法应该包括句子的读法，这在近体五、七言律诗中最突出。五言律句一般读为上二下三，到李白间有突出，杜创为种种违反传统的句法。如一、四句，三、二句等。七言律句一般是上四下三。杜则有五、二句，一、六句等。前文已说过，此不再举例。这里只指出这类句法亦是破坏传统规矩，亦就是诗的散文化的一种。
（三）章法
章法就是结构。讲杜诗的散文化必须触及它的结构，才能看出杜诗破坏传统诗格之深。谈杜诗散文化的人，多只及字法、句法，不谈章法。而不谈章法便未必知道杜诗散文化的深度。
第一是韵意分开转换。原来自古文人作诗都是转韵与换意一致。因为这样一来，读者能随韵会意，不觉扞格。杜诗有意破坏这个法则。例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反思前夜风雨急”下至“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六句，用缉韵。“野亭”一联意思却在领起下文“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倒秋毫末”。阔、末属“末”韵，与上文“泣、立”不同韵。这便是诗意不随用韵转换，不合传统诗歌意随韵换的规矩。又如《荆南兵马使太常卿大食刀歌》：“芮公回首颜色劳，分阃救世用贤豪。赵公玉立高歌起，揽环结佩相终始。”芮公两句，韵则蒙前，意实属后（《读杜心解》卷二之三）。杜园说此种尚多，不具引。
第二是破偶句贯意（即每联意思相连）的传统。举例说明。《催宗文树鸡栅》：“自春生成者，随母向（近也）百翮，驱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课奴杀青竹，终日僧赤帻。踏藉盘案翻，塞蹊使之隔。”这几句“课奴杀竹”当接“塞蹊使之隔”，“终日”二句当接“喧呼”句。今却错出其辞，一异旧辄。又如《客堂》诗，中有云：“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 “居然”句是上“台郎”句的结语。下句“受性”云云，领下句群，与“居然”句不相属。状如断裂。此直用散文住法也。又如《送重表侄王砯评事使南海》中叙王的高祖母，为王珪妇，剪发买酒肴待客事。云：“长者来在门……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入怪鬓发空，吁嗟为之久。自陈剪髻鬟，市鬻充杯酒。”“俄顷”以下四句意，错落不必相接，却古朴有致，亦散文法。
第三是诗中忽然断了叙述，又于后遥接。此自是散文格局。例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歌》，方东树云（大意）：章法奇妙，此为第一。突起倒入叙画。中间“画师亦无数”六句，中断叙画。乃以“得非玄圃裂”云云隔此六句遥接写画。下文“野亭”六句，遥接“耳边似已闻清猿”写画，却又隔一段了。又如《古柏行》：“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方东树云：“君臣”一联，隔断叙述。刘须溪、王渔洋并欲移“云来”二句置于“二千尺”句下，彼但知句意连接，而不知不连接的妙用。方东树论杜甫、韩愈诗，以为二公均以古文法为诗，故非余子可及。方评《古柏行》，以为似左氏、太史公文法。评《李潮八分小篆歌》，以为杜此诗“直与史迁之文相抗”。方氏又云：“欲学杜韩，须先知义法粗胚。今列其统例如左：如创意（去浮浅俗陋）；造言（忌平显习熟）；选字（与造言同，去陈熟）；章法（有奇有正）；起法（有破空横空而来，有快刃劈下，有巨笔重压，有勇猛涌现，有往复跌宕，有峥嵘飞动……）；转换（多用横、逆、离三法，断无顺接正接）；气脉（草蛇灰线，多即用之以为章法）；笔力截止（恐冗絮也）；不经意助语闲字（必坚老生稳）；倒截逆挽不测；预吞（此最为精神旺处，与一直下者不同）；离合（专言行文）；伸缩（专言叙事）。……”此专论杜诗，却纯讲古文法，可为清人论杜诗美在散文化之证。“散文化”，南宋以来叫作“以文为诗”。严羽提出批评。清方东树是姚鼐的学生，却以为“以文为诗”是绝招，好像唐诗人只有杜、韩两家有这一绝招。他对苏轼是推许其能用古文法的，于黄庭坚似未许。对其他诗人就更不用说了。如论陆游，就说他的诗总是不甚高明，都由于他不知用古文笔法。
杜诗简古脱略处，实即散文化处。刘须溪尝加以诋毁。如评《岁晏行》云：“子美晚年诗多杂乱，无复语次。如此歌，本说射雁，隔数句后始出‘汝’字，应前。未了，复说时事，因及私铸。未了，终以画角。老人语态，不可拘以常格。得，以此；失，亦以此。山谷专主此等，流弊至不可读，亦不得不以为戒也。”《唐宋诗醇》评此诗云：“声哀厉而弥长。其气之老，正在参错中。荆湘以后七古，似此者尚不多见。须溪谓老人语态不可拘以常格，是也。又无端牵入山谷，谓流弊至不可读，此则一偏之见。明人集矢山谷，皆此等议论开之。”按此诗正是散文杂记之以诗的形式表现者。在杜公亦为创格，须溪虽人品高绝，于杜诗非深造有得。只能看懂一句紧接一句的诗，难怪以此为杂为乱矣。至于说“晚年诗多杂乱，无复语次”的原因，是“老人语态”，则为无稽之谈。大历五年所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几为绝笔，又晚于作《岁晏行》时间两年，为什么又是“常格”，无“老人语态”呢？辰翁之论，盖本于朱考亭。考亭不喜杜公夔州以后诗，以为“郑重烦絮”。“郑重烦絮”者，杂乱之敷衍话。辰翁始直说为“杂乱”。果真是杂乱吗？请读原诗：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
