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以来，人们对杜甫夔州诗的评价就有争论。最初肯定夔州诗的是大诗人黄庭坚。他在《大雅堂记》《刻杜子美巴蜀诗序》等文中，高度评价夔州诗。如说：“欲尽刻（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又《与王观复书》（其一）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同上卷十九）
南宋大哲学家、诗人朱熹却颇持异议，说：“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川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按少陵乾元二年（七五九年）弃官入蜀，四十八岁，不为少。朱熹这里所论，对杜晚年诗似无贬抑之意。
但又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摹，不可学。”（《诗人玉屑》卷十四引）又说：“人多说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年？）前有一节诗好。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如矮人看场耳。”（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六引）
陈善《扪虱新语》曰：“谢玄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观子美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如弹丸矣。”
明胡应麟说：“凡诗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故惟中岁工力并到，如老杜之入蜀，篇篇合作，语语当行，初学当法也。夔峡以后，过于奔放。视其中年，精华雄杰，如出二手。盖或视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随事迁，或力因年减，虽大家不免。世反以是为工者，非余所敢知也。”（同上书引）
清黄生《杜诗说》曰：“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有神助’矣。夔州以前，夔州以后，二种并具，乃山谷、晦翁，偏有所主，不知果以何者拟杜之心神也？”
清赵翼《瓯北诗话》说：“黄山谷谓，少陵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此盖因集中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一语，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久。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朱子尝云：‘鲁直只一时有所见，创为此论。今人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观场耳。’斯实杜诗定评也。”
上面略引从宋到清诗人、学者对杜夔州以后诗的评价文字。黄庭坚的理由是明白的：杜夔州后诗，“理得而辞顺”，无好奇的毛病。朱熹的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初说“旷逸不可当”，似乎不必是贬词。但又说“自出规模，不可学”。“自出规模”为什么就“不可学”呢？“自出规模”和“不随人后”在古代诗文评论中，意义近似，习惯上都用为褒义语。既然是不坏的作品，为什么“不可学”？如果说夔州诗不落寻常蹊径，初学难于入门，所以不宜学，倒不失为一种理由。但他又说夔州诗“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这里意思倒是明确的。“郑重”一词，当是“频烦”的意思（见《汉书·王莽传》注），或宋时还有这种话。如果我这样解释不错，那末，朱熹的话当是指杜甫夔州以后的五古如《八哀诗》及五言长律。四十韵乃至一百韵的长律，那倒确是初学者不可学的（关于杜五言长律的评价，下文有论）。
胡应麟批评杜夔峡以后诗的疵病是“过于奔放”，看他用来与夔峡诗相形的中年（秦州到成都以后）诗是“精华雄杰”，可以推知胡元瑞的意见，是说夔州诗草率平庸。果真这样吗？“精华”是说精深华妙？难道《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还够不上精深华妙？难道《古柏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还够不上意态雄杰吗？《明史·文苑传》称应麟著《诗薮》，大抵奉王世贞《艺苑卮言》为律令。以世贞为诗家集成大者，有如孔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这种傍后七子门户的人的偏见是不足重视的。
