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壮游》是杜甫晚年所作五言古诗，有六部分，一百一十二句。如果采用“逆向阅读”的方式，倒序阅读该诗，同时排除杜甫未加思考、一气呵成的可能，该诗在最终写成前，应该有一个诗人在构思阶段形成的“前文本形态”。目前所见《壮游》文本，未必完全出自杜甫晚年，有杜甫在晚年据早期旧作改写并最终定稿的可能。但这种修改或写定，并不影响杜甫对司马迁《史记》风格的学习，《壮游》叙事上的“节次波澜，离合断续”，风格上的“苍莽雄直”，正是源自司马迁《史记》的写法。它恰能体现杜甫在诗歌写作、修改过程中对诗歌写作技巧的使用与调整。

关 键 词：杜甫  《壮游》  “前文本形态”  叙事笔法  《史记》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文本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研究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文本形态。而这种文本形态，大多经过了作者本人或者他人的各种改变，已非作者最初撰写时的“文本原貌”。这种情况下的阅读与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处于相对状态下的“流动性”阅读或研究。但这并不能说，我们彻底无法用接近“文本原貌”的方式探索“文本真相”。如果从作者本人的写作思维(例如文章的构思、结构的设想等)入手，或许能对“文本原貌”做一番管窥蠡测的工作。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已经远离作者及其所在的时代，我们对古代文本的阅读，很大程度上无法摆脱推测的成分。从后世阅读者的角度看，我们对文本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向，有些角度未必符合作者原意，但或者可以为解读文本提供另一种视角和思路，从而为后世的文本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我们研究杜诗，往往关注所见文本的文献或风格问题。但杜诗文本与其他任何文本的形成一样，都有一个文本形成之前的构思阶段，这可以算是文本写定前的“前文本形态”。从这个角度观察杜诗文本形成及其带来的叙事风格，或者会有新的思路与认识。

就叙事风格而言，刘熙载《艺概·诗概》曾对杜诗有一番评论：“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1]这是从叙事角度将杜甫五七言古诗比作司马迁《史记》，尤其是此处所言“节次波澜，离合断续”，是对杜甫古诗叙事笔法的最好评价。今读杜甫五言古诗《壮游》，颇合刘熙载之说，姑尝试论之。

仇兆鳌《杜诗详注》将《壮游》一百一十二句分为六部分，陶道恕将其分别总结为“一、少年时期读书交游”“二、20至24岁遨游吴越”“三、25至35岁考试失败后齐赵之游”“四、困守长安及出仕生涯”“五、安史之乱与奔赴凤翔”“六、入蜀及旅夔近况”[2]。目前一般的认识，是以《壮游》为杜甫晚年在夔州所作，显然将此诗视作杜甫一气呵成之作。不管此说是否成立，从目前所见《壮游》诗看，该诗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结构上是完整的，是一篇具有叙事色彩的五言古风。

从文本形态与诗歌阅读的角度看，该诗是从杜甫“往者十四五”写起，直至旅居夔州；但若从叙述者或作者的逻辑思维看，我们应该站在诗人“写作现场”的时间点上，沿着诗人构思诗歌的逻辑思维追溯此诗的叙事笔法。仇兆鳌曰：“此篇短长夹行，起十四句，即以二十句间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间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参错之中，自成部署。”[3]1746这揭示了《壮游》全诗的安排布局与叙事层次，对我们理解此诗极有帮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壮游》在时空、文本形成方面也有其层次性与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壮游》作于大历元年(766年)①，杜甫时年五十五岁，距其离世不足五年。如果排除该诗出于杜甫未加思考、一挥而就的可能，那杜甫在撰写《壮游》之前，必然对如何设计、如何布局、如何撰写有一番思考。而若按照常人思维，很显然杜甫不可能在毫无思想联系的情况下，直接从《壮游》诗的中间(如吴越、齐赵)起笔②。因此，已入暮年的杜甫写作《壮游》时，是先以眼前的人、事、景慢慢联想到往事，还是直接跳跃到诗人十四五岁的时候，再慢慢拉回到现实?如果是口述或下笔成文，无疑是后者；但若在诗歌构思阶段，似乎以前者为是，即杜甫应该是在某种外界触动之下萌生撰写《壮游》的念头，并且应该先由身边的人、事、景开始，慢慢向前追溯青少年时期的往事。在最后写成文本的时候，诗人则显然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展开叙述，显得较为顺畅。这样的结构安排，使得《壮游》诗歌中的叙事路线呈现出完全“逆向”的线条美：诗人的构思是由近及远，而诗歌的写法则是由远及近。这种构思与书写思维的“逆向”而行，会造成文本的“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使得《壮游》一诗更具张力。