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
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这诗共十八句，前十句说农村人民无法生活的苦况，是一段。后八句从“高马达官”的意思引下来，攻击政府的货币政策失误害民。结联从上文“缺军食”的意思引出战争还到处发生，看来政治不得安宁，老百姓的痛苦还望不到边。“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是诗的中心。寒光从这个中心四射。达官们已经吃厌了的“肥肉大酒”（《严氏溪放歌》中语）从何处来？诗说都是出于老百姓卖儿卖女缴纳的赋税。诗中从“租庸”引出一条次要的线索，就是米与钱。米贵则钱轻，米贱则钱重。诗说米贵年荒，农民无力纳租，固然伤农；米贱，农民须买米交租钱（见下引唐志），亦伤农。下句说“大伤农”，即示米贵亦伤农。米贵，兵尚且缺食，何况渔人、莫徭辈呢？“此辈”统括农民、渔人、猎者说。米与钱极相关联。《新唐书·食货志》一：“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方苗青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亩税二升。（大历）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荒亩如故。青苗钱，亩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不在即在青苗钱之外，仍照旧收）。”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年）行“两税法”，此其先行。可知大历租税是既要钱，又要米的。朱东润著《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十章《此曲哀悲（？）何时终》，184页引上诗后说：“因为官家的租税是收钱的，农民的收入是粮食，必须以大量的粮食才能换钱纳税。倘使没有这些必要的粮食呢，那就只有卖儿鬻女，完粮纳税，这就造就了丰年成灾的反常现象。”按此说以为唐代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大历初实无此事。只是币政大坏且诗亦不只说丰收亦成灾，而是两面说，无论丰年（米贱），荒年（米贵），对于农民（包括渔、猎）都是痛苦。说到钱（即“铸法”）引起诗人极大的愤慨。原来中晚唐滥铸货币，朝令夕改；或立新禁，又令不行，禁不止。祸国殃民，实极大败政。滥铸的结果，物价暴涨。一切人（达官除外）都遭殃。《忆昔行二首》固云“一绢值万钱”，当是肃宗乾元以后在成都的诗。《新唐书·食货志》四云：肃宗乾元元年，用第五锜铸重钱，“法既屡变，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路”。以后米价虽然回跌，而铸政更坏，至大历三年，民怨更甚。“刻泥为之最易得”，无异于说，既立意用“恶钱”害人，何不索性刻泥作钱，岂不更容易吗？几于大骂了。
照上面的解释，诗极有条理，初无所谓杂乱。《杜臆》评此诗意主调和，云：“此亦不烦绳削，想到即书。盖偶一为之，以极诗之变。似亦嫌于伤时，故为颠倒其语。非老人语皆然也。学之便误。”说“以极诗之变”，似赞语，又说是“嫌于伤时”（即说担心刺时太甚）故意颠倒其词，“学之便误”又贬。此调人语。凡学问，作调人便不行。折中是真理的敌人。
那么，杜甫为什么总是要“极诗之变”呢？换句话问，杜甫为什么总喜欢以文为诗或喜欢散文化呢？我的答复是历史自己在变动中前进。它使杜甫不由己地和它一起变动前进。隋唐时代，那些好的和坏的帝王将相，一齐都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国防、文化、交通（包括中西通商）准备条件，创造环境。在文化上如音乐、舞蹈、宗教都呈现极其繁荣发达的景象。这些都为唐代文化扫清、铺平、开辟广大优异的道路和境地。在盛唐（这里指开元共二十九年和天宝十年间）时代，中国文学已经酝酿成熟一个向小市民倾向的文学（散文、小说）转变的机制。在大诗人杜甫身上潜在着这种时代的敏感性，到了不能自已的状态。他不能不随顺这强大的冲动前进。他一方面不同于元结，他不断完善巩固律诗这个继承六朝丽旨的传统，他创造了当时最长的一百韵的五言长律，另一方面又突破格律，创造了拗变近体。在思想上他不同于高适、岑参，他坚决反对开边，主张平定内乱，统一政令，让人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他反对王室自相残害，削弱力量，主张分封宗室亲贤，代替异姓藩镇。代宗大历四年，李勉以京兆尹拜广州刺史。杜甫很兴奋，想到广州依李勉，这事多半是和苏涣商量了的。到广州另有一桩心愿，就是求丹砂，学葛洪。这是他常提到的，倒不足怪。还有一事颇为出奇，就是他向往于广州的异国风光。如《奉送魏六丈佑之交广》诗，想象魏佑到交广以后的幸运（“艳遇”？）说：