赵翼的意见也贬低杜夔州诗。总的评语是说夔州诗“意兴衰飒，笔迹枯率”，是旧日（杜诗）“豪迈沉雄”的反面。按赵翼所指责的“衰飒”或略如现代所说的“消极”，那么赵氏所崇仰的《秋兴八首》中如“听猿实下三声泪”“百年世事不胜悲”“白头吟望苦低垂”，何尝不可目为衰飒？同样，《咏怀古迹五首》中如“庾信生平最萧瑟”、“摇落深知宋玉悲”、“志决身歼军务劳”和“蜀主窥吴幸三峡”全首，都难逃“衰飒”的非难，同时亦可以认为“枯率”；何以又不害为“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呢？除《秋兴》《咏怀古迹》以外，夔州诗能断言尽是“衰飒”“枯率”之笔吗？即以近体而论，《诸将五首》，历来诗家均推为杰作。现以第二首“韩公本意筑三城”为例，录诸家评语。起四句，方东树评：大往大来，一开一合，所谓“来得勇猛”（按四字是归有光评《史记》文语）、“乾坤摆雷硠”也。次联，杨伦评：“对法不测，有龙跳虎卧之观。”方东树说：五句宕接，六句绕回，笔势宏放。邵氏评：通首一气转抟。其他几首，我看也无懈可击。而赵翼不取，为什么？瓯北评论的偏颇，是难服人心的。
黄白山的《杜诗说》，《四库总目提要》评价不高，我认为不大公允。应该承认，清初诸家论杜诗艺术性的，白山高过吴瞻泰，是颇具只眼的杜诗评论家。但在上引的他论杜夔州诗的话里，却嫌未中肯綮。黄山谷、朱晦庵的评论都着眼于杜公中、晚期诗的比较。胡元瑞所论虽扬抑不当，却提出一个理论问题，他是想建立一条规律：任何诗人的创作，早年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惟中岁工力并到，神情俱茂。这话可以研究。无论如何他所持一个诗人随着时事推移，阅历甘苦，诗风必会随之而变的这个观点是不错的。黄白山从诗艺着眼，抛开诗人阅历不管，是悖理的。反而不及胡元瑞。
黄白山和赵瓯北论点相去颇远，但同有一缺点，就是都违背“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瓯北《论诗绝句》有“自身也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的议论，好像是能“知人”；但在论杜夔州诗的言论中，却又责备夔州诗的“衰飒”，这是违背“论世”原则的。自来人随世变，世有盛衰，所以诗示苦乐。杜公身历三朝，“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他的夔州诗，正是“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除非诗不是“心声”，就不能要求盛世的诗人不欢笑，也难使衰世的诗人不忧愁幽思。黄白山丢开诗人的身世不管，赵瓯北只许诗人兴高采烈，不许唉声叹气，这能行吗？他和黄白山所犯的理论错误实质是同类的，就是违反了诗随人异、人随世变的道理。
我个人的意见是：“杜甫夔州时期诗，宋人评价极高，现代似偏低，这是应该专门讨论的问题。夔州诗是不能贬低的。第一是量多；第二，带总结性的组诗值得注意。如《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至今；第三，诗境广阔深邃，为前此所无；第四，创五言长律大篇，多至一百韵，内容写实，词气精拔纵横。”这四点浅见，是我在拙文《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后的“附记”摘要（见《杜诗杂说》，66页，一九八一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现在略作补充说明。
（一）夔州诗篇章的数量，占杜甫各创作时期的第一。现在据浦起龙《少陵诗目谱》把杜诗各期篇数统计比较如下表：
上表如果以云安期附属于夔州，那么夔州时期共有诗四百七十二首。时间实际不足三年。比长安时期，时间少六年，诗篇却多两倍有余。比成都时期，时间少二分之一，诗篇反多五十首。
在这个统计比较表上能看出什么问题呢？
杜甫一生，活了五十九岁。玄宗时代占四十五年，肃宗时代占五年，代宗时代占九年。代宗即位以后，从宝应至永泰这四年，正是杜甫由成都到夔州的时期，中国大乱，外族侵暴，民不聊生。这里略举祸乱，如宝应元年（七六二年），玄、肃宗相继死。奴刺、党项入侵。宦官李辅国杀（肃宗）张皇后及越王李系。河东军叛，杀节度使邓景山。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台州人袁晁起义。回纥兵助讨史朝义，入东京大掠。解李辅国兵权，却以宦官程元振代之。宝应二年改元广德（七六三年），史朝义兵败自缢死，安史之乱结束。原附安史的河北诸将，先后降唐，尽据河南、北二十四州，皆为节度使。吐蕃攻入长安大焚掠。代宗出奔陕州。吐蕃攻陷剑南的松、维、保三州。广德二年（七六四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入寇。长安戒严。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入侵。剑南西山都兵马使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邛、泸、剑三州起兵讨旰，蜀中大乱。