因此，我们就可以暂不按照目前所见诗歌的叙事结构，而是尝试按照诗人有可能的最初构思顺序(即诗歌由后至前的文本顺序)阅读文本③，由此观察《壮游》诗歌在诗人构思阶段的原始“文本形态”。而从目前所见文本的真实样貌看，我们这种做法，是采用“逆向阅读”的方式理解文本内涵，或者更能够接近杜甫写定诗歌前的构思原意。

为研究方便，我们姑且将这种可能存在的杜甫撰写《壮游》之前的联想或者构思文本，称为《壮游》的“前文本形态”。当然，笔者再次说明，本文仅仅是提供一种阅读的视角和可能，阅读《壮游》，还可以有其他切入点，但限于篇幅与能力，笔者无法一一还原，只能立足本文，将笔者的思考胪叙于下，供同道批评。

一、“前文本形态”的提出与《壮游》文本的两大板块

《壮游》的第六部分说：

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

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

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

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

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

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

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3]1745-1746

仇兆鳌解释：“郁郁二句，客居之况。秋风二句，客居之景。之推以下，伤己而兼以慨世，乃客居之感。托身世外，等于之推、渔父，彼瞥眼荣华，何足羡乎?必得范蠡其人，始可救乱而济时也。”[3]1746据此，此节实际上写的是诗人当下的困境：生活上身患疾病、居无定所(“老病客殊方”)，政治上不得志(“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④。于是，诗人联想到的是退隐之介之推、渔父(“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同时又联想到后来隐退而具有安邦定国之才的范蠡。无论如何，在此部分诗歌中，诗人主要写的是自己的困顿、窘境甚至无能；而他对“侧伫英俊翔”的期盼甚至说是“空想”(毕竟这种“英俊”并非短期内可以出现)，写的又是他人的无能。“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正是诗人对时局不满而期待英才出现的真实心理状态。

如果文本进一步写下去，由第六部分的“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诗人是先想到第一部分的“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还是第五部分的“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按照“英俊翔”的思维，应该是前者；但事实上，诗人即使联想到自己年少英才，也未必敢自比为范蠡式人物(尤其是面对安史之乱这样的军事大事)。所以，站在杜甫当时的历史时间点上分析，“群凶逆未定”之后，应该接着联想到的是后者，即“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这一部分。如果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看，应该是先有“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之事，然后才有诗人“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的感慨。但从诗歌写作之前的构思阶段分析，应该是先近后远，即先由时局之危险，推向“禄山起兵”事。从诗歌结构上看，第六部分的最后两句，与第五部分的第一、二句是有逻辑联系的。

杜甫在构思完第六部分之后，虽然紧接着想到的可能是第五部分，但是此后诗人的思绪，并未再去联想《壮游》第二、三、四部分之吴越、齐赵、长安，而是想到第一部分的“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也就是说，诗人未必敢在军事上把自己比作“英俊翔”式的英雄人物，但年少时也曾有过“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之事。

当然，由于文本书写的起因比较复杂，《壮游》的构思过程或者还有多种可能性，但从《壮游》的文字看，该诗始于晚年身边琐事、然后回忆及“英俊翔”最有可能。退一步说，即使《壮游》的构思与写作起因，并非由“英俊翔”延伸下去，而是始于杜甫晚年对个人入仕经历的回忆，他也应该是由感慨自己当下的政治遭际开始，然后才会想到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的入仕起步时期。所以，笔者将杜甫构思《壮游》由第六、五、一部分开始，是符合文学构思、写作规律的。我们姑且将此作为研究《壮游》的一个切入点。