南游炎海甸，浩荡从此辞。
……出入朱门家，华屋刻蛟螭。玉食亚王者，乐张游子悲。
侍婢艳倾城，绡绮轻雾霏。掌中琥珀钟，行酒双逶迤。
新欢继明烛，梁栋星辰飞。两情顾盼合，珠碧赠于斯。
上贵见肝胆，下贵不见疑。心事披写间，气酣达所为。
错挥铁如意，莫避珊瑚枝。……
这是大历四年的诗。诗人并不因老病而疲惫。《泊岳阳城下》（大历三年）说：
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鹍鹏。
诗人的精神充满希望，其源头活水是当时历史的新步伐、新倾向，在他心灵深处的鼓动。这些鼓荡的精神表现在近体的拗变，同时又表现于五七言古诗的散文化或以文为诗。
杜甫为什么不写小说？他是有写小说的才能的。看《石壕吏》和《北征》（到家一段）的结构和描写技巧的高明就可以推见。其所以没有写，只是条件还没有成熟。当时写小说是被认为不务正业，同于博弈的。看张籍与韩愈第一书及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就可以知道。柳宗元亦著小说《刘叟传》《河间传》。柳集据传是刘禹锡编的。这两篇小说都在《外集》。可知小说为通人所不齿，做小说是为众士所非笑的。韩愈生于大历三年，时代与杜甫相接。作《毛颖传》，约在贞元十一年（七九五年）。去杜之卒已二十五年。士风尚且排斥小说，表示条件还待争取，何况杜公生年？尽管这样，历史已经形成的趋势毕竟不可逆转；而且步伐越来越快，到了中唐元稹、白行简的杰作问世，小说就成为小市民最心爱的读物了。韩、柳的古文运动，同时如燎原之火，席卷南北。这些，都是唐代社会新兴的市集（市虚），中西商业、文化交流，新的南方城市生活所逼出来的。杜甫的以文为诗便是古文、小说崛起的秘密信息。
从汉代以来，中国整个国家的重心就在不断南移。人民生活也不断南方化。杜甫以大诗人的敏感，得风气之先，所以诗效吴体，已非一次。大历五年有《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诗。录于下：
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
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
吹花困懒傍舟楫，水光风力俱相怯。
赤憎轻薄遮人怀，珍重分明不来接。
湿久飞迟半欲高，萦沙惹草细于毛。
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劳。
对这首诗，《杜臆》作者说：“……此皆从静中看出，都是虚景，都是游戏，都是弄巧，本大家所不屑。而偶一为之，故自谓《新句》，而纤巧秾艳，遂为后来词曲之祖。”又引钟云：“是新句，不是填词；是填词料，不是填词体。”在杜集中，这确实是一首奇怪的诗。论它的风格，既没有杜诗基调的老健古雅，又没有拗变近体的排傲。它是一种轻柔靡曼的新体诗，确近于词曲。我们知道，白居易、刘禹锡都有词作（且不论太白的《忆秦娥》，因为难判真伪），为什么老杜不可能受民间曲调的影响而戏仿一番呢？况且杜甫的前、后《出塞》，是《横吹曲辞》，前、后《苦寒行》，属于《相和歌辞·清调曲》。诗人并不是不作乐府。《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云：“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刘禹锡《竹枝词五首》序认为，竹枝卒章激昂如吴声。……含思婉转，有淇澳之艳音（澳字顾况《竹枝词》序引作濮）。顾况云：“竹枝，本出巴渝。”引禹锡云：“竹枝，巴渝也。”杜甫对俗文学既然这样留心、熟悉，我推测，其时变文、俗讲已经在社会上出现（李、杜诗已说画变，未及变文。变文俗讲文献见于中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及赵璘《因话录》。准文化传播先例，文与画当是同时或先后不久出现）。当时俗讲，多杂用男女情事以引动市人，杜甫听了戏效其意以为“新句”是不足为奇的。