时局越乱，君相越庸，越与诗人的理想背道而驰，诗人的痛苦就越深，其所激发的忠悃也越深，愤怒越盛，诗思也就喷薄而出，不可遏止。司马子长评文章，以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又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似乎可以移评杜诗。总起来说，唐政局的危殆，杜甫自许有扶危的本领，又有亲阅三朝由盛到衰的经历，加上他狂热严肃的性格，穷迫困顿的生活，在晚年汇集爆炸，表现出来，就是夔州诗。这几项中，经历和性格是主要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十七：“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静安先生的话，后半是错误的。不深入世界，绝不能表现世间，不能深入表现世间，也就拯救不了世间。而无拯世抱负的诗人，绝非伟大诗人。静安先生论后主词，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人间词话》十八）。不无溢美。后主断无此境界，古今大诗人可以当此语者唯有屈原和杜甫。亦惟有王静安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现在且论屈、杜。屈、杜的志、行、辞，可以说是：并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或说：其志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裂金石！现在可略举其辞：
“既替予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芷。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替，废弃。，佩。申，重。揽，结。）前二句是说：我既因为佩蕙而被弃，却又重新带上香芷。表示“守死善道”（屈原《离骚》）。“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下悯百鸟在罗网，黄雀虽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杜甫《朱凤行》）虽说狂热严肃，执德不回是屈、杜两大诗人的共同性格，但毕竟杜甫自有其由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形成的个性，不同于屈原。杜甫的斗争性更多一些，平民的傲慢粗疏显得突出。对手看不顺眼的现象，时时禁不住破口大骂。如说：“关中小儿乱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如说：“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如说：“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人民）杼柚茅茨空！”（《岁晏行》）夔州诗之所以可贵，就在其充分表现了诗人的个性，或“自己的声音”。
现在再辨明与夔州诗有关的三个问题：
（1）“诗史”是什么意义？（2）夔州的“总结”是不是无可奈何地追怀昔日的荣华？（3）夔州诗是不是小地主声音？第一个问题是杨慎提出来的。《升庵诗话》卷十一“诗史”条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下文说，诗与史各有其“体”。诗贵“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按“诗史”一词，见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曰：“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升庵归狱宋人，偶失检。至于“诗史”之义，不过是说善于反映、讽刺时事。考《诗·大序》明说“下以风（讽）刺上”。“谲谏”不过是表现法的一种，不能说诗都应该这样。看《小雅·巷伯》：要“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拿来与《书·汤誓》“时（此）日（代夏桀）曷（何时）丧（亡）？予及女（汝）偕亡”比较，诗与史并无不同。司马迁说《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时事。”足见我国诗歌有此传统，故史家不以为怪。亦不是说定要纪述时事，只要论断时事，虽抒情诗亦可称史。杜诗直陈时事，足见诗人的性情（个性）。“主性情”理应与托讽刺不相违背，含蓄蕴藉之外，大有诗在。升庵所见，病在不广。放翁亦不喜“诗史”的称号（《读杜诗》），亦误解。
（二）夔州诗多回忆的内容，比如常常提到自己曾做“郎官”的事，如：“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夔府书怀四十韵》）又如：“欲陈济世策，已老尚书郎。”（《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是否怀恋荣华？陆务观《秋兴》之二说：“功名不垂世，富贵但堪伤。底事杜陵老，时时矜‘省郎’？”似尚不解此翁的心情。《晚登瀼上堂》诗说：“四序婴我怀，群盗久相踵。黎民困逆节，天子渴垂拱。……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无事可做叫冗）。凄其望吕、葛（吕尚俗称姜太公。葛，诸葛亮），不复梦周、孔（周公、孔子）！……”因为志在尊主隆民，所以丢掉郎官也觉可惜。省郎省郎，“富贵”云乎哉！
（三）郭沫若同志曾说，杜甫在夔州当了小地主，所以写不出好诗来（《李白与杜甫》）。我曾据宋人文献做了点考证，结论是杜甫在夔买了十一亩田，连一个柑园，家中却有十口人，生活非常拮据（详《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照唐代的功令，杜甫一家人占有的田数，才及一个农民占田（一顷）的十分之一。论实际生活水平，口粮尚须借贷。听他说：“荒戍之城石色古，东郭老人（诗人自说）住青丘。飞书白帝营斗粟，琴瑟几杖柴门幽。”（《锦树行》）诗下半尽是冷嘲热骂，显然是悲愤交集的。如果我们仿照韩愈、白居易的说法，说是人间天上都要好诗，所以天使杜甫这样痛苦。他们的话可以看作杜甫夔州诗好（当然不只夔州诗）的生活上的说明。