从“前文本形态”角度看，我们假定《壮游》的构思是先有第六部分，后有第五部分，最后为第一部分。目前所见文本呈现的，则是第一部分在先，第五、六部分在后。从内容上分析，第一部分与五、六部分应该属于同一性质的板块。

这是因为，《壮游》的第一部分“先叙少年之游”[3]1736，与“壮”关系不大。第五部分仇兆鳌称为：“此叙奔赴凤翔，及扈从还京事。”[3]1743第六部分为：“此叙贬官以后，久客巴蜀之故。”[3]1748这个“奔赴凤翔”及“久客巴蜀”，与第二、三、四部分中的“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之“壮游”性质不同，并且也称不上“壮游”，更多的是诗人在写作时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由于这三个部分组成的板块处于《壮游》“前文本形态”的最先位置，我们姑且称其为《壮游》文本的“第一板块”；这样，与“壮游”关系最为密切的第二、三、四部分，就自然成了《壮游》文本的“第二板块”⑤。

问题是，诗人在当时联想到时局的艰难之后，为何在“壮游”题目之下，安排了第一、五、六这三部分呢?为何与“壮游”联系起来?又为何直接将题目定为“壮游”呢?第三个问题，我们放在后文分析，现在先回答前两个问题。

结合上文的分析，在“前文本形态”下，第五、六部分主要属于杜甫构思阶段的感想和联想，第一部分“少年之游”是在诗人构思现场“跳跃”进头脑中的“英俊翔”的“副产品”，都属于“壮游”之前的心理活动；由此开启对“壮游”的想象后，才进入诗人对“壮游”文本的构思阶段。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侧伫英俊翔”，是《壮游》第一板块(第一、五、六部分)的中心句，其所谈“往者十四五”“河朔风尘起”与“小臣议论绝”，皆与此句具有形式或内容上的逻辑联系。

从文本内容的联系看，第六部分的“群凶逆未定”，与第五部分的“河朔风尘起”，关乎第四部分的最后一句“引古惜兴亡”。也就是说，杜甫构思诗歌阶段，可以由眼前的战乱想到“兴亡”，再想到自己在长安时的事情，这就是杜甫所说的“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洛阳、齐赵地近长安，故诗人的思维由长安自然会想到“放荡齐赵间”与“中岁贡旧乡”。而诗人回到故乡的交通工具“归帆”，又自然与吴越之游及“浮海航”联系起来。

这样，作为“壮游”主体的第二、三、四部分就产生了，同时第四部分最后的“引古惜兴亡”就成为这一板块的中心句。而相对于这个“壮游”主体部分而言，第一板块中的第一部分，就成了一篇近似于“序曲”性质的文本；第五、六部分则成了近似于“尾声”性质的文本。另外，第一板块的中心句“侧伫英俊翔”，与第二板块的中心句“引古惜兴亡”主旨相同；而这两个中心句，恰好成为连接《壮游》两大板块的思想纽带。

二、《壮游》第一板块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笔法

以上我们从“前文本形态”角度，对《壮游》的构思情况进行了推测。下面，我们尝试分析《壮游》文本第一板块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笔法问题。由于我们判断这三个部分都是诗人构思文本的出发点，所以必然更多具有诗人“当下”的主观叙述特征。例如，《壮游》第一部分称：

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3]1736

从文本内容上看，前四句“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是杜甫站在“当下”的追述之辞，其中有在“当下”的总结性“判断”(如“往者十四五”与“斯文崔魏徒”，属于事情发生之后的结论，具有“当代”特征)，也有对“过去”的回忆性“实录”(如“出游翰墨场”“以我似班扬”，属于当时的“实有之事”，如同史书撰写中的“史臣追书”[4]，也具有“追书”性质)。紧接着后文的“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与其将它视作杜甫的自夸之辞，毋宁视作“崔魏徒”之辈在“以我似班扬”中的具体评价内容；那么，这四句话就成了杜甫的“转述”之辞，也具有“追书”性质。最后，“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具有明显的自我评价性质，显然属于杜甫站在“写作现场”产生的总结之辞或断语。在此，诗人的“当下”之辞，与“往者”他人的“过去”之辞就有机融合在一起，但总体上该部分诗歌体现出来的诗人的“主观性判断”较浓，从而使得文本具有“现在”与“过去”时间的交织，同时，在叙事上具有了虚实结合的特点。