综上所说，小说、变文大盛以前，杜甫受到影响和出于潜意识的喜悦，将前者引入古律诗中，倾向于以散文句法、章法表达诗意；将后者引入诗中，试图仿效其沉溺于贪爱的描写。《岁晏行》的大似散文，《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的大似词曲，与前文说杜诗中本有两种风格力量（整丽与朴野）互相争长联系着看，值得人思索。骤看这些诗颇难理解，无怪刘须溪、王嗣奭等诗评家对它们“不知所云”了。
3．杜诗的理趣
宋朝文人谈杜诗，开口总是说忠君爱国。今天的人谈杜诗，总是说“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文学有；用在古代文学上，甚易引起混乱。我这里只用写实手法，似更明切。杜诗以写实著称，但亦大骋想象力，现在已有人论到，此不暇及。关于杜诗的哲理含蕴，还少有人涉及。试一论之。
一位青年学者说，他不喜欢杜诗的原因是杜诗毫无形而上学，意思是说杜诗没有哲理含蕴。他大概是没有细读杜诗。如果细读，一定会感到杜诗本来在闪烁着哲理的光辉，但表现的方法是即事见理或即物即理。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凡例”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诗言理，要像以少盐溶于水中，尝之有盐味，觅盐体杳无所得。这盐味就是诗的理趣。直说道理，则叫作理语。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五云：“曰仙曰禅，皆诗中本色。惟儒生气象，一毫不得着诗。儒者语言，一字不可入诗。而杜往往兼之，不伤格，不累情，故自难及。”看来胡氏似乎不明白理趣和理语的分别。
杜诗被后代诗论家誉为极富理趣的句子颇不少。现在加上我挑出的，略举如下：
1．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新津修觉寺）》）
2．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秋野五首》之二）
3．欣欣物自私。（《江亭》）
4．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同上）
5．片云天共运，永夜月同孤。（《江汉》）
6．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北征》）
7．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友于”，兄弟也）
8．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之二）
9．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崔氏东山草堂》）
10．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倦夜》）
11．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移居公安山馆》）
12．晨钟云外湿。（《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
13．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宿府》）
14．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写怀二首》之一）
15．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缚鸡行》）
16．碧瓦初寒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17．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西阁二首》之一）
18．寒城菊自花。（《遣怀》）
上引十八例（联或句）内含不一，大抵情景俱有。又不是譬喻，有所凝聚。理趣感强，绝不直接说理。7例和15例已近于理句，但仍不是说理。其余有些是名句。读起来只觉其美，不见其理。为什么说它们有理趣呢？这个问题是一个文学欣赏问题。每一例都可以用一篇文章解释。如12例和17例，叶燮的《原诗》（见《清诗话》）已有长篇解析，可作例证。本文原不打算做这项工作。现在只探讨一下杜甫的哲学见解，或者有助于了解杜诗的理趣吧。