上面谈了夔州诗篇章多，好诗也多，回忆诗（总结经验）的意义，“诗史”的意义等。我想再说几句关于夔州诗境广阔深邃的话。说广阔，是说杜甫居夔以后，对各体诗都有创新，效果有好有坏。五古如《八哀诗》，就有意以文为诗，像史家传赞，除汝阳王一首外，几全是为人平反昭雪。笔墨苍老横放，殊少姿媚。所以许多人不喜欢它。五律有时有意作粗率语，如《九日诸人集于林》三四句：“老夫难早出，贤客幸知归。”又有变对句，如《月三首》之二的“羁凄愁里见，二十四回明”。及当句对，兼十字句，几于不觉得是律对。又《子规》五六句：“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栖。”《杜臆》以为十字句。七律连章，组织严密，每首起结钩带，有整齐回环之美。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五首咏五方，罗膺中先生说）等。七绝连章，如《解闷十二首》《承闻河北诸节度使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入口生、拙、重，绝去熟腐的毛病，大启宋人涂轨。就诗艺论，除才、识、学之外，可说是“身大不及胆”。用庄子的话，叫作“猖狂而蹈乎大方”。
关于夔州诗的幽邃之境。如《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的“晨钟云外湿”，早经叶燮拈出（请看《原诗》，此不赘）。他如《移居夔州作》的“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热三首》的“故国愁眉外”，《月》的“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的“江城愁日落，山鬼闭门中”（参《移居公安山馆》的“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的“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云”。夔州诗中这种句子不少，这里不过随手举例，要解释、翻译它颇不容易。如东坡曾激赏“残夜水明楼”，人都知道确是好诗，但要说清它为什么好，似乎颇难。又不但近体有，古体也有，如《缚鸡行》的“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听杨氏歌》的“勿云听者疲，智愚心尽死”，都是现境，不依靠华词俊语，却引人离去浮华，直与“诗”会。也不纯是写幽深或平淡的情景，尽有写变怪之境的，这倒是杜诗的读者习见的了，如《君不见简苏徯》的结语：“深山穷谷不可处：霹雳魍魉兼狂风！”试把这些诗对照入蜀以前诗读，就会觉得夔州诗由于诗人阅世愈深，诗作也愈深，诗作也愈由心灵深处涌出，而且愈向人展示他的心、眼、手的变动光明。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想略谈杜甫夔州时期的五言长律。极力推崇杜的长律，在唐代是元稹、白居易。元的论点因为在这方面抑李扬杜，大为后世疵议，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按遗山之论，亦不足以服人。元稹是说，唐代文人，承历世文体，各专一能，到了杜甫，各体兼善，所谓“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曹丕《典论·论文》亦说：“……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元稹不过说杜甫是通才。下文比较李、杜，才提出五言长律一体来，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李白不是不作长律。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七十四，录太白长律十一首；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七，录太白五言长律五首。沈氏说：“五言长律，陈、杜（审言）、沈、宋，简老为宗。燕、许、曲江，诣崇典硕。老杜出而推扩之。精力团聚，气象光昌，极人间之伟观。后有作者，莫能为役。”中国文学史上出现骈体文和格律诗，是因为汉字一字一音，音又分四声这个客观事实做根据而形成的，绝不是由于杜甫个人的偏爱。唐人多喜欢作五言长律（元结一派例外），即如韩愈，是极力反对骈体文的，诗却作长律，《县斋书怀》似乎可称五言长律杰作，因此不能偏怪杜甫作俑。即使世无杜甫，亦必定有人作长律，长律早已是六朝文学的潜在性了。有人说，杜甫是继承祖父的诗艺的。审言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五言长律四十韵，杜甫为长律乃是继承家学。这不过是偶然的因素，汉语四声才是产生律诗的必然因素。唐诗人之大作五言长律，正如今天的诗人不作五言长律，都是合理的。一般说，总是社会风尚驱使人，杜甫不过具备了推助风气的条件，所以由他出场。夔州诗中，五言长律共三十七首，篇数不少。现在略说《夔府书怀四十韵》，借以略陈鄙见。
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
扈圣崆峒日，端居滟滪时。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