这一点，在第五、六部分中也显得比较突出。例如，在第六部分中，除了“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与“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是实写，其余皆属虚写。如“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以总结之辞描写杜甫在写作当时的生活状况；“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写杜甫当时的心理感受；“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并非诗人亲见之景，而是诗人借用想象中的景物自况，写的是杜甫的感慨不遇及其对人生出路的选择；“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是用联想中的历史人物比喻现实，展示的是诗人“当下”的心理状况。其中“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显然属于诗人在写作现场非常主观的结论。

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笔法，更加突出的是诗人本人在诗歌中的形象，突出了诗歌的“当代性”与“现实性”，使得诗歌表达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种“现实性”与“主观性”，与诗歌第一段开篇所言“往者”形成强烈的“时空对比”，使文本具有多维性和层次性。如果将第六部分与第一部分放在一起读，这种感觉会尤其明显。年老多病的诗人这种站在“现在”回忆过去的写法，造成了诗歌文本的时空错位感。这是全诗给读者带来的一种无处不在的阅读体验。

第五部分也是如此。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姑且将第五部分的文字移录于此：

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

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

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

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戎行。

翠华拥吴岳，虎啖豺狼。

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

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

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

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

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

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

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3]1743

在此，既然诗人最先想到的是“逆未定”“英俊翔”，那与之相关的是什么描写呢?我们看第五部分中的“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皆与“逆未定”有关；而“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戎行。翠华拥吴岳，虎啖豺狼”，皆与理想中的“英俊翔”有关。这两部分描写，又属于“追书”性质，是诗人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并且是一种事后的“追书”与总结之辞。

至于“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以下至“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也具有“追书”自己身处历史现场时表现的性质，但同时也包含着诗人写作时的“当下感受”。在此，“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线索交织在一起，作者“当下”的“万民疮”心情与“当时”的感受混合在一起，给我们以很强的时空错位感。例如，“备员窃补衮”，是诗人写作时的“当下”的心理，是“现在”；而“忧愤心飞扬”，则是“当时”的心情，是“过去”；“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是站在“当下”写“过去”，“上感”与“下悯”，皆是站在“当下”总结自己当时的心理行为；“九庙焚”“万民疮”则是发生在“过去”并延续至今的“现实”；“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是写诗人在“过去”的表现，“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则是以“当下”的口吻总结过去的事情；“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是诗人在“当下”以总结口吻歌功颂德，而“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写的则是“过去”的场景。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第五部分诗歌中，既有写作现场的“杜甫”，也有诗人心中过去的“杜甫”；既有杜甫写作现场时“当下感受”的原始记录，也有杜甫对以往事件中个人行为与心理“当时表现”的回忆性追记。“过去”与“当下”时间交织，“写作现场”与“过去场景”空间交错，使得第五部分这一独立文本具有了时空的“层次性”与“复杂性”。

三、《壮游》第二板块的主题与文本层次

下面我们来看与“壮游”关系最为密切的诗歌的第二板块(即第二、三、四部分)。上文说过，第二板块的中心句是第四部分的最后一句“引古惜兴亡”；而第一板块的中心句即第六部分的“侧伫英俊翔”，又与“引古惜兴亡”主旨相同。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壮游》的主体部分即第二板块主要描写的内容，应当与“引古惜兴亡”“侧伫英俊翔”有关。