按中国哲学史实，隋唐时代，佛教哲学思想几乎席卷中土，但杜甫并没有受多大影响。他受的哲学洗礼是来自儒家，其次对他有影响的是魏晋人的流风。而魏晋思想，不离“三玄”，即《老》《庄》《周易》。易是儒道共同依靠的哲理库。大易的哲学是什么呢？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按即代谢）之殊称。”这变化，既是现象，又是本质。《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清陈布雷《周易浅述》解云：“道超乎形，而非离乎形。故不曰‘有形’‘无形’而曰‘形上’‘形下’。”《易·系》又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这个“见”字，正如《易·系》又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见。这个“见”字，后世叫作道。可知“象”就是道。和“器”并非两样，又并不是同一。道表现为器，器体现道。依熊十力先生说：道是本体，器是现象或作用。现象不是离本体而独立，本体亦不在现象之外之上存在。熊先生常说的譬喻是，现象譬如大海无限的沤波。而此沤波，实以整个大海水为体。故此大海水，亦不能离无限沤波而存在。离体无用，离用无体。体用不二或体用同时。即体是用，即用是体。佛家的“有宗”，巧说万法唯识，看似与大易变化流行之旨不背。但细绎其理，确是把本体与现象打成两橛。它说，现象是暂住的、无常的、虚幻的；而真如则是永恒的、真实的。怎么不是两橛呢？虽立种子，以为沟通，殊费周章。何如我国大易义，直截的当，肯定了现象这个永久不息的变化，就是真实。此外更无真实。唯其本性清净，非意所造作，故亦说为恒常不变。〔16〕这就是《周易》的不变义；大化流行，生灭不息，是为变义；直指现象就是真实，就是本质，方便简捷，是为简易义。汉儒相传易具三义：不易、变易、简易。即此是也。大易要义，是唐人应进士试的知识分子熟知的。杜甫自必深知。大易的精义就是眼前万法，就是真实相，此外更无实相。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诗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上句是即用即体义，即大易义。下句用《中庸》“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实亦易“近取诸身”义。老庄亦是这样说。禅门亦常有此意。《五灯会元》卷三，大珠慧海禅师云：“迷人不知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那么，存在即是法身，何必黄花翠竹，亦何必非黄花翠竹？北京大学教授罗庸、膺中先生晚年学西藏密宗。十力先生作书与之云：闻膺中学密，“万法俱在目前，何必密也！”（此语亲闻之膺中先生）膺中极为赞叹。
了知大易要义，便可破读杜诗理句，直与少陵心会。比如上举“自”字系统诸句：“有时自发钟磬响”“暗飞萤自照”“永夜角声悲自语”“孤云无自心”“寒城菊自花”。这些“自”字，似乎难懂。钟磬不能自响；萤岂知自照；声无哀乐，孰知其语而悲？孤云岂劳说心？花开花落，无自、不自。然而诗人下字之妙，物乃独立不倚，人遂自认为亦物。庄周、邵尧夫说这叫作物化。庄生说这叫“与造化为人”（见《庄子·天运》篇。为人，为偶、为友也）。和古希腊哲人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恰正相反。我以为这个“自”字，滥觞于渊明，发扬于少陵。渊明《饮酒》云：“杯尽壶自倾。”能道“悠然见南山”者，方道得此句。张子寿亦云：“草木有本心”（《感遇》），不了解“万物与我为一”妙义的人，应难理解此语。总之，照大易的义理，初无现象之后的本体，亦无上帝及多神（泛神）。宇宙间迁流万变，只是“真宰”的自生自灭，自成自毁。在那个时代，老庄思想和禅宗思想是极为近似的，儒家思想与释、老亦并行不悖。稍后一点的韩愈虽然排抵二氏，影响也不太大；柳宗元南谪，作《曹溪六祖鉴禅师碑》，称“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送僧浩初序》，述韩愈责己不斥浮图。辩之曰，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昭然（原作奭。此从《文苑英华》）不与孔子异道。在欧西成为极大流血的宗教争端，在中国却为融洽互重。特异的是，主动是在服习儒术的知识分子一边。所以杜甫生时，政道虽然一天坏似一天，生活又极困厄，但有这种广阔自由的精神环境，心无挂碍，如鱼在江湖鸟在林。这对于诗的创作是第一等条件，并可抵挡许多人间的痛苦。我们可以想见杜甫当时似乎可以目击大道，手触“真实”。由此可知，杜诗的富于理趣，是由盛唐以来的精神环境的长久陶冶，不是硬吟苦吟哲理诗者可比。其他诸例，亦可议论几句。
1、3例句，是同年先后作的诗。而对春物意象，恰正相反对。一说“无私”，一说“自私”。从修辞角度谈，见诗人心境不同，同一事物感受可以迥异。请参本书《杜诗的起结》文中，此不重说。今如从哲学观点着眼，则诗人与物相接时，可以予物以内的生命及人格的形态，使无情（知觉）者有情化。惜别之夜，红烛可以替人垂泪，花柳自可为挑逗我的烦恼而含笑，亦可以如朋友般解慰我而含情。情感乃是属于物的，而非属于诗人自己了。这就是艺术的真实。真实初无所谓矛盾。