遂阻云台宿，常怀《湛露》诗。翠华森远矣，白首飒凄其。
拙被林泉滞，生逢酒、赋欺。文园终寂寞，汉阁自磷缁。
病隔君臣议，惭纡德泽私。扬镳惊主辱，拔剑拨年衰。（第一大段）
这首诗，仇、浦注解都不得要领，不得不为新说。上面所引的是第一大段，用三朝事总起。前八句，第一小节。“昔罢”二句，玄宗朝。玄宗拨乱反正，致太平三十年，并且于少陵有知遇之恩，所以首先提起。但唐室祸乱，亦自玄宗开端，劈头大书“蓟北师”，乃是《春秋》笔法。“不才”三句，肃宗朝。说脱贼赴凤翔拜拾遗事，却只一句截住。“端居”三句，代宗朝。“萍流”二句，隐带广德元年（七六三年）召授京兆功曹参军事。以上总提三朝。“遂阻”以下，分疏。“遂阻”八句，概述玄、肃两朝的己身经历，是昔；末四句以感激语结束第一大段，其中“遂阻”二句与“翠华”二句，双带玄、肃宗（他们在宝应元年先后死去）。“拙被”四句，说己被朝廷疏斥的原因，引过自责，用《春秋》“为尊者讳”例（仇解酒赋、磷缁均误，见《杜诗杂说》解）。“病隔”四句，是今。“主辱”指吐蕃入长安，代宗奔陕，二句劲结。
社稷经纶地，风云际会期。血流纷在眼，涕洒乱交颐。
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贼壕连白翟（朱注，指鄜、延二州），战瓦落丹墀。
先帝（指肃宗）严灵寝，宗臣（仇以为指郭子仪）切受遗。恒山犹突骑，辽海竟张旗。
田父嗟胶漆（所以为弓），行人避蒺藜。总戎存大体，降将饰卑词。
楚贡何年绝，尧封旧俗疑。长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第二大段）
这一段由肃宗入代宗朝。先说肃宗遭乱及临终托郭子仪以收河东之事（《旧唐书·郭子仪传》）。诗意实指唐室信宦官鱼朝恩而忌子仪，故接“恒山”四句，是说河北兵连祸结。“总戎”二句，说河北降将不入朝，系副元帅仆固怀恩养以自重，遂成新的割据之局。《诸将五首》说：“总戎皆插侍中貂”，又说：“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与此参读，诗旨更明白。“长吁”句说朝廷信仆固怀恩，致使北方原本无事而翻为寇乱。“一望”句说不信郭子仪而吐蕃席卷西北。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铸农器，讲殿辟书帷。
庙算高难测，天忧实在兹。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
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
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
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
处处喧飞檄，家家急竞锥。
萧车（汉萧育以耆旧为太守）安不定，蜀使（司马相如）下何之？（第三大段）
这一段论代宗朝政事，长十二韵，是诗旨重点，即所谓“以诗当谏书”。第一小节中“不必”二句，用汉谷永书意，说仙不可求；二句一气读，参看《复舟二首》。代宗是既信佛又信神仙的。“凶兵”二句，说“天下军储不自供”，民间诛求已尽，自救之道只在力求节俭。“答效莫支持”，说欲答国恩，苦无援助。“使者”八句是第二小节。说中使频出，无非催索赋税，何益于民！“孤城”指夔。“即事”四句是第三小节。说朝非无人，患在庙算不以贞观为元龟，可知“庙算高难测”一语实深致讥讽，好像《秦州杂诗二十首》的“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处处”四句是说地方官吏不得人，只知催科，不知爱民。《同元使君〈舂陵行〉》序说：“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萧车”二句，正是此意。“蜀使”句说西南夷地尽陷。
钓濑疏坟籍，耕岩进弈棋。地蒸余破扇，冬暖夏纤。
豺遘哀登粲，麟伤泣象尼。衣冠迷适越，藻绘忆游睢。
赏月延秋桂，倾阳逐露葵。大庭终反朴，京观且僵尸。
高枕虚眠昼，哀歌欲和谁？南宫载勋业，凡百慎交绥。（最后一段）
这一大段承第三段“形容真潦倒”来。参《伤春五首》的“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描述自己之老境落拓无聊，只有这几句才是正写自己。“大庭”六句，结。这几句是说，武定祸乱，是现时时局的需要，不能高谈太古，忘记了现实。末二句告诉将帅们：要想画象云台，慎勿拥兵观望，像古秦晋将士之虚相周旋，然作战危事，亦当极慎。
这首长诗，桐城派选的《唐宋诗举要》未入选，殆觉其义脉不清楚，其实内容繁富是有的，义脉是丝丝入彀的。浦起龙论杜长律说：“千言数百言长律，自杜而开。古今圣手无两。……元氏排比铺张，但可概长庆诸公巨篇，若杜排（律）之忽远忽近，虚之实之，逆来顺往，奇正出没，种种家法，未许寻行数墨者一猎藩篱也。”（《读杜心解·卷首》）这是有体会的话，但我觉得还是元氏的话简要。说是“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似乎并非虚誉。
上面简单说了对夔州诗的考察和体会。我认为夔州诗成就大，而且各体均有创新，表示伟大诗人的创造力非常活跃，即以毁誉都有的五言长律说，在中古文学史上也是放异彩的，而且那种复杂的穿插和笔墨的跳动，句法的多变，对仗的整齐，波澜的阔大，都大可为后人借鉴。况且夔州诗之开启两湖诗，正如秦州、成都诗之开启夔州诗，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