《壮游》第二部分的“引古惜兴亡”主题更为明显：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

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

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

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

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

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3]1737-1738

在此，与“引古惜兴亡”有关的诗句有：“东下姑苏台”“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以及“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当然，其中，“王谢风流远”“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甚至包括勾践、秦始皇，还可以视作与第六部分提出的“英俊翔”有关。但总体上，这部分体现的是“古今兴亡”的主题，并且属于对当时风物的回忆性“记录”。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四句，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当时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但其被写下来显然是诗人晚年时的事情。值得怀疑的是，“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这种高度细节化的景物描写，似乎不是数十年后所能想象或回忆出来的诗句，应该是当时在吴地现场写下的文字。同样如此，“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则具有时间与地点上的矛盾性：“越女天下白”属于一种概括性语句，何时何地都能产生此类表述；但“鉴湖五月凉”与“剡溪蕴秀异”，则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产生的现场感受。尤其是其中的“欲罢不能忘”一句，具有强烈的“现场感”或“时代感”，更像是出自诗人当时的现场感叹。如果杜甫漫游吴越是二十至二十四岁之间的事情⑥，那么至其晚年五十五岁写《壮游》，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如何还会有“欲罢不能忘”这种具有高度“现场感”的表述?这种文辞，应该不是简单的“后世总结之辞”，而是对当时漫游中产生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笔者怀疑，第二部分中的这数句诗，有袭自杜甫壮年旧作而今已亡佚的诗歌之可能，即杜甫《壮游》的第二部分，有可能是在杜甫当年漫游吴越时撰写的旧诗基础上改写而成。结合“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分析，这数句诗歌很可能出自诗人早年的手笔。所以，王嗣奭曾称：“观其吴越齐赵之游，壮岁诗文，遗逸多矣，岂晚岁诗律转细，自弃前鱼耶。”[3]1747笔者怀疑，杜甫壮岁漫游时的诗文，或许颇多“遗逸”，但也有部分诗作，可能被杜甫在晚年撰写此类回忆性诗篇时改造并取代。如果确实如此，我们会发现第二部分的诗歌中，已经具有杜甫晚年所作文本与杜甫早年所作、晚年修改并替代文本两种形式。但纵观全诗，共二十句，只有“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四句属于较为纯粹的景物描写，其他皆属后来能够回忆或想象出来的文字。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如果本段诗歌有杜甫将旧作与新诗改写、糅合的可能，新诗比例多，而旧作多被废弃了。

第二部分中的最后四句，与开始的四句“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具有明显的后来总结成分。尤其是“到今有遗恨”，其体现出来的“当代性”更强。这就使得前后各四句，显现出与自“王谢风流远”至“除道哂要章”十句不同的文本层次与特征；其叙事笔法也就具有了“追书过去”与“总结当下”的时空交错感。

第三部分的主题，明显与第六部分的中心句“侧伫英俊翔”有关：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

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

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

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3]1740

其中，诗人在少时被比作班固、扬雄，此时又自诩才不下“屈贾”(屈原、贾谊)、“曹刘”(曹植、刘桢)，又将“苏侯”(苏源明)比作葛强；其中又有“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之事，显然与诗人提出的“英俊翔”不无关系。

此诗“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是以“当下”认识评论当时的诗人自己，“气劘”“目短”“忤下”“独辞”“放荡”“清狂”，这一系列带有很强主观色彩的评论，显然也并非当初诗人的真实形象，而是晚年杜甫心中的“青年杜甫”形象，带有一定的自嘲口吻。“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一系列动作性词汇如“春歌”“冬猎”“呼鹰”“逐兽”“射飞”“纵鞚”“引臂”“落鹙鸧”，以及相对的景物如“丛台”“青丘” “皂枥林”“云雪冈”等，多属缺乏细节的概括性描述，都是不必在齐赵现场就可以想象或回忆出来的，并且没有纯粹的细节景物描写，故这段文字出于杜甫晚年手笔无疑。

第四部分，写诗人身居长安，直接参与“引古惜兴亡”之时：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

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

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

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

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

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

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

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

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

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3]1741

这一部分与第二、三部分最大的不同，是将前面两部分中的“景点壮游”改为在社会中的“心灵壮游”，更多的是诗人亲身经历的事情与感慨：“许与必词伯”，写与岑参、郑虔等文人交往；“赏游实贤王”，写与汝南王李琎交往；“曳裾置醴地”，写诗人奔走于上层社会的酒宴间；“奏赋入明光”写杜甫奏《三大礼赋》；“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写杜甫在朝堂所见；“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写诗人政治上的不得意；“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写诗人在杜曲与乡亲的交往，以及对岁月飞逝而一事无成的感慨；“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写诗人所见昔日豪族家庭命运的剧烈变化；“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写“明皇侈心自恣”⑦；最后两句“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既是对上文水到渠成的总结，也是后面两部分写战乱的引子。