第2例林茂水深一联，杜诗尚有《遣兴五首》之二“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与之相似。渊明未归前，有“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句，既归之后，则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还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能忘言便得意。人心鸟心，自然凑泊。识鸟语还嫌多事了。杜诗较胜渊明前句处，在已是弃官后，确证此理，所以没有惭愧二字在心中。
第4例水流云在一联。明王鍪《震泽长语》卷下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人与物偕，有“吾与点也”之趣。“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又若与物俱化。谓此翁不知“道”，殆未可也（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229页）。今人评议杜此一联的，还是钱锺书语好。他在论梅圣俞的诗时，引梅《次韵贺师直晚步遍览五垄川》诗，“临水何妨坐，看云忽滞人”，与摩诘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子美之“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欲相拟比。夫临水看云，事归闲适。而“何妨”“忽滞”，心存计较。从容舒缓之“迟”，变而为笨重粘着之“滞”。此二句可移品宛陵诗境（同上书167页）。
第6例，“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大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衍义，亦是后人“为天地立心”的诗流露。
第7例，启元人《四时读书乐》中的“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却近于理语。
第8例，“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呈现的是痴人形象。比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翁彼埃尔何如？彼埃尔在书中一再被称为有一颗金心。同时又屡次写他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心不在焉”俗呼为痴人。诗人、圣贤，往往是痴人。《老子》说：“大智若愚。”愚就是痴。庄生所谓真人、至人者，亦不是“智者”之流。“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应帝王》）《天地》篇又说，黄帝“遗其玄珠，使智求之不得，使离朱（明察者）求之，不得，使吃诟（言辩者）求之，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象罔一作罔象，都是无心的样子。无心就是“心不在焉”。孔子学生，以颜渊为首。孔子称其“如愚”。孔子传道与曾参，而孔子说“参也鲁”（《论语·先进》）。鲁就是愚钝。可见孔门高第，亦是痴愚。“贪看鸟”亦好似庄子（《养生主》）很欣赏“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一样。羡慕野鸟，是羡慕它们的逍遥自得，与天为徒。
第11例，“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上句奇想，下句风俗画。拌在一起，中间有大缝隙，容人驰骋想象。又，上句超越。古人知道这种构想，只说个“奇妙”之类的话。比拟现在西方学说，颇近于“纯粹意识”。当你排除了一切科学、自然教育所得等观念，只有一点心的明觉存在，以此观物，便是庄生说的“见独”（“朝彻而后见独”，见《大宗师》）。这时你感到的物象，是超越，不是经验。下句是未经人着笔的声音画。《杜臆》于上句引钟（惺？）曰：“可怕。”王批：“可笑。”下句钟曰：“尽下人情状。”王批：“何解？”俗见庸见，无不可插入，证明此联罅隙之大。又可证，听痴人说梦，亦可悟道。
第14例，“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这是讲自己的道德修养，不是讲道理。不过，道德必是一种道理，比如，岂不是对名利中人的棒喝？诗句又是讲一种美的境界，可以借题元大画家倪迂的枯林山水画。
第15例，《缚鸡行》，请读全诗：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黄鲁直有《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末联学《缚鸡行》，全录于下：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