该诗题名《壮游》，但此处写的却是诗人在社会中的“心灵壮游”，其中有朋友乡亲之间的温情，也有政治的残酷无情，而由所见、所闻自然引出的对国运的担忧，使得全诗之“壮游”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先是十四五岁不更世事、“俗物多茫茫”的年少轻狂，接着是吴越、齐赵的“身体旅行”，接着是长安混迹社会的“精神旅行”，最后是诗人晚年的“引古惜兴亡”及其对“侧伫英俊翔”的期盼。诗题中的“壮游”，并非单纯指景物之“壮”，也不是诗人的年岁之“壮”，而是最后升华的“心灵”“思想”“精神”之“壮”。这种“壮游”，才是足以震撼人心并值得书写、记录下来的文字。从这里说，杜甫《壮游》一诗的题名拟定，应该是写作完成之后的事情。

我们这样解释“壮”的含义，更有助于理解全诗的内涵。黄鹤曰：“上章，‘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故拈《昔游》为题。此章，‘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当拈《往游》为题。若作壮年之游，何以首尾兼及老少事耶?壮字疑误。”[3]1736如果从我们对“壮”的解释去理解，黄鹤的疑惑就不成为问题了。其中黄鹤所言“壮年之游”中亦“兼及老少事”，说明与“游”并列的“壮”，也应该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这个含义，就不应单纯从字面去分析，而需要从全诗高度予以理解。在此，再补充两点：第一，《壮游》全诗都具有“过去”与“当下”的时间交织之感，是以“当下的感受”叙写“过去的事实”。客观上分析，《壮游》第二板块中的所有叙述，实际上都具有“总结性”“主观性”的特征，包含着诗人对“当下”的期盼和反思，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时空。第二，第一板块的主旨句是“侧伫英俊翔”，第二板块的主旨句是“引古惜兴亡”。但是在第二板块中所引的“古”其实就是“英俊”，第一板块中所提到的“英俊”都是在“惜兴亡”。这两个主旨时时呼应，使得两大板块在结构和内容上的联系丝丝入扣。这是造成“壮游”足以统领全诗，同时使得“壮”这个词语具有更加丰富内涵的文本基础⑧。

四、《壮游》叙事风格与《史记》之关系

刘熙载称赞杜诗有司马迁《史记》“节次波澜，离合断续”及“苍莽雄直之气”的特点，结合《壮游》诗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有其道理的。抛开我们假设的《壮游》“前文本形态”暂且不说，就以目前所见全诗结构而言，杜甫以“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作引子，首先介绍了自己“脱落小时辈，结交皆老苍”的社会交往。然而紧接着，诗人并未沿着“翰墨场”这一线索写下去，而是转而描写自己“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的吴越之游，以及“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齐赵之游。这是一种与“翰墨场”的喧嚣生活完全不同的心灵旅程，给诗人与读者带来的都是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在第四部分，诗人又以“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描写自己在长安“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的文人与政治生活，以及“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的残酷现实，这又回到了与第一部分“翰墨场”相同的生活状态。在此，诗歌“节次波澜，离合断续”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写法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叙事手法非常相似。例如，《壮游》中诗人本人从“以我似班扬”到“忤下考功第”“脱身无所爱”，再到“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君臣从“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到“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再到“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国家从“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到“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再到“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诸如此类的个人、群体、国家命运的巨大变化，与《史记》描写的窦婴、灌夫从高朋满座到门可罗雀，再到“迁怒及人，命亦不延”[5]3453的人生变化，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至于刘熙载所言杜诗似《史记》“苍莽雄直之气”，我们拟以《壮游》描写吴越之游时对历史人物的凭吊与哀叹为例，尝试分析。

“阖闾丘墓荒”“每趋吴太伯”“蒸鱼闻匕首”“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这些在《史记》中俯拾皆是的历史人物与故事，与《壮游》的思想和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与《史记》叙事完全一致的“苍莽雄直之气”。“蒸鱼闻匕首”，叙公子光以专诸刺杀吴王僚事，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事见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5]3056-3057

《史记》叙专诸刺王僚事非常惊心动魄，而此处“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与《史记索隐》“专诸进炙，定吴篡位”[5]3079塑造的专诸英雄形象，在《壮游》中则以“蒸鱼闻匕首”高度浓缩，确有刘熙载所言“雄直”之气：雄壮之历史场景中，蕴含着英雄人物的壮烈刚直形象，形成了特殊的文学风格。

《壮游》诗中的“东下姑苏台”“阖闾丘墓荒”“嵯峨阊门北”，皆与吴王阖闾有关。《杜诗详注》称：“《越绝书》：阖闾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3]1738，[5]1773此乃《史记集解》之辞。又：“《越绝书》：阖闾冢在吴县阊门外，葬以盘郢鱼肠之剑。葬三日，白虎踞其上，号曰虎丘。”“《吴越春秋》：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复名破楚门。”[3]1738阖闾破楚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5]1766阖闾死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槜李。……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史记集解》引《越绝书》曰：“阖庐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澒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员之口三千，盘郢、鱼肠之剑在焉。卒十余万人治之，取土临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号曰虎丘。”[5]1773-1774结合“枕戈忆勾践”，可知此诗历史背景其实是叙吴越争霸事。《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吴王阖闾、夫差与勾践之间胜负恩怨的描写，可谓曲折离奇，荡气回肠。而杜甫将此历史事实高度概括，写入诗中，无疑增强了诗歌的历史厚重感与英雄情结，不凡之“气”孕育其中。

从叙事手法上看，《壮游》先叙阖闾墓，再叙吴始祖太伯让贤事，最后叙阖闾自立事。这种未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展开叙述，而是在叙事上形成时间错落的手法，确实有“离合断续”之效果。

再看刘熙载所说的“苍莽”之气。从《壮游》文字分析，刘熙载所说的“苍莽”，大致有将历史事件置于辽阔的地理背景，从而为英雄人物的壮烈勇敢营造特殊气氛的作用。

《壮游》写安禄山起兵部分，“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与《史记》中《项羽本纪》等篇目中描写的战争场面何其相似。而“河朔”“岷山”这两个词语，本身就容易给人们以绵延万里、幅员辽阔、地势险峻、神秘莫测的联想。《宋史·地理志》记载：“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平夷无险阻。”[6]由此可知河朔地区的广袤无垠。

岷山是长江的源头，故《荀子·子道》云：“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7]这就是说岷山有生物起源、民族发源甚至王朝龙兴的文化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会在《汉书》中看到刘向曾将西汉灭亡与岷山的自然灾害联系起来：“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其后三世亡嗣，王莽篡位。”[8]刘向这段说法，尤其增加了岷山的神圣、神秘和高深莫测。由于此事又见《汉书·成帝纪》《汉书·楚元王传》等记载，知“岷山崩”曾入史家记录，流传颇广。反映在《壮游》诗中，在广阔无垠的河朔“风尘起”之时，唐明皇“行幸长”，避地汉家龙兴、后来又曾为西汉王朝灭亡发出预兆的岷山，这种文化信息，无疑能够给人以丰富的政治与文化想象。

另外，“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中的“两宫”与“万里”，“崆峒”与“少海”，“杀气黑”与“旌旗黄”等，两两对比，给人以特殊的苍凉与凝重之感，“苍莽”之气喷薄而出。此类比较手法，多见《史记》记载，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破秦兵事：“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5]393在此，“莫敢纵兵”与“一以当十”，“从壁上观”与“呼声动天”，两两比较，诸侯军的怯懦与楚军的勇敢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而“无不人人惴恐”这一总结之辞，尤其使文字中透出一股凌厉、凝重之气。若将《壮游》中的“杀气黑”与“旌旗黄”植入《史记》此处，也是非常契合的。