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
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山谷诗中射雕手，此诗极迷人，初见吟诵几不忍释手。但比并杜诗，毋宁不及。杜诗疏老朴直而反超越，山谷末联尚嫌用力。但杜公见理深远处，山谷不知也。
《缚鸡行》理趣，是一个天人问题。鸡食虫，本是循天而行，不是鸡贪食。现代生态学深入天人之际，才知道以人制天，以人胜天，人是要吃大亏的。《老子》七十四章：“夫代大匠斫者，稀有不伤手矣。”杜公家人要干涉自然，杜公觉得不妥，故命解去鸡缚。实深入理窟。末联悟出自然界相生相克，是一个大循环（鸡食虫、粪肥地等等），所以说“得失无了时”（失于彼得于此、得于此失于彼等等）。不如撒手，叫作“知常”。（《老子》十六章：“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这意思，儒家孔孟知道，荀况就不知道了。
〔1〕 上引诸说，均据《光明日报》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及六月十四日所载叶嘉莹《迦陵随笔》。诠释学的意义，请看金克木《谈符号学》《谈诠释学》两文。均载《比较文化论集》一书，一九八四年，三联书店。或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一九八七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 此联应取赵次公说。次公注云，言政治昏乱，达士结舌。不是责备“熟醉”。
〔3〕 城南，长安城南。诸杜故居。有谚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杜五，指审言，行五。“造化小儿”语，见《新唐书·杜审言传》。
〔4〕 这年武则天大杀唐皇室子孙。
〔5〕 义阳王（李）琮，父是纪王慎，太宗第十四子。
〔6〕 武则天接受奸臣傅游艺建议，设剑南、岭南等六道使，专杀流（放的）人。
〔7〕 下句意是，虽然病了，酒杯还是斟得满满的，他们说我是真挚。
〔8〕 以意解之：朱公，渊明自谓。练，历也。久齿，高年。天容者，《老子》十六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按王读为旺。公正必兴盛），王乃天（为人所仰也），天乃道，道乃久。”休乎天钧，超越彭殇对立之境。
〔9〕 这是《遣闷戏呈路十六曹长》七律的第三句。朱潮《七律解意》力诋此诗，断为伪作。我看，不是伪诗。朱氏以为“杜少时入细，老更横逸”。引“老去诗篇浑漫与”为反证。其实，“老去”“晚节”意义相同。“细”与“漫与”，本不相害。朱氏未之思耳。
〔10〕 《文选》卷二十七，载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云云，实七言抒情诗的杰作。
〔11〕 《清明二首》之一，“钟鼎山林各天性”。说天性，意谓钟鼎山林二者不可轩轾。即穷、达任运的意思。
〔12〕 诗态，即诗有多态，又称“变态”。《诗人玉屑》有“变态”一章，请参看。程明道《秋日偶成》有“诗入风云变态中”。善状诗态。
〔13〕 各本皆作“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宗白华《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载《艺境》313页，一九八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改读如上文，宗氏有说。
〔14〕 崇，各本作祟。祟亦由惧生。意复无谓。疑应作崇。与祟字形近而讹。
〔15〕 徵字训诂家以为古本多作徽。徽乃扜之借。今通作挥。虽有音训的根据，但作徵似更合庄意。“徵之以天”，即验之以阴阳四时意。训诂家多从常语字形猜想，利用通假之例以成己说。不知庄子玄义，虽精通训诂亦奚以为？
〔16〕 熊先生著书很多。《新唯识论》已有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版。全集由北大哲学系及武大哲学系整理，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评介文章，请看华裔美国教授杜维明著《探索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一文，林镇国译，中国文化书院编印《中外文化比较研究资料》第九辑，一九八八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