以上这种“苍莽雄直之气”，给《壮游》带来了与《史记》相同或相近的历史画面感与文字震撼力，在杜甫与司马迁之间建构起了艺术上的精神桥梁。近千载而下，犹可见司马迁“史笔”在杜诗中的重现，从而强化了杜诗的“诗史”特征。刘熙载在《艺概》中称赞杜诗在叙事上学《史记》，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阅读、研究杜诗，当然不必事事将他的诗歌向“诗史”“忧国忧民”“沉郁顿挫”上靠，但从《壮游》一诗的分析看，杜甫晚年撰写的《壮游》，的确具有非常明显的由个人到家国、由自然到社会、由生活到心灵或精神的升华意义，蕴含着诗人大半生的人生思考与智慧。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将杜甫视作“圣人”，但将杜甫简单等同于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显然也不符合杜诗的实际成就及其在唐诗中的文学地位。

从文本研究的学术意义看，《壮游》文本的“前文本形态”对当下的文本研究具有四点学术启示：

第一，我们目前所说的文本研究，都是针对文本形成之后的“定本形态”而言，甚至是针对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的“流变形态”而言，并非文本最初形成时的“原貌”，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必然需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不能过于简单化。

第二，古代文本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本，已经很难还原其文本原貌，因此此类研究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还原”与阐释，至于与“文本原貌”“定本形态”相关的“书写”，也只能是一种相对接近的推测，很难成为“定论”。

第三，“书写”与“文本”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书写”是“文本”形成的工具与手段，离开了“书写”，“文本”无法形成；“文本”是“书写”的形式与结果，没有“文本”，“书写”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文本”与“书写”既有差异性，也有共同性。例如：“文本”有“流动性”与“不稳定性”，“书写”同样如此。“书写”在文本形成之时，主要是书写者本人或佣书者的劳动；但在文本流变过程中，后来的阅读者、阐释者、传播者的“书写”行为也会不同程度反映在文本中。所以，“文本”与“书写”是如影随形、不可分离的。

第四，“文本”与“书写”之前的“前文本形态”同样重要。“文本”的流动性与复杂性，必然给“书写”研究带来很多困难；“书写”的时效性与过程性特点，也决定了“文本”研究具有多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书写”之前，也就是“文本”形成之前的“文本思维”问题。这个“前文本形态”，纯粹属于人类的思想活动，与“书写”无关，但却与“文本”有关，并且是“书写”开始与“文本”形成的关键环节。借助目前的“文本形态”，通过当时“书写”过程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大致可以对这个“前文本形态”予以尝试分析，为研究“书写”或“文本”提供另一种思考。

当然，无论是“文本”还是“书写”，都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角度、一种切入点，都可以为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开放的胸襟、宽广的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学术气度，真正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学术研究上不落后于时代，不落后于世界。

进一步看，我们目前所见的中国古代诗词文本，最初作者的构思与最终写定的文本之间，还是有区别与距离的。最初作者如何构思，今天可能很难考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做尝试性探索。这种探索，未必一定符合作者原意，但可以为我们的文本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一种可能。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与复杂性，正是我们需要深入讨论的地方，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按：黄鹤称《壮游》诗曰：“当是大历元年秋作。”参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册，第1736页。

②按：关于杜甫《壮游》的构思，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身边人与事的触发。有没有可能身在夔州的杜甫首先想到的是《壮游》一诗的中间部分(即吴越、齐赵之游)，然后才进一步联想到此时及之前的事情?我们认为恐非如此，因为那样就会造成《壮游》构思逻辑上的缺陷。另外，即使《壮游》最初的构思，真的始于中间部分，也不影响我们对《壮游》文本板块的划分与分析，详说见后文。

③当然，即使我们假设的杜甫的这一“构思过程”不存在，也不影响我们从后至前按照倒序阅读《壮游》一诗。

④按：赵次公称：“郁郁，不得志之貌。”萧涤非等注：“困低昂，谓不能奋飞也。”蔡梦弼以为“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二句也有“喻君子见黜而不用”之意，参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册，第4102页。

⑤这就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本文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即杜甫构思《壮游》，即使始于第二、三、四部分的吴越、齐赵之游，也不影响对此诗的板块划分：一、五、六为同一板块，二、三、四为同一板块；不过第一、二板块的顺序与本文有所不同而已。

⑥参见陶道恕：《少陵一生的自我艺术写照——杜甫〈壮游〉试论》，《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1期，第3-7页。

⑦按：此处之解释，参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册，第1742页。

⑧这两点由刘浏青清博士提醒补充，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